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以來，我開始了“中和”學術思想體系的研究。研究分兩條線索進行：一是以中國的權力政治為研究對象；
二是以中國的哲學思想為研究對象。截至2008年底，歷經十載，我積累的近二百萬字的讀書心得筆記已經為這系列著作的寫作，奠定了一定的資料和思想基礎。

　　走上這樣的獨立研究之路，是基于我的以下兩點認識：

　　一

　　一個非常值得人們關注的事實是：中國歷史上兩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治事件——商鞅變法和辛亥革命，都先于中國社會形態(tài)變革而被某種不得已的歷史形勢迫成。因此，當變法和革命勝利后，換言之，在新生的進步政治力量奪取國家領導權后，不得不面臨兩項亟需解決的歷史任務：一是改造固有的落后社會結構；
二是鎮(zhèn)壓守舊勢力的反撲。中國政治早熟于社會發(fā)展的特點，決定了進步政治力量總是在付出巨大的流血犧牲之后，又不得不與舊的政治傳統(tǒng)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xié)。

　　戰(zhàn)國時期，周天子作為“天下共主”的政治局面已經徹底打碎，七國皆以蓄力自�；蛄�爭天下為最高政治綱領，富國強兵成為時代主題，各國之間戰(zhàn)爭頻仍，國際秩序一片混亂。在此種歷史形勢下，商鞅變法率先在秦國確立了君權和法權合一的戰(zhàn)時政治體制，旋即發(fā)起了依靠專制王權徹底改造秦國社會的政治運動，秦國因此迅速富強，其綜合國力把其他六國遠遠甩在后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鐵血手腕統(tǒng)一華夏，將專制王權領導下的社會改造運動推及全中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形態(tài)。但暴虐血腥的統(tǒng)治方式使秦朝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秦朝15年后迅速覆亡。后繼的歷代王朝忠實繼承了秦王朝創(chuàng)制的以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為核心的基本政治社會制度，另一方面，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執(zhí)行陽儒陰法的政治路線，與舊的宗法勢力達成妥協(xié)，法家提倡的“法治王權”的政治理想伴隨著秦王朝的滅亡，正式讓位于“人治王權”的政治現(xiàn)實。

　　這種“人治”加“王權”的組合，天然具有“排他性”、“獨占性”、“控制性”的專制政治要素，歷代王朝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tǒng)治地位，通過思想、政治和經濟政策精密地控制社會絕大部分資源，不惜以犧牲社會發(fā)展為代價換取政治穩(wěn)定。他們雖成功禁錮社會發(fā)展的腳步，因而免于社會變革對政治統(tǒng)治的威脅，卻不可避免地崩潰于農業(yè)社會結構不可克服之矛盾。歷代王朝，要么被奮起反抗的失地農民所推翻，要么被野蠻落后的外來游牧民族所征服。王權政治制造的“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局面，造成中國歷史始終擺脫不了一亂一治的興亡周期律怪圈，中國社會一直處于裹足不前的農業(yè)文明形態(tài)中。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古老而穩(wěn)定的農業(yè)文明開始遭遇工業(yè)文明的顛覆和毀敗。當落后的東方農業(yè)文明為捍衛(wèi)國家民族的安全而不得不面對強盛的西方工業(yè)文明為攫取資本財富而蓄意發(fā)動的戰(zhàn)爭時，實際面臨著一場實力懸殊的羊與狼的較量。落后西方文明數(shù)百年的中華帝國不可避免地淪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從此遭遇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國家民族幾乎瀕于淪亡的悲慘劫難之中。

　　在血與火的歷史教訓中，中國有識之士終于認識到業(yè)已腐朽落后的政治是鉗制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總根源——由于政治對社會的長期禁錮，造成了中國近代社會在民主、法治、科學、經濟等領域極度落后于西方。在此種歷史形勢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挺膺入局，舉起“三民主義”旗幟，欲以“五權憲法”伸張民權，試圖將中國社會從專制政治的牢籠中解脫出來，與世界文明接軌。但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孫中山發(fā)現(xiàn)：除了廢除皇帝制度以外，中國社會沒有發(fā)生任何改變。在一個落后的社會形態(tài)中創(chuàng)制一個先進的政治制度，就好像火車頭拉著一輛木板車，怎么能夠飛馳向前呢？他又為中國設計了一條政治路線圖：締造民主共和國需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但這一系列的主張，恰恰成為通往新的極權政治的歧路。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一路線依靠的是人的自覺，而不是依靠制度的強力。要命的是：中國的孫中山只有一個，做皇帝夢的人卻不計其數(shù)。在數(shù)千年固有的社會結構下創(chuàng)制新政治，守舊勢力的反撲力量是巨大的。因此，中國社會向現(xiàn)代化的轉型，是在戰(zhàn)爭和浩劫中度過的，也是在野心家和陰謀家的擺布下度過的，更是在和專制政治勢力的媾和中度過的。

　　1949年以后，中國重新站立起來；
1978年以后，中國重新富裕起來。在解決了國家獨立和富足的課題之后，我們依然要審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即“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歷史命題。解開了這一歷史命題，建設“和諧社會”的理想才能真正實現(xiàn)。

　　二

　　中國自1840年遭受列強欺侮而迷失文明前進的方向以來，中華文明至今沒有走出低谷期。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徹底否定了儒法為核心的中華文明體系，卻沒有重新鍛造出新的精神價值體系。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思潮風云激蕩，學術界出現(xiàn)兩種偏頗的學風：一是盲目的學風，一些學者忘記了傳統(tǒng)文化的弊害而祭起文化復古的大旗，對傳統(tǒng)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接受；
二是浮躁的學風，一些學者以絕對的否定傳統(tǒng)文化為其安身立命的學術方向，以斷章取義、不求甚解的態(tài)度和追求時髦的語詞批判傳統(tǒng)文化，甚至把中國歷史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煞了。這兩類學者，人數(shù)不多，影響力卻頗大。

　　前者之危害不言自明，它會令我們重走歷史老路、重拾陳規(guī)陋習，繼續(xù)鉗制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令中國人依舊茍于世故而放棄權利。

　　后一種危害明不待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民族主動背棄自己的思想信仰，背棄自己信仰的民族一定消亡了。我是一名回族知識分子，我總在想：為什么自元朝以來，回族一直在中國沒有被同化或消亡呢？要知道，判斷一個民族的主要標志有四：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心理素質。和漢族相比，回族不具有前三個民族特征�；刈搴蜐h族的主要區(qū)別，除了血緣傳承之外，關鍵是宗教信仰生活。如果回族背棄了自己“認主獨一”的伊斯蘭宗教信仰生活，那么和漢族就沒有什么區(qū)別了。再比如，猶太人曾經是沒有國家的流浪漢，當散落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銘記著《圣經》關于重返圣地建國的預言，如雨駢集般返回巴勒斯坦地區(qū)時，唯一沒有兌現(xiàn)《圣經》預言的猶太人群，就是散落在中國的猶太人，他們已經被漢民族完全同化了，同化的原因僅僅是——他們丟棄了猶太教的信仰。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如果背棄自己的思想信仰，其結果就注定遭遇自我放逐和消亡的命運。

　　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中國先賢“潤雨無聲”的數(shù)千年教誨，早已隱藏于中華文明的經史子集之中，體現(xiàn)于聰明的中國人血脈風骨之上，散見于九州四方風土民情之間，成為中華民族的心靈潛意識。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一筆取之不竭的精神寶藏。對待傳統(tǒng)，我們必須尊重先賢、追求真知。唯有尊重先賢，才能在毫無先入為主觀念的前提下虛心掌握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
唯有追求真知，才能從前人的知識海洋中有選擇地汲取對現(xiàn)代社會有益的因子，締造新的思想信仰體系。也許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找到一條真正的涅槃和復興之路。

　　正是基于以上兩點認識，促使我開始了《王權論》等系列著作的寫作。

　　但是，當我寫完《王權論》這本書時，竟不知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了。因為當我每每提出新的觀點，甚至在引用西方政治學的觀點時，往往發(fā)現(xiàn)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都有佐助這些觀點的證據(jù)，這令我更加謙卑地審讀中國古典書籍，絲毫不敢馬虎懈怠。我深怕發(fā)生一個荒唐的事實——當謬誤都有證據(jù)可資證明的時候，真理就泯滅了。這對于一個試圖構建思想理論體系而非通過實證方法解決現(xiàn)實政治問題的學者而言，是相當致命的。倘若學術缺少人類良知和終極關懷，這樣的學術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因此，我在撰寫《王權論》的過程中，每當提煉出一個新觀點時，一方面為這種尋理趣的過程而感到快樂，另一方面，卻為這一觀點能否經受良知和實證的考驗而感到擔憂。在這樣不斷的內心拷問和自我審查下，我對王權社會的權力政治規(guī)律在這本書中進行了非常艱苦的提煉、總結和分析評價，做了大量的刪削工作。

　　我鄭重提醒讀者諸君：這本書的出版，不是為了論證專制政治的合法性，也不是探討中國的權謀文化，而是為中國的政治文明提供正面的有益借鑒。在我看來，政治學是克制人性弱點、管理和維護民眾權利的抑惡揚善的學問。在政治領域，只相信實力而不注重道德，或空談道德而不注重實力，都只會給人類歷史留下悲劇與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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