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曾讀過一本《羅馬的傳說》，文筆清新優(yōu)美，以一種如詩如畫的氛圍引領讀者神游古羅馬。直到今天，我仍無法忘記那本書中刻畫的歷史人物——愷撒、安東尼以及斯巴達克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這樣的歷史書實在太少了。而姜鳴的《被調整的目光》在汗牛充棟的歷史書籍中卻脫穎而出，其寫法別開蹊徑，借探幽訪古，引領讀者漫游近百年中國歷史，許多早已被臉譜化的歷史人物在他的筆下重又變得鮮活生動，讓人多了幾分親切感。

　　除了寫法的奇特，更讓我看重的是作戰(zhàn)那種求真的精神。歷史總是迷霧重重，讓人難窺廬山真面目。為了撥開迷霧看真實，治史者必須認真解讀史料，因為只有那里才有“真”。而研究歷史其實就是在求真。但很可惜，一部中國近代史，因“種種原因”，被以往那種圖解式的研究方式弄成了事件的堆積和概念的集成，歷史人物也被抽去了性格特征，變成了木乃伊。姜鳴多年來一直認真研讀史料，努力拂去歷史的塵封，他的書嘗試用另一種眼光解讀中國近代史，從而引出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話題，其中對同光名臣翁同和與李鴻章兩人有血有肉的描寫和客觀冷靜的評價尤其引人注目。

　　翁同和與李鴻章皆為同光朝政要。翁氏父子兩代帝師，門生故舊遍布朝野。翁同和出入中樞數(shù)十年，官拜協(xié)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和戶部尚書，又以清流首魁名重一時。李鴻章則以軍功起家，平吳剿捻，建水師，辦洋務，以淮系首領權傾朝野，位居督撫之首，官拜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部屬故吏遍天下。翁、李二人昔日的輝煌決非今人所能想象。翁以言官出身，好從道德立場發(fā)表時論，品評官員主政得失；
李則一手操辦各種實務，屬被評論之列。翁作為帝黨首輔，以在甲午戰(zhàn)爭中主戰(zhàn)獲時論及后人好評；
李則屬后黨干將，因在甲午戰(zhàn)爭中主和并代表清廷簽署《馬關條約》而被世人唾罵。愛國與賣國，就這樣簡單地為兩位身處復雜環(huán)境的歷史人物定了位。

　　經歷過多年改革之后，一些歷史學界新銳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已經升華。中國近代史其實不應該被寫成一部落后民族的主訴書，因為這一過程不僅僅是侵略和反侵略，它同時也是近代西方不斷擴張的工業(yè)文明向東方世界的滲透，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僅僅在道德層面上無法解釋圓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東方世界對西方世界采取了反滲透的姿態(tài)，而到了二戰(zhàn)以后，世界各國都認識到經濟發(fā)展已成為時代主題，對西方工業(yè)文明的態(tài)度由拒斥而轉為主動接受。以往在愛國和賣國這個歷史情結的纏繞下，對西方近代文明的暴力東漸總是停留在“我不讓你來，你就不能來”這一簡單化的道德解釋層面上，對李鴻章和翁同和的評價自然也就充滿了道德色彩。但現(xiàn)在看來，這種滲透又豈是抱著如此態(tài)度就能躲開的！海灣戰(zhàn)爭中薩達姆戲劇性的戰(zhàn)敗，可以使人遙想起當年對世界大事茫無所知的清廷面對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的無奈和憤恨。所以，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又豈是只用愛國與賣國、主戰(zhàn)與主和、有能與無能這種是非界限所能講清楚的？姜鳴無疑具有了超越以往局限的歷史眼光，從體察古人的心境出發(fā)，道出了些許新意，并未茍同于時論。他在書中這樣評價翁、李二人：

　　翁同和主戰(zhàn)的出發(fā)點，是相信海陸軍尚堪一戰(zhàn)。但我們在整場戰(zhàn)爭之中，除了聽他高唱主戰(zhàn)宏論……之外，未見其進行實質性的贊畫和補救。這說明，作為想輔佐皇帝獨振乾綱的“后清流”官員，有心殺賊，無策典兵，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日本的挑戰(zhàn)，……這就是翁同和們的悲劇所在�！�…翁同屮無疑是愛國者，但在當時，最保守最迂闊的頑固派，其內心深處是也是充滿忠君愛國情結的嗎？

　　對于久被世人唾罵的李鴻章，姜鳴則另有分析：

　　若以為朝廷上下皆有抗敵言論和作戰(zhàn)決心，中國便能戰(zhàn)勝日本，恐怕也是一廂情愿的算盤。否則，現(xiàn)代化的歷史任務豈不是用愛國主義的口號便能代替？李鴻章在1864年便發(fā)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的呼喚，提出中國欲自強必須學習西方。30年后，他卻回避與東洋近鄰日本決戰(zhàn)，他的隱衷難道就是為了“賣國”？

　　熟知這一段歷史的人，不能不說姜鳴的分析有些道理。

　　某報曾以“話劇《商鞅》為何南冷北熱？”為題，報道了該劇在北京和上海演出所遭遇的迥然不同的命運：北京火爆，不少主持實際工作的部長們看了《商鞅》以后熱淚滿襟；
而上海卻門庭冷落，看過的人也無動于衷。該報分析，造成南冷被熱局面的原因是因為京官們主持實務，深知改革之艱難艱難，自己和劇中主角商鞅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而上海觀眾因多是抱著看客心態(tài)，劇中人物沒法引起他們的共鳴。這一報道給了我一個啟示：換一個角度解讀中國近代史，可以發(fā)現(xiàn)晚清政府官員中操作層與思想層的嚴重斷裂這一事實常常被歷史學家所忽視。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對洋務事業(yè)的內蘊了解也不同。翁同和與李鴻章的矛盾與其說是愛國與賣國的矛盾，不如說是思想層（翁同和等清流言官）與操作層（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完全斷裂而引起的矛盾。這種矛盾再與晚清官場上爾虞我詐糾結在一起，更使兩派勢同水火。坦率地說，與洋務派相比，清流們尤其缺乏冷靜的審時度勢。甲午戰(zhàn)敗之后，李鴻章其實已經看到了他的“洋務新政”是“紙糊的老虎”，是“虛有其表”，中國必須另求改造方式。從這一意義上說，李鴻章的命運其實也是近代中國命運的折射。

　　1898年對于翁同和與李鴻章來說，都是他們一生發(fā)生重大轉折的一年。這一年，翁同和與和睦相處多年的光緒皇帝鬧僵，被開缺回籍。李鴻章則因聲名太臭而被開去總署大臣職務，賦閑北京賢良寺。年輕的光緒皇帝重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幫年輕人，忙于變法維新。精英們的宏大事業(yè)在開張百日后就被慈禧太后輕輕撲滅。囚禁光緒，誅殺“六君子”，追捕康、梁，一時間北京城內一片白色恐怖。翁同和因向光緒推薦康有為而獲罪，被慈禧太后“永不敘用”，“交地方嚴加看管”。接旨后的翁同和心情憂郁，卻又不肯認輸，寫下了這樣一段日記：

　　十八日諭旨，嚴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為翁同和推薦，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康逆進身之日，已微臣去國之后，且屢陳此人居心叵測，臣不敢與往來。上索其書至再至三，卒傳旨由張蔭桓轉索送至軍機處，同僚公封遞上，不知書中所言何如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轉因此獲罪，唯有自艾而已。

　　急于說明“微臣去國之后”，是要解脫責任；
再三強調“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是要表示忠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翁同和果然表現(xiàn)了他堅定的立場和很有代表性的處世風格。

　　在這一年同樣獲咎的李鴻章，賦閑后仍關心時事，向康有為的強學會捐款3000兩要求入會，被拒絕，老臉上很是難堪。變法失敗后，有人將此事上奏朝廷。一日，慈禧太后召見李鴻章，問道：“有人參爾康黨？”李鴻章回答：

　　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

好一個“臣實是康黨”！當時，在慈禧老太婆面前，滿朝袞袞諸公，恐怕沒人能有這份耿直風骨。時年75歲的李鴻章，人雖老，但骨頭之硬，令后人贊嘆不已！ 象戊戌變法這樣的歷史轉折關頭，常常是最能體現(xiàn)古人性情的時機，歷史人物在此時的表現(xiàn)，很值得歷史學家反復玩味。但是透過人物解讀歷史，也有通過事件分析所不及之處。因為歷來政治家總是被一道道光環(huán)和迷霧籠罩著，使人難以看清他們的真實面目。后人對古人的評價，多半只能從大背景襯托下的歷史事件中去把握，于是作為歷史演進主體的人本身的性情與風格則多隱遁不見，這是多年來歷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姜鳴的書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提醒人們在歷史研究中可以另辟途徑，不要將自己的靈性和感悟淹沒在人云亦云的一片噪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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