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霖在當代中國學術版圖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在上海的學術板塊中，極其重要。盡管他在學術界的影響力不如陸谷孫、朱維錚、葛劍雄、朱學勤、蕭功秦，但在兩岸三地的學術版圖中，依然具有持續(xù)的影響力。

　　說起來，與許紀霖先生頗有緣份。本人1985年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具有一定同情的了解。能夠看到《北京晚報》和《人物》，對我而言，構擬民國生態(tài)，還具有很大難度，形形色色的民國人物的逸聞趣事，掌故舊聞，不斷跑到我的大腦中。正當我對民國文化人感興趣的時候，許紀霖先生嶄露頭角，在《走向未來》叢刊、《讀書》不斷發(fā)表見解。意識形態(tài)硝煙并沒有在知識界散盡，許紀霖清新可喜的論文，讀來趣味盎然，回到宿舍驚呼：一顆學術新星冉冉升起了。

　　無巧不成書，就在我驚呼的時候，其實許紀霖已經(jīng)來到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進修民國史，原來，坐在教室前排那位儒雅的進修生，正是許紀霖。宿舍既有上海阿拉，也有許紀霖的“粉絲”——陜西學友。別看我早就注意到許紀霖的文章，但是，不幸正患『交往綜合癥』，盡管平易的許紀霖，經(jīng)常來到我的宿舍，談些學問，但我并沒有怎么正面接觸。陜西學友接觸到許之后，很受許紀霖的熏陶，不久就寫出瞿秋白的文章，后來經(jīng)過許的推薦，登在《走向未來》叢刊。這對我刺激很大，自己不知道哪來的一股勁，到北京圖書館查閱資料，寫出一篇《陳獨秀先生祭》，恩師蕭延中先生推薦到《走向未來》叢刊，未果，后來，孔令琴女士聯(lián)系上海青年，這是本人第一篇正式發(fā)表的東西，獲得稿費120元。順便說一下，當時我已經(jīng)分配到北京南郊的一所學院，月工資不到95元。

　　許紀霖在1988年暑假之前，回到上海，到北戴河參加鄭也夫先生主持的知識分子學術研討會，攜孔令琴女士在北京中轉(zhuǎn)，曾經(jīng)回到中國人民大學宿舍，陜西學友欣喜異常。印象中，許先生回到上海后，參加上海市十大青年的評選，是否榜上有名，不大清楚了。

　　1988年前后，中國知識界、思想界風云激蕩，王元化先生操持之下，《新啟蒙》云蒸霞蔚，許紀霖與陳奎德、蕭功秦參與其中。陳奎德獲得了華東理工大學的支持，操辦《知識分子》刊物，許紀霖轉(zhuǎn)會來到華東理工，大概呆了七八年，轉(zhuǎn)會上海師范大學，最后回到母校—華東師大。許紀霖的士大夫情結(jié)，比較濃厚。

　　八十年代確實值得懷戀，政治和文化都比較清明，具有一點文藝復興的氣象，公共空間，不一定必先在小。第五代知識分子，應運而生。許紀霖寫幾篇知識分子心態(tài)的論文，就能夠成為公共知識分子。記不得什么時候說過一句話：我是看著許紀霖冉冉升起的。

　　許紀霖難能可貴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在沒有足夠?qū)W術積累的情況之下，就功成名就，所以，對自己的不足，有足夠的認識。許紀霖比較具有平常心，面對地方院校考研成績，露出著名學府的傲慢和偏見，其他時候，溫文儒雅。

　　蕭功秦先生那才是真正看著許紀霖成名的，建議許多讀一些社會學方面的著作，諍友才這么說的。無奈許紀霖天分里面，文人的細膩和敏感成分太多，不大適合搞硬邦邦的框架。什么事情都是利弊相間的，才符合生態(tài)學的道理。直到現(xiàn)在，對于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具有同情的理解和深情的敬意的，不在少數(shù)，但是，能夠像許紀霖這樣如此細膩的理解知識分子的，還是不夠多。體察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許紀霖是獨到的。

　　這里必須交待兩句，自己進行學術地圖的工作，許紀霖的知識分子研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資源，有時，還是重要的參照。江曉原先生作天學史研究，說要天文學『內(nèi)史』和『外史』互為參照，交互發(fā)生，私心竊喜。知識分子研究中，『心態(tài)史』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生態(tài)史』也不是可有可無的。

　　也許是學術領域太接近了，自己又接近于學術游擊隊員，許紀霖的研究，大概十年以前，就淡出了我的視野。山西知識分子研究群體，進入我的視野。高增德、智效民、丁東、謝泳，一度成為我的精神標桿。

　　盡管許紀霖成為王元化的忘年交，不能說形影不離，但也耳濡目染。遺憾的是，許紀霖文人色彩偏重，不具有膽識，不想擺脫體制內(nèi)利益的巨大吸引力，所以，許紀霖的想法，已經(jīng)很少能夠切合時代。不過，對于許紀霖來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沒想到應和時代，也許歷史曾經(jīng)鐘情許紀霖吧！

　　在轉(zhuǎn)型和過渡的時代，各領風騷三兩年，也挺不容易的，要求不具有思想鋒芒的許紀霖，一直走紅，也不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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