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季的一天，我在龜山之麓手扶武漢長江大橋的欄干，俯身看著滾滾東去的江水出神；
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問我是干什么的。見他是橋頭堡持槍站崗的士兵，我猛醒過來，意識到自己在這里呆得太久，使他覺得形跡可疑或是想跳水，便說“不干什么”，起身向蛇山方向走去。

　　那時我從鄉(xiāng)下來省城治耳疾，住在武昌一所大學里堂姐夫的宿舍，每天過江到漢口同濟醫(yī)院做半個小時同位素治療；
返回時便在橋上步行散郁解悶。郁悶不為耳疾難治，是為不能上大學的沉重失意。看到大學校園里男男女女活躍的身影，我就特失落特不平。從上小學到念初中，一路考試使我拒絕想像會有大學不招我、我將沒有大學生活經歷的可能。而今我知一小學同班同學沒上過初中因有好爸爸被推薦在武漢上大學，而我們中心小學那年唯一考上縣重點中學的我卻永不得其門而入了……

　　1973年要通過考試招生了，全大隊回鄉(xiāng)知青我是唯一報考的。然而考試只是參考，還是要與推薦相結合，在“白卷英雄”張鐵生鬧騰之前，還未考就決定了誰可以報大學誰只能報中專�？即髮W的到縣城集中，我被限讀中專類，只能在區(qū)鎮(zhèn)會考的。盡管我是全考場唯一領了高中數學試卷做的（我自學過堂弟的高中課本），還是被招到了師范學校。至此，我已對上大學絕望了。畢業(yè)之后留校，我讀莎士比亞，用功進修完微積分，也就是不想被大學畢業(yè)的同事瞧不起罷了。內心深處不免為今生今世沒了進大學的機會而痛感遺憾。

　　1977年冬恢復高考并放寬年齡限制的喜訊傳來，我立即要求報名。校領導說是按政策規(guī)定，中師畢業(yè)得工作三年才有資格應考。我還差一年工齡，無話可講，只有昂首咽口水低頭吐晦氣自嘆命運不濟。

　　到了第二年，說我這樣比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大10余歲的人仍可報考，我理直氣壯去找校領導。校領導還是不同意，哀求也沒用。他說同意你考，那別的留校青年教師都要考怎么辦？其實，我們函授部經費單撥，業(yè)務歸縣局管，學校領導從未把我們當本校教師看待給予同等待遇。別的青年教師也無人想考。

　　天無絕人之路。我部一女同事的愛人是城關鎮(zhèn)教育組長，我同宿舍的同事老杜年年抽去縣教育局做招生辦實際負責人。沒有單位批準報考的證明，他們幫我悄悄報了名。于是我一邊上班出差各公社學校，一邊抽空復習史地政。數學科考試時我提前交卷出來，碰到在場外當巡視官的校領導，他面帶微笑看了看我也沒說什么。

　　待到考分下來，縣城里很快傳開了，我的總分在全省是第幾沒有排名，但確知是全荊州地區(qū)第一，比湖北省文科本科生錄取線280分高出134分有零，上北大綽綽有余了。我念師范校的語文老師、現同事是北師大畢業(yè)的，她知道限讀師范類，聞訊來向“新校友”道賀�？墒钦修k朋友告訴我，校領導拒絕給我寫政審意見，他們沒同意我報名嘛！

　　我急得團團轉，要在縣婦聯(lián)工作的堂姐帶我去找縣委組織部長張部長求他說情。張部長教導我，上不上大學都可以為教育革命做貢獻。走出他電燈明晃晃的家門，我覺得天地一片昏暗。

　　然而，不知是師大的招生教師堅持要我，還是張部長實際上給校領導打過招呼（城關鎮(zhèn)那位教育組長偷偷對我說，校領導最終簽了政審意見有“不服從領導”之類“壞話”），我終于接到了北師大的錄取通知書。

　　長久的向往，使上大學對于我（們）不僅是學習手段、成長經歷，甚至不僅是人生的階段性目標，不僅是個人權利的標志，而且具有了對社會對自我進行某種確認的象征意義。

　　入校報到的第二天，我就興奮地趕到天安門廣場戴著校徽照了一張像。

　　大學夢圓之于我，借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結尾耶穌講的一句話來說：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理當格外歡喜快樂！

　　（原載《南方日報》 ２００２年５月５日，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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