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儒學與儒教

　　儒家是一個學派，存在于儒家義理價值未上升為“王官學”（國家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時代，即存在于儒家義理價值未形成國家“禮制”“文制”以安頓人心、社會與政治的時代。儒家一詞的對應者是其它學術流派，如漢以前儒家的對應者是法家、墨家、道家等中國的學術流派，一九一一年后儒家的對應者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西方的學術流派�！叭寮摇笔侵袊鴼v史文化的衰世之詞，是邊緣化于中國文化權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稱號。儒學則是儒家的學理系統(tǒng)，其價值淵源則是儒經。

　　儒教不是一個學派，而是一個具有獨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體，存在于儒家義理價值上升為“王官學”（國家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時代，即存在于儒家義理價值形成國家“禮制”“文制”以安頓人心、社會與政治的時代。儒教一詞的對應者是其它的文明體，如“三代”時的“蠻夷”，隋唐時代的佛教、景教，現在的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其它宗教。儒學是儒教的教義系統(tǒng)，其價值淵源則是儒經。儒學與儒教的關系相當于基督教神學與基督教的關系，儒學只是儒教的一個具體內容�！叭褰獭笔侵袊鴼v史文化的盛世之詞，是中國古圣人之道占據中國文化權力中心時的稱號。儒教的歷史長于儒家，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嚴格說來伏羲時代已有儒教，因儒教是一文明體，伏羲畫卦即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明。此外，“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統(tǒng)政統(tǒng)合一”是儒教的本質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標，伏羲時代即具備了這些特征，故伏羲時代即有了儒教。春秋、戰(zhàn)國、秦漢之際儒教退出中國文化權力中心邊緣化為儒家，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儒家又回到中國文化權力中心的位置上升為儒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崩潰，儒教又退出中國文化權力中心的位置下降為儒家。

　　因此，面對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戰(zhàn)，必須全方位地復興儒教，以儒教文明回應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國文化的全面復興。當今中國儒家學派的建立、儒學體系的建構、儒家文化的回歸都是為了復興中國獨特的儒教文明，以承續(xù)源自古圣人道統(tǒng)的中國文化的精神慧命。如果離開儒教的重建來談儒家與儒學的重建，將是放棄復興中華文明的努力，把中華文明降到思想學派的位置與西方文明對話，這是中國文化的自我貶黜。所以，復興儒教是復興中國文化重建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

　　二、儒教的歷史形態(tài)與治世功能

　　儒教的“教”既有中國文化中“禮樂教化”與“道德教育”之義，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義；
既有信奉“天道性理”“良知心體”的超越信仰之義，又有實現“神道設教”的治世功能之義。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種宗教，只不過是一種與西方宗教不同的獨特的中國宗教。宗教是文明的最集中體現，故古代儒者在面對其它宗教如佛教時，往往自稱所信者為儒教，而其它文明中的人接受中國文化時也往往稱所接受者為儒教而不是儒家、儒學，如韓國和日本。儒教具有人類宗教的某些共同特征，如具有某種程度的人格神信仰、經典的教義系統(tǒng)、以超越神圣的價值轉化世俗世界等，但儒教也有自己的獨特特征，如信奉多神教、萬物有靈論、沒有國家之外的獨立教會組織等。但這并不影響儒教是一種獨特的宗教，不能因為儒教與西方宗教不同就否認儒教是宗教。

　　在中國“三代”以來的歷史中，除儒教降為儒家的少數時代外，儒教一直是國教。國教的特征就是“政教合一”，即“道統(tǒng)政統(tǒng)合一”，國家擔負著道德教化的職責，是實現儒教超越神圣價值的工具或載體。儒教作為國教的根本標志是將圣人義理之學上升為“王官學”，即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就是今天所說的“憲法性原則”，此原則是中國一切政治禮法制度的價值基礎。此外，儒教作為國教解決了國家的文明屬性問題，確立了國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國人共同的文化共識與精神信仰。

　　儒教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三大功能：一、解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問題，為政治權力確立超越神圣的價值基礎；
二、解決社會的行為規(guī)范問題，以禮樂制度確立國人的日常生活軌則；
三、解決國人的生命信仰問題，以上帝神祇天道性理安頓國人的精神生命。儒教的這三大功能在今天仍未過時，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歷史時期用儒教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

　　三、重建儒教的兩條路線

　　在歷史上，儒教是自然形成。通過士大夫的學術努力與政治活動，儒教義理價值進入到政治權力中心，改變了政治權力的性質，即儒教上升為“王官學”后儒教與政權合一，政治權力成為儒教價值的載體，然后儒教價值再從上到下影響到社會形成禮樂教化的“禮制”“文制”，通過“禮制”“文制”起到安頓社會人心的作用。這是儒教在中國歷史中自然形成的“上行路線”，故“上行路線”又可稱為“傳統(tǒng)路線”。在今天，儒教崩潰，要重建儒教，首先必須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線”，因為“上行路線”是儒教形成的正途。具體來說，就是“儒化”當代中國的政治秩序(此即漢代董仲舒“復古更化”之現代形態(tài))，此“儒化”當代中國的政治秩序有兩個要點：一、通過儒者的學術活動與政治實踐，將“堯舜孔孟之道”作為國家的立國之本即國家的憲法原則寫進憲法，上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
也就是說，恢復儒教古代 “王官學”的地位，把儒教的義理價值尊奉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統(tǒng)治思想，建立中國式的“儒教憲政制度”，以解決中國政治權力百年來的“合法性缺位”問題，為中國的國家政權奠定合法性的基礎。二、建立新的科舉制度與經典教育制度：即國家成立各級政治考試中心，有志從政者必須通過《四書》《五經》的考試才能獲得做官資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過國家司法考試一樣；
另外，用儒教的經典取代各級黨校、行政學院過時的意識形態(tài)經典，使其作為各級黨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與歷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內容。除黨政教育系統(tǒng)外，在國民教育系統(tǒng)中，恢復小學中學“讀經科”，將《四書》《五經》教育作為基礎課與語、數、英同列；
大學則恢復“經學科”，作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基礎課程。

　　如果上述“上行路線”成功，儒教就可以在中國復興，中國就可以恢復其“儒教中國”的文化自性或者說文明屬性。但是，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不同，現代中國已經“以夷變夏”，淪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靈已經西化，對儒教復興的“上行路線”有很大的抵觸，光靠“上行路線”復興儒教很困難，所以，儒教復興除走傳統(tǒng)的政治“上行路線”外，還必須輔之以“下行路線”，因應時代開辟出另外一條民間社會重建儒教的道路，故“下行路線”即是一“變通路線”。所謂“下行路線”，就是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成立類似于中國佛教協(xié)會的“中國儒教協(xié)會”，以儒教協(xié)會的組織形式來從事儒教復興的事業(yè)�！爸袊�儒教協(xié)會”同中國佛教協(xié)會以及其它宗教協(xié)會一樣，是一宗教社團組織，“中國儒教協(xié)會”既是復興儒教的宗教組織形式，又是作為宗教的儒教本身�！爸袊�儒教協(xié)會”雖然是一民間的社團法人，但與其它的宗教組織并不是平等的關系，“中國儒教協(xié)會”因為儒教是中華文明的主體，所以擁有其它宗教組織沒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方面的特權。由于儒教過去是國教，將來也要成為國教，所以“中國儒教協(xié)會”在中國諸宗教中的地位相當于英國圣公會在英國諸宗教中的地位。中國儒教協(xié)會不僅有參與政治的特權，有獲得國家土地、實物饋贈與財政撥款的特權，還有設計國家基礎教育課程的特權，有設計國家重大禮儀的特權，有代表國家舉行重大祭典的特權，以及其它種種特權。“中國儒教協(xié)會”既不像一般宗教團體完全脫離政治是一純民間社團組織，又不像沙皇時代的東正教完全與政治合一成為政治的附庸，而是一存在于民間又擁有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特權的在國家宗教生活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宗教社團。（按：圣公會是英國不成文法確立的國教而享有特權，路德宗是北歐諸國憲法確立的國教而享有特權，東正教是希臘憲法確立的國教而享有特權，但這些國家仍然是所謂自由民主國家，故儒教在中國作為國教享有特權，并不意味著儒教的精神思想專制，只意味著中國精神思想的共識與一統(tǒng)，對此國人不必過慮。）

　　四、通過中國儒教協(xié)會完成中國儒教的全面復興

　　中國儒教的復興是偉大而艱巨的事業(yè)，涉及到很多方面，單靠個人分散的力量難以完成，必須通過“中國儒教協(xié)會”組織化的力量才能完成。具體說來，中國儒教的復興涉及到以下十個方面的內容：

　�。ㄒ唬┤褰痰恼�治形態(tài)——仁政、王道政治與大同理想（仁政是儒教政治的基本形態(tài)，王道政治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態(tài)，大同理想是儒教政治的最高形態(tài)。以公羊學術語言之，仁政是據亂世治法，王道是升平世治法，大同是太平世治法，而每一世治法中又有三世治法存焉。）

　　（二）儒教的社會形態(tài)——禮樂教化（制禮作樂）、鄉(xiāng)村自治（禮俗鄉(xiāng)約）、社區(qū)文化（寓教于樂）全民健生（《書經•洪范》“五福”之一）以及協(xié)助治安、預防青少年犯罪、反對黃賭毒、社區(qū)鄉(xiāng)里民事調解、各種冠婚喪葬祭等從生至死的禮制安排（中國人之生老病死，終其一生，全在儒教禮制安頓之中，故儒教禮制可化解中國人生老病死之生命焦慮.）、制定并主持各種國家祭祀禮儀與民間祭祀禮儀、開展全民性的“中國道德振興運動”等

　　（三）儒教的生命形態(tài)——上帝信仰、天道性理信仰、祖宗鬼神信仰、良知信仰以及符合儒教義理的民間信仰

　　（四）儒教的教育形態(tài)——由儒教出資在全國興辦幼兒園、小學、中學，并在非儒教興辦的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推廣讀經，在社會中開展成人講經、書院講學，在政治中建立《四書》《五經》考試獲得從政資格的“新科舉制”，對軍人進行儒教精神道德的忠義愛國教育，開展“全民讀經”運動等

　　（五）儒教的慈善形態(tài)——濟貧、救災、助學、孤兒院、敬老院、殘障院、醫(yī)院、免費醫(yī)療、心理輔導、意義治療、臨終關懷、殯儀喪葬服務、無家者收容中心、監(jiān)獄人心改造、服刑者家庭援助、戒毒中心、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與文化藝術保護等

　�。�六）儒教的財產形態(tài)——歷代書院建筑與地產，文廟建筑與地產，孔廟建筑與地產（“中國儒教協(xié)會”代管，所有權屬孔子后人），歷代圣賢儒士之祠廟、地產、故居、墳塋、遺稿、遺物，歷代圣賢儒士過化之文化古跡與各種文物，歷代古圣王陵墓、陵寢、陵園，歷代帝王之祠廟與忠烈祠、文昌閣、城隍廟等均歸“中國儒教協(xié)會”所有、管理與經營；
儒教接受國家土地與實物等饋贈及定期財政撥款以維持儒教日常運作；
另成立“中國儒教復興基金會”接受儒教信眾與社會人士廣泛捐款為復興儒教提供經費支持；
國家代儒教開征“儒教遺產使用稅”：凡以各種方式出版的贏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內容與人物形象的商標、廣告、公司企業(yè)名稱、經貿旅游活動、以招商為目的的節(jié)慶活動、以儒教內容為題材的贏利性的文藝作品與影視作品，均須向儒教交稅。

　　（七）儒教的教義形態(tài)——建立國家級“中國儒教大學”與地方各級儒學院，系統(tǒng)研究弘揚經學、史學、子學、理學與心學，因應時代重建中國儒教的解經系統(tǒng)與解釋系統(tǒng)

　　（八）儒教的傳播形態(tài)——成立儒教出版社、儒教報刊雜志、儒教網站論壇、儒教廣播電視以及儒教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海外傳教中心等

　�。ň牛┤褰痰木蹠�形態(tài)——建立全國各級“講經堂”，作為儒教宗教公共活動場所，其功能有五：一、祭拜“天地君親師”牌位，即報天地生化養(yǎng)育萬物之恩、報國家建立穩(wěn)定和諧秩序之恩、報祖宗賜予國族生命與個體生命之恩、報歷代圣賢教化文明之恩；
二、定期講經講道（講《四書》《五經》、講堯舜孔孟之道）；
三、解答儒教信眾關于儒教信仰的疑惑與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四、儒教信眾舉行公共祈禱、相互交流信仰心得與相互印證信教體會（團契）；
五、舉行各種儒教禮儀活動，如舉行出生禮、冠禮、婚禮、喪禮、祭禮、歸宗禮并聚聽“雅樂”及合唱《雅》《頌》圣詩等

　�。ㄊ�）儒教的組織形態(tài)——“中國儒教協(xié)會”統(tǒng)攝、管理、指導省、市、縣各級儒教協(xié)會的工作，各級儒教協(xié)會是“中國儒教協(xié)會”派出的分支機構，其工作對“中國儒教協(xié)會”和本地儒教信眾負責

　　以上十個方面的儒教事業(yè)，起于儒教既衰之后，任重而道遠，事繁而艱難，必須通過“中國儒教協(xié)會”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力量來承擔運作才能完成，完成了這十個方面的儒教事業(yè)可以說儒教在社會層面就得到了復興。如果儒教在“上行路線”與“下行路線”兩個方面都得到了復興，就恢復了“儒教中國”的歷史文化自性，使中國又再度成為一個具有自我文明屬性的“文明國家”，而不是一個一味摹仿西方的亨廷頓所說的“無所適從且自我撕裂”的“現代民族國家”。

　　五、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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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圣云：禮之用，時為大。又云：禮可義起。當今中國的現實較古代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故儒教重建的形式除走傳統(tǒng)的“上行路線”外，還必須走另外一條建立民間宗教社團的“下行路線”，此“下行路線”可以吸取世界各大宗教的長處依中國的具體國情和儒教傳統(tǒng)來對儒教進行新的創(chuàng)造，建立一個國家政權之外的宗教社團性質的儒教。如果不建立此種宗教社團性質的儒教，在今天各種外來宗教的沖擊下，中國復興儒教重建中華文明的重任就難以完成。因此，中國復興儒教重建中華文明的問題就歸結為在中國建立儒教宗教社團的問題，具體歸結為在中國建立中國儒教協(xié)會的問題。此是重建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

　　當今中國，基督教憑借著西方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媒體、教會的實力向中國人傳教，據有關人士統(tǒng)計，現在中國的基督徒已近一億人！如果對這一趨勢不加阻止，任其發(fā)展，致使今后中國的基督徒超過中國人口的一半，中國就會變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基督教文明就會取代中華文明入主中國，此時再談復興儒教重建中華文明已經來不及�，F在非洲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成為基督徒，非洲原生態(tài)的許多文明已經被基督教文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傳統(tǒng)文明已經不可能，故中國不能步非洲的后塵。因此，只有復興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擴張，才能保住中國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國永遠是體現中華文明的“儒教中國”。

　　當今中國，信仰空虛，道德崩潰，傳統(tǒng)文化式微，價值虛無主義盛行，為各種邪教的產生提供了溫床。憑借國家權力打擊邪教只能表面上奏效，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國家權力只能解除邪教的組織，不能解決邪教賴以產生的信仰、道德、文化、精神、價值諸問題。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邪教問題，就必須復興正教。在中國正教就是儒教，儒教就是中國各種邪教的天敵。在中國復興儒教邪教自然就會消亡，費不著動用全部國家機器去對付邪教。所以，儒教復興，邪教消亡，在當今社會反邪教是傳統(tǒng)儒教反淫祀的繼續(xù)。

　　儒教就是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載體，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與生命信仰的體現，儒教與中華民族、中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儒教興則華族興中國興，儒教衰則華族衰中國衰。今天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伴隨中國儒教的偉大復興，不可能中國儒教式微衰落而中華民族復興強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標志是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而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就是中國儒教的偉大復興，只有在中國全面復興了儒教，我們才能說中華文明得到了復興。所以，在今天的中國重建儒教，就是每一個熱愛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中國人的責任。

　　　　　　　　　　　　 乙酉夏盤山叟于龍場陽明精舍俟圣園之無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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