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后，已經退出政界一心講學的梁啟超，希望在新式學堂中實行自由講座制。理由是，近世學校教育有兩大缺點：第一，“此種‘水平線式’的教育，實國家主義之產物”；
第二，“其學業(yè)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至于自由講座制的具體實施，則有如下規(guī)劃：

　　汽車零件玩出來的花樣行政侵奪科學的災難美女博客決賽進行北京手機資費下調此種組織，參采前代講學之遺意而變通之。使學校教師學生三者之間，皆為人的關系，而非物的關系。……如此則教育不至為“機械化”，不至為“凡庸化”。社會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養(yǎng)成也。[1]

　　大概是為了實踐自己的諾言，梁啟超慨然出任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的導師，希望“在這新的機關之中，參合著舊的精神”。具體說來，便是“一面求智識的推求，一面求道術的修養(yǎng)，兩者打成一片”�？蓛赡甓嗪�，梁氏不得不承認理想落空：上課下課，“多變成整套的機械作用”；
師生之間，“除了堂上聽講外，絕少接談的機會”[2]。

　　緊跟時代步伐的梁啟超，其談論“自由講座制”，并非一時沖動，很可能是基于早年就讀萬木草堂以及執(zhí)教時務學堂的經驗。如果說康梁師徒是從明清書院傳統(tǒng)里沖殺出來，其談論教育，自然而然地帶有書院的印記；
蔡元培、胡適則是在建立現(xiàn)代大學的過程中，意識到某種溝通整合東西方教育精神的機遇，方才回過頭來，重新評價已經失落了的書院。

　　蔡元培之留學德國與胡適的就讀美國，都給其教育生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歸國辦教育，蔡、胡均以歐美大學為樣板。而對于傳統(tǒng)中國的教育體制及精神，跟絕大部分新文化人一樣，蔡、胡二位其實并不十分看好[3]。只是由于某種特殊因緣，比如“道爾頓制”的引進，或創(chuàng)辦研究院的需要，書院的身影及魅力，方才被認真關注。

　　為了落實“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的辦學宗旨，蔡元培出長北大后，極力推進研究院的創(chuàng)設。1918年擬設的各門研究所，終因經費缺乏而擱淺。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學評議會提出《北大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獲得了通過；
第二年一月，研究所國學門正式成立�！把芯克碌�、美兩國大學之Seminar辦法，為專攻一種專門知識之所�！盵4]這一表述，與三、四年后胡適為清華學校設計研究院的思路，似乎不太一致�？梢强紤]到蔡校長1922年鄭重其事地向學界推薦《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就不難明白其中的聯(lián)系�！逗献孕薮髮W組織大綱》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稱：

　　本大學鑒于現(xiàn)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書院與現(xiàn)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fā)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學術周流于社會。[5]

　　蔡先生之所以對此“宗旨”大有好感，皆因感慨于“近二十年來，取法歐美，建設學校；
偏重分班授課、限年畢業(yè)之制。書院舊制，蕩然無存”，故寄希望于“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6]。

　　1925年3月6日，清華校務會議通過《研究院章程》，稱“近歲北京大學亦設研究所”，故決定“延名師，拓精舍，招海內成學之士”。其“研究方法”九例，第一曰：“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系異常密切，而學員在此短時期中，于國學根柢及研究方法，均能確有收獲�！盵7]此研究院的基本設計，很可能出自北大教授胡適。

　　據1928年畢業(yè)于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的藍文徵稱，清華校長曹云祥請胡適幫助設計研究院的組織結構與發(fā)展方向，于是：

　　胡氏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為研究院繪一藍圖，其特點為置導師數人（不稱教授），常川住院，主講國學重要科目，指定研究生專題研究，并共同治校；
置特別講師，講授專門學科。后來研究院的規(guī)章，大致即本此藍圖。[8]

　　我以為，此說大致可信。適之先生自1917年進入北大任教，隨即積極參與研究所的籌備與創(chuàng)設，與蔡校長多有交流。更重要的是，1923年底，胡適應邀在南京東南大學做題為《書院制史略》的演講，其中借書院改造現(xiàn)代大學的思路，與傳說中第二年為清華研究院所做的規(guī)劃不無共通之處：

　　我為何講這個題目？因為古時的書院與現(xiàn)今教育界所倡的“道爾頓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惟書院是賴。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育機關。所可惜的，就是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譬如南菁書院，它所出版的書籍，等于外國博士所做的論文。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xiàn)于今日。

　　在胡適看來，所謂的“書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時代精神；
講學與議政；
自修與研究。而最后一點尤為重要，因其“與今日教育界所倡道爾頓制的精神相同”[9]。

　　據藍文徵稱，胡適不只為清華研究院繪制藍圖，還推薦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為師。梁、王二君日后果然執(zhí)教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并在短短幾年內培育了文史研究界的一代英才；
章太炎卻不然，始終卻聘。與民國初年的拒絕進入北京大學一樣，章氏之桀驁不馴，所表達的，不是對具體人事、而是對整個制度的抗爭。

　　胡適因傳統(tǒng)書院與道爾頓制“精神相同”而加以推崇，這一發(fā)現(xiàn)并表彰書院的思路，絕非章太炎所能贊同。從1906年發(fā)表《與王鶴鳴書》，章太炎對政府之推行新學堂，始終抱懷疑態(tài)度。章氏立論鮮明且一以貫之，即強調教育必須考慮本國文化特性，不能全盤照搬歐美；
朝廷之廢書院改學堂，侵占了私學的生存空間，很容易導致民間學術的萎縮，進而剝奪在野之士“著書騰說，互標新義”的權利；
學校教育之“專重耳學，遺棄眼學”，過求速悟，不講虛心切己體察窮究，于學生日后之治學危害極大；
學生才性不一，教師只管大班講授，而非因材施教，實在是糟蹋人才[10]。正是有感于此，章氏始終拒絕進入現(xiàn)代大學體制，而是模仿古代大儒之設帳講學。

　　太炎先生前兩次的講學（東京和北京），與政治生涯糾結在一起，近乎“業(yè)余愛好”。進入三十年代，章氏完全退出政壇，主要精力集中在講學與著述。而創(chuàng)辦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1935—1936），更是直接將其教育理想付諸實踐。

　　與此相類似，馬一浮也拒絕了北大等名校的盛情聘請，選擇獨立講學的姿態(tài)。可是，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革命與知識生產的重心，在大學而不是古老的書院。大儒的個人魅力，化解不了制度之強大壓力。馬一浮之創(chuàng)辦復性書院（1939—1947），所面臨的種種困難，與章氏國學講習會大致相同。

　　問題非常明晰，不必曲里拐彎：第一辦學經費，第二學生出路。辦書院需要資金，章太炎的創(chuàng)立國學講習會、馬一浮的籌辦復性書院，都是蔣介石以私人名義給的錢。沒有政府的支持，如何使書院長期運轉，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拿了政府的錢（無論是以什么形式），所謂“完全獨立”，只能是說說而已。因為，政府一旦感覺到書院之標榜“獨立自主”危及其對意識形態(tài)的有效控制，只要取消“饋贈”，很快就能“天下太平”。至于學生出路，更是個大問題。不接受教育部的領導，不與現(xiàn)行學制“接軌”，學生便沒有證明其知識與能力的“文憑”。馬先生說的沒錯，“幾曾見程朱陸王之門有發(fā)給文憑之事”？[11]可在講求學歷的現(xiàn)代社會，沒有文憑，即便有名師的推薦，也不見得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在工具理性占主導地位的今日，一切講究“符合程序”，那些學有專長且特立獨行之士，還能獲得大家的普遍尊重嗎？還能憑借自身能力得到固定的飯碗嗎？倘若章、馬希望他們的書院能夠長期辦下去，便不能不考慮這些形而下的問題——好在這兩個書院存在時間不長，而且招生人數也不多。

　　章太炎、馬一浮都是明白人，并非對西洋學術一無所知，而是希望砥柱中流，為往圣繼絕學。如此拒絕進入現(xiàn)行體制，注定其辦學不可能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只是放長遠點，這種抵抗流俗的姿態(tài)，未必沒有意義——這還不包括其各自代表的學術思潮。

　　對傳統(tǒng)書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順從潮流，不像章、馬那么固執(zhí)己見，非要與現(xiàn)代大學制度對立的，可以舉出唐文治和錢穆。前者1920年創(chuàng)建無錫國學專修館，勵精圖治十年，于1928年通過考核調查，被批準立案；
1930年得教育部令改名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50年因經費支絀被合并，取消建制。三十年間，無錫國專校友約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的杰出人才，如早期學生王蘧常、唐蘭、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lián)，后期學生馬茂元、周振甫、馮其庸等。

　　無錫國專的教學很有特色，除了規(guī)定課程并按時上課，不取傳統(tǒng)書院的講學制，還有點現(xiàn)代學堂的樣子外，其課程設置及講課方式，均與一般大學中文系不同。比如，選讀原著，不做通論；
重在自學，課程不多；
練習誦讀，重視文言文的寫作；
師生關系極為密切等[12]。既被納入新教育體制，而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無錫國專的這一獨特命運，與國民政府尊孔讀經的文化政策有關。1931年11月國際聯(lián)合會教育科派唐克爾•培根來華考察教育，參觀過無錫國專后大發(fā)感慨：“我們來中國看過很多學校，讀的是洋裝書，用的是洋筆，充滿洋氣。這里才看到純粹中國文化的學校，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桿�！盵13]這段常被唐校長引述的妙語，自然可以有多種讀法。但無論如何，與無錫國�！把芯勘緡鴼v代文化，明體達用，發(fā)揚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貢獻”的辦學宗旨，還是大致吻合的。在這個意義上，無錫國學專門學校與現(xiàn)代教育體制的“磨合”，基本上是成功的。

　　錢穆之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與唐文治之經營無錫國專，有異曲同工之妙。保存于《新亞遺鐸》的早期新亞書院的《招生簡章》，至今讀來，仍值得再三回味：

　　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作為教育家的錢穆，特別強調通識，且要求學問人生合一。這一點，可以1953年頒布的《新亞學規(guī)》作為例證：

　　　　一、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并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二、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

　　　　九、于博通的智識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專業(yè)之進修；
你須先求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14]

　　新亞書院的教學特征及奮斗歷史，在錢穆的《師友雜憶》中，有精彩的描述，不待筆者贅言。我只想提醒讀者關注一點，即當香港政府有意選擇新亞、崇基、聯(lián)合三校組建香港中文大學時錢穆的態(tài)度。新亞同人多持異見，而錢穆則力排眾議，同意合并，最主要的理由是：“新亞畢業(yè)生，非得港政府承認新亞之大學地位，離校謀事，極難得較佳位置�！盵15]

　　又要接受政府的領導與監(jiān)督，又希望保存?zhèn)鹘y(tǒng)書院獨立辦學的特色，其間回旋的余地，其實不是很大。于艱難中崛起的新亞，為學生及教師的世俗利益著眼，只能接受香港政府收編，進入現(xiàn)行體制，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要生存與發(fā)展，還是要個性與特色，倘若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當事人的痛苦與困惑不難體會。

　　所謂借鑒書院之獨立辦學，不只是具體的教學方法，更包括文化理想與政治姿態(tài)。從二十年代初起，挑戰(zhàn)現(xiàn)行大學體制者，大都不將目光局限在教育學的范疇。青年毛澤東之強調傳統(tǒng)書院師生感情甚篤、精神自由往來，以及課程少而研討周，故“比學校實在優(yōu)勝得多”，似乎只是關注“研究的形式”[16]�？杀娝苤献孕薮髮W的“自由研究”，主要體現(xiàn)為政治上的結社。這么一所“前所未有的新型學校”，在教育史家眼中，“基本任務是提高黨團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故應該與日后的工農紅軍大學、中共中央黨校相提并論[17]。

　　體制外的獨立講學，容易形成學派，也可能發(fā)展成為政治上的反對黨，理解這一點，并不需要特別深邃的目光。五十年代以后大陸之取消私學，對于思想一統(tǒng)，起了很大作用。就在新政權建立不久，熊十力曾上書希望恢復三個私立講學機關：歐陽竟無創(chuàng)設的支那內學院、馬一浮主持的智林圖書館，以及梁漱溟執(zhí)掌的勉仁書院，目的是“存舊學一線之延”[18]。如此低調的申辯，也都沒能獲得諒解。唯一能喚起對于《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的遙遠記憶的，是執(zhí)政黨主席毛澤東多次批評學校的教學法：

　　反對注入式的教學方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我們?yōu)槭裁床环磳Γ縖19]

　　“要自學，靠自己學”、將材料發(fā)給學生，“叫學生看，研究”、“現(xiàn)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于緊張狀態(tài)”[20]，諸如此類的教導，在1967年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fā)行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可以找到不少�？纱祟愔恢v方法不問主義的“最高指示”，即便有其合理性，比起“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樣“高屋建瓴”的論述，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無法成為今日“教育革命”的指針。

　　同樣在二十年代初起步，質疑其時已成主流的大學教育，梁漱溟的探索更值得關注。1924年夏，梁氏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曹州中學辦學去了；
第二年春天，帶著失望與憂郁，梁氏重新回到北京。在《致〈北京大學日刊〉函》中，有這么一段話，表明其與現(xiàn)代教育制度的巨大分歧：

　　旅曹半年，略知辦學甘苦，歸結所得，彌以非決然舍去學校形式無從揭出自家宗旨。學校制度以傳習知識為本，無論招學生聘教員所以示人者如此。而人之投考也應征也所以應之者何莫非如此。而溟宗旨所存則以在人生路上相提攜為師友結合之本。[21]

　　此后，梁氏先后創(chuàng)辦過山東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和勉仁書院，始終在現(xiàn)行教育體制之外積極探索。晚年之出任中國文化書院的院務委員會主席，更是為其畢業(yè)事業(yè)畫上一圓滿的句號。

　　創(chuàng)辦于1985年1月的中國文化書院，邀請八十八歲高齡的梁漱溟“出山”。此舉很大程度是一種象征，即繼承三、四十年代書院講學的傳統(tǒng)。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中國文化書院曾發(fā)揮巨大作用；
進入九十年代，其“培養(yǎng)研究文化的博士后”的愿望無法實現(xiàn)，“為民間爭取更為廣闊的學術空間”也受到諸多阻難[22]，實在令人扼腕。

　　三、書院在21世紀

　　歐美大學制度在二十世紀中國暢通無阻，并非毫無道理。百年中國，主潮是學習西方，奮起直追。教育作為立人立國的根基，當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教育“西化”之得失，乃中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成敗之關鍵。

　　談論傳統(tǒng)書院在二十世紀中國之被壓抑，起碼可以舉出如下理由：

　　第一，西學的魅力，確實無法抗拒。尤其是聲光電化、民主法制，乃本世紀中國人所夢寐以求。而所有這些的建立與傳播，均有賴于不同于傳統(tǒng)書院的新的教育體制。

　　第二，在本世紀的中國教育界，講求“實學”，乃大勢所趨。連對工程礦務一竅不通的梁任公先生，也都加入了勸學西藝的大合唱[23]，不難理解百年中國之重“科學”而輕“人文”。而傳統(tǒng)書院的教育宗旨及教學方式，并不以“實學”為重，難怪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推崇。

　　第三，倘就普及教育的有效性而言，西式學堂確實優(yōu)于傳統(tǒng)書院。課堂教學整齊劃一，便于人才的批量生產。因材施教固然困難重重，師生的情感交流更非易事。如此高成本低回報，毫沒效率可言，既不符合資本主義精神，也有違“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原則。

　　談論本世紀書院精神之不絕如縷，并非完全否定現(xiàn)代大學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紀，毫無疑問，現(xiàn)代大學仍是主流。問題在于，傳統(tǒng)的書院教育，是否能為我們提供某種思想資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種思路：

　　從教育體制考慮：私立大學、研究院及民間學會對于中國學術思想多元化的貢獻；

　　從教育理念考慮：全人格教育、通識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實用主義傳統(tǒng)；

　　從教學方法考慮：強調獨立思考、自學為主、注重師生之間的理解與溝通。

　　至于某些具體學科及研究領域——如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借鑒書院教學，效果十分明顯，自不待言；
我想強調的是整個學術思路的轉移，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學，不應該只是“歐洲大學的凱旋”。

　　1998年12月13日于京北西三旗

　　　　[1] 梁啟超：《自由講座之教育》，《改造》第3卷7號，1921年3月。

　　　　[2] 參見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38—113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 1925年4月，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德國作了題為“中國現(xiàn)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的演講，稱對于古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其質與量不能估價過高”，晚清以降，“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要仿效歐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學”（《蔡元培全集》第五卷7頁）。實際上，自從書院制及科舉制被正式廢除，中國人對于自家傳統(tǒng)教育方式，信心始終不足，不存在“估價過高”的問題。

　　　　[4] 《公布北大〈研究所簡章〉布告》，《蔡元培全集》第三卷43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5] 《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新教育》第5卷1期，1922年8月。

　　　　[6] 《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蔡元培全集》第四卷247頁。

　　　　[7] 《研究院章程》，《清華周刊》第360期，1925年。

　　　　[8] 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清華校友通訊》新卅二期，1970年4月；
此文收入《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

　　　　[9] 胡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10] 參閱拙著《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二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11] 參見馬鏡泉等《馬一浮評傳》第95頁、83頁，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

　　　　[12] 參見錢仲聯(lián)《無錫國專的教學特點》、黃漢文《緬懷唐文治先生》、吳雨窗《唐調》等，均見《文教資料》1985年2期。

　　　　[13] 參見《文教資料》1982年7—8期上“唐文治與無錫國專資料”所收各文。

　　　　[14] 《招生簡章》及《新亞學規(guī)》均見錢穆《新亞遺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

　　　　[15]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74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

　　　　[16] 毛澤東：《湖南自修大學創(chuàng)立宣言》，《新時代》創(chuàng)刊號，1923年4月。

　　　　[17] 參見熊明安《中國高等教育史》第430—433頁，重慶出版社，1983年。

　　　　[18] 參見熊十力《論六經》之結語，上海：大眾書局，1951年。

　　　　[19]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第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

　　　　[20]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第22頁、18頁。

　　　　[21] 《致〈北京大學日刊〉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800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

　　　　[22] 參閱湯一介《中國文化書院十年》及王守�！吨袊幕瘯号c八十年代文化熱》，均載《文化的回顧與展望》，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23] 在《新大陸游記》第四十一節(jié)中，梁啟超論及游學之事，稱“宜學實業(yè)，若工程礦務農商機器之類。勿專鶩哲學文學政治”（《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五冊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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