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機襲來，經濟日益萎縮，失業(yè)率逐步攀升，國際貿易和投資不斷下滑，保護主義壁壘有所抬頭。這對支撐中國30年繁榮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產生極其嚴重的影響，中國往何處去？中國領導人已經在很多場合表示：迎難而上，銳意改革，共克時艱。

　　在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紛紛為危機應對獻計獻策，溫家寶總理在新華網與網友進行了坦誠熱烈的交流。近一段時間以來，網民對政府的4萬億提振經濟計劃，對農民工失業(yè)和大學生就業(yè)問題，對城鎮(zhèn)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補助，對中小企業(yè)的命運，對危機時期的政風政紀等等，表達了自己的利益訴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寒冬中，民生多艱，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鑒，民氣可用。改革30年后民間積累的豐厚的經濟、社會能量，能否在這一輪嚴峻的經濟危機中得到充分施展，這是中國闖過世紀劫難，乘風而起成為世界強國的關鍵。

　　強勢政府的底氣來自強勢人民

　　面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挑戰(zhàn)，中國政府再次顯示出強勢政府的姿態(tài)。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經濟體”，舉全國財政之力，首先出臺4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投向基礎設施。接著，各部門、地方紛紛出臺投資計劃。初步統(tǒng)計，將達10萬億以上。這說明什么？我國政府財力十分雄厚，投資積極性空前高漲。這是改革開放使我國國力大大提高的結果，令人鼓舞。

　　在經濟強勢擴張的同時，在社會穩(wěn)定方面，針對2009年這個多事之秋，若干個歷史事件的整數周年，經濟危機背景下更加嚴重的社會問題，政府繼續(xù)繃緊自北京奧運會強力“維穩(wěn)”的那根弦。從新聞宣傳、互聯(lián)網管理到政法部門，均以嚴防死守的姿態(tài)，隨時捕捉發(fā)現和撲滅任何“不穩(wěn)定”因素。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和60年歷史的執(zhí)政黨，面對當前困難的國際國內形勢，這樣沉重的責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謂用心良苦。然而，本來我國投資比重畸高，消費比重畸低，對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國經濟的一個病癥。在這種弊端明顯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下，財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應對危機依然以增加本來就畸高的投資來刺激經濟，這就難免讓人擔憂：這場投資“大躍進”雖然能收取保增長、緩解就業(yè)壓力的短期效益，但是會不會帶來我國經濟結構更加畸形、產能更加過剩的結果呢？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指出：“目前，中國公布的財政刺激計劃，并沒有試圖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費，而是旨在使中國經濟渡過難關，直到可以再次出口。這是行不通的�！薄皩χ袊鴣碚f，真正的問題并非僅僅是應對當前的全球經濟衰退，而是中國現有發(fā)展模式已經無法持續(xù)�，F在，正是做出改變之時。”

　　加拿大《環(huán)球郵報》也發(fā)表文章說：“今天中國擁有了像樣的基礎設施、令人稱贊的建筑和過大的工業(yè)基礎。所缺的是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的足夠的個人消費。要扭轉這種局面，中國需要加強其人民對未來的經濟安全感，使個人收入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相應地提高�！�

　　其實，并非只是旁觀者清，我國經濟學界也有類似的呼吁。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提出，不贊成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應對這次嚴重的世界金融危機。他懷疑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就能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擔心政府對破產企業(yè)的拯救會扭曲市場的懲罰機制，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賬，損害市場的自我修復機制，使蕭條持續(xù)更長時間。張教授指出，“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經濟學家許小年教授也認為：中國不需要凱恩斯主義，中國需要鄧小平理論。在許教授看來，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讓市場發(fā)揮作用，讓民眾的創(chuàng)造力充分地涌現”。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醫(yī)療服務、金融服務、電訊服務、交通運輸、港口機場等行業(yè)放開管制，讓民間資本自由進入，讓民眾充分地發(fā)揮想像力。

　　目前關注中國改革和發(fā)展的學者和媒體，都對這樣一個現象表示深深的疑慮，這就是廣義的“國進民退”現象。改革之初，鄧小平等人深感幾十年極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在經濟和社會（包括思想文化）兩方面大膽放開嚴格管制，允許農民包產到戶、分田到戶，擺脫人民公社體制的束縛；
允許城鎮(zhèn)居民自謀職業(yè)、第二職業(yè)，推行國有和集體企業(yè)承包制，發(fā)展非公經濟；
鼓勵港資、臺資、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允許中國公民為非境內資本企業(yè)打工。整個80年代改革，中國社會財富的涌流和物質的繁華，以民富為本，以“民富”實現“國強”。以八九十年代之交為拐點，在經濟上出現了讓“不法”個體戶“傾家蕩產”的政策宣示，在社會管理上“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發(fā)生文革”的憂思。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來，在保護國民經濟命脈、維護宏觀經濟穩(wěn)定的考慮下，經濟政策向國有企業(yè)大幅度傾斜，非公經濟雖在繼續(xù)發(fā)展，但得到更多發(fā)展機會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廣九那樣的平民百姓，而是有著濃厚官場背景、擅長官商勾兌的企業(yè)管理者。

　　為了進一步看清這個問題，我想摘錄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丁學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兩組數據：

　　據清華大學研究社會流動（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組發(fā)現，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夠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階層的機會，遠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為在這之前，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支出較少，主要由國家買單，很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高等教育，在社會里獲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fā)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

　　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國的金融系統(tǒng)和地方政府，對非國有、中小企業(yè)的支持力度相當大。然而，從19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大量照顧國有企業(yè)，特別是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yè)。到了2007年，全國資產性的財富總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間。特別是從1995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1.2倍。這些數據揭示的問題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機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實體經濟的時候，在中國GDP增長靠政府投資和出口兩輪驅動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如果真正實現國內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聽聽丁學良先生的告誡是不無益處的，即“必須讓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重大轉型，從‘少數人先富起來’，轉向大眾資本主義——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發(fā)財的機會、從而有遞增的民間消費能力，這才是中國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的最重要的輪子”。這里，我們似不必拘泥于“大眾資本主義”還是“大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辨，更重要的是丁學良先生所言：“在各行各業(yè)里創(chuàng)業(yè)和發(fā)展的資源及條件，應該大量開放給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壟斷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輸送到權勢者親友的手里�！�

　　如果我們意識到上述憂思不是空穴來風，更非別有用心，那么，一些學者關于不要把提振經濟完全押寶在擴大基礎設施的投資上，不要將民眾銀行儲蓄沒完沒了地注入國有壟斷企業(yè)，金融政策重新向私營中小企業(yè)傾斜，開放教育、文化、藝術、傳媒、衛(wèi)生等行業(yè)的私營企業(yè)準入機會，更多地刺激民營企業(yè)投資而不是壟斷國企低效投資，打破城鄉(xiāng)勞動力流動的戶籍壁壘，通過發(fā)放消費券甚至釋出部分壟斷國企股權平均分配給民眾等方式，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這一類思考和建議，都是值得認真思考、嚴肅對待的課題。

　　在“文革”后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時刻，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啟動思想解放運動和中國改革進程；
今天，在應對1929-1933年以來最嚴重的世界金融危機的歷史關口，同樣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廣益，讓中央和地方、黨組織和普通黨員，黨內和黨外，對于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挑戰(zhàn)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廣泛建言、暢所欲言，并認真傾聽國外有識之士的學術建議，借鑒國際組織和外國應對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

　　“保持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保持社會和諧穩(wěn)定”，需要政府和民間雙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間作為經濟發(fā)展、利益協(xié)調的主體，在危機中政府這個權力主體與民間這個權利主體一定要順暢溝通，共同發(fā)力，攜手破解避免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的諸多難題。

　　經過30年經濟改革和社會進步，中國民間蘊藏著極為豐厚的發(fā)展資源，共產黨領導的強勢政府采取充分發(fā)動民眾的政策取向，就具備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底氣。

　　經濟危機是社會不穩(wěn)定的預警信號

　　世界性的危機既是挑戰(zhàn)也是機遇。說是挑戰(zhàn)，西方發(fā)達國家可能利用相對成熟的經濟體制和社會修復機制，在危機中率先脫險，還有可能把危機轉嫁給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美國債務的最大持有人中國，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搞不好也有可能翻船；
說是機遇，在1929-1933年那一次世界危機中，成功擺脫危機的美國一舉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頭牌強國。

　　對于中國而言，目前面臨的挑戰(zhàn)是相當嚴峻的。且不說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三，絕非30年前較小的經濟規(guī)模可比，在龐大的基數上保持經濟持續(xù)增長更為困難；
30年改革過程中繞過去的很多歷史深層次問題，30年改革后產生的很多新的深層次矛盾，都在積累、發(fā)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經濟危機中最容易發(fā)生社會不穩(wěn)定。經濟高速發(fā)展時，幾乎所有社會群體都從發(fā)展中受益，區(qū)別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貧富懸殊當然也是個嚴重問題），可謂GDP增長“一俊遮百丑”；
但根據詹姆士·戴維斯的“J曲線理論”，人們的期望值容易被繁榮的經濟鼓動得很高，一旦經濟增長出現拐點，生活狀況的改善難以滿足人們的較高期望，社會上不滿情緒便高漲起來。因此，動亂常常發(fā)生在長時期經濟繁榮之后突然蕭條的時候。2009年，經濟下行可能還沒觸底，我們還要為GDP增長“保八”而奮斗，保持社會和諧尤其是政治穩(wěn)定，與保持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同樣重要。2009年這兩個“穩(wěn)”字需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我們還需看到，經過30年改革，社會管理體制發(fā)生深刻變化。在經濟領域，中國人獲得了較大的自由度。在消費者權利、物權、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復蘇，公民維權行動得到長足發(fā)展。特別是近兩三年來，互聯(lián)網的普及，增加了社會現實矛盾的能見度，網絡輿論成為現階段最現實也最具影響力的權力監(jiān)督手段。這是改革30年在社會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問題也有它的另一面：社會透明度的增加，網絡監(jiān)督的抬頭，必然要求形成強有力的權力制衡機制，要求司法公正，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財政，要求切實保障公眾的政治參與。但正如黨內外幾乎一致的共識：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嚴重滯后。在這種情況下，公民特別是網民的參與意識越強烈，內心的被剝奪感也會越深刻。我們有必要重溫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的一段警世之言：“革命的發(fā)生并不總是由于蕭條、衰退和條件惡化。一個習慣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壓迫的存在，而當這種壓迫減輕了時，他們反而意識到了壓迫，于是開始反叛。被革命摧毀的統(tǒng)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進和改善的時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惡劣統(tǒng)治的教訓的時候，往往就在它邁出改革第一步的時候，革命卻發(fā)生了�！秉h領導中國已經進行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從過去大一統(tǒng)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引進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進行了鄧小平所謂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種我們不愿看到的“革命”的發(fā)生；
但要避免相當程度的社會動蕩，還必須在中國改革前30年對我們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進和改善”后，下大決心實施較為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

　　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滯后，將讓中國社會，包括執(zhí)政黨，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這類話，黨內外有識之士說了很多年，在世界金融危機蔓延的2009年，恐怕更不能視為危言聳聽了。

　　中國改革動力的歷史考察

　　深化改革，說來容易實行難。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領導者個人意識到深化改革的緊迫性，一旦企圖有所改弦更張，都有一種備受各方牽制的無力感。下一個30年，中國改革的動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機沖擊實體經濟勢不可擋之際，用什么力量來化“危”為“機”？

　　從過去30年的經驗來看，上述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官民互動、上下借力，共度時艱。中國改革的真正動力，源自執(zhí)政黨上層的政治膽識與民間力量的推動和強力支撐；
化解經濟危機的力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除了黨和政府的果斷決策、堅強領導，還需要來自民間，要十分重視發(fā)掘和釋放民間的經濟社會能量。換言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對民間改革動力的不信任、不鼓勵甚至是壓制；
而所謂“新一輪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間不是百姓，而是缺乏遠見更缺乏擔當精神的官員。

　　在我們熟知的以歷次黨代會、中央全會和若干個“一號文件”、“N號文件”構成的中國改革史之外，我們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動力的歷史考察，看看來自中國民間的力量，如何與勵精圖治的幾代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上下呼應，江湖與廟堂聯(lián)動，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縛經濟發(fā)展的傳統(tǒng)體制，松動、融化了被傳統(tǒng)體制板結了的中國社會。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看民間的作用力：

　　一、中國民間“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終擁有要求改革、尋求發(fā)展、追求幸福的強烈意愿和無窮智慧

　　上一個30年，每一次改革面臨重大進展，或是某個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幾乎都循著這樣一個線索展開：

　　——民間小人物“膽大妄為”的冒險“違規(guī)”，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后，得到開明地方領導干部的默許甚至鼓勵，經由目光敏銳的媒體記者的報道，引發(fā)熱烈討論和爭議，最終得到高層認可，推向全國，并以政策或法律將之制度化。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中國經濟的體制性探索，從涓涓細流到驚濤拍岸的市場化大潮，就是在民間草根階層堅持不懈的拱動下，才得以最終完成。

　　農村改革序幕的拉開，始作俑者是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個窮得叮當響的農民。他們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簽下“大包干”生死狀，并一舉大獲豐收，這點星星之火，才漸次燎原全國。而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松動、城市化的推動者、托起“中國制造”奇跡的基石，更源自從鄉(xiāng)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黨報稱為“盲流”欲嚴厲禁絕、后來被稱為“農民工”的“民工潮”。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沖決了舊有的土地制度、城鄉(xiāng)戶籍壁壘和工業(yè)農業(yè)的剪刀差。

　　工業(yè)方面，浙江蕭山的魯冠球悄悄辦起的鄉(xiāng)村小小農機廠，在財大氣粗、包攬幾乎所有資源的國營工業(yè)的夾縫中漸成氣候。眾多的“魯冠球”，與千萬個曾被蔑視的“個體戶”一起，把曾經被體制和政策“圍追堵截”的灰頭土臉的鄉(xiāng)村工業(yè)和小攤點小門面，胼頭胝足地壯大成蔚為壯觀的民營經濟，“紅頭文件”從否定到默認、鼓勵，最終在中國經濟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廣九的出現，沖決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剝削，必須打擊”的《資本論》鐵律；
溫州街巷中涌現的小攤主、小業(yè)主“八大王”的命運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間市場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價；
浙江海鹽一剪子剪開國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縫”步鑫生，河北石家莊斗膽承包虧損造紙廠的小小業(yè)務科長馬勝利，從監(jiān)獄里出來就敢用國企積壓的罐頭從蘇聯(lián)換回飛機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馬云等年輕知識階層的IT新技術人士……不管他們最終的命運怎樣，都在不同層面沖決著幾十年拒絕市場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性堤壩。

　　幾乎每一項改革的起步，都站著這樣一些“舍得一身剮”的草根小人物，而他們的背后，是無數雙渴望個人幸福、渴望國富民強的眼睛。

　　13億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動中國改革最大的動力。

　　二、中國民間新社會階層、新社會組織，因改革而誕生而壯大，始終擁有最強烈的改革沖動

　　30年前，“白領”、“民營企業(yè)家”、“中介組織”、“自由職業(yè)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廣州人”）、“消費者協(xié)會”、環(huán)保NGO……這些稱呼會讓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們活躍于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不但成為中國經濟運行和社會進步的潤滑劑，更成為有強烈改革沖動的階層。沒有改革，就沒有他們；
只有繼續(xù)改革，他們才能擁有更大的生存和發(fā)展空間，才能獲得人生價值和成就感。因此，他們是改革最堅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據中共十六大報告的定義，新社會階層是在改革開放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產生的，包括民營科技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yè)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yè)主、中介組織的從業(yè)人員和自由職業(yè)人員等６個方面的人員。

　　據出自統(tǒng)戰(zhàn)部官員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會階層以及相關行業(yè)的從業(yè)人員人數多達1.5億。他們人員構成較復雜，但有鮮明的特征：相對學歷較高，擁有較多財富，多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時有逾界行為，有愈來愈強烈的社會改良意識和政治訴求。

　　作為改革開放產物的他們，對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的能量已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占GDP總量65%的非公經濟貢獻就出自他們之手，也強烈波及了社會、文化乃至政治領域。僅從立法看，私有財產保護的寫入憲法、非公經濟36條的制定、《物權法》的艱難出臺，都呈現著他們的強力推動。

　　與此相映成趣的，還有新社會組織。也就是方興未艾的各類民間性的社會組織，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yè)單位、部分中介組織、行業(yè)協(xié)會、慈善組織以及社區(qū)活動團隊；
也包括在南方雪災、汶川地震、北京奧運中，讓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隊伍。他們在扶危濟困、解決就業(yè)、維護公民權益、推動環(huán)境保護、協(xié)調各界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馬功勞。他們可以疏通民間不滿情緒的宣泄渠道，充當社會矛盾的減壓閥，在政府和民眾之間開辟出遼闊的中間緩沖地帶。

　　但是，初生的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組織，由于人員構成復雜，價值觀極不穩(wěn)定，職業(yè)流動性較大，因而社會認可度仍然不高，甚至還經常被體制內有意無意地排斥。那些習慣于公權力唱獨角戲的大一統(tǒng)社會治理模式的領導干部，那些沉迷于憑借行政權力輕而易舉占有社會資源、壟斷發(fā)展機會、獨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對這些靠市場的開放空間、社會寬容度增加才有騰挪之機的階層和組織，造成很大的傷害。

　　目前炙手可熱的報考公務員熱，就是一種值得警惕的社會現象。說明體制內人士對社會資源的占有已經到了盡人皆知、趨之若鶩的地步。年輕人一窩蜂地往體制內擠，力求在體制內分一杯羹，而不是壯大中產階層——說明中國改革已經面臨一個非沖決不可的體制瓶頸。體制內的好處越明顯，表明權力尋租對社會的腐蝕性越大，改革也就越發(fā)迫在眉睫。如果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會階層的沖動，改革的活力可能喪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滅。

　　因此，決策層對待新社會階層的態(tài)度，可以說是改革的風向標之一。應對經濟危機，拿出的四萬億，如果只重視基礎設施和國有大中型企業(yè)，而對受沖擊最為嚴重的民營經濟不假援手的話，對調整經濟發(fā)展模式不利，對改變收入分配不公和開放壟斷領域不利，對新社會階層顯失公平。歷史的教訓值得記取。上世紀80年代為了保國企，防止新生的民營企業(yè)與國企爭原材料、爭能源、爭市場，而出重手打擊，阻滯了民營經濟的同時，也阻滯了改革進程。而前年提出的“防過熱、防通脹、防資產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誤讀成專門針對民營經濟，造成企業(yè)生存空間被人為擠壓，在金融風暴襲來之前，危機已現。

　　而決策層和執(zhí)行層對新社會組織的壓制，則會在社會矛盾積聚、凸顯、日益瀕臨爆發(fā)點的情況下，使黨和政府直接面對因利益受損或期望受挫而無助、憤怒卻又散亂無組織的各類草根民眾，一旦發(fā)生群體性事件，可能連一個可以對話溝通的民眾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沒有了居間調停緩和民眾情緒的社會中介組織。結果，只能使任何一個原本針對某個地方、某項具體政策、某些基層小吏的不滿，迅速升級放大為對政府的總體抗議，對干部階層治理能力和廉潔度的總體否定，甚至是對執(zhí)政合法性的質疑。

　　因此，要化解經濟危機，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會階層、新社會組織的力量。他們可能會成為協(xié)助化解危機的一把有效鑰匙。

　　三、新意見階層的問世，營造了輿論民主的平臺，豐富了意見表達的渠道，成為深化改革的輿論先聲

　　民間“新意見階層”在互聯(lián)網上的崛起，是近幾年來自然災害和人為事故頻發(fā)、社會矛盾加劇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一抹難得的亮色。中國網民憂國憂民的視線，鎖定了諸多事關公共決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細細梳理近年來的網絡焦點，諸如陜西華南虎照片的真?zhèn)沃�辯，山西“黑磚窯”的曝光，廈門PX項目的遷址與上海磁懸浮建設是否影響沿線居民的爭議，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以及《物權法》大討論，西藏拉薩事件與西方媒體的對峙，汶川大地震諸多救人線索的網上披露以及對校舍建筑質量、救災物資公平分配等問題的反復詰問……諸多事件，是在網民和傳統(tǒng)媒體的聯(lián)手下，拓展了張揚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性解決渠道。

　　有了網上的意見表達渠道，中國公眾參政議政的聲音，五千年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嘹亮；
中國網民推動民主政治進程的力量，從來沒有像今天表現得這樣醒目；
各級政府對網絡輿情的重視，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渴——胡錦濤與人民網網友在強國論壇的交流，成為“中國網民年”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因此，胡總書記無可爭議地被評為2008年度“強國論壇”最佳嘉賓。網民之于推進政治文明的積極意義，終獲決策層的正面肯定。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場景，中國民意表達與最高決策層的思謀，開始走向合拍。關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官方表達，在網民群體得到了最由衷的響應。

　　現在，決策層已經清晰地感受到網絡龐大的民意力量。他們不再諱言通過網絡了解民意。每年的兩會，已成網民與中南�；�動的良機。數十萬網民曾以網上“我有問題問總理”等方式，共商國是。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答記者問中，以網友提問作為開場白。而各地“諸侯”網上給網民拜年，與活躍網友見面對話，已蔚成風氣。最近，云南省委宣傳部組織“網民各界人士調查委員會”，到晉寧縣看守所實地調查農村小伙子李蕎明因“躲貓貓”游戲而觸墻死亡事件，雖然于法理無據，也不宜提倡，卻創(chuàng)造了中國互聯(lián)網發(fā)展史上的第一次：網友可以堂而皇之進入事發(fā)現場，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發(fā)事件中偷偷摸摸當“公民記者”。地方黨政機關不想“躲貓貓”，更體現了政府對民意的尊重和某種敬畏。而洛陽一些活躍網友和版主被推選為市人大代表、市政協(xié)委員，則表明地方政府有誠意也有膽識，建立整合與吸納網絡輿論的機制。我們甚至可以說，網上洶涌的民意，在某種程度上左右著決策的決心與出臺的時機，甚至影響到國際輿論對中國立場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對中國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擾于一個13億人的大國，紛紛擾擾的民間意見表達的程序和渠道難以十分暢達。讓我們或許是猝不及防，或許是驚喜莫名的是，互聯(lián)網的出現，從技術層面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網絡來勢洶洶，鋪天蓋地，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對抱殘守缺的管理者來說，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因為它防不勝防，堵不勝堵。盡管管理層可以對傳統(tǒng)媒體說“不”，但網民們如無數沒有編制的“公民記者”、“網絡意見領袖”，時時更新著對任一事件的報道和評論。

　　而這個新意見階層，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間輿論力量�；仡欉@些年來，我們在官員問責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問世、打擊權貴階層的腐敗等一系列政治文明進程中，都鮮明地看到了他們強有力的推動。

　　警惕普通民眾在改革中被邊緣化

　　美國歷史學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專著《歷史上的英雄》中指出：“歷史上的英雄是在決定一場爭端或事件發(fā)展方向時無可爭辯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將導致極其不同后果的那個人。英雄能找到歷史前進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說他能自己創(chuàng)造一個。他憑借他那理解事務的超常素質，選擇另一途徑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焙�克相信，判斷一個社會能否解決它所面臨的問題的依據是：“它的領導層的質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質”。30年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領導層，從槍林彈雨的戰(zhàn)爭年代，特別是多年慘烈的黨內斗爭中一路走來，是傳統(tǒng)體制的內耗中碩果僅存的優(yōu)秀分子；
而廣大人民群眾從新中國幾十年的折騰中大徹大悟，積累了改革舊制、創(chuàng)造歷史的強烈沖動。當時“領導層的質量”和“人民的品質”足以傲視世界，是幾十年極左政治浩劫后為民族復蘇留下的一線旺盛的血脈。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正是以億萬民眾脫貧的強烈愿望與執(zhí)政黨那種“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的強烈執(zhí)政危機感互相推動，而浩浩蕩蕩發(fā)動起來的，是自下而上的破舊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規(guī)劃實施完美結合的偉大革命。

　　90年代進入小康社會后，中國改革的動力，主要來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長提升政績的強烈愿望與企業(yè)管理者占據更多生產要素的強烈愿望的結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相當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體，或曰“既得利益階層”。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礙往往是“既得利益階層”。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個80年代居于改革舞臺中央的普通民眾，則急劇邊緣化。據社會學家孫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發(fā)中國活力的社會流動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貧富分野而且代際相傳，從社會底層進入社會上層的門檻越來越高，基本上難以逾越。這一情況值得我們憂思。如果一個社會大面積堵塞了底層民眾的上升通道，這個社會就將喪失變革的動力和能量，結果可能會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樣，民怨、民憤淤積，最終可能會沖毀改革以來形成的經濟繁榮和制度化成果，出現全社會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來黨內一些感時憂國的有識之士發(fā)出“新一輪思想解放”的呼聲，尤為可貴。我覺得，事實上，如何對待上述三個層面的民間推動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視，還是鼓勵和因勢利導？把廣大民眾改善物質生活、維護個人權益、擴大政治參與，看做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可以調動、整合，還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嚴管、嚴控、嚴查”？這一點是衡量決策層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動真格的試金石。

　　面對世界金融經濟危機襲來，中國新階段改革發(fā)展的動力和希望究竟何在？如果說改革30年前兩個階段的主要動力，來自民眾脫貧的強烈愿望與執(zhí)政黨強烈的執(zhí)政危機感互動，政府注重GDP增長提升政績的強烈愿望與企業(yè)管理者占據更多生產要素的強烈愿望相結合，那么今天，中國改革發(fā)展的新動力、新希望就在于：執(zhí)政黨堅持科學發(fā)展、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改革的強烈愿望和嶄新執(zhí)政理念，與新社會階層、新社會組織、新意見階層及廣大民眾強烈要求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結合！

　　上一輪經濟危機時，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在1933年的就職演說值得我們深思借鑒：“現在首先是要講真話的時候，坦率地、大膽地講出全部實情”；
“在我們民族生活中的每一個黯淡的時刻，坦率和有力的領導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誠的諒解和支持，而這正是勝利之本�！苯鼇�，我們常說企業(yè)對投資要有信心，公民對消費要有信心，還有一個信心可能更為關鍵，就是政府對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眾的歷史首創(chuàng)精神，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這是共產黨人的經典口號。我們說了幾十年。但真正做到這一點，需要各級領導干部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勇于擔當的膽識，需要視民如殤的人道主義情懷，說到底，也需要領導層的坦然自信。不僅要教育人民群眾相信黨、相信政府，各級領導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眾，是經濟和社會雙“維穩(wěn)”的主體和動力，而不是在群體性事件等場合“維穩(wěn)”防范的對象。要相信黨和政府具備改革創(chuàng)新的能力，相信“領導層的質量”和“人民的品質”，具備抵御世界經濟危機、化解規(guī)避潛在社會動蕩、甚至化危為機，邁向世界強國的政治實力。要真正做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樣才能匯聚起攻堅克難的強大力量。

　　如此，則中國前途幸甚，中國人民幸甚！

相關熱詞搜索：強勢 希望 周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