【摘要】網絡輿情群體極化現(xiàn)象是近年來互聯(lián)網上出現(xiàn)的一種新現(xiàn)象，它是輿論的一種極端形式。本文以“復旦黃山門”事件為例，從社會事件的刺激、公眾心理、文化背景等方面探究這種現(xiàn)象的形成原因。
　　【關鍵詞】網絡輿情 群體極化 “復旦黃山門”
　　
　　網絡輿情是社會的晴雨表，是公眾意見的反映。網絡群體極化現(xiàn)象是輿論的一種極端表現(xiàn)形式�！�2009年中國互聯(lián)網輿情分析報告》特別指出：整個社會需要重視網絡輿情中的“群體極化”現(xiàn)象。若不能對其進行良好的引導和控制，“群體極化”就有可能演化為“群體激化”，從而導致一些極端行為的發(fā)生，甚至影響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群體極化的形成是眾多現(xiàn)實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探究此現(xiàn)象的調控策略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一、事件概況
　　“群體極化”這一概念是由芝加哥法學院講座教授凱斯?桑斯坦提出的，他認為：“群體極化的概念極其簡單：團體成員一開始就有某種傾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xù)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雹�
　　這種現(xiàn)象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1）網絡暴力，即運用具有極端性、煽動性的言語對當事人實施群體壓力，甚至通過人肉搜索等方式從網絡延伸到現(xiàn)實生活之中，致使其人身權利受到傷害。（2）輿情操控，即一些利益團體利用社會情緒操控網絡輿情，制造群體極化以謀取利益。
　　“復旦黃山門”事件的發(fā)展過程為：2010年12月12日，24歲的安徽民警張寧海在黃山搜救18位登山隊員的途中，為給一位復旦女生讓路時不慎跌落懸崖，安徽電視臺記者“淡淡esse香”在微博上，對這支登山隊成員獲救后的冷漠表現(xiàn)進行描述，在網上引發(fā)了廣泛的關注。緊接著，網上出現(xiàn)“奪權帖”和“媒體控制帖”，激起了網民的憤怒。其后《成都商報》將事件中的“二姨夫”的“特殊身份”“曝出”，引起網友對上海和安徽兩地警方的正常救援行動產生質疑。后經證實，“二姨夫”只是一個普通上海市民。
　　二、群體極化現(xiàn)象的形成原因
　　群體極化現(xiàn)象的形成因不同的社會事件、公眾心理以及社會背景而有所差異。本文以“復旦黃山門”事件為例，概括此類事件群體極化的形成機制。
　　1、社會事件的刺激
　　群體極化現(xiàn)象的發(fā)生首先是受到外界信息的刺激�！斑@種刺激宏觀上可以是社會的變動；微觀的刺激主要是較大的突發(fā)事件，特別是與多數(shù)人持有的信念相矛盾或與他們的心理期待相契合的事件。這樣的外界信息一旦與公眾的價值觀念、物質利益、心理因素發(fā)生碰撞，便會激起種種議論或產生多種情緒性表現(xiàn)。”②
　　德國心理學家勒溫（Kurt Lewin）認為，人們的心理環(huán)境在一般情況下保持著平衡的狀態(tài)。一旦受到刺激，這種平衡就被破壞，個體由于某種需要而產生緊張，從而在心理引發(fā)一種張力。為了恢復平衡，個體就會在心理環(huán)境中尋求能滿足需要的目標，如果這種目標能滿足需要并消除緊張，就會有正向效應并吸引個體；如果這種目標不能滿足需要并消除緊張，就會引起個體的排斥。勒溫的這種觀點啟示我們，網絡輿論中許多情緒化言論都是網民面對突發(fā)事件刺激后產生緊張，引發(fā)心理張力而后釋放張力產生沖突，最后產生新平衡的過程。面對同一事件，在網絡輿論的形成過程中，心理場大致相似的網民會逐漸形成一個群體，并進而形成一種群體極化現(xiàn)象。其實這是一種由個體心理逐步匯聚形成群體心理的過程。
　　“復旦黃山門”事件發(fā)生后，當公眾對18名登山者的冷漠態(tài)度以及學生們爭權奪利、急于公關的行為有所了解時，他們會由于這些不合道德責任的舉動而產生某種心理張力，為了實現(xiàn)原先的平衡狀態(tài)，這些人會在網絡上釋放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觀點。因此，社會公共事件的突然發(fā)生是形成群體極化的直接誘因。
　　2、群體極化現(xiàn)象背后的社會心理
　　（1）“懲惡揚善”正義感的驅動。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社會階層多元化，利益訴求各異，社會信仰等精神內核不再統(tǒng)一，從而滋生了一些欺善壓窮，為富不仁、善無善報等有失道德事件的發(fā)生。在這種社會環(huán)境下，人們容易產生弘揚社會正義的訴求，有一種“懲惡揚善”的沖動。然而，由于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壓力和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人們往往不輕易在社會生活中表達正義感，以致正義感情緒因為得不到宣泄而不斷沉積下來。網絡為人們提供了實現(xiàn)社會正義平臺，網絡群體事件的討論更進一步喚醒網民們在生活中積壓的正義感。
　　“復旦黃山門”事件之所以引起社會的關注，主要是公眾被18位獲救者所表現(xiàn)的冷漠心、功利心、市儈氣、官僚氣所激怒。眾人在網絡平臺上拿起道德的武器，扮演著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角色。
　�。�2）“民主平等”主體意識的釋放。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公眾的民主意識被不斷喚醒，而網絡空間主導的輿論環(huán)境為公眾提供了民主討論，平等對話的平臺�，F(xiàn)實生活中種種不道德，不公平的現(xiàn)象加深了公眾的怨恨感、剝奪感和壓迫感，他們借助網絡的力量呼吁和維護自己的權利。
　　“復旦黃山門”后來衍生出的“二姨夫”事件，其實就是民眾對現(xiàn)實社會中民主平等權利質疑的映射。媒體道聽途說的一篇報道就能引起整個社會對這位“有影響”的“二姨夫”身份的猜測，以及對兩地警方的正常救援行動的質疑。具有主體意識的公眾認為公共資源不能因為權力的濫用而被浪費，受損失�，F(xiàn)實情況中個別地方政府對公共資源的壟斷、揮霍，以及公共行政的隨意行為，才是人們真正所譴責和詬病的。
　�。�3）“痛打落水狗”的集體狂歡。網民在網絡匿名性的掩護下，通常敢于在網絡上發(fā)表一些極端的言論。這些具有極端態(tài)度的網民會逐漸形成一個群體。在這個群體中，個體成員之間相互認可相互鼓勵，形成“回音壁”式的交流模式。任何反面信息都會被剔除，任何反對觀點都會被圍攻。在眾人帶有主觀色彩的“妖魔化”后，群體成員越來越沉迷于“痛打落水狗”式的集體狂歡中。
　　3、群體極化現(xiàn)象背后的社會文化
　�。�1）“重德”而“泛德”的道德觀念。在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道德主義”文化。儒家文化將道德標準上升為判斷任何事情的普遍標準。道德的重要性長期被置于法律之上，從而形成了一種“泛道德主義”，即用道德準則處理一切關系，以道德標準衡量一切價值。
　　在道德至上的文化背景下透視群體極化現(xiàn)象，我們可以找到這種現(xiàn)象產生的文化根源。中國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彌漫在社會的一切領域：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學的實用性是“文以載道”，治學講求“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人際交往重視“以德服人”。而道德的約束力在日常生活中則表現(xiàn)為輿論壓力，即所謂的“人言可畏”�！叭搜浴背３�會成為一種社會壓力，扮演著社會法庭的角色。
　　在“復旦黃山門事件”中，先是獲救大學生的集體失語，后是校園內不談哀悼談公關的冷漠心和功利心，這都挑戰(zhàn)了社會的道德底線，使得網絡上批評聲如潮。網民這種捍衛(wèi)道德觀，表現(xiàn)正義感的做法本無可厚非。然而，當有些人在道德外衣的掩護下惡語相向，戾氣十足地痛罵甚至詛咒那些獲救者時，他們的偏激憤怒便不在道德范圍內了。
　　（2）重財而輕義的價值取向。在受眾需求影響媒體生存的現(xiàn)實下，媒體通常會極力迎合受眾的價值觀，有意放大新聞價值中的刺激性因素。這種有意的放大漸漸異化為拋棄社會影響，醉心于追逐突破常態(tài)、吸引眼球的場景。麥庫姆將事物或人物在被定性過程中最具有說服力的那種屬性定義為“雄辯論據”。媒體為了吸引公眾眼球，十分善于凸顯事件中最具吸引力的那個聲音，那段文字，那幅畫面。當雄辯論據出現(xiàn)時，受眾就立刻結束了質疑的過程，完全被其說服，并進一步采取行動。
　　記者沒有經過任何核實而只引用了他人的說法，“曝光”“二姨夫”的身份，使報道在各網站瘋狂轉載，網友們動員一切力量要揭開這位“二姨夫”的真面目。當經過證實，“二姨夫”只是一個普通的上海市民時，眾人明白了這又是媒體上演的一場鬧劇。
　　個別媒體急功近利的浮躁態(tài)度，使其對事件的報道缺乏耐心。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公眾的眼球和上漲的盈利。在社會“引導者”和商業(yè)“經營者”的角色中，個別媒介選擇了后者，在迎合受眾需求而忙的不亦樂乎時，他們已經忘了自身的社會職責。
　　網絡輿情群體極化現(xiàn)象是近年來出現(xiàn)的一種不可忽視的現(xiàn)象,其形成和發(fā)展是多方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群體極化如果沒有得到有效疏導，就會導致一些極端行為的發(fā)生,甚至威脅到社會的正常秩序。因此，加強網絡輿情引導、抑制群體極化現(xiàn)象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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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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