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jié)前夕，京郊宋莊的遇羅克塑像落成，引起了一些議論。中國社科院的于建嶸先生在<<新京報>>的評論周刊上發(fā)表文章，題目是"請記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對一個名校畢業(yè)的年輕法學博士對遇羅克這個名字完全陌生表示遺憾。這篇文章發(fā)表后在網(wǎng)上廣為轉載，在知識分子和學生中很有影響的天益網(wǎng)轉載時換了一個更為鮮明的標題"法學博士不知遇羅克是一個遺憾"，短短幾天內訪問量就有七八千次，留言簿上有很熱烈的討論。

　　為什么法學博士不知道遇羅克是個遺憾呢? 于建嶸這樣說: "他學的是法學。法律雖是一門實用之學，但并非純技術性的，它離不開對公平、正義等的價值判斷和追求。"從這個個案中于建嶸看到了社會上"選擇性失憶"的可怕，呼吁"請紀念曾在黑暗中仰望過星空的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們。不要在基礎教育中抹殺他們的存在，不要在主流媒體中欲語還休。請記住，如果沒有他們的鮮血，如果沒有他們的犧牲，我們今天也許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

　　于建嶸先生的說法雖然令人深思，但我認為還有可商榷之處。我想，法學博士之所以更應該知道遇羅克，并非因為遇羅克是為追求那些"普世價值"而死，而是因為他死于"無法無天"的制度。法學博士可以拒絕承擔比別的博士--更不用說普通人，如果我們有一點"精英意識"，認為文化精英應該在這方面比普通人做得多一些的話--更高的社會道義責任，不但在政治意義上，而且在民族記憶的意義上；
但對自己國家?guī)资昵澳莻�無法無天的制度所造成的可怕的冤案，他卻應該比別人更清楚，因為這屬于中國現(xiàn)代法律史，或者"無法無天史"。這是他的專業(yè)知識的一部分，構成他的專業(yè)資格，他以此求職謀生。這些案例應該包括在大學法律系的基礎課和他的閱讀中；
它們的缺席構成整個中國高等法律教育和一些法律從業(yè)者的根本缺陷。

　　看了于建嶸先生的這篇文章和引起的廣泛反響，我不由得這樣想:如果從"法學博士不知道遇羅克"中可以引出這樣的聯(lián)想和呼吁，那么研究國際關系的教授如果沒聽說過租借法案又如何呢?

　　這是本人的親身經(jīng)歷。大約兩年前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遇見一個從中國北方名校來的研究國際關系的副教授，在那里做訪問。他很年輕，看樣子只有三十出頭，彬彬有禮，非常斯文。當時人民幣要不要貶值正是最熱門的話題，美國把人民幣和美元的低匯率看成是政府人為的操縱，一直向中國施加壓力，要中國讓人民幣升值。這位副教授說他說參加了一項集體課題，向中央建議在國際上提出或者廢除美元在國際貿(mào)易中的特權地位，或者把人民幣在國際貿(mào)易結算中的地位抬高到和美元相等。當我們進一步交談后，他對我說，他們"內部"有一個共識: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操縱匯率是美國"一個六十年的大陰謀"，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時就開始了，看誰威脅到自己就在匯率問題上整他，把他的外匯存底搞掉，方法就是逼他的貨幣升值，他的貨幣一升值，他的外匯存底就貶值了。這一升一貶，美國就撈了一大筆。早些年美國看日本發(fā)展到威脅自己的經(jīng)濟霸權的地步，就逼日元升值，結果日本元氣大傷，經(jīng)濟至今沒有復蘇。現(xiàn)在美國看中國發(fā)展了，有這么多外匯儲備，又來玩這手把戲了。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不能就這樣在一升一貶中輕而易舉地就落入美國人的腰包。

　　我雖然相信美國在國際貨幣和匯率問題上絕對不可能替任何外國著想，美元的國際貨幣計算單位的地位也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美國絕對不會輕易放棄這個地位，但他的"六十年大陰謀論"和美國一心一意要"整"別國經(jīng)濟的說法讓我覺得頭腦有些暈旋。我對經(jīng)濟尤其是國際金融基本不懂，但憑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的常識可以相信美元的霸權地位既不是偷來的，也不是騙來的甚至是搶來的或者是用槍桿子逼著別人接受的，而是國際經(jīng)濟秩序要求有一種各國都接信任和接受的結算貨幣。美國當然從中獲利，各國也不至于說都是吃虧。至于這個貨幣現(xiàn)在是不是還應該由美元來承擔，甚至美國是不是通過操縱匯率來搶劫它國財富，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對他說"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束的時候，當時除了美國，世界主要國家經(jīng)濟都或者被戰(zhàn)爭摧毀，或者元氣大傷，只有美國不但一枝獨秀，而且承擔了戰(zhàn)后向多國經(jīng)濟援助的義務，我們中國也不例外，美國的奶粉面粉罐頭毛毯藥品等等當時在很多地方免費發(fā)放，不但重慶有份，延安也爭著要。在這個意義上，"美元"就是"美援"。我還說其實這不過是美國在戰(zhàn)爭時期向反法西斯國家提供援助的"租借法案"的延續(xù)。美元當時在國際經(jīng)濟秩序中"霸權地位"的確立，應該和這段美國向幾乎每個反法西斯國家和反法西斯力量提供援助并在戰(zhàn)后恢復各國經(jīng)濟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歷史有密切關聯(lián)。所以，我們知道的，應該不僅僅是"1948年"這個抽象的數(shù)字，而是整個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的客觀狀況吧?

　　聽了這番話，他的表情有些茫然。我想大概和我聽了他的"陰謀論"之后的表情差不多。停頓了一會，他問了我一個問題"什么租借法案?"

　　如果說他的"陰謀論"讓我茫然的話，他的這個問題就讓我吃驚了。他是中國頂尖的幾所精英大學研究國際關系的副教授，事業(yè)正在上升時期，看他說話的口氣不在"智庫"里也離那兒不遠，以這樣一個身分竟然沒聽說過"租借法案"可實在讓人難以相信。如果"法學博士應該知道遇羅克"更多是出于專業(yè)要求的話，那么，對于研究國際關系的人，租借法案也是如此，它是國際關系史上的大事，為戰(zhàn)后國際關系和"美國霸權"奠定了基礎，我們可以說它和社會道義等等或許沒有直接的連系，但卻構成國際關系專業(yè)知識的一部分，就象戊戌變法和義和團對于研究當代中國的專家來說應該在他專業(yè)背景知識框架以內是一樣的道理。

　　但這個國際關系副教授顯然不知道租借法案。于是我簡單地給他介紹了租借法案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訴他，英國和中國就不用說了，就連蘇聯(lián)來說，軍火等等不去提它，光是蘇聯(lián)士兵的軍靴，美國就提供了好幾百萬雙。美國的援助是以"租借"的名義，但美國知道這是不可能要別人還的，因為別人付出的是生命，這是無價的。應該補充的是，很多人即使知道租借法案，也不一定知道最終交到受援國手中的，其實只是美國為他們生產(chǎn)的戰(zhàn)爭物資的一部分，另外有很大一部分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被軸心國的潛艇和飛機擊沉了，尤其是1943年以前。換句話說，當美國生產(chǎn)一百輛坦克或一百架飛機時，就已經(jīng)準備其中的百分之一二十甚至更多是到不了受援國之手的。當時延安的中國共產(chǎn)黨除了盛贊美國的民主，把華盛頓建立的制度拿來和蔣介石式的"獨裁"做對比，對美國是"世界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這個舉世公認的美譽也從來沒有否認過。

　　于建嶸先生對那個法學博士不知道遇羅克的原因作了一些探究，說"畢竟，遇羅克們并沒有被屏蔽，也始終被一些人懷念并一再提起"，因此看來是整個社會在政治導向和現(xiàn)實利益雙重影響下選擇性失憶的結果。我對此深有同感。拿租借法案來說，它早在80年代初就成為我的歷史記憶的一部分，當時我在蘇州大學歷史系讀書，租借法案是世界現(xiàn)代史特別是國際關系史的重要問題，老師不但不回避，反而介紹得非常詳細。應該說，象租借法案和美援這樣的歷史事實，甚至中國共產(chǎn)黨當初向國民黨爭多黨政治要一人一票的選舉時對美國民主的贊揚和對美援的感激，在當今中國可以說只要你想了解就可以得到相對充足的資料，連中央電視臺都制作過和美國二戰(zhàn)時對華援助有關的滇緬公路的長篇節(jié)目。至于"飛虎隊"等等更是如此。所以，問題并不在于這些歷史的被屏蔽 (我相信在當今中國大學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史專業(yè)課上肯定會提到租借法案，同樣，遇羅克和林昭張志新等人的名字在很多歷史和法律課堂上也不可能完全缺席)，而在于這些歷史是否讓你感興趣，你是否會有意識地將它們吸納成為自己專業(yè)知識的一部分。

　　可以想象，如果你對文革以及類似的歷史的態(tài)度是"那些個東西還是少談為妙"或者是"那些個東西了解了又怎樣?"(一些讀者在評論于建嶸的文章時就是如此直言不諱的，他們當中是否有五毛黨就不敢說了)，那么，你已經(jīng)對這些歷史事實獲得了免疫力，它們不會進入你的大腦，感染你的社會責任意識，哪怕它們應該在你的專業(yè)知識范圍內。同樣地，如果看到"美國"這兩個字，你的反應是:"那是一個貪婪邪惡的帝國，不但亡我之心不死，而且還想敲骨吸髓，把全世界的財富都收攏過去"，那么，租借法案這樣的歷史當然也就難以穿越這道偏見的障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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