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1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系、清華大學經(jīng)管學院和心理學系彭凱平教授應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系列跨學科講座邀請，在北京大學第二教學樓階梯教室發(fā)表了題為“文化與心理：探索及意義”的演講。講座由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主持。

　　在講座正式開始前，汪丁丁教授引述了蔡元培先生請梁漱溟先生到北大講學的一段往事，以闡釋人文與社會講座的主旨：在五四運動九十年之后，回應當時在北大發(fā)生的關(guān)于中西文化的辯論。他引述梁漱溟教授晚年的話：如果我們不能尋找出孔子學說對應的心理學，則我們?nèi)ブv孔子實際是空話。他說彭凱平教授今天的講座，實際上是在解決梁漱溟先生提出的根本性問題。

　　以下是彭凱平教授講座的主要內(nèi)容。

　　在展開詳細討論之前，有兩個問題需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研究中國人的文化和心理？有趣的是，對中國人性格的討論，一直存在很多互相矛盾之處。有的人說中國人的性格是中庸，有的人說是創(chuàng)新，有的人說是保守。這些人往往通過歷史上一個名言，一個哲學家觀點，一個生活中的例子，來印證自己的觀點。問題是，如何驗證這些說法正確與否？心理學家覺得，這些討論的個人意味太重，歷史故事太多，科學邏輯的分析太少。這次講座希望用科學的方法探索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心理。

　　另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做跨文化比較？為什么要在全球視角之下分析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心理？有句話叫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法國人托克維爾所著《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是公認的對美國文化、對美國人的心理最精辟的觀察和分析。為什么他能做到比美國人觀察自己更加準確？據(jù)托克維爾自述，是時時刻刻都把美國和法國進行對比。如果需要對中國人的心理和文化做精辟的分析，可能要跳出中國人的身份，在全球范圍之內(nèi)比較中國人和其他國家人的差別。只有通過一面鏡子，人才能知道自己的模樣。

　　認識這一點可以通過一個實驗，叫做自由聯(lián)想，就是我給大家說一個詞，你馬上告訴我你頭腦里面出現(xiàn)的東西。我說“我們”，你可能聯(lián)想到的是“同學”；
說到“聽課”，你可能聯(lián)想到“擠得要死”。如果我說“他們”，你可能聯(lián)想到是“清華大學”。我們進行文化分析和反省時，下意識里的自由聯(lián)想是不同的，自由聯(lián)想其實是不自由的。這就是我們要做跨文化的研究原因——超脫自我的局限，超脫文化的局限。

　　文化心理學的定義

　　文化的定義在中國和西方存在差別。在西方，文化就是“栽培”（culture），很長時間以來西方將文化定義為一種教育的方式。但是到了18世紀以后，這個概念逐漸變化，其描述對象從外在的行為變成了對內(nèi)在的、人的精神意識的描述。簡而言之，西方人認為在物質(zhì)生活以外的所有一切，是一種文化的存在。相對而言，中國還保留著類似西方早期的思想。我們談及的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外在物化的含義。在中國，最早談及文化的是漢代的劉向，而他所說的“文化”是指文字和教化。聯(lián)想一下中國的地理，凡是以“化”為名的地方，比如說湖南的懷化，浙江的奉化，都是比較偏遠的地方，也是古人所說的化外之地。因為是化外所以要文化一下，即把文化作為統(tǒng)治的手段來改造教育那些不是中原地區(qū)的人。心理學家認為，主觀文化是最有意思的文化，而客觀的文化只是主觀文化的外在載體。比如說圓明園獸首的意義就在于代表了中國的百年羞恥，如果它不承擔著民族感情，就沒有那么重要了。

　　心理學是自然科學，也是數(shù)量科學，跟經(jīng)濟學一樣需要定量分析。很多年以來，心理學家不知道該怎么研究文化，后來才逐漸發(fā)現(xiàn)可以找到一些客觀的指標來定義文化。方法之一是通過語言研究文化。研究者發(fā)現(xiàn)，不同文化下說不同語言的人的心理活動是有差異的。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的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英語有很多方式表達虛擬語氣，而中文沒有這些表達方式。哈佛大學這位教授指出，由于中文沒有虛擬假設(shè)的幫助，中國人進行一項心理學的任務(wù)會有困難，這個任務(wù)叫“反事實思維”。例如，“如果所有圓都很大，這個三角形若是個圓會大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們被自己的語言限制了。這個結(jié)論是否正確目前還沒有定論，仍有很多人研究到底中國人的反事實思維有什么特性。

　　心理學研究文化的第二種方法是把文化作為一種觀念。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就是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比較研究。個人主義是公認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它強調(diào)個人的獨立、個人的意志、個人的追求，將人生的最高目標定義為自我的實現(xiàn)。與之相反的一種觀念叫做集體主義。集體主義并不等同于無私，也不等同于社會主義，而是說在某種程度上個人的行為是由集體的目標來決定的。這個集體的目標可能是家庭、社會、朋友，總而言之集體主義強調(diào)的不是個人。集體主義強調(diào)社會規(guī)范和責任、強調(diào)共同的信仰、強調(diào)一致性、強調(diào)合作、強調(diào)某種程度上犧牲自我的利益。美國的大眾文化特別強調(diào)個人主義的精神，例如麥當勞的廣告叫做“我就喜歡他”(I am loving it)，我不管你有多少人喜歡，我喜歡就行。而我們中國的餐飲廣告肯定得說“大家”都吃我的菜。從這個角度，很容易看到中國人的文化跟美國文化是不太一樣的。心理學家做過一個研究，給不同文化的人看魚的互動，然后讓他們回答一下這個魚干什么，為什么這么做。我們發(fā)現(xiàn)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對我們的判斷其實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說在一種情況下，一條魚領(lǐng)先，魚群緊隨其后，問被試者覺得領(lǐng)先的魚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我們在中國做的研究，大概有75%以上的人認為這條魚很高興，因為大家都來了，有伴了。我們在美國做出的結(jié)果則正好相反，75%的美國人認為魚不高興，因為我本來一個人挺自在了，你們怎么都來了。

　　心理學對文化的第三種定義是把文化定義為一種自我概念。為什么這么講呢？因為心理學家認為人的所有心理活動都是以自我為參照中心的。在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我是誰”的時候，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反應是不同的。我們隨便找?guī)讉�同學回答一下，用五句話向我介紹你是誰。（同學：我是公司的員工，我是爸爸媽媽的女兒，我是一個人，我是一個單身女人，我是一個愛學習的人。）剛才這個同學的回答完全符合文化心理學的分析，即中國人對自我的定義是基于公共自我和集體自我給出的。我是人，在座的都是人；
我是女人，一半在座的是女同胞；
我是單身女人，這個群體在北京地區(qū)就是幾十萬，不是一個小數(shù)字；
我愛學習好像也不具體，很多人都愛學習。自我在那兒？沒有。心理學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人都是以集體的自我，以一個社會的概念來定義自我。反之，西方人在回答“我是誰”時試圖尋找自己與他人不同的地方：我很漂亮，我有一個什么東西，等等。自我概念的差別會導致人行為的差別，即選擇追求與他人一致的目標還是不一致的目標。

　　第四個定義，也是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最有意義的定義，就是把文化作為認知的風格加以對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方式是不同的，尤其是如何追求真理、如何發(fā)現(xiàn)事實的方式是不同的，這就是文化的心理維度。

　　近年來文化心理學的幾個經(jīng)典研究

　　最近MIT幾個心理學家做了一個有意思的測驗。在左邊給出一個框，框內(nèi)有一根線，右邊給出一個稍大的框，讓你畫一條跟那根線一樣的線，你畫多長？有兩種畫法，第一種畫法是參照那個框和線的比例畫一條同樣比例的線，這叫相對判斷；
另外一種是畫一條絕對長度相同的線，這叫絕對判斷。心理學家通過核磁掃描的方法確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哪種判斷更容易。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亞洲人相比美國人更易于作相對判斷。這說明我們在思考時更容易參考背景信息。

　　文化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和直覺�？档抡f人類理性判斷其實有兩種，一種是分析性的判斷，也就是尋找事物邏輯的一致性；
另一種是綜合性的判斷，也就是判斷事物之間相似的程度。心理學家研究這個問題的方法是給你看兩張圖，第一張是雞，第二張是草。你認為牛應該是和草在一起還是應該和雞在一起？我們中國人喜歡第二種分類，而美國人喜歡第一種分類。事實上，第一種分類是按本質(zhì)分類，第二種分類是按關(guān)系分類。這個結(jié)果令美國人非常震驚，因為西方人認為根據(jù)本質(zhì)歸類是高級歸類，根據(jù)關(guān)系歸類是低級歸類。然而這是有問題的，從人類進化的角度來講按關(guān)系分類也許是更有生存意義的歸類。比如說需要把媽媽、嬰兒車和小轎車分成兩類時，如果把嬰兒車和小轎車歸為一類，說他們都是交通工具，那孩子怎么辦？文化對歸類方式的影響反映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國人特別擅長比喻。例如“天日二日，人無二君”，中國人覺得這句話說理很恰當，而美國人認為這兩句話之間不存在關(guān)系。中國人以美國人當年殺了很多印第安人的例子指責美國人沒有資格批評中國人的人權(quán)狀況，在美國人看來是沒有道理的。這是因為美國人不認同中國人思維中的類比關(guān)系。

　　再比方我們來看這個圖，請這位同學報告你剛才看到了什么？（同學：青蛙、魚、水草、氣泡。）這是很有趣的現(xiàn)象，中國人老說周圍的東西有青蛙，有水草，有氣泡，但不會明確地說有三條大魚。然而，美國人一開始就說這幅圖里有三條大魚，然后再看旁邊有什么東西。最有意思的是，就是通過追蹤眼球的移動來發(fā)現(xiàn)關(guān)注什么東西時，發(fā)現(xiàn)美國人對物體非常關(guān)注，而中國人對物體和背景同樣的關(guān)注。這說明中國人的直覺是整體性直覺，而不是分析性直覺。

　　由于直覺的特性，人在解釋他人行為時特別容易忽略外在環(huán)境對人行為的影響，這叫基本歸因誤差。大家到二教來上課的時候，路上有一個人躺在路上說走不動了，請送我去校醫(yī)院。如果你看到有三個人，一個人帶著共產(chǎn)黨黨員黨章，一個是商學院學生，一個是心理學系的學生，誰更可能停下來幫助這一個人？大家可能認為黨員會幫助這個學生，而商學院學生不會幫助他。這種判斷是在不考慮外在環(huán)境時根據(jù)人的特性進行判斷。心理學家發(fā)現(xiàn)，這種判斷是沒有根據(jù)的，人的行為更多受到具體的客觀條件的影響，而不是一些內(nèi)在個性的影響，這就是基本歸因誤差�；�本歸因誤差是有文化差異的。1991年的時候美國出了一件大事，一個北大的校友叫盧剛在校園槍殺了五個人，然后開槍自殺。我們做了一項研究，問題非常簡單：假設(shè)所有條件都一樣，但是把地點移到中國，你認為盧剛會不會殺人？中國人認為，盧剛不會殺人，但美國人認為他還會殺人。為了避免偏袒自己人，我們還找了一個相似的美國殺手，同樣問一個問題，還是一樣的結(jié)果。研究的結(jié)果顯示，中國人認為當環(huán)境變化之后，人就會變化，而美國人認為人的本性不會隨之環(huán)境改變。

　　研究文化心理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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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知識創(chuàng)新，文化心理學提供新的研究范式，用實驗、邏輯、數(shù)量的方式來研究我們長期以來認為是主觀的、人文的、理念性的東西。這種方式對很多學科都會有一些新的挑戰(zhàn)和貢獻。知識創(chuàng)新來自于范式的沖擊和轉(zhuǎn)移，所以說文化心理學對知識創(chuàng)新一定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其次是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意義。中國在去年達到了人均GDP三千美元。所有心理學家做社會研究都知道，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3千美元的時候，社會的問題，人的問題，心理的問題是非常明顯的，在此之前大家關(guān)心的是生計，在此之后大家關(guān)注的是心理。

　　第三，文化心理學對許多學科都有促進作用。文化心理學對經(jīng)濟學提出了挑戰(zhàn)。經(jīng)濟學家認為所有的人在經(jīng)濟決策上相同，都是所謂理性的人。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結(jié)論完全錯誤。在社會決策方面，可以找到文化的共通性，比如說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對選工作的態(tài)度是一樣的。但在個人決策方面，例如選一個禮物，中國人絕對認為選一個壞的禮物比不送禮物要好，覺得這樣禮數(shù)到了；
而美國人則認為送一個壞的禮物還不如不送。這是文化的差異造成的。我們最近也發(fā)現(xiàn)中國人在金錢價值判斷上受道德判斷影響非常大，如果這個東西是一個有道德的人擁有的話，則價值評價偏高，如果是不講道德人擁有，則價值評價偏低。

　　在倫理學方面，文化心理學可以幫助解答一些倫理學難題。比如有一個難題描述起來很簡單，就是在鐵道上綁了五個人，而火車處于失控狀態(tài)，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火車就會把五個人撞死。你正站在一個扳道旁，可以把火車轉(zhuǎn)到另一條道上，但不幸的是那條岔道上綁了一個人。你扳不扳扳手？在西方國家做研究時，絕大多數(shù)的人都認為應該扳。為什么要扳呢？因為在西方的倫理決策里這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比較合適的道德原則肯定是犧牲少數(shù)，拯救多數(shù)�？墒窃谥袊�，有相當多數(shù)的中國人認為不應該扳。因為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道德觀念，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所以我們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有天意在里頭，我們中國人不太愿意替天行道的，所以我們不愿意去扳這個扳手。

　　現(xiàn)在將問題改一下，同樣是道上綁了五個人，火車要撞這五個人，你什么都不做火車就會把這五個人撞死，但是現(xiàn)在有一個大胖子站在你旁邊，你一推他，那五個人就得救了，而火車會把大胖子撞死。但你自己跳下去沒有用，你太瘦小了，那五個人還會撞死。這回西方國家的被試者也沒有人選擇推大胖子，雖然這同樣是犧牲一個人拯救多數(shù)人。為什么剛才的道德原則不適用了？最近心理學家研究發(fā)現(xiàn)，在前面的場景下人做判斷時基本上是大腦理智區(qū)域在活動，但后面的場景下做判斷時是大腦情感區(qū)域在活動。文化心理學的這項研究說明，人的情緒判斷恐怕是我們所有道德判斷的基礎(chǔ)。從心理學的角度看，良心就是情緒反應。這就是心理學家對人類道德研究的一些貢獻。

　　文化心理學對美學也有一些挑戰(zhàn)和貢獻。東方的審美觀念特別強調(diào)背景和對象，所以我們中國人在審美上發(fā)明了很多技巧，比如說俯瞰技術(shù)，留白概念。中國的繪畫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東方的整體的直覺。

　　文化心理學的第四個積極意義與中國人的心態(tài)調(diào)整有關(guān)。中國人長時間以來受到西方列強的侵辱，有強烈的羞恥感，所以外國人一干什么事情就特別憤怒。這種自然的反應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作為一個強國，其實并沒有必要過分的去在意人家的看法。這個強國的心態(tài)怎么才能建立呢？一定是要在全球范圍內(nèi)來考慮問題。只有走出中國范圍考慮問題，自己這才是強國心態(tài)。文化心理學提供了一個跨文化的視野，幫助我們了解自己，對調(diào)解我們的心態(tài)有積極的意義。

　　如何利用文化心理學發(fā)揚光大中國的文化

　　美國人想到中國人，認為中國人很玄、很神秘、不科學、不民主，認為中國的東西沒有實用價值。怎么破除他們的這些誤解？不能老說他們妖魔化中國，得利用文化心理學的一些知識和方法來教育美國人。中國的東西其實是不玄的，其實是科學的，也是很民主的，也很實用的。怎么證明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在中國的文化里頭找一些特別“玄”的元素，然后把它變成一個變成具體行為的概念，然后做實證和定量的研究，再給出意義。我曾經(jīng)在幾篇文章中從西方人能夠接受的認識論的角度談?wù)摰赖禄�本的含義。中國道德的思想其實就是變化的思想、矛盾的思想、整體的思想。一些看起來很玄的東西其實是有科學依據(jù)的。比如說中國道教陰陽圖案，其根據(jù)是漢代一些科學家要探索天意的時候?qū)ｉT做的實證研究：在宮廷里面立一個桿子，在夏至和冬至看地球轉(zhuǎn)一圈365天留下來的痕跡就是陰陽太極圖。第一次報告這個事實的人是李約瑟。實際上，對天意的追溯和西方科學家探索上帝的旨意是一樣的，這樣一講美國人馬上就理解了，中國的道就是上帝之道，再也不說中國東西玄了。

　　關(guān)于辯證的思想也可以用文化心理學的方法研究。現(xiàn)實中有很多的矛盾的現(xiàn)象，例如從數(shù)學的模型來講有一種蝴蝶效應，就是一個蝴蝶在北京扇動一下翅膀，可以影響到全球各地氣溫的變化。關(guān)于這件事情，數(shù)學上是可以證明，但是現(xiàn)實中不可以證明。辯證思維是對矛盾現(xiàn)象的一種處理方式。我們發(fā)現(xiàn)具有辯證思維傾向和沒有辯證思維傾向的人對問題的反應不一樣。給美國人看兩個矛盾信息，如果把這兩個矛盾信息單獨呈現(xiàn)，對某個信息的偏好實際上較小。但是如果把這兩個矛盾信息一起呈現(xiàn)，對這個信息的偏好會增大。即，如果美國人相信一個東西，看到反面信息后反而會更相信�？墒侵袊�人不同，中國人喜歡折中，原來相信的信息，看到反面信息之后會減弱相信的程度。這就是辯證思維對我們判斷的一些影響。這兩種思維方式其實都存在問題。美國人經(jīng)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即使有不利證據(jù)存在，他也會貶低這個證據(jù)，這就有可能排除一些真實信息可能性，而中國人則可能人為地夸大一些負面信息的真實程度，也就是說對一些假的東西的容忍程度太高了。

　　西方人不明白中國人談的小我、無我、非我是什么東西。實際上中國人談的是一個辯證自我的概念。李小龍在去世前接受最后一個采訪時，美國記者讓他描述一下中國人的基本元素。他說中國人就像水。水無形無狀，如果放在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狀，放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狀。水可以到處流，但水同時也可以沖破一切。美國人聽了這個描述后，一頭霧水。實際上李小龍講的就是一種辯證的自我，即存在矛盾和多樣性的自我。中國人的自我是由時間和空間界定的一個整體性的自我。

　　中國人對反饋信息的態(tài)度與西方人相比也是不太一樣的。一般而言，反饋的信息有時候與自己的認識一致，有時候不一致。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如果在第一次實驗給美國學生一個與他判斷不一致的信息，他第二次做心理測驗時會有一種極化傾向，會證明你說的不對。例如，如果第一次測驗說你是一個外向的人，他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內(nèi)向的人，并在第二次測驗時變得更加內(nèi)向，來說明你的判斷不對。這種反應是下意識的。而如果給中國人看一個不一致的信息，他會變得同意你的判斷。

　　西方很早就產(chǎn)生了社會認同理論，其含義是所有社會團體的成員都會下意識地夸大自己團體的正面形象和作用，因為對自己團體的夸大也就是對自我的揚伸。但社會認同理論并不總是成立。有一個現(xiàn)象可能大家都意識得到，即中國人還特別愛罵自己人，很多中國人傾向于貶低自己的團隊。即使是在美國的華人中，這種傾向也是存在的。難道是中國人真的沒有自尊心嗎？文化心理學的研究發(fā)現(xiàn)這只是一種表面的認知現(xiàn)象而已。這種認知層面的現(xiàn)象與我們的辯證自我有關(guān)：中國人能意識到自己的長處，也能意識到自己的短處，所以會更傾向于揭示自己的短處。在心理上其實我們還是喜歡自己的同胞，只不過不說出來而已。

　　關(guān)于中國文化中“仁”的概念，文化心理學也有一些研究。心理學家曾經(jīng)用指數(shù)來描述一個國家的個體對同胞的信任程度，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排名非常靠前。中國人最好的價值就是“仁”。我們不要學習西方的達爾文主義，不要搞階級斗爭，因為那是西方人的東西。經(jīng)濟學家曾計算，在美國，如果仁愛指數(shù)增加15%，經(jīng)濟回報會增長435美金。可見“仁”，也就是愛人是有積極的作用的。將來中國人創(chuàng)造的概念不是智商，不是情商，是“仁”商，這個概念將有經(jīng)濟學的價值。“仁”可以是中國對世界貢獻的價值。

　　最后，可以以這樣的話總結(jié)今天的演講。我的存在決定了我對現(xiàn)實的認識。我們，中國人或西方人的客觀文化的存在，影響了我們對周圍世界的認識，包括我們對自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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