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得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以下簡稱“臺社”——編者注)即將舉辦二十周年紀念活動時，心中微微有些觸動。1990年代初期，杭之先生來北京訪問，我們在《讀書》雜志的活動中見面，第一次讀到《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那時中國內地的知識分子還處于1989年的陣痛之中，對于臺灣知識分子爭取民主的斗爭抱有自然的同情，也因此對于誕生于八十年代解放運動中的“臺社”懷有一份建立在陌生之上的親切感。1989年之后，臺灣島內涌動的激流漸成激蕩之勢，不但政治氛圍變化莫測，即便在知識領域，分化和重組也是常態(tài)，從價值判斷到感情方式，無一不在巨變之中。“臺社”作為一個知識群體不可能自外于社會政治的變遷以及由此產生的劇烈爭論。1997年，當我被光興從機場截至“臺社”會場時，我第一次對我的“大陸身份”有如此清晰的體認。一方面是交往日益頻繁，另一方面是由歷史和價值所塑造的差異在兩岸知識分子之間凸現出來。那種“自然的親切感”必然被選擇與判斷所取代，但也因此，人們才能夠超越那種建立在陌生之上的親切感(或敵對感)，在完全不同的地基之上，找到自己的同志或同路人。

　　過去二十年中，內地曾出現一些民間刊物，但都很短命，這倒并不都是言論自由受限的原因。一個例證是，在比較“自由”的香港，“異議”刊物(如《七十年代》等)也漸漸式微。堅持二十年之久的中文同仁刊物本屬罕見，而在這個復雜動蕩、持續(xù)分化的時代，堅持二十年之久并能夠保持初衷又適應變化的中文刊物幾乎沒有。更進一步說，不單是在中文世界，1989年以降，在世界范圍內，許多以“異議”相標榜的群體和刊物以各不相同的方式陷入“看似異議其實毫無異議”的泥沼，它們或者迅速地銷聲匿跡，或者只是維持著原先的門面而不再有實質的內容。以“異議”之名支持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肢解和對科索沃的入侵(如某些歐洲和美國的左翼或自由左翼)，在反對共產主義或前共產主義的名義下毫無保留地支持資本主義體制(如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前異議分子)，在反對國家干預和主張開放或世界主義的姿態(tài)下倡導掠奪性的新自由主義(如中國的自認代表進步潮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反對民族主義的旗幟下支持另一種民族主義，對民族主義知識的基本前提毫無反省(到處都有，形式各異)，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不但將新的社會不平等和分化合法化，而且為美國霸權提供地緣支持(如若干東歐和中亞“顏色革命”中的現象)——我們可以隨手舉出這些“看似異議其實毫無異議”的例證。民主、自由、民間等1980年代“異議運動”所依托的觀念、價值和社會主體日漸含混、面目不清；
國家的角色、全球化的力量等難以從一個單一的方向上加以判斷，從而反國家或者反全球化也并不能自明地代表進步或異議。因此，沒有對異議及其前提的再思考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異議。

　　這是一個深刻的去政治化的語境。在這個語境中，以異議為取向的群體如何維持自己的“異議”，如何在紛紜的“異議”之間保持同仁群體的團結和力量，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挑戰(zhàn)。在這個意義上，“臺社”至今仍然保持著“異議的”活力，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徐進鈺、陳光興將“臺社”的“異議思想”建立在“對‘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等概念除魅”，以“避免‘本土化而排除異己’、‘民主化而拒絕問責’、‘多元化而壓迫多元’、‘自由化而拋棄正義’以及‘全球化而罔顧平等’的歷史鬧劇重演”之上，表明了“臺社”群體的歷史自覺和政治敏銳性。這是一種自覺到過去形態(tài)的“異議”之不可能而堅持異議的態(tài)度�？v覽《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主題及其變遷，我覺得這不但是一種宣示，也是客觀的描述，“臺社”成員在族群、國家、民主和經濟發(fā)展等眾多問題上所做的歷史分析和理論研究是將異議與對先前的異議及其蛻變的反思綜合起來的范例。2003年，在“臺社”成立十五周年之際發(fā)表的《邁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權》是一篇重要的理論宣言，它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批判或異議的地基提供了路線圖。

　　但是，即便有著這樣的自覺，異議的實踐仍然面臨諸多挑戰(zhàn)，其中之一是影響力的縮減。在劇烈的社會動蕩和重組之中，異議的精微和復雜使得異議者不可能扮演振臂一呼的猛士的角色，異議不可能像在1980年代的潮流之中那樣具有召喚力量。異議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現象，能夠“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魯迅對初期《新青年》的說法)并不多見。2003年“臺社”成員四處奔波宣講“臺社”宣言時，我適在臺灣，也曾親臨演講和討論的現場；
“臺社”成員為自己的理念而投身年輕人之中的場景，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腦海中。在我的印象中，盡管有許多年輕人真誠地參加討論，其規(guī)模和深度并不如預期。這篇宣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力量與其說源自直接介入和行動，毋寧說源自理論分析與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印證�？傊�，在異議思想的困境之中，批判的知識群體如何面對挑戰(zhàn)?我在這里結合內地的狀況，做幾點建議。

　　首先，異議思想面臨的困境和挑戰(zhàn)來自異議得以成立的那些基本的概念、范疇和判斷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因此，如果不能在這些基本的概念、范疇和判斷方面做出理論性的思考，而僅僅滿足于悖論式現象的描述，便難以突破目前的困局并與其他社會思潮真正區(qū)別開來。事實上，從1990年代以來，當重大的社會危機到來之際(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現在正在發(fā)生的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危機)。右翼固然處于失語的狀態(tài)，左翼也并沒有在理論上對這些現象做出徹底的分析。由于后六十年代潮流的影響，大部分知識左翼忙于與十九世紀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經濟理論進行分離，但對資本主義及其政治體制的演變本身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今天的社會體制會向另一種社會體制轉變嗎?如果是，那么當代異議政治的最高的和最低的目標是什么?如果不是，當代異議政治的最高的和最低的目標又是什么?這些目標不可能用幾個抽象的、日漸模糊的概念加以描述，它必須扎根于對當代經濟、政治和文化運動的透徹分析之中。因此，去政治化的社會狀況不但沒有取消反而加強了對于理論研究的要求；
沒有這樣的理論研究，甚至以異議自命的人們也極易陷入當代社會體制所構造的“常識”之中，并隨著社會的大潮從這個“常識”的這一端擺向另一端。

　　其次，異議思想的另一挑戰(zhàn)來自能否在不同的主流敘述中提供不同的歷史解釋，并使得這些解釋逐漸地深入人心。徐進鈺、陳光興的文章中提到兩岸互動的困境和“臺社”成員的重要努力。除了現實的地緣政治關系之外，兩岸問題尤其牽涉歷史記憶和解釋；
無論建立怎樣的認識框架和現實連接(如全球性的和區(qū)域性的)，兩岸問題都繞不過去。即便兩岸知識左翼共享著若干理論的或價值的前提，但經驗的和歷史記憶的層面卻很可能有著很大的距離。更重要的問題是：在涉及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方面，并不是了解對方的主流看法就可；
以補足我們知識上的不足，而在于必須致力于重建解釋歷史、尤其是重大事件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讓我們從歷史記憶中突圍。在歷史解釋方面，我們也面臨著另一同樣的問題：盡管歷史記憶有所差別，解釋現代中國(乃至古代中國和相關區(qū)域)的框架卻植根于諸如美國中國研究和其他歷史敘述框架之上。換句話說，兩岸知識分子的互動不僅需要增進對相互的歷史記憶、制度框架等等的了解，而且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重構解釋歷史(尤其是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解釋)的方法和視野。在民族主義、認同政治和區(qū)域關系等問題上，如何從深入細致的歷史研究中提出解釋歷史的概念和框架，是重建理論視野的必要途徑。

　　第三，韌的精神與策略的靈活性。批判或異議陷于孤立或寂寞是一個常態(tài)，高潮迭起既需要形勢的烘托，也需要長期的堅持——這個堅持包含兩重內容，一重內容是對基本價值的堅持，另一重內容是對這個包含著內在張力的群體及其活動的堅持。在急劇變化的潮流中，像“臺社”這樣包含著不同取向的批判群體，如何將內部的差異轉化為創(chuàng)造性的張力，是一個策略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在中國內地，我們從小就熟悉一個口號叫作“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在許多大禮堂和教室中隨處可見，卻從來不明白為什么要將“團結”與“緊張”并列在一起，現在略有一點體會。沒有團結的緊張就是對立和分裂，沒有緊張的團結就是由上至下、缺乏活力的結構。這個普通的口號是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對于這個革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但它能夠在漫長的時期內由小至大、由弱至強，“團結緊張”是—個重要經驗。

　　除了韌的精神之外，策略的思考也是文化政治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新青年》通過“寂寞的奔馳”而對后世產生巨大的影響，恰恰在于它將對價值和立場的堅守與靈活的文化實踐相結合。在1915年復辟的背景之上，《新青年》高度關注共和的成敗，但卻拒絕直接討論國體和政黨等所謂“政治”問題(就成員而言，其實未必)，轉而將青年問題、婦女問題、家庭問題、教育問題、勞工問題、人口問題、語言和文學問題置于討論中心，不但修改了那種將政治僅僅局限于國體與政黨等層面的格局，而且為新的政治營造了基礎。政治范圍的擴展也為反思新政治的異化提供了持續(xù)批判和異議的資源。我在這里并不是說要師法初期的《新青年》不談政治，而是說靈活性和批判策略是批判力量發(fā)展壯大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芭_社”在學術評鑒制度和其他各種問題上的出擊已經為此提供了重要的經驗，需要深化的是如何將這類工作與臺灣政治和其他社會問題的思考更為有力地連接起來。

　　第四，理論與實踐的有機互動是異議思想的基礎。無論異議者如何定位自身，每—個異議知識分子都是當代教育和研究體制的有機分子，沒有人可以拔著自己的頭發(fā)將自己提升到超越這一勞動分工的“現實”之中。在這個語境中，重提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這一古老問題。首先在于對這一勞動分工構成的現實的反思；
沒有這一反思，異議知識分子最終也會蛻變?yōu)榧兇鈱W院中的左翼知識分子，即絲毫不能觸動既定勞動分工的激進思想的生產者。相較于內地的情況，“臺社”最為寶貴的經驗是始終保持著對現實的介入，這種介入既是行動的，更是理論的。對于實踐的面向并不僅僅意味著直接行動，它也是一種理論要求。我在這里并不想重復“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實踐”之類的套語，而只是想強調：就學院知識分子而言，理論的概括力和爆發(fā)力本身是突破既定勞動分工、投身新的社會行動的動力之一。不待言，對于社會運動的介入、觀察、研究和思考正是理論創(chuàng)新的源泉。

　　在“臺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際，匆匆草成此文，以表達對“臺社”二十年辛勤實踐的敬意和祝賀。我也期待著“臺社”有一個更具活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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