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民營經濟在一些行業(yè)領域出現了新一輪的退潮。山西以國有煤炭集團整合小煤炭；虧損的山東鋼鐵集團卻要吃掉盈利的民營日照鋼鐵集團；瘋狂的央企拿地頻頻成地王；民營航空公司東星航空的破產退出……于是關于“國進民退”的爭議見諸報端。
　　如何看待這樣的爭議?筆者以為至少可以從四個層面來討論：首先是金融危機客觀存在，而從別國應對危機的經驗看，總會伴隨國有資本的擴張；其次是國有經濟好還是民營經濟好，不能一概而論，現代經濟應該是不分國有和民營；再次是國進民退還是要看具體行業(yè)，有些行業(yè)國進民退也是有道理的；最后，當然也有退出的問題，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國進民退之后往往就是國退民進，如果退出時機的把握和度的把握做得好，對民營企業(yè)的擠出效應就可以減少到最小，那么現階段的國進民退就有積極的意義�，F代經濟難分國有還是民營
　　目前，對“國進民退”的詬病，其中之一是認為此舉與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背道而馳，將有損我國市場經濟的效率與公平。有關人士認為，造成本輪國進民退的原因，是國有企業(yè)更容易獲得貸款、訂單等多個方面政策傾斜。其實，從國際上部分國家的經濟發(fā)展來看，國有資本參與到市場中，對市場經濟的效率與公平的影響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其成效關鍵是看政府對國有企業(yè)的管理和掌控是否到位。
　　例如我們熟知的法國，就曾經多次出現了國有化的浪潮。如1936年包括鐵路、飛機制造和軍工廠等工業(yè)企業(yè)進行了國有化，1945年至1948年的國有化高潮――其中包括著名的將雷諾收歸國有，上世紀80年代初，法國又掀起了第三次國有化高潮等。尤其是第三次國有化高潮，取得了積極成效，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工業(yè)設備落后，高新技術產業(yè)落后于美、日的局面。此次金融危機以來，法國的國有化“習慣”又有所體現。到今年7月，法國已經用掉其經濟刺激計劃資金的75％，而美國則要等到明年秋天才能達到這個水平。當前，法國更加集中化、國有化的經濟盡管受到多方批評，這種模式被認為有礙企業(yè)家精神和經濟的正常發(fā)展，但是在經濟危機時期，法國模式的優(yōu)勢很明顯，它比美國的方式來得更加有效和迅速。而且，在多數法國企業(yè)和政界人士的眼里，法國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相比其歐洲鄰國英國、德國和西班牙要有效得多。根據經合組織的預計，法國今年的經濟大約會收縮4％，遠遠低于德國的水平。
　　在本次應對危機土，我國一些行業(yè)的國進民退也起到了抵御金融風險的作用，例如中糧入股蒙牛，由于中糧的主營業(yè)務和蒙牛的業(yè)務有一定的關聯(lián)，在蒙牛困難的時候，中糧入股從實際效果說幫助蒙牛解決了資金困難。中糧入股蒙牛不是以大吃小，而是大幫小，國有資本幫一把民營資本，筆者以為是值得鼓勵的事情。
　　其實，現代經濟體制中，國有和民營已經很難分清，例如美國的通用汽車，國家、公眾以及個別投資大鱷，都在其中占有股份，不過是在經濟危機來臨時，國家持股比例提高，經濟復蘇之后，國家資本的持股比例低一些。我國民營企業(yè)發(fā)展時間不長，以后發(fā)展了也不會僅僅是私人獨資的企業(yè)。而是私人獨資的企業(yè)會有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將股份化，股份將會逐步分散，同時經營權和所有權兩權分離。
　　
　　關鍵是要進退有度
　　
　　目前，對國進民退的爭議主要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國進”的過程中，存在不公平的現象，例如國有企業(yè)在獲得貸款以及國有項目的訂單方面占有優(yōu)勢；二是我國以前已經開放的一些行業(yè)，現在又收緊了，門檻提高了，民營經濟被國有經濟擠出；三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的背景下，多個國家都在去國有化，但我國在這方面還沒有明確的布局。
　　毫無疑問，這些爭議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存在，但筆者以為，一件事物應該從多個角度看。例如公平和效率問題，以獲得貸款為例，自我國銀行業(yè)改革以來，商業(yè)銀行已經是市場中的利益主體。它給一個大國企貸款，一筆貸款下去，幾十億的信貸額度。它給中小企業(yè)貸款，一筆下去，往往也就是幾十萬。而且，由于我國民營經濟發(fā)展還處在初級階段，商業(yè)銀行選擇國有企業(yè)相對而言風險要小得多。再如對一些行業(yè)的收放問題，山西煤炭行業(yè)的重組可以作為例證。之前，由于前一輪經濟景氣周期煤炭市場價格上揚，一些企業(yè)和個人在利益驅動沒有科學合理的采礦設計或開采方案就匆匆上馬，往往“采富棄貧”，煤炭資源回采率極低，造成煤炭資源的嚴重浪費；還由于煤炭市場價格放開，如何變煤炭大省為煤炭強省并掌握價格話語權等背景使然，山西省對省內的煤炭行業(yè)實施了整合重組。當然，不能否認的是，目前國內的國企重組民企，我們更多的是強迫式的行政手段產物，和市場化競爭所產生的必然結果還有很大區(qū)別。比如山西省煤炭的整合重組，還包括我國航空業(yè)的一些并購案例。這一點確實可以借鑒法國國有資本的運用：政府引導的重組只具有指標性，而不具有指令性，且經過各“社會伙伴”的討論、協(xié)調和平衡；政府主要通過投資和信貸政策、信貸杠桿、稅收政策、價格合同和控制債券發(fā)行等手段來貫徹計劃目標。
　　最后，筆者認為，在經濟復蘇時，在國進民退后，如何退出才是最關鍵的。暖熱和升溫的世界經濟形勢正在讓各國政府的“有形之手”慢慢縮了回去。10月20日，美國財長蓋特納宣布奧巴馬政府將結束問題資產救助計劃中的核心項目，這一決定被一些專家解讀為美國正在退出經濟刺激計劃。而這只不過是此前一系列喊“退”聲中的最新聲音而已。此前，媒體報道稱，英國政府也正在與潛在的投資者商談出售國有銀行股份的事宜，其中包括RBS萊斯銀行股份。應該說，從我國政府近來的政策信息看，我國也在考慮類似的問題，近來媒體報道稱，國家發(fā)展改革委“鼓勵民間投資20條”有望出臺，這大概也是因為在經濟企穩(wěn)回升的關鍵階段，決策部門為解決好拉動經濟的投資動力切換問題――即從以政府投資拉動為主向以民間投資拉動為主轉換一而發(fā)出的政策信號。另外，筆者了解到，在德國等歐盟國家，政府考核國有經濟成分的時候，采取的方式也值得借鑒，例如，城市中的環(huán)境治理、市政、給排水和供電企業(yè)，政府并不以營利為考核指標。如果我們也在國有經濟的退出過程中采取類似的做法，相信國有企業(yè)與民爭利、“國進民退”的爭議就會少得多。(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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