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作者在2008年6月30日于北京烏有之鄉(xiāng)書店所做演講的錄音記錄稿上修訂而成（錄音整理：華東師大中文系博士生朱康、朱羽。）文章分上、下兩部分在《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年第一、二期刊登。這里是第一部分。

　　謝謝大家冒雨來聽這個講座。魯迅雜文的量很大，全集大部分是雜文，魯迅寫作的主要樣式是雜文，魯迅形象的基本輪廓最后可以說是通過他的雜文寫作確定下來的。要談魯迅雜文的整體和全貌還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今天我就談談我稱之為“過渡期”的兩三本雜文集，看看能否從這里邊總結出魯迅雜文寫作的某些特點。具體講是分析《華蓋集》、 《華蓋集續(xù)編》和部分《而已集》的內(nèi)容。我的假設是：1925年至1927年間，是魯迅的雜文寫作走向“自覺”的過渡時期，也是魯迅雜文的特殊質地逐漸定型的時期。

　　之所以從這個階段入手探討魯迅的雜文寫作，是因為我覺得為大家所熟悉的魯迅早期論文、散文和小說寫作，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 基本上還是屬于比較規(guī)范的“思想”和“文學”范疇，但從《華蓋集》開始，出現(xiàn)了一種獨特的、難以規(guī)范的寫作樣式，我們只能在“雜文”的框架下來考察，而它也反過來構成了魯迅雜文寫作的一個堅硬的內(nèi)核。魯迅早期作品雖然奠定了他的文學史地位，涵蓋了所有文體（包括《熱風》“隨感錄”這樣日后被發(fā)揚光大的寫作方式），富于形式上的創(chuàng)造力，但就雜文寫作的特殊狀態(tài)來說，卻還沒有到“自覺”的階段。這么講當然不是要貶低魯迅早期寫作的重要性。因為恰恰是因為早期寫作的巨大成功，魯迅作為作家在這一階段似乎有一種近乎無限的可能性：比方說他可以走“為藝術而藝術”的路子；
他可以潛心于鴻篇巨制，爭當中國的歌德或托爾斯泰；
他可以做學問家，思想大師，輿論領袖，青年偶像，社會名流，等等。所以首先我們要看到，“雜文的自覺”從我們今天的角度看固然代表一種寫作的更高階段，但在當時看，卻也是魯迅個人的危機階段，因為隨同“雜文的自覺”一同來到的也是對自己人生境遇的自覺；
對自己同這個時代的對抗關系的自覺；
當然，也是對自身有限性的自覺，是越來越明白自己不可能做什么或不愿意做什么。簡單的說，魯迅選擇雜文的過程，也是雜文選擇魯迅的過程。這是一個帶有點宿命味道的痛苦、掙扎的過程，但也是意識越來越明確地把握和“接受”這種宿命、這種痛苦和掙扎的過程。正是通過這個過程，通過持續(xù)不斷的對抗和沖突，魯迅的寫作同它的時代真正融合在一起，雜文作為一種時代的文體方才確立下來。這同魯迅《新青年》時期的啟蒙、批判和文學形式探索是有質的不同的。所以我把這個“過渡期”當作自覺的魯迅雜文寫作的源頭看，而《華蓋集》等集子里面的文章，就是這種雜文自我意識的現(xiàn)象學材料。

　　另外，從風格上看，從《華蓋集》開始，魯迅的文字和寫作風格出現(xiàn)了一些明顯的變化。

當然，即使在這個時間段范圍內(nèi)看，針對切身利害的世事和個人而寫的戰(zhàn)斗性雜文也并不一是唯一、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寫作樣式。比如收入《野草》的散文詩作品作于1924年至1926年；
《彷徨》里面的幾篇東西做于1925年；
后來收入《兩地書》的同許廣平之間的通信，在25年上半年達到高潮；
收入《朝花夕拾》的回憶性散文作品寫于1926年。這些當然都是文學性比較強的作品，在氣質和精神維度上同峻急的、徒手肉搏的雜文很不一樣。同時，在魯迅成熟期和后期雜文里大顯身手的文體和寫作母題在《熱風》里早已經(jīng)登場（特別是“隨感錄”這種形式），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雜文的樣式是隱含在魯迅白話寫作的起點里的。但盡管《墳》和《熱風》里的論文和議論文已經(jīng)相當程度上具備了魯迅中后期“雜文”寫作的特點，它們更多來自魯迅寫作和思想內(nèi)部的一貫性和一致性，卻還不足以說明使魯迅雜文成為魯迅雜文的某種特殊的規(guī)定，即所謂的final distinction（終極特征）。

　　這種“終極特征”初看可能是比較極端的、看似偏頗甚至偶然的東西，但這卻正是魯迅雜文的隱秘內(nèi)核，是它的筋骨和精髓；
抽掉這些特質，或把它們?nèi)趸隰斞笇懽鞯囊话闾卣骼铮虬阉鼈冏鲗徝阑�、“文學化”稀釋，就會與魯迅雜文的隱秘內(nèi)核失之交臂。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華蓋集》等集子代表的是一種特例，非常態(tài)，但卻是一種證明了常態(tài)的真正精神基礎的非常態(tài)。德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說過，在政治領域，非常態(tài)和例外狀態(tài)能告訴我們常態(tài)的本質和基礎；
比如戰(zhàn)爭就通過階級、民族、宗教、文化、經(jīng)濟領域里沖突的極端化，向人們表明這些范疇在平日隱而不顯的政治強度（political intensity）。同樣，從中國歷史上看， 亂世或許比治世更能說明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本質。在一個轉喻的意義，我們可以說魯迅雜文寫作的極端狀態(tài)或過渡狀態(tài)，要比它早期和晚期的“常態(tài)”更能說明它文學本體論內(nèi)部的“政治的邏輯”。

　　大家知道早期散文寫作得益于以《新青年》同仁為先鋒的白話革命和新文化運動，所以有較強的思想啟蒙的色彩，它伴隨著感情和理想的投入，所以也帶有詩的色彩；
伴隨著“人的覺醒”，它又具有一定的人道的、存在主義的色彩比較向。這一切當然都是許多人至今還很喜歡《墳》、《熱風》、《野草》、《朝花夕拾》（更不用說魯迅的小說創(chuàng)作）的原因。但從《華蓋集》開始，有一種非常不同的文風和作者形象出現(xiàn)了，魯迅自己在《華蓋集題記》里有一個解釋，我們下面會分析。可以說， 同前期具有啟蒙使命感和一定浪漫情調(diào)的散文和后期爐火純青的雜文寫作相比，《華蓋集》和《續(xù)編》里的文章不太好看，甚至有些枯燥：似乎文學性不高，個人意氣太重，陷于具體的人事矛盾；
按教科書上的說法是同惡勢力不妥協(xié)地戰(zhàn)斗，但在今天一般文學讀者眼里，這簡直就是一場筆墨官司，你一拳我一腳，打來打去糾纏不清，哪里還有什么精神內(nèi)涵和審美超越。但如果我們把魯迅的雜文寫作看作一個整體，那么這個關頭的重要性是怎么強調(diào)也不為過的。總之，盡管要做這樣那樣的背景交待，我們還是可以感到，從《華蓋集》開始，一種特殊的雜文的自覺出現(xiàn)了；
更確切地說，一種對雜文的必然性的認識和承擔明確出現(xiàn)了。

　　這三個集子里的情況是， 《華蓋集》收入1925年所作雜文31篇；
《華蓋集續(xù)編》收入1926所作雜文32篇和1927年所作雜文1篇。《而已集》收入1926年所作雜文1篇和1927年所作雜文29篇， 包括“4-12”白色恐怖和國共分裂前后的東西�？梢钥吹剑@個階段在魯迅個人史上也是一個過渡期：五四前后思想啟蒙、白話革命時代的那種觀念上和風格上的朝氣蓬勃，那種要在文化上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那種意氣風發(fā)，那種理想主義已經(jīng)在在現(xiàn)實面前碰碎了。1923年同周作人之間的兄弟失和；
被迫搬出八道灣等變故對魯迅的打擊是很大的，以至于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時間里，在魯迅寫作生涯上相對而言是一個空白，直到1924年下半年，創(chuàng)作才逐漸重新活躍起來。而以國共合作和北伐為代表的大革命，此時還沒有展開，在北洋軍閥控制下的北京，在氣氛上仍然保守、反動和沉悶。

　　《華蓋集》和《華蓋集續(xù)編》《而已集》的文章魯迅自己統(tǒng)稱為“雜感”，他自己這個時候還沒有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雜文理論。雜感當然是有感而發(fā)；
“感”把人的意識從內(nèi)部帶向外部，而“雜”卻暗示這種外部并不聽“內(nèi)部”秩序的調(diào)遣，而是突如其來，常常令人措手不及，疲于應付。魯迅雜文的自覺來自對這種隨時陷入重圍，“六面碰壁”狀態(tài)的自覺；
來自對自己的生命在這些無謂的搏斗中消耗、消逝的自覺；
來自對外界無情的壓力和自己對這種壓力的抵抗自覺。所有這些離理想中的人的生活和“文學”都越來越遠了，但有一種寫作卻從中生發(fā)出來。雜文的自覺是對這種宿命的自覺。而雜文的成熟，可以說就是把那種令人震驚、痛苦的創(chuàng)傷性的外界的“雜”逐漸安排在一種意識結構和文字風格之中的過程；
這個過程不是要簡單地“克服”外界的雜，比如說把它“升華”為美或“不朽”或種種玲瓏可鑒的“小玩意兒”，而恰恰是把外界粗暴丑惡的直接的“雜”轉化為意識結構里的有條理、有意味的雜，即一種批判的認識能力和穿透力；
同時也轉化為文字世界內(nèi)部的“雜”，即雜文。

魯迅雜文最終的文學性，就來自這種以寫作形式承受、承當、抵抗和轉化時代因素和歷史因素的巨大的能力和韌性，而在此詩學意義和道德意義密不可分，是同一種存在狀態(tài)和意識狀態(tài)的兩面。所以魯迅雜文世界的兩極一是那種體驗層面的抵御“震驚”的消耗戰(zhàn)和白刃戰(zhàn)，一是一種“詩史”意識，一種最高意義上的為時代“立此存照”，為生命留下“為了忘卻的紀念”。

　　《華蓋集》時期所“感”的雜，包括這樣幾件具體的事情：一個是所謂女師大風潮。身為女師大兼職教授的魯迅支持女師大的學生驅逐反動校長楊蔭榆，這些學生被楊蔭榆開除，魯迅由此也站在楊和她教育部后臺的對立面，最后被教育總長章士釗開除他在教育部的公職，魯迅把章士釗告上法庭，最后得以官復原職，但已覺得北京不是久留之地�！度A蓋集》是這魯迅從自己角度對這一“風潮”做作的實錄，說筆墨官司也好，說思想斗爭也好，總之是一件非常牽扯精力、開仗后非打到底的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華蓋集續(xù)編》里邊涉及到的“3•18”慘案，他自己有兩個學生在執(zhí)政府前被衛(wèi)隊開槍打死，總共有47個學生被打死，在當時引起社會各界的抗議，包括一些平日不問政治的、自命清高的人都寫過非常激烈的文字，魯迅為此《紀念劉和珍君》。

《而已集》里的事情就更大，即所謂412清黨，是重大歷史事變。魯迅沒有直接著筆這個事變，因為太危險了，稍不留神就會遭殺身之禍，但這件事情卻讓它確信自己不是活在人間，讓他連雜感都不得不藏起來，只能“而已”而已。這三件事接踵而來，女師大風潮讓他覺得自己陷入“鬼打墻”一般無路可走的境地；
“3•18”讓他感到到年輕人的血使他窒息，艱于呼吸；
但到412他發(fā)現(xiàn)自己錯了：原先以為黑暗已經(jīng)到頭，而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遠遠有比這更黑暗的。北洋政府雖然在政治上非常黑暗、昏聵、反動，但是在文化上，至少給文人留下點互相吵架的自由，現(xiàn)在國內(nèi)就有學者做翻案文章，說北洋軍閥時期實際上從文化思想和教育上看不錯，很寬松，很自由等等。這也許不全錯，但是并不說軍閥有開明的文藝政策，而是他們只顧著打仗，實在顧不過來抓“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如果有可觀賞的自由和呼吸空間，那是來自純粹的混亂。但1927年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一來，連那點空間都沒有了，一時間如魯迅所說，到處都在殺人，到處都見得到血。

《而已集》跨越了1927年，從中國社會政治事件來說，這是個大變動，辛亥革命以來的民國的失敗，在魯迅從深深的隱痛變成公開的激烈對抗，從此魯迅的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同共產(chǎn)黨領導的階級對抗一直是一種平行關系，沒有直接的交點，但卻是彼此呼應，有著共同的未來指向。但這種方向感、對抗性和朝向未來的烏托邦指向在《華蓋集》時期還沒有清晰化，所以雜文的過渡期和自覺期，可以說又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個不明朗的時期完成的。

　　可以說1925-26年間是魯迅另一個苦悶期，雖然沒有辛亥革命后抄古碑的時間長。

《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和《而已集》是在一個沒有一個明確的觀念、信仰、運動和組織的依靠和支撐的情況下孤軍奮戰(zhàn)的記錄，所謂“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就是心境的寫照。一個孤獨的斗士在戰(zhàn)斗，但為什么而戰(zhàn)并不清楚，只知道自己“鬼打墻”一樣四處碰壁，沒有進路，但更沒有退路。但這兩年也是魯迅極為多產(chǎn)的階段，是他從抑郁和絕望中拼命殺出一條血路的階段。在個人生活上，這種拼殺的結果是終于邁出了包辦婚姻的樊籠而同自己的學生許廣平公開同居。而在寫作上，我以為就是以《華蓋集》為標志，走上了自覺的雜文寫作道路。魯迅的雜文從此據(jù)有它自身的存在理由；
有它自身的本體論根據(jù)；
有自己的詩學和政治學辯護。它不再需要假借或依托某種思想、觀念、藝術效果或文體定例或規(guī)范（比如散文詩、小品文、回憶性寫作、政論文、時論、敘事、筆記、書信等等）而存在，它開始按照自身的規(guī)則界定自己、自己為自己開辟道路，最終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一種主要文學樣式。在這個意義上，盡管《華蓋集》等在常規(guī)的“文學性”意義上遠不如《野草》、《彷徨》、《朝花夕拾》耀眼，但卻是魯迅雜文自我意識的一個隱秘的誕生地。

　　所以這一切，都在作于1925年最后一天的《華蓋集-題記》中或直白、或隱晦地談到了。這篇文字可以說藏有魯迅雜文自我意識的密碼。下面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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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里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tài)度卻沒有那么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zhí)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zhí)滯于小事情的脾氣。”

　　盡管一開頭的“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仍舊帶給人一種熟悉的文人自畫像式的感覺，但這第一段話已經(jīng)給我們提供了關于雜文的新信息：首先是量很大，比《熱風》里整整四年所寫的還多，也就是說 這種文體已變成魯迅最得心應手的寫作方式和主要的表達手段。其次，更重要的是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不得不這樣。魯迅的交待是：“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zhí)滯于小事情的脾氣。”這里幾乎每個字都是關鍵詞。首先是“小事情”。雜文的自覺，先要對自己的題材內(nèi)容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魯迅知道在1925年遭遇到或找上門來的事情里面是找不出通向純粹藝術偉大作品的通道，找不到能體現(xiàn)生命尊嚴和價值的東西�！靶∈虑椤钡摹靶　辈粌H僅在于它的低俗、零碎、猥瑣、令人不耐煩和氣悶，而且在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必然性和真實性；
種種理想和夢想，種種以“大事情”面目出現(xiàn)的東西，在這種“小事情”面前總是碰壁，因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跟“歷史”站在一起，具有現(xiàn)實本身所具有的強度，盡管它往往是一種黑暗的強度。這種必然性和現(xiàn)實邏輯“偏”要找到魯迅，而魯迅的“脾氣”也“偏”不能對此輕輕放過或取一種“瀟灑”的逃避態(tài)度。這兩個“偏”字，實在是道出了雜文的命運：性格即命運，反過來說，在雜文的命運里也預示了雜文的性格和使命，而這是別的體裁不具備的。這是其次。

　　最后，在雜文的題材和使命都已經(jīng)明確之后，雜文的氣質和特點也變得清晰了，這就是“執(zhí)滯”。這既是一種道德上的“較真”、執(zhí)拗和認真；
也是一種個人意義上的“不得不”，一種無奈的，但卻是別無選擇的投入和陷入；
往往始于不得不戰(zhàn)，但一旦開戰(zhàn)，則奉陪到底。這是一種寫作上的戰(zhàn)斗狀態(tài)，是短兵相接的遭遇戰(zhàn)變成曠日持久的消耗戰(zhàn)；
是錙銖必較、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拉鋸戰(zhàn)；
這種戰(zhàn)斗的最低狀態(tài)也是它的最高狀態(tài)：為戰(zhàn)而戰(zhàn)，戰(zhàn)斗為戰(zhàn)斗提供最終的道德合法性依據(jù)。這里并沒有也不需要“更高”的目的。在此我們看到內(nèi)在于雜文寫作的一種邏輯演變，起先是雜文的“功利決定”，即利害沖突（所謂“小事情”的本意），這是個人意義上的維護自身的生存權利，但同時也是令人厭的無止境的人事纏斗和筆墨官司，這里的占主導的情緒狀態(tài)是厭煩、憎惡和虛無感；
隨即它變成一種道德領域的“善與惡”的沖突，并由此達到政治領域的“生與死”、“敵與友”的激烈程度，這里占主導的情緒狀態(tài)是恐懼、緊張、憤怒和冷酷，是致敵人于死地的專著快意；

最后從不情愿的、甚至引發(fā)厭惡感和虛無感的戰(zhàn)斗倫理學達到一種“非功利”的戰(zhàn)斗的審美自律性乃至游戲狀態(tài)，即以戰(zhàn)斗為快樂、以戰(zhàn)斗為生活和寫作本身。

　　在魯迅的種種“脾氣”里，“執(zhí)滯于小事情”是最令人生畏的，可以說它是雜文的風格實質所在。如何理解這種被魯迅雜文所“執(zhí)滯于”的“小事情”呢？首先，這種小事情把人的意識從種種冠冕堂皇的“大事情”上轉移開；
從種種以“歷史”、“文化”、“道德”、“不朽”等名目的虛偽和頹廢中轉移開；
從而把“當下”和“此刻”突如其來的、瞬間同語言的新的可能性凝聚在一起。沒有這種令人無法脫身的“小事情”，人的意識就無法突入事物表面或陷入時間的停頓，就無法獲得一種超越時間性和概念體系的獨一無二性。同樣，沒有那種“執(zhí)滯”的脾氣，這些“小事情”也無法在瑣碎、無聊和令人厭惡之外獲得詩學的和政治的意義。我們知道魯迅明確意識到自己生于一個一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時代”（而已集/《塵影》題辭， 3-571），在此新與舊、生于死、光明與黑暗、文明與野蠻隨時處于你死我活的搏斗狀態(tài)，而生命在這個時代沒有別的選擇，它“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死亡”。但魯迅與這個大時代的關系，卻正是通過“執(zhí)滯于小事情”確立的。魯迅在《記“發(fā)薪”》里面寫道：

　　“近來有幾個心懷叵測的名人間接忠告我，說我去年作文，專和幾個人鬧意見，不再論及文學藝術，天下國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來倒是明白了，身歷其境的小事，尚且參不透，說不清，更何況那些高尚偉大，不甚了然的事業(yè)？”（《華蓋集續(xù)編/記發(fā)薪》， 3/369）

　　這里魯迅所說的既是一種客觀的不得已，即那種“偏偏”被這種“小事情”所糾纏而不得脫的“華蓋運”；
同時也是一種主觀的決定，即非要把這些身歷其境的小事參透、說清的意志，因為除此之外并沒有通向“偉大”和“真實”的道路。所以魯迅在這個階段的基本姿態(tài)就是“我還不能帶住”，就是跟種種“公理”和“正人君子”較真。在“偽文明”和“真野蠻”之間，魯迅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作為自己寫作的題材內(nèi)容 ，因為“即使所發(fā)現(xiàn)的不過是完全的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zhàn)斗的”（《華蓋集/忽然想到》，3-99）。雜文的自覺，正是同它被選中來作為“同命運惡戰(zhàn)”的基本方式和武器相伴而生的。魯迅在給徐炳昶的回信中談小周刊必要性的幾句話，說的其實正是雜文的作為一種寫作方式和戰(zhàn)斗方式的必要性：

　　“[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撰人一多，則因為希圖保持內(nèi)容的較為一致起見，即不免有互相遷就之處，很容易變?yōu)楹推街姓�，吞吞吐吐的東西，而無聊之狀于是乎可掬�，F(xiàn)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zhàn)，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保ā度A蓋集/通訊》，3/27）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魯迅早年進化論思想、辛亥革命、五四“啟蒙”等歷史運動失敗之后，在以“現(xiàn)代”理想為支持的歷史感崩潰之后，雜文是個體意識同空洞的歷史時間對峙和搏斗的基本姿態(tài)。與此相反，“研究室”和“藝術之宮”之類的出路卻不可避免地把人引回到歷史主義的老路上去，以種種體制性的名目和利益束縛寓言家和諷刺家的言動，所以魯迅把它們稱為“精神的枷鎖”。它們都讓生活“失去危險性”（3/26）。而雜文的本質正是由這種危險性決定的。“偏偏”要執(zhí)滯于小事情的選擇，毋寧說就是對這種危險的自覺承受，是把這種危險轉化為語言的內(nèi)部張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決斷。在這個“非生即死”的“大時代”，這種專注于當下、專注于“危險”的緊張意識和戰(zhàn)斗狀態(tài)，正是“生”的證明，是“死”的否定，是“現(xiàn)在”對“過去”的克服，是“詩”對“歷史”的克服；
它通過“執(zhí)滯于小事情”而死守現(xiàn)在，因而也是“未來”最可靠的寄托。

　　雜文的自我形象，就通過“執(zhí)滯于小事情”逐漸變得豐滿生動起來。雜文寫作首先要拋卻對種種“尊號”的俗念，“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輿論是以為學者只應該拱手講講義的），則世風則就會日上”（3/27）。與此相反，在那些“和平中正、吞吞吐吐”而“無聊之狀可掬”的東西里面，魯迅看到的是“卑怯”，是“看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3/27）的奴性。

　　僅從雜文自我意識同種種“卑怯”和奴隸性的對立，我們也能看到這種文體和寫作方式的選擇同魯迅先前的進化論立場和國民性批判立場的一致性。事實上，作為一般的觀察，可以說雜文的自覺或決斷正來自貫穿魯迅一生的對“人間”的執(zhí)著和對“生命”的執(zhí)著，即那種時時刻刻進行著的對窒息感的反抗。《華蓋集/通訊》以一種典型的雜文筆法，從“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來”展開了下面這段文字：

　　“我現(xiàn)在住在一條小胡同里，這里有所為土車者，每月收幾吊錢，將煤灰之類搬出去。搬出去怎么辦呢？就堆在街道上，這街就每日增高。有幾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者別的房屋的將來。我不知道什么緣故，見了這些人家，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歷史。

　　姓名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活埋庵’。誰料現(xiàn)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纯磮笳律系恼搲�，‘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zhèn)鳌�、“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22）

　　與這種歷史的重負造成的“活埋庵”感相對，當時中國政治的黑暗則往往使人陷于“死地”，兩者共同之處是“使我們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華蓋集續(xù)編/死地》。在三一八慘案后，令魯迅根耿于懷的“小事情”里面，就包括“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

　　“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為徒手請愿是送死，本國的政府門前是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zhí)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保�3/282）

　　但同“人間”相對的不僅僅是“死地”，還有“山林”、“洋樓”、“研究室”、“藝術之宮”。它們的共同點，在于對真摯的生活和生命的否定，是所謂的“死的說教者”。對此，魯迅在《記念劉和珍》里寫下了這一段話：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 的。而此后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diào)，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jīng)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
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于非人間，使它們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于逝者的靈前�！保�3/289）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生活和生命概念的負載者只能是憤怒、悲涼、哀痛、和苦痛。但在文字層面上，這段被人反復吟詠背誦的文字，實際上標志著魯迅雜文意識的短暫癱瘓和以雜文寫作確立下來的戰(zhàn)線的一次局部崩潰。換句話說，以雜文的詩學或雜文的政治學標準來衡量，這種詩意的、挽歌式的語言相對于“執(zhí)滯于小事情”的雜文語言來講，是一種后退、內(nèi)斂和抽象化。反之，相對于“我實在無話可說”，雜文的姿態(tài)是“我還不能帶住”；
相對于“那里還能有什么語言”，雜文是堅決屬于語言世界的，是語言的游戲狀態(tài)和戰(zhàn)斗倫理的極致；
相對于“長歌當哭”，雜文寫作是冷靜乃至冷酷的錙銖必較和針鋒相對，它是“散文氣”的極端，一切浪漫化或“詩化”的對立面，是悲劇感或“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的批判性懸置和超越，與“歌”與“哭”的韻律和情愫水火不容。辯證地看，雜文的自覺也包含了對雜文的脆弱性的自覺；
包含了對這道戰(zhàn)斗的最前沿和陣地戰(zhàn)的最后防線隨時可能被突破的意識。這無疑進一步增強了雜文意識和雜文問題內(nèi)部的緊張感，并把這種緊張的自我意識牢牢地同外部刺激和外部創(chuàng)傷聯(lián)系在一起。

這種內(nèi)與外的特殊的相通性把雜文空間變成了雜文自我意識的現(xiàn)象學。在《華蓋集/題記》中魯迅已經(jīng)明確寫道：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fā)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 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
于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
于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chuàng)傷尚且來不及，那有余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
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 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著‘華蓋運’�！保�3/3）

　　這是《題記》中的第二段話，它緊接著“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zhí)滯于小事情的脾氣”，進一步說明了雜文的自我意識：那種“深”而“廣”，“高”而“大”的東西，是不屬于雜文的世界的，因為雜文同生活相關聯(lián)的媒介不是“靜觀默想”或“心開意闊”；
不是距離和沉思；
不是“正人君子”的“平正通達”，而是“碰釘子”、“碰壁”；
是“悲苦激憤”；
是“創(chuàng)傷”和“病痛”；
是交著“華蓋運”的“常人”的“活在人間”；
不如說，對于魯迅，對于雜文的自覺來說，“華蓋運”正是生活和存在的常態(tài)，在這種自我意識中包含了對種種“體面”或安全的生活方式的憎惡和決裂，以及對種種以“公理”代言人自居的權勢的幫閑---“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的憎惡和決裂。

　　在更為個人的意義上，這也是在向自己年輕時的夢想告別；
更重要的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是在一個文學或寫作的岔路口上作最后的選擇。對魯迅這樣以寫作為業(yè)的人來說，這也是個體存在方式的選擇，是一種“存在的政治”意義上的終極選擇：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創(chuàng)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里有這么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
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nèi)ヅ闵勘葋喅渣S油面包之有趣�！保�3/4）

　　可以說，“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正是自覺的雜文家的第一幅，或許也是最生動的一幅自畫像。在語言的層面上，這樣的表述本身既是寫作強度的極端化，也是存在的政治的強度的極端化，兩者間的無中介狀態(tài)，正是作為中介或媒介的雜文寫作形式的最根本的特點。對于任何熟悉魯迅前期寫作的讀者來說，這樣的表白無疑首先是一種文學內(nèi)部的決定，也必然首先在語言世界的內(nèi)部被理解，因為這關系到作為作家的魯迅的最終定義。但作為魯迅本人來講，這樣的決定卻是在文學層面之上的決定，是一種超審美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的前提，正是擺脫文學性和審美范疇的內(nèi)部考慮：它最終是在生存的政治的層面所作的一個道德決定。這也決定了這個時代的文藝，“是往往給人不舒服的，沒有法子”（3/571）。

這里留給文人的選擇是：“要么是自己逃出文藝，或者從文藝推出人生” （3/571）。無疑，這是從雜文的自覺這個角度出發(fā)，對現(xiàn)代中國文藝形成的一般看法。

但這個現(xiàn)實判斷和道德決定的悖論和辯證法在于，這個決定是以“生命”的名義作出的，但卻只能是通過雜文寫作的語言實踐表達的。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再沒有任何一種文體，像雜文這樣達到了內(nèi)容與形式的最極端的結合。

　　隨同這個決定一起出現(xiàn)的“雜文的自覺”雖然是一種“否定的精神”，一種批判、嘲諷、和對抗的姿態(tài)，但它歸根結底是一種對生命的肯定，因為“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3/45）這里作為生活和生命跡象出現(xiàn)的是“執(zhí)著現(xiàn)在、執(zhí)著地上的人們”，是他們的“真的憤怒”。（3/52-53）。這種姿態(tài)無疑是一種徹底的現(xiàn)代主義姿態(tài)，因為它以一個充滿緊張的此刻取代了歷史；
用一種存在的狀態(tài)和它所蘊含的創(chuàng)造的契機否定了傳統(tǒng)；
用體驗的強度取消了種種經(jīng)驗、記憶和敘事的完整性；
用一種瞬間的永恒性否定了歷史主義的種種有關“公理”和“不朽”的神話。魯迅甚至借用叔本華的寓言，把那些“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比做圍著戰(zhàn)死的戰(zhàn)士飛舞的蒼蠅的營營的叫聲（3/40）。在《夏三蟲》一文中，他用在叮人吸血之前總要“哼哼地發(fā)一大篇議論”的蚊子來比喻那些自以為是的文人雅士，而贊賞“肚子餓了，抓著就是一口，絕不談道理、弄玄虛”的“鷹顫/鳥虎狼”（3/42）；
而在《革命時代的文學》里，魯迅指出了文體的另一面，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
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3/436)。他嘲笑以“中庸”掩飾怯懦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于圣道”的“通人”和“伶俐人”（3/27），而推崇“失敗的英雄”、“韌性的反抗”、膽敢“單身鏖戰(zhàn)的武人”和“撫哭叛徒的吊客”（3/153）。他號召中國青年少讀或者不讀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因為“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能作文而已。但現(xiàn)在的青年最要緊的事‘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3/12）。他排斥一切讓人“覺不出周圍是進步還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見鬼還是人”的“古董和廢物”（3/101）；
反對一切“裝腔作勢”的讀經(jīng)，提倡“查帳”式的讀史，目的是從中得到“中國改革之不可緩”的覺悟（3/148-149）。所有這一切，同尼采在《歷史對人生的利與弊》所倡導的那種創(chuàng)造性遺忘是相一致的。而在保羅-德曼看來，現(xiàn)代主義的本質正在于以“現(xiàn)代性”取消歷史對人的統(tǒng)治，從而為一種新的價值體系的創(chuàng)造開辟一個空間，一個反時間性的空間。我們看到，伴隨著雜文的自覺出現(xiàn)的，是進一步的反形而上學和更為徹底的“傳統(tǒng)的懸置”：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xiàn)在的地上，應該是執(zhí)著現(xiàn)在，執(zhí)著地上的人們居住的。”（3/52）

　　從這個角度觀察，魯迅的雜文寫作同《狂人日記》以來的具有形式意味的寫作（小說，散文詩，美文，等等）仍然具有形式上的關聯(lián)，雖然這種關聯(lián)只能在一個更為抽象的現(xiàn)代主義價值觀、歷史觀和語言哲學的層面上才變得明確化。但魯迅寫作的現(xiàn)代主義精神和氣質，卻是不可避免地同一個語言的世界凝聚在一起，隨同他的文字一道顯現(xiàn)。而也只能在語言和文字的世界里，被魯迅自己稱為“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或“這些無聊的東西”的雜文，才獲得美學上的確定性，而這種審美和風格的確定性又是同為魯迅雜文提供道德基礎存在的政治彼此渾然一體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作為作為作家/雜文家的魯迅的文學性自我形象。這一切在《華蓋集/題記》的結尾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xiàn)：

　　“現(xiàn)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jīng)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

但是我并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保�3/5）

　　與開頭“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的意象相呼應，這段文字不僅表明了“雜感”的文章筆法和形式考慮，更進一步揭示了作者內(nèi)心的矛盾，即對“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jīng)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對生命無謂的消耗的悲涼感和絕望感，貫穿于魯迅所有的文字，在《野草/希望》篇里，青春的耗盡更是絕望/希望二重奏的引子。但只有在雜文里，魯迅個體生命的自我意識（包括他早年基于進化論、尼采哲學和“摩羅詩力”的天才觀和五四啟蒙理想主義所包含的種種有關“個人”的意識形態(tài)）才被被“揚棄”于一種更高的存在的政治和審美判斷：“但是我并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是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 雜文的自覺過程，就是把這種對迎面而來的世事的恐懼以及對它的克服一同敞開在語言世界里的過程。這個自覺是對自己命運的自覺，是對自己命運的愛，是把“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作為生活的見證和寫作本身的選擇和決斷�？梢哉f，在雜文的自覺里，存在的自律性--歸根結底是一種政治邏輯的自律性---壓倒了審美的自律性；
但內(nèi)在與政治的邏輯的“生死搏斗”的含義，使得這種自覺專注于當下和此刻，從而在“現(xiàn)在”和“歷史”、“語言”與“時間”的沖突中恢復了寫作本身的道德本體論和文學本體論意義。

　　雜文的自覺包含了對“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的自覺，但后者不僅僅是對“幼時雖曾夢想飛空”的懷舊式的記憶。上面引述的那段的話的結尾處的“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這句話不應該輕輕放過，因為它表明，即便作為雜文的自覺“內(nèi)在性”補足的寂寞和悲涼感，也并不是來自那種蒼白的個人自戀或對“純形式”的向往，而是指向一個潛在的集體性經(jīng)驗的可傳達性和可交流性，這同那種在暗夜中看到匕首的寒光而發(fā)出會心一笑的孤獨的集體性或“共謀性”是一致的。雜文的自覺，正因為它是被時代所決定并針對時代的，所以它最終不是一種內(nèi)向的自我意識，而是指向語言的外部，指向寓言性真理的重新定義。在純粹審美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現(xiàn)代主義試圖無情地超越歷史、建立一個永恒的、常新的、指向未來的“此刻”的努力，還是歷史不斷把這種英雄主義的、創(chuàng)造的此刻同樣無情地納入自身的因果鏈的“吞噬”效應，都在一個“荒涼和粗糙”的歷史環(huán)境里展開，并從各自不同的方向上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荒涼和粗糙”感。也就是說，“荒涼和粗糙”所代表的那種“崇高”（在這里取sublime的原意，即“令人畏懼的美”）要比一切優(yōu)美、高雅、光滑的制作更接近生存的真實狀態(tài)和生命的價值指向，而雜文正是這種“崇高”的得天獨厚的形式，它的短小、破碎、靈活、粗糙、直接、激烈和狠毒無不內(nèi)在于時代的現(xiàn)實以及與之相對抗的意識，或不如說正是這種現(xiàn)實和意識本身的語言的外化。

　　我們可以看到，在“雜文的自覺”里，包含著兩種悖論性的矛盾。首先，它是寫作本身的悖論：寫作要達到它的自覺狀態(tài)，就必須通過一種距離和“自律性”來“否定”現(xiàn)實的即時性和直接性；
某種意義上，這要求寫作專注于自己內(nèi)在訴求，把自己看得比現(xiàn)實“更高”、“更持久”。其次，自覺地寫作有必須同這種“寫作的自覺”斗爭，力圖打破寫作本身的神話和異化傾向，把寫作最大限度地推出自身之外，向一個陌生的、未可知的存在邊界沖擊，把寫作的形式、組織、體制和自律性打散、消解在一個同寫作的“內(nèi)在性”相對立的外部世界，從而把這個“外部”作為寫作的內(nèi)容確立在語言的內(nèi)部。這種悖論性矛盾存在于一切現(xiàn)代主義寫作樣式之中，但在雜文樣式中表現(xiàn)得尤為激烈和極端。對于雜文寫作來說，寫作的自我否定不是寫作的自我意識的最高要求，而是它的起點；
它不是風格的頂點，而是使得寫作成為可能的前提。沒有這種自我否定，就沒有雜文，因為只有放棄自文學體制名義下的自由與安全，放棄“美”的保護傘，才有雜文的行動和實踐。雜文可以說處在作為“有意味的形式”的文學寫作的最外部的邊界，在這里，語言和“自我意識”通過陷入同一個粗糙荒涼的外部世界的無止境的搏斗，通過“最低限度的文學”或“小文學”（minor literature）而展示出文學國度的終極意志和最大強度。

　　其次，“雜文的自覺”也非常集中地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同“歷史”之間的相互否定的沖突關系，而這種關系既是現(xiàn)代精神的核心，也是歷史意識的核心。保羅-德曼在《文學史與文學現(xiàn)代性》一文中通過回顧尼采的歷史哲學點出了“現(xiàn)代主義”概念內(nèi)在的歷史/反歷史悖論：現(xiàn)代性通過否定以往歷史過程的合法性而把自己確立為歷史的終極視野，但這場否定歷史的豪賭卻最后不得不仍舊通過一個歷史過程獲得意義；
也就是說，即便是現(xiàn)代主義以“永恒的此刻”或“常新”的名義所進行的否定歷史的行為，最終也只能從它所否定的歷史過程的連續(xù)性中獲得其自身的（歷史）價值和（歷史）意義。所以現(xiàn)代精神最終不得不成為一種具有強烈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傾向的歷史意識，或不如說，歷史通過這種現(xiàn)代性的介入而重新獲得某種自我知識。（參看Blindness and Insigh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50-151）。在現(xiàn)代主義文學對現(xiàn)代性“純粹的當下”（the true present）的追求和這種非歷史、超歷史的瞬間自身不斷被歷史重新回收的沖突中，雜文代表了一種特殊的解決方式，即通過放棄或“懸置”文學性而無條件地投入歷史事件和歷史過程，但卻在“執(zhí)滯于小事情”的過程中把歷史意識突然地、不間斷提升到一種寓言的高度和強度上，從而把作為歷史過程的中國社會、傳統(tǒng)、文化重新納入現(xiàn)代性的終極視野。這種在具體時間的流逝中體驗到的無時間感并不來自某種“更高”的哲學洞察或對“更新”的東西的盲目信仰，而是來自它同歷史過程的尖銳的、不妥協(xié)的對立，來自生命體驗和語言世界經(jīng)受的不斷的壓力和變形。在尼采和德曼的意義上，現(xiàn)代主義文學和現(xiàn)代性本身因為它相對于歷史過程的勝利而立刻面對它那個“純粹的當下”的自我否定，因而形式的勝利最終以其再歷史化而宣告失敗；
但在魯迅的意義上，雜文最終卻因為它起點上的文學性的自我否定，即它相對于歷史過程的自覺的失敗而在語言的層面獲得了對歷史（它既包括傳統(tǒng)也包括當下）的否定，因而在最終獲得了某種寓言性的勝利。這種寓言性擺脫了現(xiàn)代主義對象征體系和文學本體論的迷戀，而擺脫了“純粹的當下”的封閉性，而是把現(xiàn)代精神及其語言表達時時確立在它同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緊張關系之中。

　　這就是為什么魯迅在《青年必讀書》里面可以公然宣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雜文是文學從經(jīng)驗世界里的再出發(fā)，是沒有“文學”的時代的文學寓言，是基于不可能性的可能性，是“純粹的當下”在語言世界里留下的種種震驚、厭惡、絕望和痛苦的紀錄—--個人化、風格化的紀錄，但魯迅的語言風格不是把現(xiàn)代性體驗轉化為“不朽”的審美形式，而是指向它的震驚的源頭，即現(xiàn)代性意義上的歷史的自我否定。而沒有這種自我否定，真正的“人的歷史”和社會不斷將自身歷史化的過程就無從開始。這樣，作為現(xiàn)代性承載者的個體自我意識就無法通過現(xiàn)代“瞬間”的再歷史化過程而自我否定；
既然這種自我否定的道路被堵死，現(xiàn)代性的自我意識也就無法同過去和未來“和解”，它就只能永遠處在震驚和虛無的心臟，被困在永恒的“此刻”之中奮力掙扎。因此魯迅的文學焦慮、現(xiàn)代性焦慮和（中國）文明焦慮是三位一體的。如果我們把革命理解為現(xiàn)代性的最高形式，把中國“新文學”理解為現(xiàn)代性的一種表達方式，我們就可以理解魯迅大革命時代的文學理論和和文學實踐，就能在雜文寫作對傳統(tǒng)寫作樣式和有關“文學性”的種種神話和禁忌的超越中看到一種現(xiàn)代主義的激進性，這種激進性既內(nèi)在于現(xiàn)代性本身，也內(nèi)在于文學本身。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魯迅的短篇小說和散文詩之外，“雜文的自覺”代表了中國現(xiàn)代主義的又一個源頭。

　　在“雜文的自覺”和雜文寫作同時代的親密關系之外，我想進一步就魯迅過渡期雜文寫作里的寫作“動機”或雜文“發(fā)生學”和“動力學”問題談談我的觀察。在《華蓋集/并非閑話（三）》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線索：

　　“我何嘗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chuàng)作沖動’；
雖然明知道這種沖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么沖動了，但后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復原，——沒有創(chuàng)作。至于已經(jīng)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
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并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里，送進什么‘藝術之宮’�！保�3/158）

　　作為一個已有高度寫作成就的作家，一個老練的文人，魯迅何嘗不知道作文章要有“余�！焙汀坝嘣Ｐ摹�。在《華蓋集/忽然想到》里面，他就曾指出那種“不留余地”的“壓迫和窘促之感”不利于讀書之樂和文藝創(chuàng)作的活力，批評“現(xiàn)在器具之輕薄草率（世間誤以為靈便），建筑之偷工減料，辦事之敷衍一時，不要‘好看’，不想‘持久’”，甚至上綱上線到“人們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余地心時，這個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的高度（3/16）。但魯迅偏偏用一個“擠”字來說明自己的寫作動機和寫作條件，聲明它們的“不純”和“不雅”。“擠”這個動詞的確非常生動直觀地表明了魯迅雜文寫作的外部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形成的雜文的內(nèi)部構造和質地，以及這“內(nèi)”與“外”的特殊的、嚴絲合縫的對應關系。這種發(fā)生學構造是我們理解雜文的寓言特質的關鍵。

　　魯迅說他的文章都是“擠”出來的：
“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擠了才有”（3/160）�！皵D”的第一層含義是外界和他人擠過來，自己是被擠的一方，無處可躲，也無處可退；
如果有“抵抗”，那是作用力反作用力的關系，因為這抵抗的環(huán)境是被“擠”的力量所限制和塑造的。反之，沒有這種外界的擠壓，也就沒有創(chuàng)作；
沒有現(xiàn)實世界的“擠”的壓力，也就沒有語言世界里的變形、緊張、嚴峻、堅硬。這同我們上面討論過的“雜文的自覺”，即接受雜文的命運，把“必然”變?yōu)椤白杂伞保沿撁娴臇|西變?yōu)檎娴牧α康膽B(tài)度是相一致的。所以這個“不擠不寫”即是無奈，也是有意識的選擇，因為不是被擠出來的文字，缺少一種質地，是不值得信賴、甚至可有可無的。所以魯迅要進一步發(fā)揮道：“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么也不寫了；
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zhí)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于不寫而已�！保�3/161）反過來講，值得寫的東西，一定是被“擠”出來的東西：時代就像一個無情的沖壓機，而雜文是在它的不斷變化的模具中、在時代的巨大力場里被一個一個鑄造出來的硬幣。在這個意識同歷史的塑造與被塑過程里，沒有“煙士披離純”、“創(chuàng)作感興”之類有關藝術天才的神話的位置，有的只是一種作為生存底線的道德質地和語言質地，它們通過“擠”而找到了自己的獨特形式，即雜文的形式。

　　構成這個 “擠”的境遇的，既包括那些讓魯迅覺得“運交華蓋”的“小事情”，也包括后面發(fā)生的諸如“三一八”、“四一二”乃至“左聯(lián)五烈士”被秘密槍殺于龍華這樣的事件，那種讓魯迅覺得自己不是活在人間、讓他覺得再不寫點東西就要窒息的暗夜。這里我著重談一下魯迅的“碰壁”體驗。在《華蓋集/“碰壁”之后》，魯迅仔細地記敘了自己在女師大風潮過程中作為一個兼職教員同楊蔭榆把持的校方的種種不快和沖突，然后以頓悟的筆觸寫道：

　　“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

　　其時看看學生們，就像一群童養(yǎng)媳……。

　　這一種會議是照例沒有結果的，幾個自以為大膽的人物對于婆婆稍加微辭之后，即大家走散。我回家坐在自己的窗下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而陰慘慘的顏色卻漸漸地退去，回憶到碰壁的學說，居然微笑起來了。

　　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墻’一般，使你隨時能‘碰’。能打這墻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勝利者�！牵丝烫胶埖曛缫呀@珊，大家都已經(jīng)吃到冰其淋，在那里‘冷一冷’了罷……。

　　我于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jīng)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shù)媳婦兒在苦節(jié)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里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見死尸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污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為什么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保�3/76）

　　這種被諸如“楊家的壁”四面圍堵、擠壓、挫敗的“碰壁”感，不但決定了一種特殊的、對抗性的經(jīng)驗內(nèi)容（這是“失敗者”的經(jīng)驗內(nèi)容），更產(chǎn)生了一種寓言的幻象，隨著“我于是仿佛看見”，現(xiàn)實被“魔幻”化，漫畫化，但卻由此省略了許多看似必要的表現(xiàn)上或邏輯上的中間步驟，直接達到了一種近乎武斷的、帶有勝利感和復仇意味的諷刺性和寓言性真實（“回憶到碰壁的學說，居然微笑起來了”）。

雜文寫作的核心，正在于這種通過寓言家的直觀或“幻視”（比如上文中一系列的“看見……看見……看見……”）直達真實的能力；
這種雜文的寓言性真實既帶有概念的純粹性和普遍性（“謀害”、“屠戮”、“死尸”、“污穢”），又是感性的，直接的、特殊的（“在酒杯間”、“于微笑后”、“在糞土中”、“灑滿了風籟琴”）。這種雜文寫作的寓言性邏輯既“執(zhí)滯于小事情”，滿足于在本雅明所謂的“墮落的具體性”中捕獲思想和語言的戰(zhàn)利品，也能夠隨時出其不意地擺脫一時一地的糾纏，在自造的象征世界里展現(xiàn)有關現(xiàn)實和歷史的整體表象，比如“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象‘鬼打墻’一般，使你隨時能碰”；
或如下面這個更令人震驚的幻象：

　　“華夏大概并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保�3/72）

　　可以說，“境由心造”是寓言家從“擠”的經(jīng)驗中、從通過“擠”而同外部世界形成的共生關系中得到的一種獨特的自由。這比前面提到過的“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更貼近雜文寫作的內(nèi)在機制。同時，一個“擠”字，把內(nèi)與外的對抗關系說得淋漓盡致，這種對抗、壓力、緊張、厭惡和憤怒不但對語言表達有內(nèi)在的賦形作用，也預先決定了作品的接受。正是由于雜文是“擠”出來的，所以魯迅可以對種圍繞雜文寫作的種種閑話不屑一顧�！皵D”使得雜文寫作遠離了紳士風度、費厄潑賴、“為藝術而藝術”、“公理”、“正人君子”等等造作空洞、自命超脫的派頭和姿態(tài)，從而保證了雜文文體同時代的身體接觸和戰(zhàn)斗所需的認真和專注。那種“彼此迎面而來”，以摩擦、碰撞、推搡和搏斗為家常便飯乃至寫作唯一理由的體驗，使得雜文這種看似最隨意、最個人化的寫作樣式遠離了一切僅僅是個人的因素和隨意性；
遠離了一切傳統(tǒng)格式的游戲性；
遠離了一切輕浮、懦弱、無聊、自鳴得意、人云亦云和嘩眾取寵，從而在基本的寫作倫理的上擺脫了“舊文學”和“舊文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學生態(tài)，獲得了一種作為“新文學”政治本體論基點的嚴肅性、實用性和現(xiàn)代性，因為再沒有哪種寫作方式能象雜文一樣，把切關個人利害和生存的體驗同被一般化、普遍化了的“純粹的此刻”結合在一起，一同構成對歷史的某種“危險的關頭”的寓言性、批判性把握。

（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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