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1949年，就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時候，人們提出了革命勝利之后“共產黨會不會變質腐化”的問題。（這里說的變質腐化，是指共產黨會不會“由一個革命的、代表人民利益的集團，變?yōu)椴桓锩�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違反人民利益的集團”。）

　　提出這個問題的有兩種人：一種是“仇視革命的人”，他們認為，“你們今天歡迎解放軍，誰能保證明天共產黨不變成國民黨第二？誰能保證今天的革命者，明天不變成蔣、宋、孔、陳第二？”另一種人則是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人，他們對黨將來是否會重蹈國民黨覆轍抱以遠慮。無論是出于“對群眾擁護共產黨的熱情潑冷水”的目的，還是出于對黨的命運和前途抱以“善良的擔心”的目的，問題的實質就只有一個，那就是：革命成功后的共產黨會不會腐化變質？

　　六十年前，我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很是樂觀，那就是，奪取政權后的共產黨是絕不可能變質腐化的！在1949年7月7日出版的《中國青年》上，許立群發(fā)表了《共產黨為什么不會變質腐化？》一文，對這一結論作了論述。

　　今天，重溫許立群的這一篇文章，真是恍若隔世，叫人不勝唏噓！六十年后的今天的現實居然和他所指斥的歷史上的“革命集團”變質腐化的情形簡直如出一轍。而與那些腐化的革命集團所不同的共產黨所具有的嶄新的政治理想、組織風貌、精神氣質、道德風范卻日漸黯淡，并沉寂在六十年歷史的河床上。

　　腐化變質是革命的原因，而不是革命的結果，許先生在解釋歷史上“革命集團”為何會腐化變質似有“倒果為因”之嫌，革命集團的變質腐化破壞的不是生產力的發(fā)展，破壞的是公平、正義和道德，維持了“特權”，卻喪失了“民心”，進而斷送了政權

　　歷史上無數次走馬燈式的改朝換代都給我們提供了“革命集團”變質腐化的豐富先例。“過去的革命集團在取得政權之前，總是代表著（至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群眾的要求，其作風也是艱苦樸素，斗志旺盛，而一旦上臺之后，無例外地總是變成了群眾頭上新的壓迫階級，其作風也逐漸變?yōu)轵溕菀�佚，貪污腐化，作威作福�！睘槭裁锤锩�者會變成反動者，被壓迫者會變成壓迫者�?/p>

　　許立群先生用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適應與否來解釋不同社會制度的興衰更替，進而解釋“革命集團”的變質腐化。

　　這個原理，我們耳熟能詳，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由于生產力是動態(tài)的，不斷向前線性發(fā)展的，因此，在一個社會里，如果生產關系不能動態(tài)地隨著生產力的進展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就會引起兩者的錯位、斷裂，“如已經有了工廠手工業(yè)時，分散的農村個體經濟、地主的統(tǒng)治、便妨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已經有了在規(guī)模的社會化的生產時，資本家私人占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妨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痹谶@種情況下，就會引起要求改變這一生產關系的“革命”，就會導致社會制度的變遷。

　　統(tǒng)治階級（過去的“革命集團”）一方面不愿改變?yōu)樽约禾貦嗪屠�益提供保障的即有生產關系，一方面對自己的滅亡大勢又無法抗拒，于是就喪心病狂了，于是就破罐子亂摔，揮霍無度，驕奢淫佚。

　　這時舊的統(tǒng)治階級已經不能向前進了，已經成為社會發(fā)展的阻礙，早已喪失了一切改革的朝氣，但它還想苛延殘喘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在無法維持的時候，自然便不顧一切，拼命的掠奪，揮霍，作垂死的掙扎，于是，種種殘暴昏庸驕奢淫佚的腐化行為都產生了。（許立群：《共產黨為什么不會變質腐化？》，《中國青年》，1949年第10期，第14頁。）

　　魯迅也提及國家行將崩潰之際高等華人的奢侈淫靡，他們“這樣趕緊的浪費著，享用著，暢快著，那里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魯迅：《南腔北調集·關于女人》）許先生以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社會觀立論來解釋革命的發(fā)生，社會制度的變遷，進而以這革命的發(fā)生作為統(tǒng)治集團的腐化變質的原因。其實這有些“反果為因”。也就是說，腐化變質不是革命的結果，而是正是革命的原因。

　　就傳統(tǒng)中國經驗來說，朝代的更迭的主要因素并不在生產關系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而更關乎“民心”。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之謂也。何為“民心”，民心就與公平、正義、道德有關。有了民心，即使生產力低下一點，整個社會還是會穩(wěn)定的。我們常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這個道理，“均”不只是簡單的平均主義，而是一種“公正”和“道義”，有了這份“公正”和“道義”（“均”），即使生產力低下一點（“寡”），似乎革命很難發(fā)生。

　　那么，你說腐化變質是革命的原因，那么，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fā)展就錯了嗎？馬克思的解釋不能說錯，但至少不完全對，這種解釋似乎過于依賴于物質、技術對社會制度的決定性作用。再進一步講，腐化變質就沒有阻礙生產力的發(fā)展嗎？的確有這種可能，拿當今的現實來說，這種“官商構型”的社會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不光沒有阻止生產力發(fā)展，相反還能促使生產力的發(fā)展，有學者鼓吹“腐敗有益論”正是這個道理。這樣的說法叫善良的人總有些沮喪和不甘，因為這似乎就是說生產力的發(fā)展可以無關乎道德，事實上，的確如是，比如，我們常說“無商不奸”，就是這個道理，當然也有不奸的商人，但總體上來說，你不奸滑鬼詐，坑蒙拐騙，你不假冒偽劣，行賄官吏，你就似乎就賺不了錢�！袄蠈嵢顺蕴潯币彩沁@個道理，你越本份，越端正，越遵規(guī)守紀，你越吃虧。因此，以“喪德”，甚至“做惡”來賺錢（發(fā)展經濟，增長生產力發(fā)展），就是明擺著的現實，那我們?yōu)槭裁床怀姓J生產力發(fā)展是可以建立在法律虛設、道德敗壞的基礎上呢？

　　問題是，這樣一個貪腐叢生，失卻公平、正義、道德的支持的社會中，整個社會發(fā)展就形同“倒Ｊ字”型，這樣生產力發(fā)展得越快，社會穩(wěn)定性就越差，整個社會就越危險�？梢姡�一個腐敗的政治、經濟關系他可能不會阻礙生產力的解放和發(fā)展，但卻不能保障一個社會的穩(wěn)定和安全。

　　因此，革命集團的變質腐化（如，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魚肉百姓、鮮恥寡廉等）破壞的不是生產力的發(fā)展，破壞的是公平、正義和道德，維持了“特權”，卻喪失了“民心”，進而斷送了政權。

　　可見，腐化變質是革命的原因，而不是革命的結果。許先生在解釋歷史上革命集團為何會腐化變質似有“倒果為因”之嫌。

　　固然如此許立群犯了“倒果為因”的邏輯錯誤，但是，他所描繪的那些腐化群體“飲鴆止渴”般的集體放縱、“開明之士”的個別焦慮以及“統(tǒng)治地位”的最終崩潰的過程卻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

　　即令有個別的這一沒落階級的所謂“聰明有為”的代表者，看到腐化的危險，或者這種腐化貪污現象弄得天怒人怨已威脅到統(tǒng)治地位的時候，他們也想加以制止，但其效果往往極為有限，因為他們的階級，他們的集團已經發(fā)展到面臨崩潰的時候，他們也不敢動員群眾運用民主力量來反對貪污腐化，如果那樣，便會危及他們統(tǒng)治階級本身。所以最多也只是利用權力來壓制，結果成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蔣介石不也曾屢次下令整飭官常、懲治貪污，厲行節(jié)約么？一來己身不正——自己即是最大的貪污腐化代表者，二來官官相護——特權者結成聯盟互相保護。其結果是挽回不了他們的腐化墮落的命運。（第14頁）

　　今天的中國，也不是沒有人認識到腐敗對黨和國家生存的危害，也一直在開展著較大力度的反腐運動，然而，卻很難走出“越反越腐，久反無功”的反腐怪圈。什么原因呢？許立群先生所說的有借鑒意義，即：一、己身不正，大腐反小腐（官員的財產申報無法實行的原因就在于此），你憑什么反呢？二、官官相護，大家都是一丘之貉（常見報道的什么“官場震蕩，腐敗窩案”就是例子），怎么反呢？總之，“全盤皆腐”，“自己反自己”造成了當下的“反腐怪圈”。

　　我們常常會將共產黨官員的清正廉潔和奉獻犧牲歸功于過去強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個人道德修養(yǎng)等因素。其實，即使在那個看重個人自覺、自律的時代里，共產黨同樣強調權力的運作必須處于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

　　許立群先生沒完全說清歷史上革命集團腐化變質的原因（這原因也是一時半會說不清的），但他卻道明了共產黨為何不會變質腐化的道理。

　　那是因為，共產黨的根本目的是“要消滅歷史上一切階級剝削和剝削階級的統(tǒng)治”，“連它自己最后都要消滅”，既然目的不在于剝削百姓，而在于為人民服務，不在于魚肉百姓，而在于為人民謀福利，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與組織狀況”，這就決定了共產黨不會變質腐化。

　　這話其實也不是他在吹牛皮，在建國之際，共產黨人總體上表現出政治上的親民，道德上的高潔，紀律上的嚴明，作風上的正派，的確是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因此贏得了民心，贏得了政權。在那種清新的氛圍中，他說共產黨不會變質的斷言應當說是理直氣壯，信心十足的。

　　就拿民主與特權來說，在共產黨領導下，人們有著“真正的民主”，“任何共產黨員在經濟上既然沒有剝削的特權，在人人勞動的基礎上，享受社會給予他應得的勞動成果。與這種經濟基礎相適應，在政治上，民主權利也便空前廣泛地歸諸人民群眾。黨內也是真正實行民主，除了分工不同，因而各人具有其職務所必須的權力以外，沒有其它任何特權，因之也不可能利用特權實行腐化�！�…領袖是群眾中的一員，任何人在勞動上怠工或有腐化現象，都要受到處分�！保ǖ�15頁）“領袖是群眾中的一員”，其實就是黨的領袖、領導、干部和普通群眾的政治地位一樣，并不享有特權，這在延安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1942年，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有一次遇到一位騎毛驢的老人，從驢上上來同大家握手，一經介紹原來是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他給代表們談邊區(qū)的情況，并講到大家都是人民勤務員，不是當官做老爺。”（李蓉：《中共七大軼事2》，《新民晚報》，2009-7-2，B8版）可見，共產黨高級領導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還是有著相當清醒的認識的。

　　然而，并不是每個共產黨人、每個官員都能意識這一點，相反，因為那種官老爺的裝腔作勢，作威作福的權威意識在中國實在是根深柢固。當領袖們自覺到自己只是群眾的一員時，1949年，張垣鐵路分局局長，后來的全國鐵路運輸檢察院檢察長藺子安便是共產黨人大擺官僚臭架子的代表。且看當年《人民日報》的報道：

　　（1949年）二月一日張垣鐵路分局局長藺子安，接到華北交通部到豐臺開會的通知后，他特別下了一道命令為他準備專車：一節(jié)頭等車，坐著他本人、執(zhí)法隊、警衛(wèi)員及科員等十余人，另一節(jié)車皮載著他的小臥車；
并且在事先即電令沿路各站職工人員聽候在藺局長到站時訓話與“匯報工作”�！皡R報工作”是飾詞，主要是想擺擺威風，要讓沿路員工迎接他。南口職工接到命令后，立即忙碌起來，打掃月臺車站，整理內務，專車到來時，全體職工在月臺上列隊歡迎，等候訓話。當時適逢藺局長有些感冒，由隨從的某干部代訓了幾句。本來就十分不滿的職工、經此情景更為反感、紛紛說：“毛主席也沒這大架子”。“國民黨局長出來坐專車，解放軍也鬧這一套”，該鐵路分局的官僚主義已達到驚人程度，不久以前，中共察哈爾省委，對此事提出檢舉，給藺子安同志以批評，但直到現在，藺子安仍缺乏自我批評精神，認為事實倒是事實，但不能做壞的解釋，如果做成官僚主義的解釋，就是打擊他。（《張垣鐵路分局嚴重右傾，壓抑工人留用壞分子，局長藺子安應予撤職》，《人民日報》，1949-04-09，1版。）

　　局長出動，專列伺候，沿途訓話，架子十足。難能可貴的是，當時的鐵路職工也并不全是見官眉低、膝軟的蟻民，在今天，可有那個鐵路職工能像他們那樣氣憤、檢舉、抗議呢？不過，話說回來，“毛主席也沒這大架子”，這其實也反映了，在民眾的潛意識里還是根除不了權力者的高人一頭的思想，也就是說，毛主席擺擺架子則是完全可以的，只不過藺子安以區(qū)區(qū)局長之職，就擺這么臭的大架子，實在叫人看不過眼罷了。其實，應當說，即便是毛主席也是不能擺架子的。

　　所幸的是，共產黨人的官僚作風引起了黨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在同日的《人民日報》名為《向官僚主義分子作斗爭》的社論中，除過清算藺子安在工作上“用壞人不用好人”錯誤之外，便是清算他“在工人階級面前抖威風，擺臭架子”的官僚習氣。文章說，“這種坐上專車，拉上汽車，隨從累累，讓沿路員工列隊歡迎的惡習慣，只有已經瀕于腐朽的國民黨官老爺們才有此可恥的令人惡心的一套，善良的職工們，對此一套早就討厭透了�！�…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些，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把人民當成上司，而自己甘心情愿為人民作勤務員的人，‘俯首甘為孺子�！�的人�！碧A子安的職務予以撤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代之以沒有官僚主義的、愿意給人民當勤務員的同志擔任此項職務”。（《向官僚主義分子作斗爭》，《人民日報》，1949-04-09，1版。）“藺子安只鋪張了一下就撤職”，可見，共產黨對官僚主義的作風并不寬容，并不姑息，并不遮丑，一有病毒就予以清除，這樣的黨的肌體怎能不健康呢，怎會變質腐化呢？

　　與“藺子安擺架子”相似的是冀中軍區(qū)參謀長李波無視紀律，甚至打執(zhí)行任務的警衛(wèi)人員耳光事件。1947年12月，石家莊仍在戒嚴時期，“李波同志因無正式入城證件，卡口哨兵不許他入城，李不聽勸阻，反用橫蠻辦法強行入城。今年（按，1948年）四月李又去石家莊參觀工廠，到一二九倉庫時，擬入參觀，倉庫衛(wèi)兵因李又沒有參觀證件，拒絕入內，李又采取橫蠻態(tài)度要強行入內，但遭衛(wèi)兵堅決阻止，便惱羞成怒，打了警衛(wèi)班長一個耳光，事后警衛(wèi)班長等向中央局提出控訴�！遍L官打警衛(wèi)班長耳光，在過去軍隊里，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這樣芝麻綠豆大的事情，在當時卻沒有被忽視，被放過。

　　因為在共產黨看來，違反紀律，“打下屬耳光”，至少反映了一種高級干部可以超乎紀律之外的一種特權思想，因此，不能因為你是軍里高級干部就“小事化了”，反而正因為你是軍里高級干部要“小題大做”。

　　中共中央華北局對李波這種有“嚴重的軍閥主義傾向”的行為予以警告處分。決定原文中說道：

　　李波同志大約以為紀律和秩序只是為約束那些普通人員和老百姓的，只有這些人才該遵守秩序，服從紀律；
他自己是高級干部，可以站在紀律和秩序之上，所以在哨兵向他要證件時，就引起了他的惱怒，以至打人。這種思想是反動統(tǒng)治階級思想的殘余在黨內的反映。高級干部應該是具有更高的階級覺悟的人，是有堅強群眾觀點與高度組織性與紀律性的人，高級干部除了職務上的分工與別人有所不同，因而在職務上可以指揮其下屬的同志外，對于任何革命同志的人格及其在職責范圍內的一定的權力，都必須加以尊重，決不能依仗自己的地位來侮辱別人。對革命紀律和秩序，高級干部更應把自己看成和大家一樣，有同樣的平等的遵守的義務，尊重任何維持革命紀律與秩序的人員的職權。無論維持紀律和秩序的人比自己地位高或低，也無論這些紀律和秩序對自己方便或不方便，都應無條件地遵守，而且應當是執(zhí)行的模范。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否則國家的紀律和社會的秩序就無從建立與維持。（《冀中軍區(qū)參謀長李波同志破壞紀律，華北予警告處分》，《人民日報》，1948-10-17，1版。）

　　當時，對犯錯誤的同志的批評和處罰的確是嚴厲的。黨和軍里高級干部之所以無視紀律，動手打人，正是一種把自己不當成普通人的官僚、軍閥作風，同樣，我們今天會因為這么一點的芝麻小事，就“小題大做”，就“上崗上線”，在《人民日報》上批判處理嗎？

　　與倍受折騰的鐵路職工同樣難能可貴的是，被打的警衛(wèi)班長沒有屈服于參謀長的“淫威”，竟然向中央局提出控訴？這在今天尤其不可想象，難道他不怕遭打擊報復？難道他不怕被穿小鞋？據報稱，今天的交警執(zhí)勤在時，往往戰(zhàn)戰(zhàn)兢兢，生怕一不小心攔下了那路不該攔住的神仙，被打耳光。

　　那么，李波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內心大約認為無論官民，人格平等的道理，他之所以敢如此控訴，正是共產黨有著鐵面無私的執(zhí)法者，有著只對事不對人的懲治制度，惟有如此，他才有如此膽量，才敢于向中央局投訴，今天，在官官相護的現實中，有誰還敢像他這樣做呢？那么，當今官員的官僚主義是更輕了，還是更重了？社會更加腐敗了，還是更加清廉了？

　　除過這些事件外，當時，石景山鋼鐵廠嚴重浪費國家資財，京綏全線貪污與責任事故，濮陽專署運糧的混亂現象，花旗營的撞車事件，老區(qū)殘存的封建婚姻制度等一系列事件中所體現的官僚主義作風，都得到及時清理，正是共產黨有著這樣一個嚴格的、自覺的自我清理的機制，才增加了免疫力和抗腐力，才能免于腐化變質。

　　我們常常會將共產黨官員的清正廉潔和奉獻犧牲歸功于過去強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個人道德修養(yǎng)等因素。其實，即使在那個看重個人自覺、自律的時代里，共產黨同樣強調權力的運作必須處于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

　　許立群這樣說，“群眾的事情通過民主集中的原則，由群眾作主，不能由少數人專行獨斷。這樣就充份發(fā)揮了群眾的力量，也使任何腐化貪污成為不可能�！�…這和任何非無產階級政黨的害怕群體起來，逃避群眾監(jiān)督與批評的情形完全是相反的�！保ǖ�15頁）權力，尤其是沒有監(jiān)督的特權，正是腐化之根源。而許立群自信共產黨不會變質腐化就在于此，因為在群眾的事情是群眾做主的，不是領導做主的，那么，在這樣的群眾監(jiān)督機制下，共產黨又怎么能腐化貪污呢（“任何腐化貪污成為不可能”）？今天呢，官員慣于“暗箱操作”，民眾多是“不明真相”，又怎能不腐化變質呢？

　　也許，正是建國初期，共產黨這樣的理想、精神和表現，使得許立群能理直氣壯地發(fā)表《共產黨為什么不會變質腐化？》這樣的文章。

　　如果我們仍然掩耳盜鈴、不敢正視這一嚴峻現實，并還在謊言所編就的盛世幻象中自欺欺人，聊以自慰的話，那共產黨將與它曾批判的歷史上變質腐化的革命集團有何兩樣呢

　　今天，重讀這篇文章，叫人覺得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因為，六十年后的中國現實早已使這個文章顯得滑稽而可樂。

　　黨內干部自上到下，由內到外，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生活墮落，鮮恥寡廉已經成為一個十分普遍而嚴峻的現實。

　　就拿中國所謂的“高級子女”來說，論理他們的父輩，黨里的“高級干部”，都是共和國的“功臣干將”，黨的“忠誠兒女”，他們更當珍惜父輩們不惜犧牲生命為之奮斗的 “新中國”，更當珍惜父輩們所忠誠的共產黨的榮譽，然而，在中國，這些所謂的“高干子女”，卻憑著旁人所無法猜得透的，無主名的運作機制一躍成為當代中國把握巨大財富的一群人�！耙环萦蓢鴦赵貉芯渴摇⒅醒朦h校研究室等部門聯合完成的調查報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超過5000萬元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億元富豪人數的91％�！保ň毢檠螅骸稙楸」瞎系摹皟刹弧惫恼啤�，《中國青年報》，2009-06-30，2版。）占超億元富豪人數的91％是高干子女，這個數據絕不能用高干子女的聰明才智、勤勞奮斗等這些騙人的鬼話所能糊弄得過去的，只是這其中見不得人的勾當是永遠不能為外人所知道。這些理當更要珍惜和維護父輩的榮譽的“高干子女”尚且如此，其他手握大小權力的官員更是可見一斑，他們在變質腐化的道路上開足馬力，爭先恐后。

　　在沒有監(jiān)督的情況下，官商勾結，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成為官員腐化之途上的必經驛站。在河南鄭州“經濟適用房用地建別墅”的事件中，據調查稱，別墅開發(fā)商天榮置業(yè)大股東的丈夫，曾是鄭州國土局領導，二股東的丈夫是項目所在區(qū)的公安人員，鄭州市建委主任的親戚，為開發(fā)商提供辦公地點。而這令人瞠目的利益糾結，在數不勝數的官商勾結，沆瀣一氣，魚肉百姓的事件只是九牛一毛。更叫人拍案叫絕的是，鄭州市規(guī)劃局副局長逯軍對采訪記者這樣質問：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六十年前，我們說黨會不會變質腐化，是看共產黨會不會“由一個革命的、代表人民利益的集團，變?yōu)椴桓锩�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違反人民利益的集團”。今天，在逯軍副局長的思想里，黨與老百姓（“人民”）卻是形同水火，勢不兩立，茍如斯言，如果黨是代表少數官商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的話，那么，我們能說黨沒有變質腐化了嗎？至于，上海倒塌樓房中的官員參股，重慶官員更改子女民族身份高考造假，山西煤焦領域官員索賄受賄……這些都只是官商勾結的冰山上的一粒粒冰渣而已。

　　顯然，今天的社會現實，給我們提出一個與六十年前截然相反的問題，那就是，“共產黨為什么會變質腐化？”如果我們仍然掩耳盜鈴、不敢正視這一嚴峻現實，并還在謊言所編就的盛世幻象中自欺欺人，聊以自慰的話，那共產黨將與它曾批判的歷史上變質腐化的革命集團有何兩樣呢？今天，重讀《共產黨為什么不會變質腐化？》一文，固然給人一種恍若隔世之感，但或許能為“共產黨為什么會變質腐化”這一問題的解答提供一點思路。

　　　　2009-7-5夜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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