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理由】 　　1970年―1976年，在中國，“工農(nóng)兵”和“大學生”被聯(lián)結在一起，這兩個本來沒有必然聯(lián)系的詞匯一經(jīng)結合產(chǎn)生了驚人的“化學反應”，一場前所未見的高等教育模式成為事實�！肮まr(nóng)兵大學生”的歷史雖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時間，但是它卻對當時的經(jīng)濟發(fā)展、教育理念及個人命運等方面影響深遠。雖然在許多重要崗位上不乏他們的身影，然而，他們始終都被認為是特殊時代的產(chǎn)物，這個陰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個“工農(nóng)兵學員”的心中。
　　
　　學員來自工農(nóng)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的西趙村，突然傳出一陣“噼里啪啦”的鞭炮聲。在人們的疑惑中，一個消息傳來了――村東頭李家的孩子李榮欣考上了高中。這則消息對兩千多人的西趙村來說，實在不平常。這個位于河南省沙河邊上的小村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十幾年的時間里，總共才出過兩名高中生。
　　李榮欣（70級工農(nóng)兵大學生）：我們村子包括我一共只有三個高中生，那段時間，好多人說這孩子肯定有出息，說了一些祝福的話。
　　高中生，在當時的中國人眼里，絕對屬于知識分子一類的人。
　　由于大學招生人數(shù)超過高中生的畢業(yè)人數(shù)。那個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學，而高中生的素質普遍也比較高。這時的教育界偏向蘇聯(lián)式的精英教育，它強調少數(shù)人享受教育，培養(yǎng)出類拔萃的專才。并從高等院校、專業(yè)學校入手，按層層選拔的方式為國家挑選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學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做法保證了生源的質量，使有限的教育資源得到了最大的開發(fā)和利用。
　　劉少奇是向蘇聯(lián)學習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1954年，全國高等院校將本科學制由四年延長為五年，取消以美國按系招生、選課制、學分制、淘汰制等教學機制。中國的教育逐漸步入蘇聯(lián)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與劉少奇不同的是，毛澤東非常反對蘇式教育，而且從不掩飾自己對正規(guī)化、制度化的蘇式教育的不滿。1951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創(chuàng)刊詞上寫到：“恢復和發(fā)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泵珴蓶|講的人民教育，是對工農(nóng)群眾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數(shù)人接受的一種教育。
　　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講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jù)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shù)是地主、富農(nóng)、資產(chǎn)階級以及富裕中農(nóng)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nóng)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教育方針已經(jīng)明晰：“教育必須為無產(chǎn)階級服務�！�
　　楊東平（北京理工大學教授、第三屆工農(nóng)兵大學生）：1958年，那個時候高校學生當中工農(nóng)兵、革命干部子弟的比例相當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們現(xiàn)在話說，非勞動人民家庭可能占80%-90%。但到了1958年以后，工農(nóng)兵這個比例已經(jīng)占到50%-60%。
　　在舉國趕英超美的“大躍進”聲中，政府作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彪S即中國高校迅速膨脹。1958年一年，全國新增普通高校兩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兩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國高校的數(shù)量已經(jīng)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天上掉下個大學名額
　　
　　1970年8月，李榮欣陪同通訊總站站長到重慶出差。
　　這是李榮欣參軍的第二年。這名在部隊表現(xiàn)優(yōu)秀，任何活動中都少不了他的士兵，已經(jīng)成為一個領導眼里值得培養(yǎng)的好苗子。李榮欣自己也感覺到提干的目標已是指日可待。
　　幾天后，李榮欣他們從重慶返回成都駐地。剛回駐地不久，連隊的楊指導員就跑來找李榮欣，他以為又是連隊要辦什么活動，或者要搞什么訓練。誰知楊指導員將一張表格塞到李榮欣手里，讓他填一下，說部隊準備推薦他到北京大學去學習外語。
　　無論如何，李榮欣都沒想到，楊指導員找他居然是這個事情，居然是上大學――上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李榮欣一時激動得不知該說什么好。
　　李榮欣：當時心里很激動。為什么很激動？因為即使不搞“文革”，我考大學也考不到北大，最多只能上三流大學，所以當時很高興。
　　興奮之余，李榮欣向指導員打聽去北大學什么語種。楊指導員說，聽軍區(qū)干部處的人說是學印地語。但是兩人都不知道印地語到底是哪國的語言。最后指導員琢磨出印地語大概是美國的語言，他說，美國不是有印第安人嗎，那可能是他們的語言。
　　李榮欣：實際上他也不懂，他說你們學了印地語，可能將來到美國幫助印第安人鬧革命。當時我對“文化大革命”很崇拜，還能出國鬧革命！他這一說，我就更高興了。直到入了學，才知道印地語就是印度語，與美國的印第安人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此時，在成都軍區(qū)7656部隊，李榮欣的老鄉(xiāng)郭進才也接到推薦上北大的通知。與李榮欣一樣，聽到這個消息后郭進才也十分興奮。這種推薦，除了代表部隊對自己的信任和認可，其本身的名額也是非常有限的，在幾百上千人的隊伍里，幸運者只有一兩名。
　　但是這些被推薦的人不知道去北大學習什么；不知道什么叫“工農(nóng)兵大學”；更不知道為什么要招收“工農(nóng)兵大學生”。他們只知道，在當時來說他們屬于十分幸運的一群人。
　　此時的大學，已經(jīng)四年沒有招生了。
　　當李榮欣和郭進才們接到大學入學通知書時，他們也許并不知道，作為“文革”開始后，北大和清華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區(qū)的錄取名額還不到當?shù)剡m齡青年的千分之一。
　　1970年8月25日，李榮欣和其他60多名推薦上來的解放軍學員在成都集合。集合完畢后，在沒有任何歡送儀式的情況下，部隊領導帶領學員從成都前往北京。四天后，學員們抵達北大。空寂多日的北大校園已經(jīng)成了沸騰的海洋，到處都是歡樂的人群和“歡迎工農(nóng)兵學員”的橫幅與標語。
　　學員們在北大領到了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校徽和蓋有“北京大學”鋼印的學生證件。“北京大學”四個字是很流行的毛澤東的草書體。校徽、學生證與以往的一樣，只是簽發(fā)單位改成了“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
　　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輕人走進了大學。他們每人都懷有與李榮欣類似的大學錄取通知書，雖然大家得到通知書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無疑問，這樣一份“大學入學通知書”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都是一份從天而降的驚喜。
　　在感慨過去的歲月時，或許有一些學員還懷有一絲絲的惆悵。但在他們身上，更多的卻是身為時代驕子的興奮與自豪。在知識荒蕪、教育空白的年代里，他們得到了難得的學習機會。相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無疑是非常幸運的。
　　
　　“上管改”與工農(nóng)兵學員
　　
　　除了數(shù)量眾多的解放軍學員外，剩下的工農(nóng)兵學員都是由各地革委會推薦上來的。這是一批有別于以往的學員。他們年齡差異大，文化參差不齊，而且他們肩負著以往的學生所不承擔的使命：“上大學、管大學和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楊東平：當時“上、管、改”這個東西，基本是一個口號。但是它機構設置里面，從校一級的機構，就是學校革命委員會，到各個系革命委員會。它都組成三結合。就是有工人和軍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有學校干部、教師和學員代表。這就是它的三結合，在組織結構當中都有三結合的成分。
　　對于李榮欣他們來說，改造大學的第一個印象，也許來自勞動。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和學生們的離開，曾經(jīng)干凈整齊的北大校園早已蕭條破敗，不堪入目。到處都是破桌椅板凳、損壞的門窗和荒亂的雜草，角落里堆滿了玻璃碴、廢紙等垃圾，根本不像一個學校的樣子。
　　工農(nóng)兵大學生面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打掃衛(wèi)生、清除垃圾。這是在工宣隊和軍宣隊的組織下完成的。工宣隊和軍宣隊是“文革”中特有的派駐到各大、中、小學校的工作隊。全稱一般是“×××廠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部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丁東（現(xiàn)代歷史學者）：“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尤其是1967年、1968年以后，毛澤東就開始把解放軍、工人、貧下中農(nóng)派到上層建筑領域，組成工宣隊、軍宣隊。貧下中農(nóng)宣傳隊占領上層建筑，包括所有的大學都派了工宣隊、軍宣隊。
　　北大的工宣隊由新華印刷廠和木材廠的工人組成，軍宣隊是8341警衛(wèi)團和63軍的人。其中以新華印刷廠和8341警衛(wèi)團的人員為主。8341警衛(wèi)團政委楊德中掛名北大黨委書記。日常具體工作基本由63軍的副政委王連龍和政治部副主任劉信負責。
　　工農(nóng)兵大學生模仿解放軍的建制，按班、排、連進行編組。班長由學員擔任，排長由學員或教師擔任，連長由工宣隊和軍宣隊的人擔任。帶解放軍學員前來學校的領隊則擔任指導員一職。
　　在工宣隊、軍宣隊的統(tǒng)一組織下，全校師生在校園內(nèi)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衛(wèi)生大掃除活動。一連干了好幾天，終于恢復了一個干凈的北大校園。
　　
　　“上、管、改”下的師生
　　
　　據(jù)統(tǒng)計，工農(nóng)兵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員在整個工農(nóng)兵學員中不到20%，大部分學員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達到60%，另外還有不少人只有小學文化水平。
　　北大第一屆工農(nóng)兵學員開課后，知識水平低的問題很快就顯露了出來。一些人聽不懂老師講什么，一些人不會做課堂筆記。還有一些人上了幾天課后根本就學不下去。
　　丁東：推薦過程當中一個大問題，就是這個生源參差不齊。有的人是小學文化，有的初中文化，有的高中文化。但是大家都來學習大學課程，這樣就不好辦了。
　　為了彌補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學決定安排中文系的老師給學員們進行語法輔導，讓大家從基礎開始學起。
　　這種學習班最初安排在百來人的小教室進行�？墒请S著課堂的影響擴大，前來聽課的學員們越來越多，幾節(jié)課后就達到了一千多人，把大教室也擠滿了。學校沒有辦法，只好重新安排教學場所。最后決定讓老師到大禮堂去上課。
　　李榮欣并不在需要補習的學員之列，但他認為中學語法與大學語法不一樣，也參加了這個學習班。幾節(jié)課后，讓他感覺獲益匪淺。很多學員經(jīng)過北大中文系的教師的講解后，也迅速明白了在中學學習幾年都沒解決的問題。北大中文系老師的功力，讓大家從心里由衷地佩服。
　　李榮欣主課是印地語。這是一種音節(jié)拼音文字，一共有44個字母，此外還有7個帶點的輔音字母。上第一節(jié)課時，老師按照以前教學方式，打算從語音給學員們講課。這也是學員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然而事情往往不能如人所愿，北大的領導從政治上考慮，認為第一節(jié)課應該教的是用印地語發(fā)音的“毛主席萬歲”。面對這種情況，老師們向校方提出，這種教法對學員來說太難了。譽為中國哲學界第一人的金岳霖先生的侄子、北大著名教授金鼎漢當時正好教授印地語，他也不認可校方的這種提法。
　　金鼎漢（北京大學教授）：要我們教的第一句話是印度語的“毛主席萬歲”；第二句話是“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第三句話是“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我們就提出來這太難了，對于這些同學，好多音他一下子發(fā)不出來。
　　但老師們的提議最終被否決，按照校方的意見，這些發(fā)音再難也應該要學會。于是老師們只能按照校方的要求給學員們授課。只是這種方式，對老師和學員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困難。無論是“毛澤東萬歲”，還是“共產(chǎn)黨萬歲”。對于剛開始接觸印地語的學員來說，里面很多讀音，根本發(fā)不出來。而且學員們無法理解，更無從去記憶。
　　一個星期結束后，這種教學方法以完全失敗告終。校方終于意識到這種學習語言的方式?jīng)]有用，之后他們只得同意，讓老師們按正規(guī)的方式給學員授課。從第一個字母開始學起。從那一刻起，學員們才真正進入到印地語的學習中。
　　這些幾個月前還是手執(zhí)鋼槍的解放軍戰(zhàn)士，現(xiàn)在坐在中國最好的大學里面，這讓他們倍加珍惜學習的機會。雖然大家基礎差些，但學習非常用功。每天到了晚上，一些學員還在教室里背單詞、練語法。但是除了刻苦努力地學習外，印地語中的彈舌音對很多學員來說是個很大的問題。
　　郭進才因為自己的彈舌音老發(fā)不好，最后跑到校醫(yī)院做了一次手術。彈舌音可以發(fā)好了，說話卻有點不利索。
　　郭進才：為了把印度語學好，所以動了一次手術，將舌頭稍微剪了一點。
　　金鼎漢：他們學習有些人刻苦，有些人還挺用功的。工農(nóng)兵學員也是這樣，里面有些很好，很優(yōu)秀的，有些不太行的。
　　此時的北大，除了幾位毛澤東、周恩來點名的教授，如著名力學家周培源等還在正常地生活、教學和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馮友蘭、季羨林、王力等都還沒有恢復自由。依然屬于“專政”對象，正接受“勞動改造”。給學員們上課的多是一些年輕的教師。
　　這些教師多半是些65、66屆留校任教的學生，入校一年甚至只有半年�！拔幕�大革命”開始后，他們也跟著大家一起“停課鬧革命”。相對來說，這些人上的文化課較少，掌握的專業(yè)知識很有限，還達不到做大學教師的水平。
　　有人也對此提出疑義：“文革”前，北京大學的助教都沒有給學生授課的權利，這些連助教都不是的人怎么能給大學生授課呢？但決策者們用毛澤東的一篇文章《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來回應。后來人們就把這些留校任教的老師戲稱為“雞毛”，他們講課就成了“雞毛上天”。
　　“雞毛”們剛登上講臺時，還顯得氣宇軒昂、信心百倍。但所學的東西畢竟太過有限，教過幾堂課后就感覺到捉襟見肘、力不從心。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完全支撐不住了。學員們也反應強烈，紛紛要求學校換人，換教學經(jīng)驗更為豐富的老師前來授課。
　　李榮欣：所謂的“雞毛”，就是1966年和1965年的學生給我們上課。講第一堂課后，本來我們對印地語比較陌生，他講了以后就更不懂了。
　　面對這種情況，學校的革委會只好把一些教學經(jīng)驗豐富的教授、講師從江西的“五七干�！苯谢貋怼Ｗ屗麄兘o學員編輯講義，為學員講課。而那些曾經(jīng)站在講臺上的“雞毛”們，也自愿地加入到學員的行列。
　　負責編寫印地語講義的是泰斗級學者季羨林�！拔母铩鼻埃�季羨林是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也是世界上為數(shù)不多的梵文專家之一。與他接觸后，學員們發(fā)現(xiàn)季老實在了不起。校方讓他編講義，要求一個星期拿出來，他一天就拿出來了。而且為了讓大家能早一點學到新知識，他提前幾天就把講義打印好發(fā)到學員手中。
　　李榮欣：他們當時沒有給我們上課，因為那時年齡比較大。都是講師講課，他們給我們編講義�；�本上一天就把講義拿出來，所以我們都認為這些教授確實水平比較高，真是不愧為教授，后來對教授比較崇拜。
　　
　　在北大的最后時光
　　
　　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李榮欣聽說，北大校本部的解放軍學員基本上屬于短訓班，學習時間只有一年。剛開始他還不相信，但這個消息很快被證實了。校本部的解放軍學員讀的就是學時為一年的短訓班。
　　許多人知道真相后，內(nèi)心非常失落。老師們努力開導大家，告訴他們短訓班也能學到很多東西。他們學一年基本可以頂過去的人學三四年。
　　急于把課程教授給學員的老師們，幾乎利用起了所有的時間，給大家上課。在以后的日子里，沒有批判會、沒有校外活動。每天看到的都是行色匆匆的老師和起早貪黑的學生。所有的人都進入到了最緊張的學習中。
　　進入7月份，天氣越來越熱。不知不覺中，李榮欣他們在北大已經(jīng)生活了將近10個月。這也意味著離校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一天，李榮欣他們接到學校通知：交回學生證，他們結業(yè)了。
　　消息來得很突然，幾乎沒有任何預兆。在交學生證的那天，李榮欣留了個心眼，偷偷裁下一頁為自己在北大的學習做了一個紀念。接下來的日子，拍照、合影、告別……走的那天，學校沒組織任何的歡送儀式，解放軍學員們在操場上集合后，排隊告別了這所學校。李榮欣的北大生活就這樣匆匆地畫上了句號。
　　
　　永生難忘的歲月
　　
　　1971年8月下旬，李榮欣等學員在成都集合，統(tǒng)一前往西藏。
　　1971年冬天，經(jīng)過三個月的高原適應訓練后，李榮欣等人調離軍區(qū)教導隊，前往距離拉薩千里之外的亞東邊防區(qū)，負責對印度的廣播工作。
　　李榮欣在西藏一直工作到1986年才轉業(yè)，時間長達15年。在這段時間里，除了當年北大的同學，大多數(shù)人并不知道他是個工農(nóng)兵大學生，不知道他在北大上過學。而自從離開卓拉山口廣播隊后，他印地語也很少用了。1986年10月，李榮欣轉業(yè)到河南省平頂山市人民廣播電臺。
　　李榮欣：我轉業(yè)回來以后就一直在我們電臺當記者，后來當編輯，一直在那兒。
　　1980年，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工農(nóng)兵學員這個稱呼，而工農(nóng)兵學員的學歷被定為大專學歷，作為第一批工農(nóng)兵大學生中的短訓學員，李榮欣他們的學歷不被承認。在廣播系統(tǒng)第一次職稱評比中，因為學歷問題，李榮欣落選了。
　　心有不甘的李榮欣選讀了鄭州大學的新聞專業(yè)，兩年后拿到了�？莆膽{。1991年他評上了編輯中級職稱，1999年他評上了主任編輯的副高級職稱。而很多和他一樣在北大東語系統(tǒng)學習的同學，卻一直過著沒有學歷的平凡生活。
　�。ㄕ�自《我的大學――（1970―1976）工農(nóng)兵大學生》，海天、肖煒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5月出版，定價：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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