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作者篇一：小說《人生》讀后感

解讀《人生》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的這本書是名字叫做《人生》的中篇小說，說到《人生》呢？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作者路遙，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路遙先生正是在去年熱播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作者，看過電視的人可能就會知道，路遙先生的寫作手法一直都是非常樸實，醇厚的。

《人生》這本書呢？發(fā)行的比較早，他早在1982年就發(fā)表了，我們的父輩或許看過這本書，它當時還被改編成了電影，轟動全國。我讀這本書的起因，是我的老師介紹給我的，他告訴我這是一本讀了會感同身受的書，讓他感同身受的，不是他的事跡，而是那種時而欣喜若狂，時而悲痛欲絕的感覺，他覺得那就是人的一生。

小說的內(nèi)容就是發(fā)生在改革時期，陜北高原的城鄉(xiāng)生活時空為背景，描寫了高中畢業(yè)的高加林回到土地又離開土地，在回到土地這樣的人生變化，這個變化過程構(gòu)成了他的故事構(gòu)架。而他與農(nóng)村姑娘劉巧真，城市姑娘黃亞平之間的感情糾葛也構(gòu)成了整個故事發(fā)展的矛盾，從而體現(xiàn)了他選擇的悲劇。給大家推薦一個之前給我治過的中醫(yī)，他的徽\杏是：msdf003我個人感覺是很靠譜的，我之前的情況是嚴重早泄，還有輕微的前列腺炎，平時性生活時間都不超過兩分鐘，后來吃了這位老中醫(yī)開的藥，這些毛病就慢慢減輕了，現(xiàn)在我每次都能超過20分鐘了，感覺生活的幸福指數(shù)提升了不少，真的很感謝他。

里面有四句話我非常喜歡，想與大家分享。前兩句話是送給愛情的，第一句是：“當愛情在一個年輕人身上第一次蘇醒以后，他會轉(zhuǎn)變成一個巨大的力量。甚至對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人，熱烈的愛情以可能會使他的精神重新閃閃發(fā)光�！钡诙涫堑马樌蠞h想到他死去的情人說的：“我死不了，他就活著！他一輩子都

在我的心里”。后兩句話我想送給夢想，第一句：“美麗的憧憬和幻想，常使他短暫的忘記了疲勞和不愉快；黑暗中他微微裂開嘴吧，驚喜的用眼睛和耳朵仔細搜索起遠方的這些聲音來。聽著聽著，他又覺得他什么也沒有聽見；才知道這只不過是他的一種幻覺罷了。”第二句：“是的，現(xiàn)實是不能以個人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如果誰要離開自己的現(xiàn)實，就等于要離開地球。一個人應(yīng)該有理想，甚至應(yīng)該有幻想，但他千萬不能拋開現(xiàn)實生活，去盲目追求實際上還不能得到的東西�！�

這本書沒有結(jié)局，我們的人生也是沒有結(jié)局的！柳青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說道：“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 ，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我也希望大家聽到我的這段講話能夠有所收獲，不辜負我們的青春。

《人生》的作者篇二：電影的兩部《人生》——路遙小說的電影改編

論電影《人生》對小說文本的改編

張永東 任霄

（.延安大學文學院 陜西 延安716000 ）

摘要:《人生》的小說文本和電影文本差異主要在于相關(guān)人物在文本中的地位不同：劇本強化了劉巧珍和德順老漢的重要性。從而使劇本更加傾向于“多情女子負心郎”的民間話語模式。劇本的這一變動強化了劉巧珍愛情的悲劇意義，同時部分地消解和遮蔽了高加林悲劇的社會和歷史意義。劇本《人生》成了劉巧珍的悲劇和高加林的悲劇，成了雙重奏，是兩個主題。這樣的改變原因一是因為劉巧珍和德順老漢的象征意義和路遙內(nèi)心對他們的喜愛；二是路遙對評論界的回應(yīng)。 關(guān)鍵詞: 路遙 兩部《人生》 差異 改變原因

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路遙曾經(jīng)創(chuàng)作了兩部《人生》：一部是發(fā)表于1982年第3期《收獲》雜志，獲得第二屆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的《人生》；另一部是路遙于1983年為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攝電影而在小說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的電影劇本《人生》。從路遙踏上文學道路開始，許多評論家、學者和作家從不同的視角、領(lǐng)域和層面對路遙及其作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至今還沒有人研究過這兩部《人生》之間的關(guān)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為彌補這一缺憾，本文將對路遙創(chuàng)作的兩部《人生》的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進行研究并對造成兩部文本差異的原因進行分析。

一、兩部《人生》文本之比較

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發(fā)表后在社會上引起的巨大的反響和方方面面的反應(yīng)。這其中不僅僅是讀者和評論家，電影制片廠也發(fā)現(xiàn)了《人生》的價值�！霸S多劇團電視臺電影制片廠要改編作品，電報電話接連不斷，常常半夜三更把我從被窩驚醒”[1]。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導(dǎo)演吳天明是路遙的朋友，于是路遙就把這部電影交給西安電影制片廠來拍。1983年路遙在原作的基礎(chǔ)上進行了再創(chuàng)作，電影劇本《人生》誕生了。

路遙創(chuàng)作的兩部《人生》的文本，其最大的區(qū)別在于相關(guān)人物在文本的位置發(fā)生了悄然和難以覺察的變化。

其一是劉巧珍。在小說《人生》中，高加林是當然和絕對的主人公。因為作者的寫作意圖和文學抱負是通過高加林實現(xiàn)的。正是因為塑造了高加林這一獨特的、富有爭議的人物形象，小說和路遙才獲得了文學史上最初的地位。路遙要“對整個這一文學想象作一次挑戰(zhàn)性嘗試??要給文學界、批評界，給習慣于看好人與壞人或大團圓故事的讀者提供一個新的形象，一個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壞人’的人。對于高加林這一形象后來在文學界和社會上所引起的廣泛爭議，我寫作時

[1]17就想到了——這也正是我要達到的目的�！薄拔蚁敫呒恿诌@樣的青年，在我們

社會中，并不少見。我當時的想法是，我有責任把這樣一種人物寫出來，一方面是要引起社會對這種青年的重視，全社會應(yīng)該關(guān)懷他們，從各個方面去關(guān)懷他們，使他們能健康地成長起來，因為我們整個的國家和未來的事業(yè)是要指靠這一代人的，所以我們必須要從現(xiàn)在開始，嚴肅地關(guān)注他們，重視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從青年自身來說，在目前社會不能全部滿足他們的生活要求時，他們應(yīng)該正確地對待生活和人生”[2]。通過作家的指認我們知道高加林是小說理所當然的主人公。

包括劉巧珍、黃亞萍、高明樓和德順老漢在內(nèi)的其他所有人物都是高加林的陪襯或者對比，都是為完成高加林這一人物的塑造服務(wù)的。但是在電影劇本里，劉巧珍的分量加大了，她不知不覺地來到了舞臺的中央，有了與高加林平分秋色甚至超越高加林的位置。

小說《人生》是以高加林開頭的，而劇本《人生》是以劉巧珍開頭的。小說《人生》是以高加林結(jié)束的，劇本《人生》雖然也是以高加林結(jié)束的，但是這個結(jié)尾只有短短的48字的篇幅，表現(xiàn)在影片中只有大約36秒，而此前則是長達兩頁500字關(guān)于劉巧珍的內(nèi)容，表現(xiàn)在影片中的是長達8分38秒的劉巧珍的結(jié)婚的場面，所以給人的感覺是劇本《人生》是以劉巧珍結(jié)束的。小說《人生》和劇本《人生》的差異性非常小，也非常少。據(jù)我們統(tǒng)計，兩個文本的不同之處僅僅有21處。就在這僅有的21處改動中有12處改動都與劉巧珍有關(guān)，在這12處中又有5處是專為劉巧珍量身定做新加的細節(jié)。與小說相比，劇本新增加的劉巧珍的細節(jié)包括：一句感人的臺詞，“看把你累成啥了，你明天歇上一天！等咱們結(jié)婚了，你七天頭上就歇上一天！我讓你像學校里一樣，過星期天”；劉巧珍到高加林家里順手幫忙收了雞蛋；劉巧珍羞澀而親熱的改口將高加林的母親叫“媽”；高加林到縣城后劉巧珍到高家?guī)退麄兗覄冇衩�；一天也沒上過學的劉巧珍向妹妹學漢字，而這個善良的姑娘第一愿望是學會自己心上人的名字：高加林；當然也包括極富陜北民俗風采的劉巧珍婚禮。這樣，在劇本中，劉巧珍的分量加大了。

其二是德順老漢。在小說中，劉立本、高明樓、黃亞萍等人和德順老漢的重要性是不相上下，從對敘事和高家林的影響來看，他們甚至比德順老漢更重要。但是在劇本里，德順老漢上升到了男二號的重要位置。和小說《人生》相比，劇本《人生》取消了德順老漢結(jié)尾部分對高家林的教誨，為什么德順的重要性反倒增加了呢？這首先跟路遙對德順老漢的認識有關(guān)。路遙坦言，自己在小說《人生》的寫作過程中曾經(jīng)因為德順老漢而卡了殼。“德順老漢這個人物，我是很愛他的??在作品中他登場的時候，我并沒有想到能把他寫得比較好，寫到去城里掏大糞前，我感到很痛苦，沒有辦法把他寫下去。盡管其他人物都跳動在我筆下等著我寫他們，但德順老漢我寫不下去，我總覺得他在這里應(yīng)該有所表現(xiàn)。我非常痛苦的擱了一天??開頭我沒有重視德順老漢這個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一個很有光彩的人物。”[2]其次，路遙在劇本中對德順老漢做了一些技術(shù)性處理。在劇本里面，德順老漢是和高家林一起出場的。也就是說，在劇本里他的出場順序是僅此于劉巧珍的，而在小說中他是遲至第六章、基本上是在小說已經(jīng)進行到五分之二處才出場的。中國人很重視排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強化手段，一下子就把德順老漢擺在了一個很重要很顯豁的位置。另外，劇本把小說中有關(guān)德順老漢一個很虛的、可有可無的細節(jié)大大的強化了，增強了人物的動作性，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巧珍結(jié)婚的時候。小說中這樣寫到：“全村只有一個人躺在自己家里沒出門。這就是德順老漢。重感情的老光棍此刻躺在土炕的光席片上，老淚止不住的流。他為巧珍的不幸傷心，也為加林的負情而難過�！钡堑絼”纠锊皇沁@樣躺著了。劇本這樣寫到“德順老漢的窯洞。窯里陳設(shè)寒傖，一個長條桌上整齊地擺著一行空燒酒瓶和無數(shù)壘得整整齊齊的空火柴匣，顯示出光棍室內(nèi)的獨特風光。外面?zhèn)鱽頍狒[的喧囂聲。老光棍將桌子上一堆空酒瓶打翻在地�！贝蠹铱梢钥吹�，小說中這一段僅僅是用德順老漢的流淚來表示他的善良，但是劇本里面的德順老漢不再流淚，是推桌子、砸酒瓶。這里的德順老漢不僅僅是善良，而且加入了正義和男人的氣概。和小說中默默流淚的德順老漢相比，劇本中這個義憤填膺的德順老漢似乎更值得人們欽佩。第三，路遙在把小說改編為劇本的過

程中，除劉巧珍以外的所有人物都減少了細節(jié)或者是出場的機會。但是德順老漢是減得最少的，而且在減了一個出場機會之后又有上述的技術(shù)上強化的處理，所以德順老漢的重要性反而增加了，上升到了男二號的位置。

其三是克南的母親。如果說劇本強化了劉巧珍的分量的話，那么路遙對克南的母親做了相反的處理。和小說相比，劇本中減少克南母親兩次出場的機會。小說中克南的母親第一次露面是在高加林賣饃的時候。當時她說“今個死老頭又要喝酒，請下一堆客人，熱得不想做飯，國營食堂的饃又黑又臟，串了半天，這市場上還沒個賣好白饃的”。高加林賣饅頭時，高家已經(jīng)沒有了買鹽的錢，而克南家“又”要請人喝酒，這中間蘊藏的社會的鴻溝和貧富差距不可謂不大；因為天熱就不想做飯，大概可以算是懶惰嬌氣吧�？四夏赣H給人的第一感覺是比較負面的。小說中克南母親第二次出面是在高加林進城給村里拉大糞的時候。她當時一副小市民市儈的嘴臉，高高在上地辱罵高加林：“這些鄉(xiāng)巴佬，真討厭！”這進一步強化了她給人們的第一印象。在劇本中路遙去掉了這樣的內(nèi)容。其實我們認為，和小說相比，劇本這樣的處理也許是值得商榷的。雖然是兩個小細節(jié)，但是這兩個細節(jié)對于塑造克南母親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通過這兩個細節(jié)人們可以對這個人物有個初步的印象，從而給高加林最后的結(jié)局埋下伏筆，對于她最后告發(fā)高加林就不會感到突兀了。影片最終恢復(fù)了克南母親在拉糞時撒潑的表演，也許是作者最后改變了主意。

惠雁冰的研究表明，小說《人生》的情節(jié)和民間源遠流長的“多情女子負心郎”的話語模式暗合[3]。路遙的改編使劇本《人生》的情節(jié)更向“多情女子負心郎”這一民間話語模式靠攏：增加的關(guān)于劉巧珍的細節(jié)客觀上更加突出了劉巧珍的“多情”，同時也是在強調(diào)高家林的“負心”。克南母親的形象也可以用這種理論解釋，她其實就是舊戲當中嫌貧愛富的一類人物�！岸嗲榕迂撔睦伞痹诠糯鷳蚯托≌f等文學樣式中不斷重復(fù)出現(xiàn)的，是深深植根于人們思想和民族文化之中的意象與模式，是一種源自民族記憶和原始經(jīng)驗的集體潛意識。這一民間模式的運用喚起讀者和觀眾潛意識中的原始經(jīng)驗，使其產(chǎn)生深刻、強烈的情緒反應(yīng)。路遙和文學受眾在“多情女子負心郎”這一情節(jié)設(shè)計上產(chǎn)生了共鳴，路遙和《人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自有其深層的文化原因。

二、兩部《人生》差異原因分析

經(jīng)過路遙的再創(chuàng)作，劇本《人生》的主題和小說《人生》的主題產(chǎn)生了裂變。小說《人生》是關(guān)于高加林的一出悲劇，是現(xiàn)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沖突，是文明與落后、現(xiàn)代思想意識和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沖突。盡管劉巧珍也是悲劇人物，但劉巧珍這個悲劇人物是給高加林這樣一個悲劇人物陪襯和服務(wù)的。在小說中知識分子高加林有才華卻得不到為國效力的機會。他原本有這樣的機會但是輕而易舉的被外部因素給剝奪了：第一次是被高明樓和馬占勝，第二次是被克南的母親。本來教師高加林可以培養(yǎng)出更高素質(zhì)的學生，記者高加林可以寫出更多更好的對社會有用的新聞，但是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得不到施展才華的機會。與此相比，一個農(nóng)村姑娘的被拋棄是一個小的悲劇，由于司空見慣，小說《人生》中的劉巧珍的愛情悲劇似乎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接受的。由于劇本《人生》給劉巧珍增加了一些乍看不起眼的細節(jié)，但是這些細節(jié)形成的合力極大地改變了文本的意義。劇本給人的強烈的感覺是高加林到城里后，除過那次有關(guān)暴雨救災(zāi)的報道之外就

沒有做出什么成績，他主要的精力不是放在工作而是放在和黃亞萍的交往上。而此時的劉巧珍是以高加林媳婦的身份在鄉(xiāng)下的高家勞動。改口管高加林的母親叫媽，給高家收雞蛋，給高家剝玉米，這些都完全是一個過了門的小媳婦才應(yīng)該有的舉動。這意味著高加林父母以及劉巧珍父母和民間對這一婚事的認同。高加林本人也用行為表示過他愿意和劉巧珍結(jié)合——小說和劇本中他故意當著劉巧珍父親劉立本和眾人的面叫劉巧珍和他去進城去買漂白粉。高加林是有才，但是劉巧珍漂亮得“蓋滿川”，這就叫郎才女貌。傳統(tǒng)中，男人不重出身貧賤富貴，看重的是才華；社會對女性則強調(diào)的是容貌和品德，劉巧珍在這兩方面是無可挑剔的。經(jīng)過這樣的細節(jié)渲染，高加林負心于劉巧珍變得不可接受了。影片中長達8分38秒的劉巧珍結(jié)婚的熱鬧場面，是對高加林強烈的道德譴責。因為讀者和觀眾知道，劉巧珍并不愛馬栓，她愛的是高加林。那樣一個宏大、熱鬧、喜慶、長時間的結(jié)婚場面，給劉巧珍帶來的是強烈的刺激和巨大的心靈傷害。這是一種典型的以喜寫哀的藝術(shù)手法。劇本的這一變動，極大地強化了劉巧珍愛情的悲劇意義，同時部分地消解和遮蔽了高加林悲劇的社會和歷史意義。如此，劇本《人生》成了劉巧珍的悲劇和高加林的悲劇，成了雙重奏，是兩個主題，改變了小說《人生》的版圖。

小說主題的變化和主要人物地位的不同對小說而言是重大的變化，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意識到這對作品意味著什么。我們認為這是路遙有意為之。原因之一是在寫作小說的時候，路遙是用“理智節(jié)制感情”，要把高加林現(xiàn)象揭示給社會看，是出于“補天”的目的和心情去寫作的。當小說發(fā)表并獲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時這一目的已經(jīng)達到�？催^小說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高加林是路遙全心塑造的人物，但劉巧珍和德順老漢才是路遙最為鐘愛的人物——“劉巧珍、德順爺爺這兩個人物，有些評論家指出我過于鐘愛他們，這是有原因的。我本身就是農(nóng)民的兒子，我在農(nóng)村長大，所以我對農(nóng)民，像劉巧珍、德順爺爺這樣的人有一種深切的感情，我把他們當作我的父輩和兄弟姐妹一樣，我是懷著這樣一種感情來寫這兩個人物的”，“這兩個人物，表現(xiàn)了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一種傳統(tǒng)的美德，一種在生活中的犧牲精神。我覺得，不管社會前進到怎樣的地步，這種東西對我們是永遠寶貴的”[4]416�？磥�，劉巧珍和德順老漢在文本中象征著路遙的父老鄉(xiāng)親、兄弟姐妹，對路遙、對我們整個民族和國家都是“永遠寶貴的”。當小說的創(chuàng)作目的已經(jīng)實現(xiàn)，在改編劇本時路遙內(nèi)心感情的天平悄悄地向自己鐘愛的劉巧珍傾斜了那么一點點，于是劇本的面貌發(fā)生了饒有趣味的變化。

劇本對小說形成的這種主題上的局部顛覆，原因之二是路遙感受到的壓力——批評和輿論的壓力。小說《人生》發(fā)表后，確實對當時的讀者和評論家的閱讀習慣形成了挑戰(zhàn)，小說對高家林的角色處理不太符合大多數(shù)讀者的閱讀期待，他們很快通過各種途徑表達了自己的聲音。當時的文學評論在很大程度上還延續(xù)著“政治標準第一，藝術(shù)標準第二”的慣性。批評的焦點就集中于高家林這個人物身上。當年有人批評說“作者對高家林這個人物寄予過多的同情，這樣一來，不僅在道德上多少開脫了高家林，也使悲劇的形成缺乏更深刻的內(nèi)在歷史的和社會的根源，不免會引起一些紛紜的爭論�！闭f路遙要“避免由于對主人公的鐘愛，連帶人物身上的弱點也給予過分的諒解（像對高家林）??”[5]像這樣的批評雖然不是褒獎，但還算比較“溫柔敦厚”的，還有更激進更富有戰(zhàn)斗性的批評：“從思想上或者從道德上說，加林都不是一個先進的青年，他受到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侵(來自:www.newchangjing.com 蒲公英文摘:《人生》的作者)蝕，身上有很多應(yīng)該受到人們批評和譴責的東西�！薄氨┞兑环N個人主義的狂熱和貪欲。這種狂熱和貪欲導(dǎo)致他不貴基本的道德準則拋棄了巧珍，這進一步暴露了

他性格中的自私和冷酷的一面”[6]。類似甚至更尖銳的批評意見還有很多。“資產(chǎn)階級”、“侵蝕”、“狂熱”“貪欲”、“譴責”這些措辭在文革結(jié)束不久的1982年對路遙不可能沒有一點影響。這些評論者大都是在肯定《人生》的大前提下對高家林這一人物進行了持久而激烈的爭論。于是就像王富仁說的那樣，路遙“把那已經(jīng)僅僅抓住的社會歷史變動的主線漸漸地松開了，悄悄地向純愛情、純道德的領(lǐng)域移動自己的腳步”[7]。劇本的修改應(yīng)該看做是對評論界的回應(yīng)。

從“十七年”到80年代中期作家很少愿意動手改編自己作品。洪子誠的研究表明在當時“基于平均主義社會思潮（當時的理論表述是“批判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對所謂“三名三高”的指控，作家是其中的主要對象之一[8]。所謂的三名三高指的是名作家、名演員、名教授的高工資、高稿費、高獎金所導(dǎo)致的“資產(chǎn)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從1949年到文革期間，不少的電影導(dǎo)演、編劇和演員因為電影而動輒得咎。作家不愿意冒政治風險去改編劇本，這是在特定時期的一種自我保護方式。1983年的政治氣候和社會的大環(huán)境雖然已經(jīng)比文革大為好轉(zhuǎn)，但是和1990年代以后還是無法相比的。改編劇本得承擔一定的風險。具體到路遙，除了政治風險外還有別的問題——電影成功了，對路遙來說不過是錦上添花。但是如果電影失敗了對兩屆全國最佳中篇小說獎得主路遙的名譽應(yīng)該有比較負面的影響。但是，路遙在小說《人生》上傾注的感情、付出的汗水也許只有曹雪芹、柳青等人才能相比[9]，《人生》已經(jīng)成為他生命的組成部分。我們認為路遙出是于對《人生》的珍愛和超越常人的自信才打破常規(guī)自己來改編劇本的。

一部文學文本的產(chǎn)生和定型是很復(fù)雜的。大的方面要受到國家文藝政策、意識形態(tài)、社會思潮和作家人生觀、價值觀以及文學觀念的影響。小的方面，作品在發(fā)表前作者要前思后想仔細推敲，發(fā)表的時候要和刊物的編輯不斷溝通，發(fā)表以后會受到文學受眾的反饋意見的影響。重要的文學文本一般都有再版的機會，作家可以在再版的時候?qū)ψ髌愤M行若干修改。小說《人生》發(fā)表后，不但一般讀者和評論家討論熱烈，就是路遙自己也對作品的某些地方不太滿意。比如他對黃亞萍和高明樓等人物沒有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格就不滿意[5]417，另外他覺得德順老漢這個人物結(jié)尾的話太洋氣了，不太符合人物身份[2]455。但是奇怪的是路遙有很多的機會重新修訂自己的小說（路遙在世的時候出過好幾個選集，而且《人生》還被翻譯介紹到國外），但是他都沒有對這些自己不滿意的地方進行修改。這樣，劇本《人生》可以看做是路遙對小說《人生》發(fā)表后重要和唯一的一次修訂。

小說《人生》是成功的，有獲得的獎項為證。劇本《人生》也是成功的，以劇本為藍本的電影《人生》獲得第八屆中國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路遙實現(xiàn)了兩個《人生》的雙贏。

《人生》的作者篇三：《悲欣交集是人生》作者簡介

輯整興理趣有廣《泛政，治對經(jīng)書濟法學、復(fù)詩習詞資、料篆》刻、《、西戲方曲經(jīng)、濟佛學學講、義儒》學。 等皆有涉獵。先后編技大零學一。三 年高中畢業(yè)于四川省大英中學，現(xiàn)就讀于西南科楊志成，字 上卿，號冀空居士。一九九四年九月廿一生，四川大英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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