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伊凡·克里瑪家里拜訪，早到了半個小時。
　　正好抽支煙。我和徐暉站在路邊抽煙。路的一邊是安靜的居民區(qū)，多為兩三層的獨立別墅。建筑的外觀小心翼翼的，似乎不想冒犯天空，或者路人的視線。花園多被規(guī)劃為正方形，從面積到裝飾，都很有節(jié)制。路的另一邊，卻不尋常，是一大片樹林，很幽深，很茂密，黃了，滿地落葉從林子里溢出來，爬到路上，粘在我們的鞋子上。
　　韓葵和李素兩位女士或許是在看我們抽煙，或許是在看樹林，我們四個人一定說了些什么，但我忘了。我朝克里瑪家的小花園瞥了一眼，看見一個穿著駝色毛衣的老頭出來倒垃圾，他與肖像照片上的克里瑪很像，但眼神不像，并非那么銳利，不像鷹，他的臉型也顯得方正一些，年輕一些，與我的想象稍有出入。所以我提醒他們注意花園里提著垃圾袋的老頭，那是不是克里瑪？
　　結果就是克里瑪。我們看著他把一袋垃圾放進了花園門口的垃圾箱。他也在打量我們，一種無動于衷的表情，帶著些許困倦，也像一個勞累的外科醫(yī)生，打量著新來的病人。李素上去跟他說話，他的表情在陽光的映襯下，活泛了一些。這樣，我們提前半小時，進入了克里瑪?shù)募摇?br>　　第一次進入捷克人的家。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的家居，除了墻上隨意掛了幾個捷克木偶，似乎無意過度裝飾，看不出主人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里屋有輕輕的腳步聲，估計應該是克里瑪太太。有一只吸塵器躺在地上，也許剛剛還在工作，也許是準備工作，我們的提前到來，不知道中斷的是克里瑪先生還是他太太的吸塵工作。
　　客廳里有一個茶幾幾把椅子，散落有序，對于中國人來說，怎么坐從來都是一個問題。我們幾個人都看著克里瑪，但他并沒有如此的安排，他用鼓勵的眼神看著我們，意思是怎么坐都可以，那我們就隨便坐了。坐下以后，一時無話，隱隱覺得氣氛古怪，窘迫，此時我才想起來，主人略去了必要的寒喧，克里瑪先生甚至沒有對我們說，你好，所以我也始終沒有機會完成那個必要的問候，你好，克里瑪先生。
　　但是他們都看著我，等我說話。是說話，不是寒暄。我必須像談生意的商人一樣，單刀直入地談文學了。
　　我對克里瑪先生并不是那么了解，這讓我在得知徐暉、韓葵夫婦的安排之后，始終有點不安。所幸他們在Jecna街的公寓里留下了克里瑪?shù)暮枚嘀凶g本作品，整整一個上午，我都在惡補，像一個臨考的中學生。長篇看不了，看了些中短篇。欣慰的是他的一個中篇小說《我的故土》，我很喜歡，又有疑問，很明顯，這是談話的資本。《我的故土》寫二戰(zhàn)結束后一個少年隨父母去一個農(nóng)莊旅館度假，遇到形形色色的波西米亞資產(chǎn)階級的度假家庭，大人們每天在茫然中狂歡，少年獨自沉浸在一份貌似真切實則虛妄的愛情中。他受到了隔壁房間的醫(yī)生太太的挑逗與誘惑，身心處于燃燒狀態(tài)。少年在夜里苦候醫(yī)生太太來敲門，卻隔墻聽見了醫(yī)生夫婦床戲的聲音。少年也許是被忽略了，也許是被遺忘了，又或者，是被愚弄了。這樣的崩潰與幻滅施加于一個少年身上，令人印象深刻。小說里還有個細節(jié)，特別有意思：少年追逐醫(yī)生太太去看戲的路上，看見田野里飄起一只熱氣球，一個女演員懸吊在熱氣球上，做出似真似幻的劈叉動作。如此寫法，很夸張，感覺是受到了當時某些潮流繪畫的影響，將超現(xiàn)實與夢幻元素植入了小說，但是這植入是妥帖的，恰好是這個故事的點睛之筆。我覺得這是一部極好的小說，有深入骨髓的浪漫和哀傷，疑問是：這篇本該行云流水的小說，橫空飛出一些經(jīng)典作家的作品片段，計有高爾基、肖洛霍夫、莫泊桑、司湯達、巴爾扎克，與小說并無必要的關聯(lián)，我一頭霧水，不知道那些片段的用途。這個疑問，與我對《我的故土》的喜歡一起，構成了我與克里瑪先生探討小說的一個假想話題。
　　這當然是我的想法。我先表達喜歡。我提及《我的故土》這篇小說時，李素提醒我，中文版的譯本名字并不一定與捷克文原著對應，這也常見，是翻譯與出版社的問題，對于我不是問題，那我就詳細復述小說故事，我在復述故事李素在翻譯的時候，我注意到克里瑪先生的眼神忽明忽暗，他偶爾點頭，大致記得我在談論他的哪一篇小說，但當我提到那個熱氣球的細節(jié)時，我看見他的眼神中不僅有困倦，還有了歉意，他不記得熱氣球的細節(jié)了。我很意外，在窘迫中又談起那個疑問，他在小說中錄入的那些經(jīng)典小說中并不經(jīng)典的片段，我想問其用意，卻不知道怎么問，對于這些片段，他倒是記得的，他似乎看懂了我掙扎的眼神，告訴我，我喜歡的《我的故土》，其實還是他年輕時候的作品。
　　年輕是一種答案。我懂。不過伊凡·克里瑪先生的年輕時代，我不一定能懂。我是忽然想起來的，我面前這位老人，伊凡·克里瑪先生，是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與眾人不同，他今年已經(jīng)八十六歲了，不再寫作。用他的話說，他想寫的已經(jīng)都寫出來了，沒有必要再寫什么了。這樣的生命履歷如今已不多見，這樣赤誠地與寫作告別，相忘于江湖，也不多見。坐在我斜對面的這位猶太裔捷克老人，他的寫作，他的生活，橫亙了幾個時代，穿越了記憶的極限，他因此有權利選擇記住什么，遺忘什么。無論是生活還是寫作，該記住的他一定記住了，可以遺忘的，當然可以遺忘，包括他年輕時候寫過的一只熱氣球。
　　然后問了另外一個問題，或許是我本人的疑惑，也或許出于很多中國作家的“捷克”好奇，我問他，從他評價米蘭·昆德拉缺乏捷克經(jīng)驗的言辭中，我記住了捷克經(jīng)驗，那么，捷克經(jīng)驗到底是什么？它與匈牙利經(jīng)驗、波蘭經(jīng)驗或者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經(jīng)驗有什么不同之處嗎？這時克里瑪先生陷入了長時間的考慮，回答很簡短。我記得李素最后的翻譯是這樣的：克里瑪先生說是法制，我們和他們，法制不一樣。這回答乍聽過于簡單，旁邊的韓葵對這個話題也有興趣，她又追問，克里瑪先生又考慮了很久，他說，我們捷克的歷史上很少流血，很少流血。
　　遲緩的回答或許代表老人思維的遲緩，但同時它是深思熟慮的真知灼見。我有點懂了。我聯(lián)想到了偉大的卡夫卡，奧匈帝國時期，他曾經(jīng)也生活在布拉格這個城市，生活在布拉格的法制中。如果我有幸穿越時空去拜訪他，如果我問他，“土地測量員”與城堡之間究竟隔著什么？他也有可能如此回答我，法制。就是法制——不管是奧匈帝國的“法制”，還是捷克的法制。如果我問他一個土地測量員與城堡之間的距離究竟有多遠，回答可能是：并不遠，但是“永遠”。
　　克里瑪先生明確宣稱，自己的創(chuàng)作與哈謝克或者《好兵帥克》無關，但與卡夫卡有遺傳關系。我問克里瑪先生，是否真的做過土地測量員的工作，他竟然有點靦腆，說做過，大概一個多月。想想他的名字，這真的很有意思，不管怎樣，克里瑪先生曾經(jīng)就是土地測量員K，他也是要去城堡的人。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這短暫的經(jīng)歷，暗示了他與卡夫卡存在的清晰或者模糊的血緣關系。
　　當然，必須說到“很少流血”那個答案，這實際上是一個更令人浮想聯(lián)翩的答案。這個世界上的所有國度，其歷史大致分為“流血”，“少流血”或者“不流血”。但這個深邃寬大的話題，一時無從談起。我只是忽然為布拉格的美麗、寧靜與雅致找到了某種答案。我在布拉格的日子里，多次沿著伏爾塔瓦河散步，目光所及，皆為疑惑，這個城市何以在動蕩歲月里保持這樣古老而潔凈的美貌？我很感謝克里瑪先生精妙的答案，流血的河水會釀造某種風光，不流血會釀造另一種風光。后者理應美麗一些，雅致一些，潔凈一些。
　　克里瑪先生其實仍然充滿活力。想到他已經(jīng)八十六歲，不宜多擾，我后來莫名地如坐針氈，當我試探著起身告辭，發(fā)現(xiàn)周圍氣氛旁枝逸出，其實與我無關了�？死铿斚壬�被漂亮的李素女士所吸引，他開始只與李素女士說話，我不懂捷克語，但我從李素女士害羞的表情中猜測，他大概在對李素女士說，你那么漂亮，你別走，讓他們走吧，你多坐一會兒——這或許是妄加猜測。我希望我的猜測不會冒犯克里瑪先生或者李素女士。用中國人喜歡的方式：此處一笑。
　　大多數(shù)情況下客人總是要一起走的。當我們四個人一起離開克里瑪家，我看見路那邊的樹林被下午的陽光映照，樹林呈現(xiàn)出一種金黃的色澤了，風不大，但依然有紛紛的樹葉卷到路上，金黃色的。這是布拉格的落葉。金黃色，這大概也是布拉格的色彩。只是這條通往克里瑪先生家的路，此生大概只能走一次吧。我往徐暉的汽車里走，回頭，并沒有看見克里瑪先生，他還是沒有客套，不送客。但我真的滿意地笑了。我對自己說，當我八十六歲的時候，我很想成為八十六歲的克里瑪先生。
　　責任編輯 季亞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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