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花神這樣的咖啡館，仍然是巴黎人生活的中心，首先。它們是取暖的最好去處。顯然好過很多人住的那些簡陋、廉價的旅館。沒有暖氣或像樣的烹飪設備，不過，即使到20世紀50年代，也就是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仍然發(fā)現(xiàn)：‘我住進法國旅館的時候，才明白法國咖啡館的必要性�！�咖啡館也或為談話、搞小陰謀和保持頭腦活躍的場所�！�

莎拉·貝克韋爾

（Sarah Bakewell）

1963年出生于英國的伯恩茅斯，畢業(yè)于埃塞克斯大學哲學專業(yè)，2002年，開始專職寫作，目前在倫敦城市大學和開放大學教授創(chuàng)意寫作課。

　　

《存在主義咖啡館》將歷史、傳記與哲學結(jié)合在一起，激情地講述了一個充滿了斗爭、愛情、反抗與背叛的存在主義故事。深入探討了在今天這個紛爭不斷、技術驅(qū)動的世界里，當我們每個人再次面對有關絕對自由、全球責任與人類真實性的問題時，曾經(jīng)也受過它們困擾的存在主義者能告訴我們什么。

　　它們（咖啡館）當然支配了波伏娃和薩特的社交生活，在這里，他們看著日益壯大的圈子里加入了越來越多的新朋友：詩人、劇作家、記者，以及巴勃羅-畢加索和賈科梅蒂那樣的藝術家，還有米歇爾-萊里斯、雷蒙-格諾和讓·熱內(nèi)等先鋒作家。這里面的熱內(nèi)，之前曾是小偷和男妓，現(xiàn)在以作家的身份聲名鵲起，有一天，他在花神咖啡館時，大步走向薩特，說了聲“你好”。這是在戰(zhàn)時咖啡館的桌子旁建立起來的很多關系之一。
　　他們和阿爾貝·加繆的相遇，同樣有些唐突，只不過地點是在莎拉·伯恩哈特劇院（eatre Sarah-Bernhardt），1943年的一天，薩特的戲劇《蒼蠅》（The Flies）正在排練時，他主動結(jié)識了薩特。兩個人其實早已對對方有了相當?shù)牧私猓杭涌姙椤稅盒摹穼戇^書評，而薩特則剛剛寫了一篇關于加繆《局外人》的文章。兩人一見如故。波伏娃后來說，她和薩特發(fā)現(xiàn)，加繆“是一個簡單、快樂的靈魂”，他在談話中總是有趣而粗俗，并且十分情緒化，甚至會在凌晨兩點時坐在下雪的街道上，傾訴他的愛情煩惱。
　　自從1940年在巴黎的那段孤獨逗留后，加繆往返了阿爾及利亞幾次。他的妻子弗朗辛（Francine）仍然在那兒——在阿爾及利亞被同盟國攻下時，她被困在了那里，而當時阿爾貝正在里昂附近治療讓他終生痛苦的結(jié)核病�，F(xiàn)在，他已經(jīng)完成了三年前開始寫作的“荒謬三部曲”;這些作品主要講述了他作為一個法屬阿爾及利亞人，卡在兩個國家之間，對于兩者都沒有歸屬感的錯亂經(jīng)歷，同時也反映了他早年的貧窮經(jīng)歷：加繆的家庭一直不寬裕，父親呂西安（他被招進一個阿爾及利亞軍團，穿著由一條漂亮的紅褲子和一件亮藍色背心組成的殖民地制服上了戰(zhàn)場，這在法國北部的灰色污泥里不合時宜到了致命的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第一年去世后，全家的處境變得更悲慘，出生于1913年11月7日的阿爾貝，當時還不到一歲，此后，他在阿爾及爾一間骯臟的公寓中慢慢長大，而陪伴他的只有哥哥，悲慟欲絕、目不識丁的聾人母親，以及同樣不識字，還很暴力的祖母。
　　因此，當中產(chǎn)階級出身的年輕薩特做他的文學英雄夢，梅洛一龐蒂在無條件的愛中享受著幸福，波伏娃有她的書和糖果店櫥窗時，加繆卻在一個沉默和匱乏的世界里長大。家里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報紙，沒有書，沒有收音機，幾乎沒有客人來，也感覺不到其他人廣闊的“生活世界”。他雖然設法逃了出去，上了阿爾及爾的一所高中，之后又當上了職業(yè)記者和作家，但他的童年造就了他。22歲時，他在自己第一本日記中的第一篇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一窮二白地過上若干年，就足以創(chuàng)造全部的敏感性�！�
　　加繆在法國度過了一生的大部分時光，但他總覺得在那里是個局外人，沒有了明媚的地中海陽光這個他早年生活中的唯一補償，他感到不知所措。在他的小說中，太陽幾乎成了一個人物，尤其是在他的第一部小說《局外人》中。小說講述了一個姓默爾索（Meursault）的法裔阿爾及利亞人（沒有給出名字），在海灘上與一名持刀的阿拉伯人發(fā)生了沖突——后者連名字都沒有給出。默爾索碰巧拿著一把朋友的槍，在被海面和刀鋒反射的光芒晃到眼睛時，幾乎下意識地朝那人開了一槍。被逮捕后，他在審判時困惑地告訴法官，他開槍的原因是太陽。誠如所示，默爾索并沒有很好地為他的案子辯護，他的律師也一樣。法庭的關注點因而從命案本身，轉(zhuǎn)移到了默爾索對此明顯缺乏悔意，甚至對任何事情，包括他母親最近的離世，都缺乏適當?shù)那榫w反應上。法官判他有罪后，他被送上了斷頭臺：這次的殺戮，就像默爾索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樣，冷漠而毫無人性，但沒有人對法官指出這一點。小說以默爾索在牢房里等死結(jié)尾——他很害怕，然而，當他抬頭仰望天空，讓自己敞開地接受“世界溫柔的冷漠”時，卻找到了一種反常的慰藉。
　　這可能看上去很奇怪，一個被波伏娃描述為溫暖、有趣、熱情的人，竟然能如此傳神地描寫出一個冷酷麻木的人——至少是一個不能以這個社會所期待的方式表達情感的人。但可能的原因，在他的背景中不難找到：父親無意義的死亡，他自己常年復發(fā)、危及生命的疾病，以及整個家庭的沉默和疏離。不過，小說也在總體上捕捉到了戰(zhàn)時法國的某些經(jīng)歷：同樣，在看似平淡的表面下，隱藏著無盡的深淵。
　　如同薩特在《惡心》中一樣，他指出，我們不明白人生的根本問題，是因為我們沒有停下來思考它。我們起床，上班，工作，吃飯，工作，下班，睡覺。但偶爾，我們會突然精神崩潰，出現(xiàn)一個“錢多斯時刻”，心突然一顫，關于目的的問題出現(xiàn)了。在這樣的時刻中，我們一邊體驗著某種“略帶驚愕的疲乏”，一邊直面那個最基本的問題：我們究竟為什么要繼續(xù)活著？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加繆版的海德格爾的存在問題。海德格爾認為，當一個錘子壞了的時候，存在的可疑本性就出現(xiàn)了;而加繆同樣認為，日常事務中類似的基本崩潰，可以讓我們追問生命中最重大的問題。和海德格爾一樣，他認為答案是一種決定，而不是一種說辭：對于加繆來說，我們必須決定是放棄，還是繼續(xù)前進。如果繼續(xù)下去，我們就必須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接受我們所做的事并沒有什么終極的意義。加繆在書的結(jié)尾，讓西西弗無奈地接受了這種荒誕，重新恢復了他無盡的勞作。因此，“你必須把西西弗想象成很開心”。
　　但加繆所受的主要影響，不是來自海德格爾，而是克爾凱郭爾，尤其是1843年的論文《畏懼與顫栗》。這篇文章也通過一個故事闡明了“荒誕”：克爾凱郭爾選擇的是《圣經(jīng)》中的一個故事——上帝命令亞伯拉罕用他摯愛的兒子以撒獻祭，而不是通常的山羊或綿羊。但亞伯拉罕毫無怨言地帶著以撒前往祭壇時，上帝似乎有些驚訝。于是，在最后一刻，上帝放過了他，亞伯拉罕和以撒便回家了。不過，讓克爾凱郭爾震驚的，既不是順從，也不是撤銷獻祭，而是亞伯拉罕和以撒似乎還能像沒事兒人似的回到從前的樣子。他們被迫徹底離開了正常人性和父愛保護的領域，但不知何故，亞伯拉罕仍然信心滿滿地認為他很愛兒子。在克爾凱郭爾看來，這個故事要表明的是，為了在生活的缺陷暴露后繼續(xù)生活，我們必須做出這種不可能的跳躍。正如他寫道的，亞伯拉罕“無限地放棄了一切，然后又靠荒誕的力量，把一切都奪了回來”。這正是加繆認為他的現(xiàn)代讀者需要去做的事，不過在他看來，這無關上帝。而且在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加繆的觀點與被占法國的生活之間具有的聯(lián)系。一切都在妥協(xié)，一切都迷失了—但一切似乎都還在。業(yè)已消失的是感覺。但沒有感覺，你該怎么生活？加繆和克爾凱郭爾提供的答案，很像是英國鼓舞士氣的海報上的那句格言保持冷靜，繼續(xù)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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