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極“左”極“純” 　　 　　紅歌，現(xiàn)在叫這名稱，以前的叫法――革命歌曲、無產(chǎn)階級大眾歌曲、健康文藝歌曲，一般指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迄今，具有革命精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歌曲。
　　紅歌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階級性、政治性，正是紅歌之紅，是紅歌的靈魂所在。在它產(chǎn)生的年代，這政治性表達出來就是，立場正確，態(tài)度鮮明，服務于人民大眾，具有深厚的階級感情。
　　紅歌服務于政治目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一份關于革命文藝的綱領性文件，提出“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chǎn)階級的文藝”，成為文藝界長期以來的指導思想。在這篇重要文論里，毛澤東明確說，“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
　　紅歌是一種集體意志的表現(xiàn)，統(tǒng)一思想，凝聚人心，以達成某種集體的事業(yè)，是它獨特的政治美學。說它獨特，卻也并不孤僻：在組織行為學中，舉凡組織之中、需眾人協(xié)力以達致某種集體目的的領域，歌曲的政治美學，可說是具有一般規(guī)律性的認識，現(xiàn)在的應用也非常普遍。
　　紅歌曾經(jīng)達到的深度，是政黨、文藝工作者及工農大眾對使命的共認。在集體的事業(yè)中，只有融入集體，成為集體的一員，成為共同事業(yè)的一分子，成為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個人才是有意義的。個人的生命價值，取決于集體的價值。這種政治美學，演繹到極致，就是純而又純的革命成了唯一目的，集體的事業(yè)成了人的唯一屬性，集體的價值成了人的唯一價值。雖然這可能最終導致了荒謬�！拔母铩笔�年，它就發(fā)展到了這樣的極“左”、極“純”的程度：有涉?zhèn)�人情感的歌曲都成了毒草，包括愛情、友情、個人悲歡都不能唱，所有的紅歌，都是關于事業(yè)的歌唱，只有這是唯一正當、唯一正確的。
　　
　　“唯物主義者并不反對一般的功利主義”
　　
　　新中國建國60周年之際，中宣部等十部委曾推薦“愛國歌曲大家唱100首”，現(xiàn)被通稱為“紅歌100首”。我粗粗統(tǒng)計了一下，這些歌曲的創(chuàng)作和流行年代，從抗日戰(zhàn)爭時期開始，到2009年建國60周年慶典之際結束，涵蓋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個世紀。其中，1949年以前的歌曲，約占十分之一；1949-1976年的歌曲，約占十分之四；1977-1999年的歌曲，約占十分之四；2000年代的歌曲，約占十分之一。
　　1999年之前的歌曲，大都有比較強的政治背景，一些歌曲甚至直接是因事而生，因某種形勢需要而生。如《保衛(wèi)黃河》、《游擊隊歌》是抗戰(zhàn)歌曲，《南泥灣》是歌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敵后抗日根據(jù)地的大生產(chǎn)運動，《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農村改革、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贊歌，《春天的故事》描述了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南巡故事。
　　2000年代的歌曲，甚至也包括一些80、90年代的歌曲，雖然也多有特殊的創(chuàng)作事由、政治背景，但其政治意義比較模糊，有時是概念寬泛的擁軍、愛黨、愛國歌曲，有時甚至背景語義復雜，與紅歌指向的紅色語義并不一致。
　　這樣粗粗掃過即能看出，紅歌與普通流行歌相區(qū)別的最根本特色，乃在于它是一種服務政治的歌曲；服務政治，是其旗幟、歌魂、時代性、歌曲的意義所在。在紅歌的政治美學里，毛澤東曾論述得旗幟鮮明：“我們的這種態(tài)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紅歌的創(chuàng)作者，大多即秉承了這種革命的信仰、革命文藝的理念。
　　
　　紅歌都在唱什么
　　
　　集體的事業(yè)，共同的目標，統(tǒng)一的價值觀，對責任與使命的共同認同，是紅歌之所以能感召人心的根本力量所在。
　　100首紅歌，按內容劃分，可粗略分為以下七類。揣摩其內容指向上的特點，更容易把握紅歌政治美學的根本。
　　軍歌類：服從黨的領導，黨指揮槍，軍隊忠于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外御敵辱，保家衛(wèi)國，是其最核心的政治使命。
　　英雄類：在民族危亡面前，英雄的感召力，“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他們曾頑強地抗戰(zhàn)不歇”的事跡，可歌可泣。
　　領袖類：對領袖的贊美，實際上是對集體事業(yè)的贊美，對組織領導核心、現(xiàn)行政治正確的肯定。領袖頌歌，是統(tǒng)一思想、團結一心、共創(chuàng)現(xiàn)在和未來的有效形式。
　　愛黨愛國類：愛黨愛國，是集體對自身的頌揚，表達偉大、光榮、正確，感恩、歸屬、擁抱之情。
　　崗位類：這是在集體中對自我身份的認定，對集體的奉獻是其主要內容，自豪感是其主要特征。
　　故鄉(xiāng)山川類：是對集體事業(yè)的另一種肯定形式。往往以故鄉(xiāng)山川的新顏新貌，抒發(fā)對形勢一新、山鄉(xiāng)巨變的喜悅，由此對某項政策的正確表示擁護。
　　幸福生活類：歌頌幸福生活，隨著近60年歷史階段的演進，依次等同于歌頌新社會，歌頌新時期，歌頌新時代……
　　
　　紅歌也在起變化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在1980年以前，是中國文藝思想的主流，綿延達半個世紀。
　　與其盛期對應，那也是思想一統(tǒng)的時代。在20世紀70年代，歌曲的政治倫理到達了這樣的極致：通過對毒草的清理刈除，紅色歌曲變得無比“純粹”，凡政治過關的歌曲，無不表達著政治正確；歌曲的內容，無不表達著集體的事業(yè)、領袖的意志；各階層角色分明，無不是集體事業(yè)的某分子：工人、戰(zhàn)士、社員，共產(chǎn)黨、共青團、共產(chǎn)主義的接班人……整個社會成為一部革命機器，所有人成為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改革開放之后，一統(tǒng)化的思想格局漸漸成為過去，以集體事業(yè)建構起的價值體系，容納進異質，出現(xiàn)另外的眼光。
　　首先是“幸福生活類”歌曲的出現(xiàn)，這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潮流，如《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就是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幸福的花兒心中開放／愛情的歌兒隨風飄蕩／我們的心兒飛向遠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有什么不同嗎?好像沒什么不同。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這首歌甚至與歷史上最紅的紅色歌曲一樣，非常革命，充滿了政治色彩。但是，“愛情”、“花兒”、“親愛的人啊”，這是些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歌曲里被凈化掉的詞匯，它的美學指向，它所指向的幸福，簡直無處隱遁。《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雖然繼續(xù)在抒發(fā)“長征路上”戰(zhàn)斗、為祖國貢獻力量的豪情，但歌唱的卻并不全然是集體的事業(yè)，而將憧憬揮灑于生活，將愿景設定為“生活充滿陽光”。仍然以我們?yōu)橹髡Z，仍然是集體事業(yè)的贊歌，但與集體事業(yè)的純凈的價值體系已有所不同。雖然一時充滿爭議，不乏來自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聲聲批評，《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等15首歌曲，卻成為全國票選的首屆“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在悄無聲息地 演化。表面看起來，它是在《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這一類的歌曲中，被一波一波不斷演進的歌曲潮流改變了顏色，不斷被更改；實際上，“像成者也”(《樂記》)，歌曲只是事物的表象，真正變化的是人心，紅歌及其政治美學的式微，發(fā)生在早已發(fā)生的人心的變化上。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退潮的速度非常之快。僅僅五年之短，它原有的內核已經(jīng)大變。
　　緊隨其后的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巨變之大、巨變之快、巨變之多，使人們很少反省追問：曾經(jīng)的時代主流，那個龐然大物，那個將億萬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時代精神，何以一下子就不見了呢?
　　我推想，有這樣的幾個關鍵：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之上，確實是一個統(tǒng)一的集體主義的價值觀。萬眾一心，極其廣泛；大公無私，極其徹底。它有人所共認的集體的事業(yè)，人所共認的集體事業(yè)的目標，神圣的未來理想社會，神圣的人類偉業(yè)；所有人等，均匍匐在這個基本認同之下。個人的人生，在這個宏偉的目標、神圣的事業(yè)中，被賦予了神圣性，獲得了毫無疑義的生命價值，由此產(chǎn)生光榮、自豪、驕傲，產(chǎn)生人生前途的無限光明感覺。紅歌及其政治美學，其實是在這個宏大建構中矗立起來的音樂豐碑。
　　打開國門之后，“我們的幸福生活”在發(fā)達國家面前現(xiàn)了形，政治宣傳失去了誠信；“文革”結束后，領袖的政治錯誤被披露，“神圣”露出了它不神圣的背面；經(jīng)濟搞活、發(fā)展、先富起來……在政治目的、社會目標全面轉向經(jīng)濟的方向之時，價值體系也在位移，物質生活的意義和私利，登上了臺面；共認的集體的事業(yè)，未來理想社會的目標，逐漸變得模糊；統(tǒng)一的集體主義的價值體系，便在這個過程中離散、淡出。
　　歌曲風尚的變化，只是以上這個無比廣泛、無比深刻的社會大變局的反映：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鄧麗君歌曲中，個人情感被肯定。
　　20世紀80、90年代，眼花繚亂的流行音樂，將個人世界的意義不斷地表達；1986年，崔健唱出了《一無所有》。在國人的廣泛回響和普遍認同中，這首歌呈示了這樣的現(xiàn)實處境：物質赤貧，精神失落，一無所有。2009年，在改革開放30年的一系列歌曲回顧中，這首歌被普遍認為是一個標志性作品。
　　
　　如何凝聚人心：老紅歌遇到新問題
　　
　　2010年代，個人思想紛雜，價值極為多元。在歌曲的世界里，港臺歌曲、流行音樂輪番登臺，占據(jù)了文化生活的主流�！�100首紅歌”，對這部分作品也有留意，雖然比例不大，港臺歌曲、大陸流行歌曲卻都有入選，一共8首。
　　個人主義、價值多元的世界，與紅歌及其政治美學的世界，完全是兩個世界。表面看都是愛國歌曲、民族頌歌，內里的復雜、矛盾，一言難盡。
　　舉兩首歌曲為例：《東方之珠》表達的，不單純是對黃色臉孔、中華民族的歸依之情，其更大的主題，是對香港未來的思考；《龍的傳人》誕生在1978年的臺灣，其時臺美斷交、中美建交的消息傳來，在官民兩界引起“政治地震”，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一時高漲。它們與大陸的主流政治并非一路，論及紅歌政治美學的核心――集體的事業(yè)、共同的目的、服務于政治的要求，流行音樂就是流行音樂，意義紛雜，立場和態(tài)度完全不同。
　　眼前這個價值多元的世界，給人們帶來的并不全然是歡樂、自由、活躍、豐富，它也同時在展露令人憂心的面相。人心的離散，道德的失范，精神的寡薄，拜金的瘋狂，使社會肌體不斷遭到侵蝕、毀壞。
　　當前的中國，特別需要兩個東西：凝聚人心，道德立范。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被重新提起、關注、討論。對一個國家來說，對民族的事業(yè)來說，凝聚人心，實在是最基本的事。
　　凝聚人心，道德立范，面對的卻是最深層的問題。歌曲能夠凝聚人心，但能夠凝聚人心的歌曲，從來有一些基本條件，那是一個群體、一個社會最基本的精神。今天，在凝聚人心的道路上，這樣的問題會被時時追問：我們共同的目標有嗎，是什么?準備要追求的、人所共認的價值觀是什么?集體的事業(yè)何在、使命是什么?人生的意義是什么?
　　
　　(摘自6月9日《南方周末》。作者為該報特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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