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紅衛(wèi)兵”的心靈史，我一點興趣也沒有，因為我也曾是一個“紅衛(wèi)兵”，在那些“盛大的節(jié)日”里，跟著唱“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三個是一家，結幫反黨說黑話……”，跟著批斗會主持人振臂高呼“X 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我知道那個所謂“理想主義”的內囊是什么玩藝。而今，我倒很想了解當年人為刀俎、彼為魚肉的“黑幫分子”的心靈史，當然要是信史，而非真假莫辯的“回憶錄”、“傳記”。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廖沫沙的《甕中雜俎》（1994年11月第1版，印數4000冊），與《廖沫沙文集》第二卷同名集子相比，不僅有關于撰寫所謂“大毒草”的經過與思想根源的交代，還有關于個人歷史問題（如三次被捕）的說明、思想匯報和工作檢討等。感謝“中央專案組”，為我們保存了廖沫沙的這些“手稿”，使后人得以見到“檢討”、“匯報”這樣一些前所未有的“文體”。它們與中外被審判的那些著名人犯（如被德國法西斯誣為縱火犯而加以審判的季米特洛夫）所寫的辯護詞、最后陳述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體裁。而在首先被“開刀”并給“文革”祭旗的“三家村黑幫”中，唯一歷經全程并度過劫難的廖沫沙，他的心靈史，無疑是一件“文革”中知識分子苦難歷程的完整“標本”。

　　這些飽浸血淚的文字告訴我們，廖沫沙初罹羅網時，是迷惘惶惑的。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北京日報》公開點名，給他扣上“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的荊冠之前，他在努力反省自己的思想，反復閱讀自己歷年發(fā)表的文章，認認真真地寫檢討。被公開點名批判后，他由憤怒到惶恐，但仍然懷著一線希望，反復推敲《紅旗》雜志社論，研究自己是否屬于允許改過的范圍。但回答他的是無休止的批斗，等待他的是８年單身囚禁和３年流放偏遠地區(qū)的生活。他經歷了由不解到希望到麻木到思想對抗的心路歷程。實踐告訴他，原來他是否有罪并不重要，問題的實質是現實政治“需要”怎樣做。１９７５年３月他在《給專案組的信》中寫道：“像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為批判（點火）的對象，躬逢這一偉大的歷史盛舉，雖然吃苦不小，卻也足以引為‘榮幸’而自得其樂……個人事小，全局事大，犧牲這區(qū)區(qū)個人，而有利全局，有利于革命……我又何樂而不為？”

　　年逾花甲的廖沫沙后來被下放去參加繁重的夏收，要他“自己得到一個結論：‘我根本不配吃飯’�！币惶鞌祱雠�斗是要他“甘當‘肥料’”（反面教材）。古人說“士可殺，而不可辱”；
“殺人不過頭點地”�！拔母铩敝袑θ说木�神虐殺、精神凌遲確實是“史無前例”的。廖沫沙３０年代被關在上海提籃橋西牢中，經過斗爭，還贏得看《圣經》和四書這類的權利。而“文革”中被“監(jiān)護”時，他看書的要求不僅得不到許可，還要因此寫檢討，斗私批修。

　　廖沫沙之所以大難不死，就在于他最終認清了“文革”的實質，看穿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之流的政治把戲，丟掉了幻想，站到了精神的制高點。對于“逼供信”那一套，他的回答是“我已經罪惡滔天，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保ā稒z查我的頑抗態(tài)度》）。他敢于大罵“紅衛(wèi)兵”是“流氓”、“混蛋”，敢于對專案人員“捶桌大罵”，能夠詼諧地在致專案組的信中，一開頭就寫“發(fā)生‘通貨膨脹’，原定寫５頁，寫了２０多頁”，能夠在挨批斗時在心中誦詩作詩，是因為他不僅已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更因為他與“幼稚而純樸”的吳晗不同，心底常常涌起一種滑稽感：“這哪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簡直是在開玩笑，耍惡作劇�！保ā队酄a集》自序）當然，這也不是說他沒有自省。從他寫的“雖然是禍從天降，但也咎由自取”（《復杜埃信》），和“‘三家村’里錯幫閑”（《悼吳晗同志》）等詞句，不難看出他的某種悔愧心緒。

　　這本《甕中雜俎》不僅有歷史認知方面的珍貴價值。在文學意義上，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寫的“人”的形象。他可以復述加諸己身的“反動”、“毒草”等大帽子，可以承認自己歌頌了“封建時代的古人、死人，當然是放了毒”，承認自己寫歷史故事有“感傷情緒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客觀效果”可能如何如何，但一談到實質問題、具體情節(jié)，總是一是一、二是二，決不自污，更不肯誣人。正如李筠的代序所說，這本書“教你如何當黑幫”，也就是如何在橫逆相加時，當個錚錚鐵骨的大丈夫！

　　　　　　　　　　　　　　�。�南方周末，199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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