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只是特定的情境，甚至包括某些偶然因素使得鄧貴大被“凸現(xiàn)”了出來，而“鄧貴大細胞”其實在相當一部分人那里都存在

　　6月10日下午，是我本學期為研究生開設(shè)《轉(zhuǎn)型社會學》讀書班的最后一課。課程內(nèi)容，一是閱讀和討論O‘Brien的RightfulResistance（依法抗爭）一文，二是討論“鄧玉嬌事件”。這兩個內(nèi)容安排在一起，并不是有意而為之，純粹是因為在最后的一次課中還剩這篇很重要的文章沒有讀，而同時，鄧玉嬌事件又在網(wǎng)絡(luò)和報紙上鬧得滿城風雨。恰在此時，又收到《中國社會科學》雜志馮小雙女士的電子郵件，她寫道：“前線的同學消息，說那里就差軍隊入住，實行宵禁了。現(xiàn)在外地人根本已經(jīng)進不去了。我其實一直想不明白，這不算大的事情，怎么就愈演愈烈了？這是為什么呢？”于是，就將鄧玉嬌事件列入了本學期課程最后的一項內(nèi)容。

　　就在同學們?yōu)猷囉駤傻氖虑檫M行熱烈討論的時候，一個問題不禁在腦海中浮現(xiàn)出來，套用這時討論的兩個主題，這個問題就是，鄧玉嬌該如何依法抗爭？

　　在當時的具體情境之下，鄧玉嬌所能做的選擇其實是極為有限的。在三個有著官員身份的男人的逼迫之下，且不僅僅是語言的逼迫，而是在有關(guān)部門所謂的“按”、“推”之下，她面臨的實際上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屈從，提供所謂“特殊服務(wù)”，這意味著她要被強奸；
要么就像她實際上做的那樣，拼死反抗，這就意味著她“殺人犯罪”。換句話說，這時鄧玉嬌的處境，就如同她所處的物理空間一樣狹小，只有兩條對她來說怎么都逃脫不了悲劇結(jié)果的選擇。被強奸？還是殺人犯罪？這就是一個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律上的“正當防衛(wèi)”就顯得很滑稽。但正如楊恒均追問到的，“在一個獨立的空間里，三個男人那樣逼迫一個女子，步步近逼，而且要以強奸為目的，你告訴我，正當防衛(wèi)的界限在哪里？”是只用刀子威脅？還是只劃其皮膚不傷及生命？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尺度如何在行動上把握？

　　這里讓人感嘆的首先是命運。所謂命運就是你無可逃避，無所選擇，或者是你只能在都是壞得不能再壞的結(jié)果之間進行選擇。當那三個男人看到鄧玉嬌姣好面容的那一刻起，鄧玉嬌的這個無可逃脫的命運就已經(jīng)注定了。這個命運就是說，你要么被強奸，要么成為罪犯。總之此后你要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是沒有可能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這種無法擺脫的命運？情境也許是最重要的。這里的情境指的與其說是鄧玉嬌當時所處的物理空間，不如說是她所處的更廣闊的社會空間。

　　根據(jù)有關(guān)的報道看，鄧玉嬌很小的時候，由于父母離異，就和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通過網(wǎng)友們拍攝的照片，可以了解鄧玉嬌生活的環(huán)境�！坝駤稍瓉硎窃谶@里的深山里長大的，只有一條小路可以走出來”。“這里就是玉嬌生活和生長的地方。背后是山，門前是崖�！薄巴ㄍ�鄧玉嬌家里的路很難走，開車到了不能再往前的地方后還要再爬5里山路”。那破敗的土屋，年邁的老人，“而她的外公，因嚴重的類風濕腿腳不方便，已經(jīng)有7年時間沒有下山�！鄙踔劣芯W(wǎng)友看到這樣的照片不禁落下了眼淚。

　　當然，貧困不能注定鄧玉嬌這特殊的命運，如果出生在這樣貧困的環(huán)境中，鄧玉嬌又是一個奇丑無比的女孩，也許她貧困固然貧困，但不會有被強奸的威脅，不會被逼到犯罪的墻角。問題是在這樣的貧困之中，鄧玉嬌出落成為一個面容姣好的姑娘。不知別人在看到這兩組照片時是什么感覺，一組是鄧玉嬌外公家那破敗的土屋和外部環(huán)境，一組是鄧玉嬌在城市中照的那些照片，在那些照片中鄧玉嬌顯得時尚而漂亮。這兩組照片的反差是那么地大，很難讓人想到之間的聯(lián)系。而正是這種反差讓人們有一種不祥之感。我這樣說并不是出于迷信，而是在這樣的社會中，能夠讓在如此貧瘠的土地上生長的一個漂亮的女孩有一個不錯至少是順利的命運嗎？換言之，貧困和漂亮，在一個畸形的環(huán)境中就注定了悲劇的結(jié)果。

　　正是鄧玉嬌的漂亮，引起了另一個社會中的人物的注意，這就是鄧貴大這三個地方小吏。說到鄧貴大，不禁讓人躊躇再三。老實說，鄧玉嬌事件發(fā)生之后，我一直就很想了解鄧貴大是個什么樣的人。但有關(guān)的信息卻少之又少。現(xiàn)在的鄧貴大已經(jīng)是千夫所指。他的官員的身份，他那揮舞一疊錢并用其抽打鄧玉嬌的畫面，使他早已在人們的腦海中定格。但我還是想弄清楚，鄧貴大是不是就是一個純粹的惡魔？幸虧《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記者提供了一些親自采訪的信息，這些信息使得我們可以看到他另外的一面。

　　根據(jù)記者的采訪，“他母親和弟弟都是樸實、憨厚的農(nóng)村人”。根據(jù)一位記者也認為“不夾雜任何個人感情”的紀委書記涂啟東的介紹，“鄧貴大是那種會做群眾工作的人，這也符合鎮(zhèn)上其他熟人對他的評價：對人和氣，沒有架子也不惹是生非”。事情發(fā)生后，許多熟人都覺得與他們認識的鄧貴大判若兩人。其實我倒比較愿意相信鄉(xiāng)親和同事對他的這些評價。從檢查部門的起訴書可以看出，其實直接要鄧玉嬌陪浴的并不是鄧貴大，而是黃德智。但鄧玉嬌的拒絕惹惱了鄧貴大。正是在這個時候，人們看到了和平時人們印象判若兩人的鄧貴大。這個時候我相信鄧貴大惱羞成怒的成分可能要大于要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wù)”的成分了。這種惱羞成怒來自哪里？也許是貧瘠的土地上養(yǎng)成的官吏（其實鄧這個主任也只是個科級都夠不上的小而又小的官）的驕橫，也許是一個斷裂社會中鄧玉嬌對你只有忍受和服從的份兒的規(guī)則的“破壞”。但一個平時在人們印象中還不錯的人發(fā)生這樣的惡行，其實比一個地地道道的壞蛋發(fā)生這樣的惡行更讓人深思。

　　事實上，只是特定的情境，甚至包括某些偶然因素，使得鄧貴大被“凸現(xiàn)”了出來，而“鄧貴大細胞”其實在相當一部分人那里都存在。在杭州飆車案中，在不時發(fā)生的寶馬撞人案中，在一些人讓盲人女童用嘴給自己做“足療”的時候，人們不是都能隱約看到這種細胞的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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