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階段問題研究的歷史背景

　　第二、階段問題的提出

　　第三、“階段風波”的發(fā)生

　　第四、中宣部討論《階段》一文的經過

　　第五、胡喬木當眾道歉，不久即收回

　　第六、我們對《朱文》的態(tài)度和看法

　　第七、胡喬木重批“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討論

　　第八、制造這場風波 究竟所為何來？

　　引言

　　1979年7月，我國理論界發(fā)生了一場討論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的風波。我和蘇紹智合作的文章《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以下簡稱《階段》）在《經濟研究》1979年第五期發(fā)表后，兩位理論權威無端組織批判，而且不許刊登反批評的文章，內部刊物也不許印。這個壓制民主的消息不脛而走，傳到國內外，制造了一場震驚全國思想理論界的“階段風波”。作為這場風波的當事人。在198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紀念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階段風波”的啟示》，收入1989年4月出版的《猛醒的時刻》一書。這篇短文，只簡略地介紹我何以要研究“階段”問題、《階段》一文的內容以及我的一點感想。歲月匆匆，又一個十年過去。1999年我寫回憶《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這場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第一個割理論界喉管的事件”，認為有必要將它記載下來。

　　第一、研究階段問題的歷史背景

　　關于研究我國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問題的歷史背景，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思想解放的氣候，突破“兩個凡是”的大環(huán)境；
二是按勞分配理論討論的遺留問題；
三是關于過渡時期問題討論的情況。

　　一、思想解放的大氣候

　　1978年11月舉行的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當代中國社會前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舉國歡騰，隨即展開了對“四人幫”的揭發(fā)批判。但是，對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徹底否定，人們的思想還被“兩個凡是”禁錮著，甚至還要“繼續(xù)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悼念總理周恩來的“四五”運動也沒有平反。中國向何處去？人們都感到傍惶和苦惱，急切盼望鄧小平復出。當時我工作所在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日子也不好過。這方面有關情況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扼要記述。1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接著在18日至22日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突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中國的前途展現(xiàn)了光明的希望，也給理論界帶來一片生機。

　　在此之前，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署名發(fā)表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集體寫作的文章：《貫徹執(zhí)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稍后于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這兩篇文章和此前舉行的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是對“兩個凡是”在思想理論上的第一次突破，尤其是真理標準的討論為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思想準備。在這兩篇文章發(fā)表后，鄧小平在同政研室負責人的一次談話時說：“現(xiàn)在風聲不小，對按勞分配問題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見，主要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那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常識應該不成問題”。2這里所謂“風聲”可能是指這兩篇文章引起的當時中央主管宣傳的汪東興強烈不滿。真理標準的文章發(fā)表不到一個星期，5月17日，汪東興就在一個小組會上講：“理論問題要慎重，特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貫徹執(zhí)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兩篇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干，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3這表明批判“四人幫”不徹底，還有許多遺留的問題沒有解決。

　　1978年冬季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了許多重要的問題，會上有過許多復雜的斗爭，這兩個會確實是中國當代歷史的轉折點。特別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以“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的講話，為接著召開的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的號角。這篇講話對我來說，最深刻的影響就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條件”。他說：“我們要創(chuàng)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辯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的手段”�！皯椃ê忘h章規(guī)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4他號召大家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在經濟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一個大政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開幕詞，講話的內容在全會和全會公報中都吸收和包括進去了。鄧小平講話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使我國理論界受到極大的鼓舞。1979年初，中央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我們關于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的文章，就是在務虛會上的聯(lián)合發(fā)言。

　　二、經濟理論討論的成功和遺留的問題

　　十年浩劫導致生產停滯，百業(yè)稠敝，國力下降，民不聊生，經濟瀕臨崩潰。凡是有點良知的人，無不為此憤慨憂慮。

　　“四人幫”垮臺，萬民慶幸�？墒恰胺彩桥伞比耘f執(zhí)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和政策，經濟理論上反對“資產階級法權”，反對物質利益原則，不實行按勞分配；
實踐中勞動報酬還是平均主義，不允許恢復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職工的勞動積極性不能發(fā)揮。

　　自1974年姚文元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發(fā)表，引起了經濟理論界思想敏銳的一些同志的注意。為了研究這個1958年鬧騰過一段的“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我每天收集報刊上的有關文章，抄了上百張卡片，重溫了馬恩有關這個問題的著作，無意中為后來舉行的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作了一些資料積累方面的準備。

　　文革結束后，首都經濟學界自1977至1978年連續(xù)舉行了四次全國性的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集中地批判了“四人幫”詆毀按勞分配，誣蔑資產階級權利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的謬論，對按勞分配及其中包含的資產階級權利，從理論上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討論，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前面提到的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貫徹執(zhí)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5，對這次大討論發(fā)表了結論性的意見：社會主義社會人人都勞動，實行按勞分配，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

　　這篇重要文章的產生與我們1977年的另一篇文章有直接的關系。1977年8月9日，蘇紹智與我合作的《駁姚文元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的謬論》一文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政研室將這篇文章送給鄧小平，小平同志看后，在同于光遠等人談話時肯定文章的觀點是對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還有些放不開，要求政研室組織力量再寫一篇大文章，把問題說深說透，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于光遠當天就向我和蘇紹智傳達了鄧小平同志的指示。

　　1977年四季度，研究室領導布置由林澗青掛帥，組織寫作組撰寫鄧小平指示要求寫的這篇大文章，我和林子力等人參加了寫作。記得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先寫成了《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室領導看了不大滿意，決定這篇不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而用筆名嚴實之送《人民日報》刊登�！度嗣袢請蟆�1978年2月27在一版發(fā)表了。領導要求重新寫一篇。由于寫作組的同志對我國工資問題不夠熟悉，于光遠、林澗青提出，向人民大學借趙履寬來參加，調整了寫作組的成員。為了寫好這篇文章，1977年12月，研究室決定由我?guī)讉�人去唐山開灤煤礦作調查研究，同去的有趙履寬、胡冀燕。我們出發(fā)的頭一天，北京地區(qū)下了一場大雪，一路泥濘打滑，車行十分困難。途中還發(fā)生了車濺泥漿污了民兵的衣服，車證被沒收，司機寫檢討的一個小事故。到了唐山，滿目荒涼。我們住在臨時搭起的棚子中，體驗了一下地震災區(qū)的人民生活。

　　文章寫好后，室領導多次修改，最后還送鄧小平同志審閱，念給鄧小平同志聽了兩遍。鄧小平通過后，送《人民日報》。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署名在第一版發(fā)表，題目是《貫徹執(zhí)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全國各大報同時轉載，中央及各地廣播電臺同日播送。文章發(fā)表后，人民出版社馬上出版了單行本，影響很大，用現(xiàn)在的語言講，產生了“轟動效應”，成為當時普遍學習的文獻。例如：1978年我應邀參加的全國勞動局長座談會，就將這篇文章作為會議文件，發(fā)給與會代表學習討論。由于這篇文章對按勞分配理論作了較為深刻的分析，澄清了按勞分配被 “四人幫”攪亂了的許多理論問題，突破了“兩個凡是”，將經濟理論的討論推向高潮。

　　但是文章對于實際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些與理論相矛盾的現(xiàn)象仍然沒有作出說明。文章承認“在我們的社會中不但還有商品生產和貨幣制度，而且還有階級和階級斗爭，還有新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因素”6。既然按勞分配及其中的資產階級權利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因素，那么，我們現(xiàn)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主義因素是怎樣產生的呢？這是社會實踐提出的一個困難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1978年11月10日－1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湖南省長沙召開了《新資產階級分子座談會》。這是一個全國性的討論會，北京經濟學界去了不少人，上誨、山東、湖北、湖南、廣東和其他省都有代表參加。政研室領導讓我去參加。會議由經濟所所長許滌新主持，成立了以許滌新為首的領導小組，我是領導小組成員之一。與會同志對我國當前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原因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有的認為是由于我國還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少數(shù)同志堅持認為是由于存在資產階級權利。我在最后的大會發(fā)言中提出，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的條件下，何以還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只有從社會發(fā)展的階段中才能找到答案。長沙會議之后，我一直在思索在這個問題。

　　三、學術界關于過渡時期和階段問題的討論

　　從1953年到1979年，我國學術界發(fā)表過大量關于學習討論馬克思主義關于過渡時期理論的文章。據經濟研究所學術資料室編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報刊文章目錄索引（1949-1979）》7（附錄4），這類文章五十年代最多，共有110篇，主要內容是對于馬列的過渡時期理論的體會。這是中國經濟理論界接觸過渡時期理論的開始，屬于學習階段，還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觀點。六十年代發(fā)表的報刊文章較少卻較有意思。35篇文章中，除了學習過渡時期理論的體會外，還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問題，社會主義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tài)還是一個過渡時期？是否具有過渡性？過渡時期的規(guī)律問題以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1963年以前，大部分文章仍是遵循馬列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或低級階段。

　　到了1964年下半年，北京市委的刊物《前線》發(fā)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始終需要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的觀點正如它在題目上所表示的：一、將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這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看作“整個過渡時期”；
二、這個時期始終需要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發(fā)表在北京市委的機關刊物上，明顯地反映了一種權威的觀點。

　　從經濟研究所編印的目錄索引中看出，缺少1965年到1973年的文章索引。可以看出這個問題的討論在1964年到1974年間中斷了十年。

　　自1974年起又開始了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的討論。七十年代討論這個問題的報刊文章有42篇。僅從目錄上看，就可發(fā)現(xiàn)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有的文章批判 “四人幫”混淆革命階段的謬論；
有的文章討論過渡時期的界限；
有的討論了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階段問題；
有的討論我國目前處于哪一個階段。由于1962年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和1963年中共中央《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突出強調階級斗爭，由于這些權威文件的影響和北京市委刊物《前線》以及其他報刊文章的宣傳，將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劃為過渡時期，不再分階段，這種觀點已成定論。但是還是有一些同志不同意這種觀點，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1975年我恢復工作后，重操舊業(yè)，繼續(xù)經濟研究，在研究按勞分配理論和參加有關學術活動的同時，也關注著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階段問題。

　　第二、階段問題的提出

　　從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之前，存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社會是否要經歷幾個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如何劃分階段？當前的中國社會處于什么階段？這是本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理論界普遍關心正在探索的問題，是屬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也認為是所有問題中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一、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屬于過渡時期，不再分階段。這個觀點是毛澤東提出的。

　　如前所述，自6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上流行的觀點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到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以前，都屬于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間不再劃分階段。由于這個觀點是毛澤東提出的，十幾年來已成定論，不僅寫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而且寫進了1963年的《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向世界公布。

　　歷史資料表明，在此之前，毛澤東對過渡時期的觀點并不是這樣的。這是怎么一回事呢？為了研究這個問題，我查閱了國內自五十年代以來討論“過渡時期”的資料，特別認真地學習了毛澤東的有關文章和講話，發(fā)現(xiàn)原來是毛澤 東的觀點發(fā)生了變化。

　　1958-59年我國理論界曾討論過所謂兩個過渡，即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在那次討論中，關于過渡時期問題，毛澤東曾發(fā)表過不少意見。在五十年代，毛澤東說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過渡時期的觀點是一致的。并且說，這個時期將是一個很長的發(fā)展過程。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我們現(xiàn)在是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我們正在建設社會義�！�，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8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他寫道：“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人民中還隱藏著一部分反社會主義的敵對份子。……過渡時期完結，徹底消滅了階級之后，單就國內情況來說，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內部的關系�！闭堊⒁猓珴蓶|在這里說的過渡時期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并非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這與六十年代的觀點是迥然不同的。

　　毛澤東也曾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社會的發(fā)展應經過幾個階段。1958年十一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嚴厲批評當時那種不分階段，混淆階段，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說：

　　“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有的同志不贊成，說不能劃一條線，說劃了線就會損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他們說，線內也有共產主義，線外也有集體所制和全民所有制，這條線很難劃。大線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贊成劃這兩條線，是不是秀才要造反：”9

　　這段話中的“劃線”指的就是劃分階段，當時他還是主張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要劃一條錢，就是說要劃分階段的。但是，過了不幾天，在過渡時期和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上，毛澤東就開始懷疑自己的上述觀點，提出這個問題還要好好研究。一九五八年，他在關于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發(fā)出了這樣的疑問：“過渡時期包括一些什么階段，現(xiàn)在也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一種說法是：過渡時期包括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也包括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另一種說法是，過渡只包括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究竟怎樣說法才對，要好好研究�！�10

　　好好研究是對的�？上贸隽隋e誤的結論。

　　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對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的觀點，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1962年7月25日到8月24日，共產黨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據薄一波回憶，原計劃主要是討論農業(yè)、糧食、商業(yè)和國家支援農業(yè)問題，重點是圍繞討論《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fā)展生產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和《關于商業(yè)工作問題的決定》等文件進行的。到8月5日，毛澤東在華東華中組的會議上吹風；
在8月6日的大會上，他正式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
又在8月9至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xù)闡發(fā)他講話中的觀點。8月9日，毛澤東說：“只要有階級，階級斗爭一萬年也要搞”。在這種氣氛下，會議也就轉為著重討論階級斗爭問題和批判“黑暗風”、“單干風”。

　　在8月26日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也是先討論農業(yè)問題文件、國際形勢以及關于干部交流和加強黨的監(jiān)察機關問題，討論中批評了鄧子恢的“單干風”。到了9月6-7日，六個小組先后轉入批判彭德懷、習仲勛的所謂“翻案風”，直到預備會結束，主要是討論階級斗爭和批判“三風”即“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工作問題只是附帶討論了一下。11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期只有4天,基本上是大會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主要強調階級斗爭和批“三風”。至此，毛澤東對國內國際形勢的看法完全變了。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卑藢檬腥珪珗缶褪前凑彰珴蓶|的這個講話的意思寫的。9月29日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有關的一段話是：

　　“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被推翻的反動統(tǒng)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fā)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shù)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guī)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薄一波回憶說，這段話，毛澤東作過兩處較大的增加和修改。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之后，加寫了“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從“被推翻的反動統(tǒng)治階級不甘心滅亡”以下到“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為止，這一段也是毛澤東修改公報稿時加進去的。其中“幾百年”后來又改為“更多的時間”。12歷史資料清楚地表明，這時候毛澤東已經將馬克思列寧講的那個“過渡時期”抻長，一直延伸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都是“過渡時期”。

這樣，他就像他五十年代批判過的“有些同志”一樣，“不分階段，混淆階段”了，并且將他的這個觀點寫進了1963年6月14日發(fā)表的中共中央《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

　　二、毛澤東怎樣歪曲了馬克思的過渡時期理論

　　在1962年9月29日公布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和1963年6月14日發(fā)表的中共中央《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將他的觀點強加給馬克思和列寧。在“公報“中的“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A段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句話下面接著說：“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guī)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1963年6月14日發(fā)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lián)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復信：《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共二十五條《建議》的第十八條一開頭就說：“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以前，都屬于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毛澤東在這兩個重要文件中，將自己的觀點說成是馬克思和列寧的。但是，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列寧的原意不是這樣的。在馬克思的名著《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是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yōu)楹笳叩母锩D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里所講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呢？馬克思在《哥達鋼領批判》一書中沒有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概念。但從這段話的前后文看，則可以明白馬克思在這里講的“共產主義”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或第一階段，是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實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他寫道：

　　“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fā)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
每一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里的一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shù)囊环窒M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把馬克思的意思解釋得更明確了。該書第五章第三節(jié)的標題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在這一章，列寧還描述了這個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些重要特點。

　　從以上引文中可以明白地認識到，馬克思列寧的過渡時期理論都是肯定從資本主義社會不能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而是要經過一個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就是說，是要劃分階段的。毛澤東為了強調階級斗爭，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馬克思和列寧，對馬列著作作了實用主義的歪曲。

　　六十年代以后毛澤東所說的過渡時期，正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者對《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加的注釋所說：“這里所說的‘過渡時期’，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一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和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及其以后所說的過渡時期的含義不同，后者是指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13

　　前者說的過渡時期指的是過渡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很明確的，而后者則把有階級和階級差別和沒有階級和階級差別的兩個不同的質的階段混淆在一起了。

　　三、關鍵是將階級斗爭長期化、擴大化和絕對化

　　由于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前后對“過渡時期”的認識上的變化，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亂。在討論中，表面上的分歧是“大過渡”還是“小過渡”，實質上是要不要大搞階級斗爭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贊成毛澤東的“大過渡”，即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整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都是過渡時期，不再劃分階段的觀點，這種觀點的核心是將階級斗爭長期化、擴大化和絕對化，所謂“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只要有階級，階級斗爭一萬年也要搞”14。就是說，要“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是八屆十中全會的主題。將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劃為過渡時期，最關鍵的一點是為大搞階級斗爭，為階級斗爭的長期化、擴大化和絕對化制造理論根據。

　　我們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必然要經過幾個階段，不分階段，混淆階段，理論上站不住。不能設想，從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一直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前夕，一直要搞階級斗爭。一旦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了，階級斗爭就戛然而止。這樣的“規(guī)律”，馬克思從來沒有講過。毛澤東講到無產階級國家時，也說過這個國家要經歷一個建立、鞏固、加強到逐漸消亡的過程。1957年他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中，還說：“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這同他強調階級斗爭要月月講、年年講，要搞一萬年，是相矛盾的。階級斗爭也會有一個從劇烈到減緩到消失的過程。

　　這種將階級斗爭長期化、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觀點，對實踐也是十分有害的。

正是在這種錯誤思想和路線的誤導下，發(fā)生了由毛澤東親自發(fā)動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整個陷入了大災難大危機，民主和法治全面破壞，封建專制主義囂張，國民經濟瀕臨破產，人民（包括干部）遭受了十年浩劫的殘酷摧殘。

　　第三、“ 階段風波”的發(fā)生

　　一、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召開

　　從長沙回到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正在開會，接著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好消息不斷傳來。我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們學習鄧小平的講話，都感到很振奮。年初又傳達中央決定要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1月10日左右，理論工作務虛會開預備會，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林澗青去參加。林澗青回來傳達了預備會上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胡耀邦講話精神�？偟囊馑际菑娬{解放思想，總結經驗。幾年的、十幾年的、幾十年的經驗教訓都可以議。還提出了一些可以議論的具體問題：“四人幫”問題，文革的問題、宣傳問題、思想戰(zhàn)線甚至毛主席的錯誤都可議論。當時我感受最深的一點還記得，就是說，什么問題都可以議論。我感到真正要實行民主了。因此，接到參加會議的通知時很是興奮，認真地作了準備。

　　1979年1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科學會堂揭幕。成立了一個11人的領導小組，成員是：胡耀邦、胡喬木、黃鎮(zhèn)、朱穆之、胡績偉、于光遠、周揚、童大林、吳冷西、吳江、胡繩。胡耀邦致開幕詞。他說他不按照事先準備的稿子講，沒有說明原因。我不免有點意外。最近重讀胡耀邦的這個開幕詞，還是覺得他講得很好。

　　胡耀邦的講話題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他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會議的由來、目的和開會的方法。在講會議目的時，他說：

　　“我們召開這樣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要達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總結理論宣傳戰(zhàn)線的基本經驗教訓�？偨Y經驗，可以總結兩年，也可以總結十來年、三十年。建國三十年來，理論宣傳戰(zhàn)線有許多好的經驗，也有許多教訓，要把這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總結起來，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tǒng)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第二，要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后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這兩個目的是互相聯(lián)系的�？偨Y過去的經驗教訓，也是為了向前看，把我們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論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關于會議的開法，胡耀邦說：

　　“應當推廣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的那種會風，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fā)揚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達到弄清是非，增強整個理論宣傳隊伍的團結�！�

　　下面他講會議分兩段開，以春節(jié)為線。春節(jié)前主要是北京的理論宣傳單位一百多位同志參加，外地只有少數(shù)代表。春節(jié)休息五天，節(jié)后擴大各省市的同志參加。還說第一段以小組會為主，第二段大會為主，最后請中央主席、副主席作報告。等等。

　　胡耀邦講的第二個問題是“對兩年來思想理論戰(zhàn)線形勢的估計”，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兩年來揭批“四人幫”在思想理論戰(zhàn)線上的偉大勝利。列舉了對“四人幫”、林彪的大量反馬克思主義謬論所進行的深入批判，突破了各種禁區(qū)，分清了是非，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獲得了大解放。關于理論工作的成績和它戰(zhàn)斗作用，他說：

　　“這兩年的思想理論工作，就它的規(guī)模來說，就它的戰(zhàn)斗作用來說，就它對全黨理論水平的提高來說，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說是延安整風以后理論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績的兩年�！�

　　他稱贊理論隊伍說：

　　“ 特別令人高興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偉大斗爭中，涌現(xiàn)了一大批理論聯(lián)系實際，密切聯(lián)系群眾，善于思考問題，敢于發(fā)表創(chuàng)見的闖將。應當看到，這兩年的思想理論戰(zhàn)線并不平靜，有過那么幾次風浪。這些同志在斗爭中沖鋒在前，不愧為思想理論戰(zhàn)線的前衛(wèi)戰(zhàn)士。他們敢于實事求是，破除迷信，頂住種種非難和指責，不怕飛來的帽子和棍子。他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說敢干敢闖。這種無所畏懼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他接著說，要總結這兩年理論宣傳工作的偉大進步和理論宣傳隊伍成長的經驗，同時也要看到不足。提出理論戰(zhàn)線要提倡批評和反批評，真正發(fā)揚學術民主。

　　第三個問題是：“偉大的轉變和理論宣傳的任務�！痹谶@里，他提出兩個方面的任務。

　　“一個是繼續(xù)掃清我們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和解決偉大轉變中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新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使理論工作從實際出發(fā)又能走到億萬人民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偉大實踐的前頭，生氣勃勃地指導我們的實際工作飛躍前進。這就是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以后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15

　　胡耀邦的開幕講話使我很受鼓舞。我只對他最后講到民主個人主義的那些話有一點不同的意見。我認為他把那些要求社會主義民主的青年說成“民主個人主義”太過分了。我沒有忘記，1949年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指出，所謂“民主個人主義”是艾奇遜說的，指的是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毛澤東寫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的社會基礎�！�16而1978-79年要求民主的是一些年輕人，他們生在新社會，長期接受共產黨的教育。他們和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是不同的。這個意見，我在小組討論會發(fā)言中講了。忘記簡報上是否反映，但同組的邢方群告訴我，他曾對胡耀邦說了。

　　19日開始小組討論。

　　理論工作務虛會參加的人不少，分小組討論。由于事后中宣部將會議簡報全部收回，究竟多少人與會，分幾個小組都說不清了。只能簡單說說我所在的第二組的情況。我們這個組有童大林、吳明瑜、王惠德、林澗青、邢方群、何匡、賀敬之、陳荒煤、張庚、鮑彤、羅偉、趙福亭、吳冷西、廖蓋隆、李洪林、林偉、馬洪、江春澤、李秀林（人民大學教師），外地的有馮寶興（吉林）、沈其朋（天津）、藍英（上海）、張春汗（江西）等等。召集人是童大林（國家科委）、林澗青（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和賀敬之（文化部）。從我不完全的會議筆記看，這次會議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發(fā)揚民主，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經驗，暢所欲言。僅僅我們這個組涉及的問題就很多，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揭發(fā)批判“四幫邦”，批評了“兩個凡是”以及一些有關聯(lián)的問題。個別人在會上作了些檢討。也議論了毛澤東的“左”的錯誤，批評了毛澤東的某些觀點。我們的聯(lián)合發(fā)言就是針對毛澤東將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籠統(tǒng)地稱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再分階段這個觀點的。從1月19日到2月25日春節(jié)前的小組會上，我弄清楚了一些過去不知道和不清楚的事情，提高了認識，感到收獲很大，也很受鼓舞。

　　自1977年以來與我合作寫文章的蘇紹智也參加了會議，他分在第五組。會余時間，我們常見面交談。我們認為這個理論工作務虛會是建國以來第一個解放思想，發(fā)揮民主的重要會議，我們應當認真準備自己的發(fā)言。我們都在考慮發(fā)言內容，談什么問題。我提出談談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階段問題，向他介紹了湖南新資產階級分子討論會上的一些情況和我在會上的發(fā)言。認為中國現(xiàn)在還存在和產生資本主義和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原因，只有從社會發(fā)展階段中才能找到答案。這時正巧蘇也在考慮這個問題，他看到《外國哲學資料》第二輯上發(fā)表的一個重要歷史文件：共產主義者同盟科倫領導人之一勒澤爾的供詞，其中談到共產主義建成以前必須經過幾個階段。這個材料對我們研究的問題很有用。于是，我們決定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一個有關的聯(lián)合發(fā)言，分工分頭去寫，然后統(tǒng)一成一篇發(fā)言稿。2月5日，我們分別在小組會上作了聯(lián)合發(fā)言：《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以下簡稱《階段》），博得與會同志好評。會后第五組全文刊于簡報，第二組的簡報也發(fā)了摘要。與會的《經濟研究》主編看了簡報后，認為這篇文章很好，征得我們同意在該刊發(fā)表。

　　不料《階段》一文在《經濟研究》1979年第五期正式發(fā)表后，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二、蘇紹智和我的聯(lián)合發(fā)言的主要觀點（參見附錄1）

　　《階段》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估計了我國當時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及其前景，引證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話。我們寫這篇文章是很慎重的。當然個別地方也有疏漏，應引為教訓。如上文中說到的我們使用“過渡時期第二階段”這個概念時，沒有說明指的是一般意義上的過渡，不同于馬克思說的‘過渡時期’的過渡。但是，任何人讀了這篇文章，都會明白：“階段”一文討論的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
文章主張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應該劃分階段；
我國當時還處于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這個階段還要向發(fā)達社會主義過渡，然后再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從中絕對找不到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意思。

　　三、胡喬木、鄧力群揮舞大棒，制造了一場風波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過六個多月，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閉幕只有三個月，當時的理論權威們就違反解放思想的方針，拋棄發(fā)揚民主的“三不主義”，將“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的罪名強加于人，硬樹假想敵，制造了一場震驚全國思想理論界的“階段”風波。當時我的筆記本上記錄了風波發(fā)生的過程。

　　1、胡喬木、鄧力群布置對《階段》一文的批判

　　 ⑴ 胡喬木指示《經濟研究》組織文章同蘇馮商榷

　　我們的文章發(fā)表后，六月的一天，胡喬木在社會科學院辦公樓過道遇見于光遠的秘書胡冀燕，突然對小胡談起我們的文章，大意是：一，照蘇馮的觀點，以馬克思當年說的那種社會主義標準來衡量中國是否是社會主義，那是達不到的。那是烏托幫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標準也可以改變。二，蘇馮的文章會引起公憤。三，于光遠大概事先不知道蘇馮發(fā)表這篇文章吧。（這一點他說對了。我與蘇紹智合作寫這個聯(lián)合發(fā)言，以后公開發(fā)表，事先都沒有告訴于光遠。）

　　同時，胡喬木寫了一個字條給《經濟研究》，指示該刊組織文章，對蘇馮的文章進行批判。

　　《經濟研究》遵照胡喬木的書面指示，找了好幾位同志組織他們寫批判文章，均遭婉拒。最后他們僅僅組織到一篇同蘇馮文章商榷的稿件，《經濟研究》1979年第8期上登出。作者是人民大學的教員朱述先。

　　 ⑵ 鄧力群召開秘密會議布置寫批評文章。

　　1979年7月5日鄧力群在社會科學院召開了李凌、汝信、張卓元和《哲學研究》的負責人等數(shù)人會議，布置寫批評文章。會議開始，鄧力群拿出兩篇文章：《經濟研究》1979年第5期蘇紹智、馮蘭瑞合作的文章《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和《國內哲學動態(tài)》1979年第5期上發(fā)表的一篇題為《關于社會主義的一點淺見》（作者陶德榮）的文章，說：“這兩篇文章提出了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中央很重視，正副秘書長專門開了會，中宣部要說話。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我們干了幾十年到底干了什么事，要有個明確的看法。這兩篇文章說，不是社會主義。那么，外國，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朝鮮是不是社會主義？如果人家提出來，我們怎么解釋？這個問題有國際意義。另外，沒有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的右派也可以提出來，中國干了幾十年自己也承認不是社會主義了�！�

　　“過去凡是派和實踐派有爭論，看來蘇馮是實踐派。凡是派就會說，你們連中國是社會主義都不承認。他們會拿出中央文件來和我們爭論�！�

　　“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對全黨有重大意義的政治問題，有國際意義的問題。確實也要承認這兩篇文章有一定道理。出于良好的愿望回答一些問題，但是要想到政治問題。……

　　“下禮拜二中宣部要專門開會研究。

　　“秘書長的意見，認為不能否定我們是社會主義。他認為肯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對我們有利，否則無利”。

　　鄧力群接著提出處理的具體辦法：1、以后不要再發(fā)這類文章了，包括內部刊物。如果有的同志對這個問題還有意見，可以少量印一些送給中央同志參考。2、這兩個刊物要再發(fā)表一兩篇文章同這兩篇文章商榷，盡量快一些。但要采取同志式的說理的態(tài)度，不要戴帽子，不過原則問題可以尖銳一些。關于理論上的幾個具體問題要分開，不要混在一起。他說：

　　“第一個問題，是不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有不同的發(fā)展階段，要分開，肯定是社會主義，但有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二個問題，社會主義的本質規(guī)定固有的優(yōu)越性有沒有，這是一個問題，優(yōu)越性能不能發(fā)揮是另一個問題。不能因為林彪‘四人幫’破壞就說社會主義沒有優(yōu)越性。例如過去兩段時間：第一個五年、實行八字方針時期，可以說明優(yōu)越性�！娜藥汀钠茐氖菄乐氐�，但不能說嚴重到連社會主義都不是了。第三，馬恩列的理論要尊重，但《哥達綱領批判》是針對當時英國的情況寫的，以鼓勵人的斗志，不能用馬克思說的哪一條達到了沒有來看我們的現(xiàn)在。要尊重實踐，包括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例如馬克思原來沒有預計到革命在俄國和中國這樣落后的國家取得勝利，我們奪取政權以后要搞合作化，不能允許有一個個人主義的泛濫，就是新民主主義階段。衡量現(xiàn)在要尊重馬列，也要尊重我們的實踐。第四，要分清社會主義本身固有的優(yōu)越性和林彪‘四人幫’破壞，破壞是嚴重的。但不能把破壞的結果由社會主義負責�！编嚵θ哼�說，“很多問題確實很復雜，所以寫文章（指批判文章的同志）要切切實實講清道理”。會上有人問到反批評怎么辦？鄧力群說，“反批評的文章不能印，公開的刊物不能印，內部的也不能印。只能印少數(shù)送中央�？茖W無禁區(qū)，但這個問題要劃一個大界線。政府工作報告，關于主要矛盾其矛盾是經過研究決定的，黨員有不同意見，可以向中央反映，但不能寫文章反對�！�

　　鄧力群還要求與會同志對這個會保密，不許泄露出去。

　�、青嚵θ骸⒑鷨棠驹俅尾贾门u，不許反批評

　　 7月10日前后，鄧力群在社會科學院召開各經濟所負責人會議，散會后讓黨員和經濟研究所的幾位負責人留下，再次布置寫批判《階段》的文章，再次說明不許反批評。經濟研究所的孫冶方當場提出異議，說“這樣不是與文化大革命時一樣了嗎？”鄧力群說，“這是中央決定，黨員要守紀律�！本烤怪醒胧欠裼羞@個決定，我們不得而知。

　　與此同時，胡喬木在國務院政研室組織了幾個人整理馬恩列關于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的材料，準備親自寫文章。一天，秘密會議后，丁樹奇（政研室黨委書記）在走廊上碰見林子力。丁樹奇對林子力說：“要批馮蘭瑞了”。林子力說：“誰批誰要臭”。政研室整材料的事一直保密。

　　胡喬木、鄧力群布置批“階段”一文的消息不脛而走。我很快就知道了。不僅知道他們兩位布置的情況，也知道《經濟研究》遵命組織人寫批判文章的情況。有些同志對這個稿約婉拒了。對此，我們頗為感動。

　　第四、中宣部討論對《階段》一文的批判

　　1979年，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由黨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同志兼任。黨中央副秘書長是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同志。他同時還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第一負責人。鄧力群說正副秘書長專門開了會，我不知道黨中央正副兩位秘書長是怎么開會的。他說中宣部要說話。又說：“下禮拜二中宣部要專門開會研究”。把問題說得十分嚴重。后來的事實證明，中宣部確實在討論國慶三十周年葉劍英講話宣傳提綱草稿時，曾三次討論對我們的《階段》一文是否要批判的問題，但是，并不是專門開會研究，最后也沒有就此問題說過什么話。

　　中宣部每周一次例會（星期二或星期三），周五還有一次有思想理論宣傳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討論一些重要的問題。必要時例會也擴大請這些人參加。

　　1979年，適逢國慶三十周年。中央早就為這次重大的慶祝會作準備。確定由葉劍英在紀念會上講話，組織寫作班子起草講話稿。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有幾位同志去參加起草。在此之后，中宣部還起草了一個紀念國慶三十周年葉劍英講話的宣傳提綱。從7月上旬開始，中宣部開過三次會，討論這個宣傳提綱。

　　一、第一次會議：對提綱最后提出批判《階段》一文的意見發(fā)生分歧。

　　7月6日，星期五，中宣部開會。部長胡耀邦主持會議，參加者除中宣部四位副部長：朱穆之（常務副部長）、黃鎮(zhèn)（兼文化部長）、張香山（兼廣播局局長）和廖景丹（分工管報刊）外，還有首都思想理論宣傳戰(zhàn)線各部門負責人。這次會議主題是討論紀念國慶30周年大會上葉劍英講話的宣傳提綱。提綱最后部分是對當前一些錯誤觀點的批評，我們發(fā)表在《經濟研究》第5期上的《階段》一文也包括在內。

　　會議開始，工作人員將宣傳提綱分發(fā)與會者人手一份。主持人請大家看了提出意見。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編譯局局長王惠德看了宣傳提綱后提問：這個提綱是否發(fā)出去了？答：還沒有發(fā)出。王惠德說，這個提綱還要研究一下�！峨A段》一文觀點沒有什么錯。這個意見一提出，遂引起分歧，展開了討論，與會者紛紛發(fā)言。有的說，《階段》一文實質上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
有的說該文提出了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能討論，不可以討論，不允許討論。有的同志發(fā)言激動，表示要寫文章批判。也有個別同志表示同意《階段》中的觀點，認為不應組織批判。

　　我注意到與會的政研室的領導人之一于光遠沒有發(fā)言。以后我們交換意見時我才知道，于光遠既不同意毛澤東將整個社會主義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都劃為過渡時期，不再分階段，因此認為不能說我們主張劃分階段就是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他認為階段問題是應該允許討論的。但是他對我們文章中將過渡時期劃到1979年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過渡時期”是有特定涵義的，即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yōu)楹笳叩母锩D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在《階段》一文中，把過渡時期分為兩個階段，一段是從1949年到1956年取得三大改革勝利，這是原來意義上的即馬克思說的那個有特定涵義的過渡時期；
從1957年到1979年，處于過渡時期的第二階段段，即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然后過渡到發(fā)達的社會主義，最后才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我們講的過渡時期的第二階段（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所用的過渡時期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馬克思說的）那個過渡時期了。這層意思在《階段》一文中沒有加以說明，以至引起他的懷疑和思考。理論工作務虛會于光遠是領導小組的成員，他當時很忙，還正在準備一篇關于國家的發(fā)言稿，又不在一個組，見面機會不多，我們的發(fā)言事先沒有同他交換過意見。在7月6日中宣部的會上，他沒有發(fā)言，我想他是在考慮我們的這個觀點問題。至于我們提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這個歷史時間要經歷幾個階段，他是贊同的。這從他1982年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事可以證明。中宣部以后又有兩次會討論到對《階段》一文的批判問題，于光遠都沒有參加。

　　1979年7月6日的會議上，由于意見不一致，胡耀邦決定下次會議再討論。

　　二、第二次會議：有人建議幾位部長看過蘇馮的文章后再議。

　　7月11日，星期三，中宣部例會，胡耀邦主持。參加者仍是上次會議的那些單位，不過有的單位換了人。會議仍討論國慶三十周年講話宣傳提綱，自然又談到我們那篇談《階段》問題的文章。會上壓倒的多數(shù)仍持要批判的意見，理由是說文章認為中國不是社會主義。《人民日報》參加會議的人換了王若水，他當時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王若水力排眾議，他發(fā)言提出：馮蘭瑞他們的文章我認真地看過，其中并沒有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意思�？墒菚显S多同志說文章講中國不是社會主義。我想請問幾位部長、副部長是否看過這篇文章？胡耀邦答：沒有來得及看。四位副部長：黃鎮(zhèn)、廖景丹、張香山和朱穆之都回答：沒有看。于是，王若水建議幾位部長、副部長先將他們文章看看，再討論。胡耀邦接受了這個意見，說看了文章下次再談。這次會上，王惠德、王揖也講了不同意批判的意見。

　　三、第三次會議：《階段》一文沒有說中國不是社會主義

　　7月13日，星期五，中宣部繼續(xù)開會，仍是討論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的宣傳提綱。討論中自然又談到批判錯誤觀點的問題。在談到《階段》一文問題時，王若水詢問：幾位領導同志看了他們的文章沒有？胡耀邦說還沒有看，黃、張和廖副部長都還沒有看，只有朱穆之常務副部長看了。朱副部長說，蘇馮的文章里是沒有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話，但是有一句話：“中國還不是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边@句話，正是宣傳葉帥講話的提綱最后部分引了要批的話。朱穆之說完，王若水立即拿出一本小冊子《堅持貫徹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的單行本,即上面說的那篇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署名特約評論員的文章。這篇文章是鄧小平指示，胡喬木布置，林澗青掛帥，政研室的幾位同志和室外的工資理論問題專家集體寫作的，筆者也是寫作組的一員。文章寫好后，先經胡喬木等審閱通過，又念給鄧小平聽了兩遍，鄧小平點頭后才發(fā)表的。王若水說，“蘇馮文章中的這句話出自胡喬木參與審閱批準發(fā)表的文章，他們是有根據的。”王若水一邊說一邊翻開小冊子第8頁，念道：“誠然，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還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附錄2）聽了王若水的發(fā)言，滿堂驚愕。散會前胡耀邦親筆勾掉宣傳提綱要批的蘇馮文章中的那句話，中宣部對此問題的討論告一段落。以后也沒有聽到中宣部說什么話。

　　四、胡耀邦曾經有過批示：階段問題應當允許討論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關于胡喬木組織批判《階段》一又不許討論之事胡耀邦曾經有過一個批示。1979年7月20日，當胡耀邦得知胡喬木組織批判我們的文章，并且禁止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的階段問題時，在一個材料上批了下面的話：“探討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當然應當允許。我不相信胡喬木同志竟然不許�！边@個批示當時沒有傳達。二十年后才知道。這使我不能不懷疑，1979年7月5日的小會上，鄧力群說的“兩位秘書長專門討論過”的話是否確有其事�，F(xiàn)在兩位秘書長都已仙逝，無法對證了。

　　這份材料還反映：因為胡喬木不準刊登反批評的文章，所以社會科學院有人說：“這樣做法還談得上甚么雙百方針，這又是把理論問題當成政治問題搞”。反映強烈者甚至說：“不準討論還有什么言論自由，簡直是封建法西斯！”。有的人將這次風波比做“割理論界的喉管”，有的人則惴惴不安，說“知識分子有一天還要倒霉”。胡耀邦在份文件上批示說：“我不相信知識分子有一天還要倒霉。放這個空氣不好吧。”善良的胡耀邦和很多天真的人們一樣，以為知識分子挨整的日子終于過去了。他怎能想到，不但有一天知識分子還要倒霉，而且他這個總書記都會因為同情和保護知識分子而被指責為領導軟弱渙散，最終被整下臺。17

　　從1979年7月初到7月中旬這十天左右的時間，胡喬木、鄧力群、中宣部頻繁召集會議，布置和討論批判我們《階段》一文。緊鑼密鼓，聲勢嚇人。一場大批判眼看就要開始。消息傳出，震驚了全國思想、理論界。我們曾接到一些慰問電話，還有的熟人到我家中來慰問。中宣部第一次會議（7月6日）后，有同志建議我們給鄧小平寫信申訴。我們認為，他們這種作法不符合黨中央三中全會精神，而且我們的文章并沒有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但是否馬上寫信，拿不定主意。這時，政研室的林澗青因病住院，我去醫(yī)院探望時說了這件事，向他請教。林表示這段時間住院，對外面的情況不了解。根據我說的情況，對我作了六個字的建議：“不要作出反映”。我同蘇紹智也想再看看形勢如何發(fā)展。于是，我們就保持暫時沉默。

　　7月21日晚，馬列所的張顯揚來電話說：黨校孫長江受吳江（吳江是中央黨校去參加中宣部三次會議的成員）委托，特地進城找我，轉告我們，吳江并不準備寫批判文章。孫長江同我不熟，托張轉告我們。我們很感謝。

　　過了一段時間，我隨國務院研究室合并到中辦研究室，室內沒有分配我什么任務，于是我就利用這個時間，動筆寫了一篇題為《再論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按規(guī)定送給室主任審閱。沒有通過。

　　第五、胡喬木當眾道歉，不久即收回

　　一、胡喬木承認理論問題不應以行政辦法對待

　　 ⑴7月24日，朱佳木（政研室工作人員，以后做喬木的秘書）對我說，喬木同志說，要你不要誤會，他不過是看了你們的文章后很著急。

　　7月底，我老伴李昌到北京醫(yī)院看病，遇見胡喬木。胡對李說，他很忙，沒有來得及找蘭瑞同志談話，很抱欠。其實他對馮的文章只有兩點意見。一是方法問題，不應將馬列的話一條一條的來套。馬列那個社會主義一千年也實行不了。第二，這樣一寫，同另一些文章就混在一起了。有十幾篇文章，很兇的。李昌答覆他兩點：1、用簡單的辦法不能解決理論問題；
2、你說馬列說的實行不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應該怎么說，你們要拿出個說法來。

　　以后，胡喬木在北京醫(yī)院又一次見到李昌，再次表示對我的抱欠。時間記不請了，大致在當年八月。

　　1979年8月份出版的《經濟研究》第8期刊出了人民大學教師朱述先的文章：《也談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與蘇紹智、馮蘭瑞同志商榷》（以下簡稱《朱文》見附錄5）。這是《經濟研究》發(fā)表的唯一的一篇商榷文章。

　　 ⑵ 8月25日上午，馬列研究會學術部舉行會議，蘇紹智傳達前幾天胡喬木在社科院馬列所、文學所、哲學所、法學所、歷史所五個研究所匯報會上的講話。這次會議參加者是這五個研究所的正副所長，馬列所所長于光遠，副所長蘇紹智在座。（我當時還在國務院政研室，還沒有到馬列所。）

　　在討論中，有同志提到對《階段》一文的批判，認為這樣一種氣氛下，有人寫了不同意見的文章就要批判，當代文學史如何編法？胡喬木在回答文學所提出的問題之后說：

　　“我順便作一點自我批評。對蘇紹智、馮蘭瑞的文章看得太嚴重了，認為不適宜討論。對問題本身我的觀點沒有變化。對我當時采取的辦法，不能當作正面材料寫進歷史去，當作反面材料也沒有什么意思。我不應采取行政辦法，提出意見之前沒有先征求蘇馮二人的意見，很抱欠�？戳恕督洕芯俊返�8期（載有朱述先寫的與蘇馮商榷的文章）后，要想辦法補救一下。在這種氣氛下，很難進行認真的學術討論�！�

　　（大意。摘自蘇紹智傳達的原始記錄。）

　　會上胡喬木不僅向蘇紹智當眾道歉，還走到蘇面前與蘇紹智握手。

　　 ⑶8月份《經濟研究》發(fā)表了朱述先與我們商榷的文章之后，《經濟研究》接到胡喬木電話，大意是說，你們登了朱述先的文章，是受了我（胡）的影響，要設法補救一下。可再找人寫文章與朱商榷。與此同時，胡喬木給《經濟研究》寫了一個意思相同的字條。兩年后，我向《經濟研究》當時的負責人提出借閱胡喬木給他們的兩個關于《階段》一文的字條時，答復說，這兩個字條都被社科院調走了。

　　胡喬木已經幾次“抱欠”，又要《經濟研究》組織文章與朱述先商榷，我認為《階段》一文引起的麻煩已經過去，可以安心做研究工作了。我同林子力早就計劃要外出調查經濟體制改革。于是我們于十月十六日動身，去了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考察，十二月上旬才返京。

　　第六、我們對《朱文》的態(tài)度和看法

　　《朱文》是《經濟研究》按照胡喬木的指示組織到的唯一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也談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與蘇紹智、馮蘭瑞同志商榷》，載該刊1979年第8期，當時我們就已拜讀過。此文發(fā)表后，胡喬木又指示《經濟研究》組織文章與《朱文》商榷，編輯部沒有找到愿意寫文章的人，又打電話找我們寫文章與商榷者商榷。我與蘇交換了意見，認為這篇文章沒有什么說服力，對我們的批評也很勉強，誰是誰非讀者會判斷，沒有必要與之糾纏，也婉拒了�，F(xiàn)在回憶當時的情況，因為這是歷史，也有必要將我們的看法加以說明。

　　一、在主要觀點上兩文并無什么分歧。

　　《朱文》一開始就肯定了《階段》一文提出了一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xiàn)實問題�！吨煳摹吩谒牡诙䝼�自然段中是這樣說的：

　　“蘇、馮同志的文章指出，馬克思和列寧講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或過渡時期，指的是從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過渡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而不是象前幾年所流行的那種說法，即這個過渡時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也就是包括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正確的”。

　　這就表明《朱文》對我們提出的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社會的發(fā)展要經過幾個階段的觀點，是同意的。

　　甚至怎樣劃分階段，分幾個階段與我們《階段》一文的觀點基本上也是相同的。

　　請看《朱文》最后的結論：

　　“綜上所述，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應當這樣劃分：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Ⅱ、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⑴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
⑵發(fā)達的社會主義。Ⅲ、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即共產主義”。18

　　從引文可以看出，《朱文》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社會發(fā)展階段的看法，與我們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劃分階段時，也認為過渡時期以后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這個第一階段又分為：⑴ 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
⑵ 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然后才是共產主義高級階段。

　　二、《朱文》同我們商榷的是什么問題呢？

　　主要是兩點：一點是說《階段》一文在論述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社會發(fā)展階段的劃分時，把我國現(xiàn)階段的社會，或者說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劃入過渡時期的范圍，“從而在理論上不承認當前我國的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朱文》的這種指責是站不住的。第一，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答復是肯定的。它是社會主義，不過不發(fā)達而已。好比一個人，他的童年和少年在生理上和知識上是不發(fā)達或不成熟的，但是我們不能說兒童和少年不是人。第二，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要不要向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過渡？《朱文》自己應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之后是發(fā)達的社會主義。

　　我們之所以認為中國還處在“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是分析了這個階段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之后作出的判斷。在《階段》一文的第二部分，我們指出：在我國這樣一個解放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小生產占絕對優(yōu)勢，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和人民的文化水準都極為低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將會更長一些。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才能進入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我們分析了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的特點是，存在著公有制的兩種形式，還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資本主義的殘余和資產階級分子，甚至封建主義的殘余，還有相當比重的小生產者，工農之間還存在著階級差別，生產力還沒有大發(fā)展，產品也未能較大豐富……。因此我們還沒有建成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還處在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在《階段》一文中，我沒有說明這里所謂“過渡時期的第二階段”，其含義不同于馬列說的那個有特定含義的“過渡時期”，我們這里用的是廣泛意義上的過渡時期，這是我們行文上的疏忽。即令是這樣，也不能夠得出“從而在理論上不承認當前我國的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結論�！吨煳摹愤@樣來批判我們的《階段》一文，邏輯上是站不住的。

　　三、斷章取義，給《階段》一文扣帽子�！吨煳摹凡扇×送崆牡氖址�，摘出《階段》一文中的一段話之后說，《階段》一文的作者在“事實上不承認當前我國的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吨煳摹返母鶕鞘裁茨�？他寫道：“作者在關鍵問題上……是用列寧在1918年的話來說明我國目前……仍然只能稱為社會主義國家，只是‘有決心實現(xiàn)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我們的經濟制度卻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比绻豢础吨煳摹愤@段話，會認為我們否定了我國目前（1979年）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但是，請讀者對照一下《階段》原文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個自然段，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朱文》的引證是歪曲的。我們在引用列寧的話，分析了我國現(xiàn)在（1979）的社會政治情況與經濟結構之后是這樣說的：“我國現(xiàn)在的情況同1918年蘇聯(lián)的情況不同，我們已經超過了蘇聯(lián)1918年的階段……。這說明我們還處在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不能認為我們的經濟制度已經是發(fā)達的或者完全的社會主義”�！吨煳摹吩谝梦覀兊奈恼露右耘袝r，將文中“已經是發(fā)達的或者完全的”十一個字抹掉，加上一個“卻”字，從而將這句話變成了“我們的經濟制度卻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了。（請對照看附錄《朱文》第4-5段。）《朱文》杜撰了這樣一句話，來說明《階段》一文“在事實上不承認當前我國的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來，《朱文》就從“理論上”和“事實上”證明了馮蘭瑞和蘇紹智合作的《階段》一文，否定了中國是社會主義。

　　要知道，“堅持社會主義”是鄧小平在3月30日為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作的總結報告中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中的第一項基本原則，如果胡喬木，鄧力群和《朱文》中的這個論斷成立，那末，我們就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帽子是夠大的，也是很嚇人的。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卻是徒勞的，也是不太聰明的。因為彼此的文章都已經公開發(fā)表，都登在1979年出版的《經濟研究》上，并都在《新華月報——文摘版》1979年第10期同期轉載。究竟誰是誰非，相信讀者是會作出正確的判斷。這也是1979年10月朱述先的商榷文章發(fā)表后，我們沒有同意再寫商榷文章的一個原因。

　　第七、胡喬木重批“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的討論

　　1979年12月初，我去川、浙、皖三省調研結束剛回到北京，就知道胡喬木的態(tài)度有反覆。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我到林澗青辦公室談事情。林拿出一份胡喬木的講話稿念了幾行給我聽。其中談到“階段”問題時又批評了我們的“錯誤”（具體的話記不清了），好象抱欠的話又不算數(shù)了。

　　一、收回向蘇紹智的道歉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后，胡喬木在中宣部提出“反自由化”時，附帶將79年在五個所的匯報會上當眾向蘇紹智的道歉收回了。他說：“那時我如果不那樣做（指道歉），不但脫離了群眾，而且脫離了在座各位”。

　　在此之后，1981年中國社科院召開黨代會。1月24日李彥傳達胡喬木1月23日在社科院黨委常委會的講話。這個講話從衡量社科院的政治情況講起。大批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許多名言出自社科院，說有相當一些負有名望的同志反對四項基本原則，舉了許多例子。其中講到“關于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的討論”時說：

　　在全國范圍內，沒有一年也有大半年，發(fā)表的文章一直達到這種程度，有的說中國現(xiàn)在不應當實現(xiàn)社會主義。他同外國人談話時說他根本反對要實現(xiàn)社會主義，說中國實現(xiàn)社會主義太早了。這種問題難道是學術問題嗎？絕不是學術問題，這是一種煽動，無非想回到資本主義。像這樣的問題，我們能夠沉默旁觀嗎？參加這個討論的有30幾篇文章。這是動搖全國人心，動搖政治大局的問題。社科院有人參加了這個討論。

　　胡喬木的這段話，問題提得很尖銳，無限上綱，帽子很大，語氣嚇人。

不點名地批評一些人。講話中“他對外國人談話……”的“他”不知是指誰，后面講“社科院有人參加了這個討論”，顯然是指我們1979年發(fā)表在《經濟研究》第5期的那篇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階段的文章。但是，我們文章討論的不是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討論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之前是否要劃分社會發(fā)展階段的問題，是討論過渡時期問題。這是十分明了的，有文章為證。

　　胡喬木對《階段》一文沒有搞成一場大批判，只發(fā)了一篇文章，很不滿足，耿耿于懷。他在中國社科院常委會上的報告中說，“在全國范圍內沒有一年也有半年討論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動搖全國大局”。這也是不符合事實，完全是一種憑空的捏造。1979年前后，我國根本不存在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他還說，“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的討論，是蘇馮的文章引起的。據我掌握的資料，社會上自1978年1月到1979年12月，報刊上發(fā)表的討論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問題的文章共有40篇，我們的文章是第19篇19，（見附錄4）我們參加了階段問題的討論，但是第一，這個討論不是我們的文章引起的。第二、當時討論的絕對不是什么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有歷史資料證明的。

　　到此，胡喬木抓所謂“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的討論”并沒有完。直到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階段”一文又成為清查馬列所的一大問題。清查者們很健忘！“階段”一文發(fā)表時，馬列所還沒有成立哩。

　　二、在重要講話公開發(fā)表時增加沒有講過的話

　　尤其令人不可思慮的是，黨內理論界的高級領導人之一的胡喬木，為了達到他對“階段”一文及其作者的批判，還采取了非常不正當?shù)氖侄巍?/p>

　　人們還會記得，1981年8月3-8日，在首都北京召開了一次“思想戰(zhàn)線座談會”。這個會議之前，北京已經展開了一場對白樺作品《苦戀》的大批判。批判的效果不十分理想，鄧小平認為黨的領導軟弱渙散。黨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思想戰(zhàn)線座談會”，來扭轉這種局面，使黨對思想戰(zhàn)線的領導堅強起來。會議開幕，胡耀邦致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說這個會議是中央書記處決定召開，由中宣部主持的。有中央、國務院、各省、市、自治區(qū)的同志，有理論、文藝界和新聞出版界的同志一共320多同志參加。他首先講了這次座談會的目的是討論鄧小平同志7月17日的談話。接著，胡耀邦說明，鄧小平談話的主旨是，我們黨對思想戰(zhàn)線的領導處于軟弱的狀態(tài)，必須改變這種狀態(tài)。指出對思想戰(zhàn)線的領導，特別是文藝問題，存在軟弱渙散。但也不只限于思想戰(zhàn)線本身。因此，這次會議是要正視我們黨對整個思想工作領導軟弱的問題。第三點說在思想批評和思想斗爭上，應該正確對待歷史經驗。第四點談全黨必須學會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來增強團結，改進工作。第五點，專門談理論界、文藝界和新聞出版界的思想領導問題。最后，胡耀邦講了個信心問題。在第四、第五兩點中，兩次提到當時對白樺的批評，一次是說，“這次批評白樺同志，也有不少人對他表示支持，還在給他寫信。要分析分析，是些什么人寫信？要學學魯迅。”（《三中全會以來》下卷第893頁）一次是說“對白樺同志，還是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fā)，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樺同志還是寫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戀》就是對人民不利，對社會主義不利，應該批評嘛！”（同上第898頁）

　　胡耀邦講完話后，會議由領導小組主持。領導小組由胡喬木、周揚、王任重、于光遠、朱穆之五人組成。第一天大會是王任重主持的，他是中宣部副長。

　　與會320多人分為六個組，我在第一組（理論組）。小組討論8月4日舉行。同組的有李啟明（召集人）、孫冶方、于光遠、于振海、吳明瑜、高放、董輔礽、王若水、鐘沛璋，何匡、曾彥修、艾蕪等等約25人，有的是熟人。印象中人人都發(fā)了言，討論很熱烈。大家關注的重點是如何總結經驗，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改善黨的作風。對批白樺沒有興趣。理由是沒看過電影和刷本。其他各組討論也很平淡，沒有出現(xiàn)高潮，有的組也說沒有看過劇本《苦戀》和電影《太陽與人》，沒法批。

　　這個意見反映上去，領導小組決定將《太陽與人》放給大家看，目的是看了好批評。8月5日晚，給我們放映的除了《太陽與人》外，還有一部《原野》，后者劉曉慶演女主角，男主角是一個工人，誰演的忘記了。第二天討論，還是批不起來。有人說，批《太陽與人》還不如批《原野》，那男的是個什么工人階級？活像個流氓。小組會開了幾天，8月8日開第二次大會，上午夏衍、周揚、于光遠、朱穆之講話。下午胡喬木、習仲勛講話。

　　從我的筆記看，胡喬木講話很長。他首先說：

　　“這個會是六中全會的一個必然的繼續(xù)和補充。小平、耀邦的講話很重要，不僅僅限于一個電影劇本、文藝問題，也不限于思想工作問題，是對黨的精神狀態(tài)、批評自我批評這個傳統(tǒng)保持得怎樣的問題。因此，涉及各方面工作、各方面領導的態(tài)度問題。政府工作、軍隊工作都有這個問題。對于一種錯誤的思想采取什么態(tài)度？態(tài)度已經有了，但是實行不實行、堅持實行還是不堅決實行？”

　　總之，要提倡批評，解決領導軟弱、散漫問題。胡喬木提出問題后，接著講了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

　　“批評什么？批左的指導思想還是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哪個為主？……兩個批評的目標、兩項任務是分不開的。不能專管一項，否則不能達到目的，而會適得其反。很明顯，如對社會上相當范圍的自由化思潮不去斗爭的話，正好給過去那些堅持‘左’思想的人一種資本�！瑯�，如果只注意糾正自由化，不注意糾正‘左’的殘余，那么要想達到批自由化的目的也不易，有時甚至會事與愿違。這種情況是客觀存在�！�

　　這段話的傾向明顯主要是批自由化，但也不只是批評自由化也談了批左。他接著講了對苦戀的批判。怎樣開展批評。重點是講思想戰(zhàn)線領導的軟弱渙散。他分析軟弱渙散的原因是不團結。共產黨員要服從黨的紀律。第三點講，批評要包含經常的批評和重點的評論。不僅僅文藝方面，也是說政治方面的批評。批評者對被批評者的觀點有深入的了解；
批評是人民內部矛盾，一定要有團結的愿望。又說有了團結的愿望也不一定能達到團結，因為被批評者可能沒有這個愿望，可能不接受，舉了白樺發(fā)表文章：“《春天對我如此厚愛》，20說明發(fā)表這種文章對團結沒有好處�！�

　　胡喬木談到要團結這個問題時說，現(xiàn)在老朋友老同志中間也產生分歧，就是對《苦戀》這個小問題也拿不出一個統(tǒng)一的意見來，甚至有人對“自由化”同情，加以掩護，等等。言下十分傷感，聲音哽咽，掉了眼淚。大家不知怎么回事，大會主持人宣布休息，然后再接著講。

　　一年后，在1982年8月出版的一本重要文獻《三中全會以來》中的這篇講話，內容卻大大不同了。特別是第二個問題，不是當時講的批評什么，是批評左的指導思想還是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變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怎樣影響著黨內，形成黨內思想戰(zhàn)線渙散軟弱狀態(tài)以及怎樣來扭轉這種狀態(tài)�！敝档米⒁獾氖呛鷨棠驹谶@個題目里，增加了兩段1981年8月8日大會上沒有講的話：

　　“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一些同志在長時間內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他們不顧中國革命發(fā)展的歷史必然性和勝利實踐，不顧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論述和二十世紀以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的發(fā)展，教條式地宣傳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并且必須消滅商品生產，認為中國經濟落后，不應該也不可能實現(xiàn)社會主義。他們不愿意承認我國在實現(xiàn)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盡管這些剛剛建立起來的制度還需要完善，但毫無疑義，它們已經在我國扎下了根，并且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顯現(xiàn)了強大的生命力。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認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連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稱道的優(yōu)越性。極少數(shù)人甚至荒謬地宣稱中國應該回過頭去發(fā)展新民主主義，發(fā)展國家資本主義。這種極端錯誤的觀點的宣傳，不但本身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一種表現(xiàn)，而且還給這種思潮一種‘理論’的依據。

　　“一些同志對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懷疑，表現(xiàn)了他們對于結合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的勝利和發(fā)展，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幾乎毫無興趣。他們由于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對于這個錯誤他們也作了錯誤的非歷史的解釋），就對經過了歷史考驗的整個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表示懷疑。事實上，他們所懷疑的不僅是毛澤東思想，而且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幾十年間的偉大革命實踐，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它在實際生活中的發(fā)展。”2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不指名地批評《階段》一文的作者。這段增加的話，是1981年年初在社科院常委會上講話的繼續(xù)。那次說這是政治問題，是回到資本主義。這次是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一個內容，一種表現(xiàn)，說是給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以一種“理論”的依據。接著講了兩個“而且”，加重了語氣，把“一些同志”簡直說成懷疑共產黨、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也就是繞著彎子批評這些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下，第922頁）帽子可真不小。不禁使我驚嘆胡喬木整人的手段之高明。

　　上引《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921-922頁的這段話，如果是在1981年8月8日思想戰(zhàn)線問題座談會講的，那末，在座的我們應當聽到，而且絕對不會忘記的。這樣一個敏感的問題，特別是我們，是當事人，怎么會忘記呢？但是，我查了當時胡喬木在81年8月8日的講話的原始筆記，其中根本沒有這樣的話。那末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者在該文首頁（第904頁）的腳注中說：

　　“這是胡喬木同志在中央宣傳部召集的思想戰(zhàn)線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出單行本時，胡喬木同志寫了作者前記：‘這篇講話已經發(fā)表過幾次。每次發(fā)表前，作者都曾經作過一些修改和補充�，F(xiàn)在在《文藝報》要發(fā)表和人民出版社要出單行本的時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因此，它和最初發(fā)表的樣子已經有了不少差異。這是需要向讀者說明的�！�

　　原來如此！1981年8月8日的這篇講話已經發(fā)表幾次，應該說，在講話第一次發(fā)表的時候，就已經“問世”了，但是，每次作者都要修改和補充，所以，與1981年8月8日有320多位包括中央同志、國務院同志和國內思想理論界、文藝界和新聞出版界在座時的公開講話對照一看，就發(fā)現(xiàn)有明顯的不同了。當然，個人的文章或講話在發(fā)表時自己有權修改和補充，別人不必多嘴。但是，胡喬木這篇講話可不一樣。這是在黨中央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的總結性的講話，是已經問世的作品了。在重新發(fā)表時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是無礙的。但是他這樣的修改，是為了達到整人的目的，成段地將會上沒有講過的話（實即“私貨”）塞進去，并且利用他手中的權勢，收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中，以增加其權威性和合法性。這種手段不能認為是光明磊落的。

　　第八、制造這場風波 究竟所為何來？

　　歲月無情，一幌二十年過去了。這二十年，中國思想理論界經過了幾多風風雨雨，但是終于都過去了�！峨A段》風波不過是其中一支小小的插曲。如今回憶當年，若不是王若水仗義執(zhí)言，胡耀邦從善如流，一場大批判將要降臨我們頭上，那后果將是無法估量的。而胡喬木竟如此反反復復，作為一位這樣高級的領導，真是不可思議。這種情況，回想起來，能不令人感慨？

　　胡喬木在1979年8月社科院五個研究所匯報會上講的話，也還有值得深思的一面。他說對待理論問題不應采取行政手段。在這種氣氛下，很難進行認真的學術討論。既然如此，為什么對我們的一篇文章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揪住不放，只許批評不許反批評呢？再說，我們的文章并沒有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之意，又為什么要這樣毫無根據地上綱呢？是我什么地方得罪過領導嗎？

　　我認識胡喬木，至今已有60年之久。1940年我去延安，分配到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青委），他當時是中央青委的宣傳部長。我住他窯洞附近的一排平房，就已認識。不久以后他就到毛澤東身邊當秘書去了。后來一直沒有見過面，只讀過他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看過他發(fā)表的詩。直到1975年前，沒有共過事，說不上有什么個人恩怨。文革后他叫人約我去幫他編書，我也唯命是聽，努力工作。以后調到政研室，他是領導，大家對他都很尊敬，我也是。分配的任務都努力完成。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我是同情和保他的。汪東興要撤銷政研室，我還專程拜望胡耀邦替他說話，維護他和政研室。我自問沒有什么事得罪過他。他為什么要整我？這一直是個謎。過去工作很忙，沒深究這個問題。

　　近幾年回顧近二十年來的歷史，似有所覺悟。特別為寫回憶文章《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重讀當年的一些重要文件，翻了過去的工作筆記，認為他是在響應鄧小平的號召，表示對鄧小平的忠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是貫徹他自已的思想，因為“四項基本原則”本來就是他負責起草的。）但如果僅僅看到這點，那就太簡單了。那時候胡喬木這樣做，卻是另有深意。

　　這就涉及到當時復雜的歷史背景。當我仔細深入地回顧那段歷史，才認識到這場風波不僅僅關系到我和合作者蘇紹智的問題，而是兩位理論權威早就存心要打擊一些被說成與他們“分道揚鑣”的同志，要把這些人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

　　事實是，在理論務虛會剛剛開過，就傳出了一種“權威”的指責：“他們和黨分道揚鑣了�！边@是指胡耀邦所表揚的那些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勇于打破禁區(qū)的理論工作者。“文革”后重新當權的理論權威就懷疑我們這篇討論社會發(fā)展階段的文章有“后臺”。胡喬木在社科院辦公樓的走廊上碰見胡冀燕時的問話就是一種試探。實際上他主觀以為我們寫這篇文章是與于光遠商量過的。把我們揪出來，于光遠就跑不了。而于光遠又牽連著一批經濟學人。如果不是這樣，僅僅對付我們這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何須如此大動干戈，又是書面指示，又是秘密會議，還要驚動黨中央秘書長，并弄到中宣部的會上去討論。他們之所以要這么干，無非是將我們作為導火線，想要抓出什么背景人物來。其實他們完全錯了。我們的聯(lián)合發(fā)言直到公開發(fā)表，并沒有同誰商量過，連于光遠同志都不曾商量過，完全是大會開幕以后才匆忙地分工分頭撰寫的。后來才知道，光遠同志對此文還有點不同的意見，認為我們不應將不發(fā)達社會主義階段也劃入過渡時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對我說，馬克思主義的過渡時期理論有它特定的涵義，即要搞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斗爭，所以他認為我們把過渡時期延長不妥。但是他對于我們《階段》一文的主要觀點：我國處于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還不是馬克思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完全同意的。這在他為我的經濟論文選（兩卷集）寫的序言中才第一次見諸文字。

　　1979年的《階段風波》一直糾纏了五年之久。直到中央明確我國現(xiàn)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才算過去。但此事給我國思想理論界留下的不良影響卻是抹不掉的。

　　我把這段經歷如實地記下來，是希望從中總結經驗教訓。堅持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guī)定的言論出版等自由；
回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總路線上來，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充分發(fā)揚民主和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學術繁榮，科學昌盛和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

　　注釋：

　　1．《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載《百年潮》2000年第 3期。

　　2．引自于光遠著：《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17頁。

　　3．同上書第121-122頁。

　　4．《三中全會以來》上，第19-23頁。

　　5．此文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遵照鄧小平的指示集體撰寫，由林澗清主持，有五六個人參加，筆者是其中之一。寫成后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fā)表，全國各大報同日轉載，中央廣播電視臺廣播，并出版了單行本。

　　6．見附錄2。

　　7．請參看附錄4，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資料室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報刊文章目錄索引（1949-1979）》第27-32頁。載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編輯部編印的《經濟研究參考資料》增刊，1981年1月出版。唐宗焜提供。

　　8．《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3-404頁。

　　9．《毛澤東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第64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1998年1月印。

　　10．同前書第77頁。

　　11．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1071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12．參見同上，第1101頁。

　　1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82頁。

　　14．參見薄一波同上書第1098頁。

　　15．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1977年1月18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82年8月版，第48-64頁。

　　16．《毛澤東選集》1967年，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士出版社翻印，第1422-23頁。

　　17．以上材料見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1999年出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272頁。

　　18．朱述先：《也談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問題》《經濟研究》1979年第8期，《新華月報》1979年第10期文摘版第27-29頁。本文所引《朱文》均引自《新華月報》1979年第10期。

　　19．《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1年增刊：《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報刊目錄索引（1949-1979）》第32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資料室編,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

　　20．1981年部隊開始批判白樺（部隊作家）的作品《苦戀》和據此改編拍攝的電影《太陽與人》。解放軍報發(fā)表了長篇的署名“本報特紙評論員“的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能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電臺廣播，多種報刊轉載。對白樺壓力很大。但是讀者和電影觀眾卻對白樺表示同情，給他寫了許多信。于是，白樺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春天對我如此厚愛》。春天是指人民群眾。文章發(fā)表后引起領導的重視。

　　2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921-922頁。

　　1995年12月7-15日初稿

　　1999、2003年兩次修改

　　來源：獨角獸網www.unicornbb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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