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時候，經常性地公開法律草案，向公民征求意見。這是開門立法的具體舉措。但是，征集到的意見如何變成具體的法律規(guī)范，這同樣是一個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的問題。
　　前些年，人們對立法聽證會和決策聽證會充滿期待，認為立法聽證會就是決策的具體表現(xiàn)。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時，曾經召開過立法聽證會，而聽證的結果并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當時一些新聞媒體在報道個人所得稅法聽證會的時候，曾經按照“代表人數(shù)”的多少，對聽證會的意見進行歸納整理，并試圖得出所謂的“科學結論”。事實證明，這是在錯誤的概念引導下作出的錯誤推斷。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就是因為在現(xiàn)實生活中存在著沉默的大多數(shù)，公布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可以聽取不同階層的意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每一個階層或者群體的意見都能夠充分地表現(xiàn)出來。
　　澄清我國開門立法中存在的誤區(qū)，就是要提醒居民在討論個人所得稅法的時候，不要把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作為簡單的標簽，根據(jù)征求到的多數(shù)人意見作出判斷。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經過仔細的沉淀，反復辯論和論證的法律問題。從個人所得稅法的結構來看，似乎是一個調整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問題，或者說是一個調整個人所得稅率的問題，但由于它涉及到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在討論的時候不能盲目地追隨多數(shù)人的意見，也不能簡單地移植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而應該在價值取向明確的基礎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筆者看來，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必須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個人所得稅法的存廢問題。個人所得稅是一種調節(jié)稅，其目的是為了調節(jié)居民的收入。如果居民收入差距不大，那么，就沒有必要設置個人所得稅；正因為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所以，才有必要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方式，實現(xiàn)收入的再分配。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如果取消個人所得稅，那么，就無法通過稅收的方式調節(jié)居民的收入差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是實現(xiàn)“共同富�！钡谋匾�法律基礎，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調節(jié)收入分配體制必不可少的手段。
　　其次，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能否與工資水平掛鉤？在筆者看來，個人所得稅的修改既涉及到工資水平問題，同時也涉及居民的其他收入。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法之所以引起廣泛的爭議，就是因為個人所得稅法采用的是一種“分類征收”的辦法，在執(zhí)法環(huán)節(jié)強化對工資收入的稅收監(jiān)管，而忽視了對其他財產性收入或者偶然所得的監(jiān)管，從而導致個人所得稅法沒有很好起到調節(jié)居民收入的作用。所以，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不能只關注居民的工資收入，而不考慮居民其他財產性收入。只有把居民的所有收入統(tǒng)一納入到個人所得稅法調整范圍之內，并且設計科學的個人所得稅率，才能達到征收個人所得稅的預期目的。筆者認為，現(xiàn)行的個人所得稅法不利于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個人所得稅法應當鼓勵多勞多得，增加食利階層的稅收負擔，減輕勞動者的稅收負擔。
　　第三，個人所得稅法能否變成家庭所得稅法？中國是一個家庭觀念濃厚的國家。不少居民的家庭負擔越來越沉重，如果個人所得稅法是單純的“個人”所得稅法，而沒有考慮到居民的家庭負擔，那么，個人所得稅法就很難貫徹社會公平原則。對那些家庭負擔較重的居民來說，無論怎樣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也無論怎樣調整個人所得稅率，都無法幫助他們減輕固有的家庭負擔。只有把納稅人家庭成員的負擔考慮進去，把個人所得稅變成以家庭為單位征收的個人所得稅，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老齡化”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也才能真正發(fā)揮個人所得稅的調節(jié)作用。部分學者認為，如果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涉及到我國憲法的修改問題，因為我國憲法規(guī)定的納稅義務主體是公民個人。這種觀點實際上誤解了憲法的原則性規(guī)定。事實上，我國憲法規(guī)定公民有納稅的義務，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納稅主體早已不限于公民個人。
　�。ㄕ�自5月28日《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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