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生在定州的這場因為征地引起的官民沖突糾紛，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非常普遍的現象，只不過像定州這樣最終產生了那樣大規(guī)模的公開的、由當地黨政主要領導人參與謀劃、由近乎黑社會分子為主體的人員直接攻擊被征地所屬人員并造成那樣的傷亡后果的現象還是少見的。縱觀事件的發(fā)展、處理過程，我覺得有以下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

　　1、簡單的抽象的以經濟增長作為執(zhí)政為民標準的理念應該需要重新審視。1980年代，當時中國在生產力總體水平非常低下的時候，我們把發(fā)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水平作為國家的根本任務來抓，因此也相應地把經濟發(fā)展的績效作為考查各級政府和領導干部的重要標準，這些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做法自然是無可厚非的，就是在今天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時代也不可廢棄。但問題是，經濟增長是否就意味著真正的執(zhí)政為民？　2004年11月17日的《定州日報》認為“定州電廠是國家級大項目，對我市經濟具有第一拉動作用，項目完全竣工后，年產值可達到40億元左右，稅金4億元左右。僅明年可實現稅金2億元，可占財政收入的25％左右。電廠建設可以改寫定州的歷史，可以改變百萬人民的命運”。很自然地，在定州市的官員眼里，國華火電廠是定州的搖錢樹，他們?yōu)殡姀S征地不遺余力是為了定州的經濟的發(fā)展，因此反對征地的村民自然就是刁民、愚民。但是他們考慮過沒有，他們層層盤剝國華電廠給予的征地費，是不是真正地在“執(zhí)政為民”？它們日思夜想的“兩億元”稅金一旦到手后，能不能都用到為民服務上去？連幾萬元每畝的征地費都克扣，那些已經進入政府口袋里的財政收入他們能夠一心一意地按照“執(zhí)政為民”的要求來合理使用嗎？所以，我們經常發(fā)現，往往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收入越多了，而老百姓的怨氣也越大了。你能簡單地說是這些地方的老百姓太無知、太無情嗎？誠然，經濟增長是執(zhí)政為民的前提條件之一，但如果要使經濟增長真正落實到“執(zhí)政為民”，還必須有一個條件“執(zhí)政由民”。政府的錢應當由人民來監(jiān)督，任何領導不要以為對發(fā)展地區(qū)經濟有所貢獻，對當地民眾生活的提高有所貢獻，就覺得自己已經是“恩賜無限”，甚至是“皇恩浩蕩”了，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按照這樣的邏輯，我們的政府與資本家在本質上就沒有什么區(qū)別，資本家賺了錢也會提高工人的待遇，但是怎么提高、給哪些人提高則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工人管不了。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 ，難道連這樣的資本家——工人關系的邏輯還不應該在我們的執(zhí)政理念中拋棄嗎？

　　2、強勢的政府與不屈的民眾之間發(fā)生沖突時的處理方式的思考。此次定州市委、市政府的強勢做法，可以說是中國地方政府處理類似問題時的很普遍的做法，只不過在多數情況下弱勢的群體因其組織性差或所受損失的程度可以在心理承受范圍之內，而不得不以自己的妥協而告終罷了。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各級政府部門對自己強勢做法合理合法性的自我認可，于是對繩油村村民這樣不屈不撓的做法自然感到極其惱怒，于是便想好好地教訓教訓這些桀驁不馴的“刁民”。這樣的思維方式、處理方式，在我們的一些領導人中絕對不是少數，否則就無法理解我們的現實中那么多的干群沖突是怎么發(fā)生的。遇到這樣的沖突，應當如何處理？我以為，很簡單，首先尊重民眾的要求，擱置爭議，然后依法公開解決。這里的關鍵是公開，“依法”不難，因為法律在目前還是由政府所主導（此次定州事件之前當地的公安人員于是屢次以執(zhí)法為名打擊、迫害村民嗎？）。公開的方式，應該是由多方參與，比如此次征地費的問題，至少由國華電廠、村民、市政府三方做到一起將所有的費用公開，或者再請上外地的一些財務、法律等方面的專業(yè)技術人員參與評判，也許事情的處理就要公平的多，矛盾也就要小得多，更不會發(fā)展到后來的敵我對陣的事態(tài)。

　　3、有先進理念的政府與理念相對落后的民眾之間關系的處理方式。我們的一些政府領導往往有先進的理念，有宏大的理想，要干一番大事業(yè)，但常常覺得自己的下屬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于是就抱怨他們思想落后，水平偏低，這樣自己就有了使用自己的強權的最好的借口：我是先知先覺者，你們那些不知不覺、后之后覺者們必須服從我的意志。這里姑且不論他自己是否就是真的先知先覺者，即使是真的如此，你也只是曲高和寡的理論家，你無法在實際中調動起多數群眾的激情和力量，那樣的話，在實踐中肯定起不到良好的效果。有人會說，這不是尾巴主義嗎？理論總是要走在先的嘛，沒有先進的圖紙哪能造出先進的大樓？這話不假，但切不可忘記，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含義是什么？就是立足現實的條件，否則你只能當烈士。一個社會必須要有烈士，他們的犧牲精神永遠值得人們紀念、尊重。但我們應當盡量減少烈士，除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想當年毛澤東那樣有獨立思想、深刻見解的人，卻在紅四軍七大的選舉中被選掉了前委書記的職務，你能簡單地去罵那些紅軍代表，甚至派人把這些代表抓起來？

　　后來的實踐發(fā)展證明了毛澤東的做法的確是英明的、先知的，陳毅不是又把毛請回來了嘛。所以，遇到落后的民眾，我們的政府領導人不可輕易動用專政工具，那樣的話，往好里說，是好心辦了錯事，往壞里說，就是愚蠢，就是無黨性。更何況在定州事件中的繩油村村民，從記者們的調查來看，并非刁民、愚民，他們過去無論是計劃生育，還是交糧交款，都是先進村；
他們同意征地、明白政府發(fā)展經濟的意圖，他們不明白的是，政府為什么要克扣他們的應得的活命錢？

　　3、人民政府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利用黑惡勢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那樣的做法無異于是飲鴆止渴。此次定州事件中最不可原諒的就是堂堂的市委書記竟然謀劃用一些社會閑雜人員來偷襲村民，雖然他事先強調不能打村民的要害處，但這不是本質問題，本質上他已變成了一個黑老大——運用非法的流氓手段。也許（在很多時候可能是肯定地、必然的），這樣的手段會很有效，能得逞于一時，但它的危害性是太大了——損害了我們人民政府的光輝形象，侮辱了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其政治后果極其的嚴重。如果不是黨中央及時、嚴肅地處理了那些兇手，及時地消除了一些負面影響，其后果更是不堪設想。

　　4、重大突發(fā)事件發(fā)生后需要接受社會輿論的監(jiān)督。此次定州事件發(fā)生后，新京報記者第二天就到達現場采訪，在采訪過程中，多次遭到當地黨政有關部門的刁難，甚至在采訪醫(yī)院里的受傷村民時竟被當地警方扣押，還遭到有關部門領導的辱罵，更被人盯梢。這個事件難道涉及到什么國家機密而不允許采訪？如果不是這位記者冒著危險收集到了這次事件的大致情況并及時見諸報端的話，很難說這次事件能得到上層領導人的及時而熱切的關注，這次事件也很難會有后來的較徹底的處理。只要我們的政府沒干什么見不得人的事，為什么害怕媒體呢？如果你干了見不得人的事，你更沒有理由不允許公眾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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