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一項對青少年有關中華文明歷史知識的試卷調查，被試者平均得分僅有27.69，及格的只占1.5％，這反映了青少年歷史知識的嚴重匱乏。耐人思索的是，不是這些人不想學，被試者表示對歷史有興趣的占七成以上，認為歷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對歷史知識的渴求與歷史知識的貧乏，形成這樣大的落差，問題出在哪里？結論是“應試教育把‘活’的歷史教‘死’了”。試看當今的歷史教材和歷史讀物，那種干癟的內容，晦澀的文字，枯燥的說教，又怎能引動讀者的興趣？

　　其實，現(xiàn)代生活早已對這種狀態(tài)作出回應。一方面是史學研究成果的讀者群在流失，史學著述出版難，史學危機的呼聲不絕于耳；
一方面是歷史劇一出場就叫好，歷史小說發(fā)行火爆。這相互背反的現(xiàn)象說明:不是人們對史學讀物無情，而是史學著述不能滿足民眾的需要。

　　早在八十多年前，梁啟超就批評帝王家譜式的史學，提倡新史學，指出史學著作要“使國民察知現(xiàn)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又說:“今日中國學界，已陷于‘歷史饑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比缃瘢�這種歷史饑餓感在青年中已相當普遍，然而，史學工作者長期習慣于書齋式的研究，長于議論而短于生動描述，遲遲未能擔當起史學成果通俗化的重任。

　　當然，史學研究有一定的規(guī)范和程式，求索的過程也是枯燥的，但是枯燥并不是學術成果的必然屬性，尤其是歷史，這是民眾實實在在的生活行程，民族的共同記憶。史學也是人學，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綜合體，完全可以寫出有聲有色的雄文華章。

　　正當其時，有易中天呼嘯而出，以史學家的思路，文學家的情懷，融匯正史野史、筆記小說、話本雜劇于一爐，娓娓道來三國時代的人物傳奇，使人耳目一新。一時間“歷史饑餓”者趨之若鶩，若癡若迷。此時此地若沒有易中天，也有李中天、張中天出來，是時勢造英雄，成就了易中天的聲名。史學工作者應該感謝這一批先行者，促進了講史熱，為史學的通俗化打開了寬廣的道路。如果史學研究成果不能走向民眾，又將何為？

　　有一件事使我深有觸動。安徽有一座明代商人王直的墓，這是他在日本的后人來中國尋根而興建的祖墳，幾年前被幾個憤青砸毀，聲稱這是砸的倭寇。王直是安徽大商人、大地主，也是東海最大的海商集團的首領，他打過倭寇，也雇傭日本浪人做過海盜，他曾向明廷建議:“倭國缺絲棉，必須開市，�；寄似健！倍啻翁岢鲩_放海禁，互惠通市�；钴S在沿海的徽商和閩商很多都是亦商亦盜，這種現(xiàn)象并不奇怪，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即是以海盜打開海外貿易的，與中國不同的是，荷蘭、西班牙政府支持海盜、海商，而明朝對海盜一律予以鎮(zhèn)壓，并不加區(qū)分地把海商也打入海盜行列，實施全面海禁，王直由于違反禁令而遭到明朝的鎮(zhèn)壓。關于這一公案，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貿易》就為此翻了案，以雄辯的史實說明其性質不是倭寇騷亂，而是“私人海上貿易”，近年出版的樊樹志先生的《晚明史》也持相似的觀點。二十年來，此種看法在明史學界已得到多數(shù)學者的認同，遺憾的是此種論點只停留在專業(yè)圈子，沒有及時推向民眾，民間仍然沿襲三四十年前的觀念，以致發(fā)生砸毀王直墓的事件。因此網(wǎng)上有人責怪史學家，為什么沒有將這研究成果曉之于眾，避免這一事端？對此，只能報以嘆息！

　　這方面我也有切身的體會，十年前我在《學術月刊》發(fā)表過一篇《愛國主義與傳統(tǒng)文化》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看了說，你這文章很好，有價值。又問我，能有多少人看？我算了一下說，不會超過三四十人吧。他又說，專業(yè)刊物上只是給同行看，社會效益在哪里？這無異給我猛擊一掌！是呀，不講社會效益，那辛辛苦苦地研究又為什么？作為專業(yè)研究者我已覺悟太晚，信息時代正在改變傳播方式，身在學術圈子里，頭要伸出圈子外，新時代的史學已從治國理政的通鑒，走向為民眾服務，隨著史學讀者的平民化，史學研究者需要改變寫作風格，能上能下，能雅能俗，使讀者樂于接受學術的研究成果，這也是史學工作者應有的職責。

　�。ㄗ髡邽橹袊�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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