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名叫斯蒂夫的教授同事，以前在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服過役。退役后他進研究生院讀書，后來當上了教授。他很有榮譽心，教書、做事，全都一板一眼。他告訴我，美國每個軍種對待“榮譽”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他們海軍陸戰(zhàn)隊是“忠誠”(commitment)，空軍是“完美”(excellence)，陸軍是“責任”(duty)。忠誠和責任的對象是國家，不是某個執(zhí)政者。

　　他還告訴我，西點軍校的信條是，“責任、榮譽、國家”，其中的“榮譽”與“正直”是同義的。軍校生遵守“西點校規(guī)”(不說謊、不欺騙、不偷盜，也不容忍別人說謊、欺騙、偷盜)。榮譽是指這樣的軍人道德操守，不是指與敵人拼命，或者寧死不降。

　　這使我想起鄭凱梅女士在《美國兵眼中的戰(zhàn)爭》一書中采訪的二戰(zhàn)老兵麥克唐密克。麥克唐密克于1944年參加了攻占日屬塞班島的戰(zhàn)斗，當時島上的日本平民集體在島的北端跳崖自殺，先是把孩子扔下去，然后自己跳，“日本軍隊抵抗非常頑強，誓死不降，結果我們登陸的時候，抓到的俘虜只有100多個人，其余的全部戰(zhàn)死或自殺了”。

　　斯蒂夫說，他二戰(zhàn)時當海軍陸戰(zhàn)隊員的叔叔也曾向他講過類似的情況。他認為，對自己的死亡沒有感覺的軍隊往往也是對別人最殘忍的軍隊，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把人的生命當一回事。美國軍隊就絕對干不出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情。

　　斯蒂夫說，美國軍人用專業(yè)的而不是道德的態(tài)度來看待“勇敢行為”。美國軍人在喪失戰(zhàn)斗能力之后，并不把被敵軍俘虜當作一件有損榮譽的事情。約翰·麥凱恩當年在越南戰(zhàn)場上被俘，回國后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后來成為參議員，2008年又代表共和黨競選總統(tǒng)。

　　從軍事專業(yè)的角度看，軍人上戰(zhàn)場是去戰(zhàn)斗的，不是去送命的。仗打到不能再打下去，軍人已經(jīng)盡力完成了任務，不必像二戰(zhàn)中日本軍隊那樣，非殺身成仁不可。早在2000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第三卷第8章中就說到了專業(yè)軍人與平民戰(zhàn)士的不同。專業(yè)軍人以打仗為職業(yè)，克敵制勝的機會比較大。但是，一旦遇到更強的對手，逃得最快的也是他們。相比之下，平民戰(zhàn)士反倒更愿意拼命，這是因為他們把戰(zhàn)敗看成是一種比死更不堪忍受的羞恥，而不僅僅是一次不成功的行動。

　　還可以從更大的社會角度來理解美國人的榮譽觀。美國人一向把人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遭到災難，只要不危及他人，獨自逃出活命，并不是不榮譽的事情。早在1831年，托克維爾到美國考察時就發(fā)現(xiàn)，美國人的榮譽觀似乎相當特別，這與美國個人主義的民主制度有關。他指出：“榮譽不外是根據(jù)特殊情況建立的，供一個國家或一個階級用來進行褒貶的特殊標準�！泵绹鴽]有尚武的傳統(tǒng)，沒有武士、俠客、將軍、勇士、好狠斗勇之士的英雄故事傳說。這與美國沒有封建主義大有關系，“封建貴族是靠戰(zhàn)爭起家的，并且是為了戰(zhàn)爭而存在的。它把自己的權勢作為武器，并用武器保持權勢。因此，對于它來說，最重要的莫過于武勇。它自然要把武勇捧得最高，說它比什么都光榮。因此，凡是顯明表現(xiàn)武勇的行動，甚至這種行動違反理性和人道，都是得到它的認可，而且往往根本就是出于它的命令。”

　　美國人的榮譽觀與歐洲的榮譽觀有一點相同，都認為勇敢是美德之首，但由于歷史形成不同，兩者并不是從同一角度來看待勇敢。美國人的勇敢是克服一切困難去成功，而不是個人運用暴力的能力。托克維爾發(fā)現(xiàn)，“在美國，好戰(zhàn)的勇氣并不受到太高的表揚。美國人認為最好的和最值得稱贊的勇敢，是敢于沖破海洋的驚濤早日抵達港口，毫無怨言地忍受荒漠中的艱苦和比所有的艱苦更難以忍受的孤寂。這種勇敢可使他們辛辛苦苦積攢的財產(chǎn)，在他們幾乎不知不覺之中蕩然無存，然后又能使他們以新的努力去積累新的財產(chǎn)�！边@種勇敢對于維持和繁榮美國社會是極其必要的，因而受到美國社會的特別尊重和推崇。托克維爾對美國的這一觀察至今仍然十分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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