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潘曉筆名問世于《中國青年》的那篇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說是當代中國信仰危機的一個象征。從那個時候起，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就伴隨著一個如何走出信仰危機的問題，以重構中國人的信仰及其精神關懷。

　　30年的改革開放走過來了。肇始于30年前的那種信仰危機，迄今已大大改觀。如今中國人的信仰自由，已經具有了相當大的選擇空間與實踐的可能。在社會變遷的催化之下，中國人的信仰觀念與信仰模式發(fā)生了許多變更，信仰關系的分化組合，使當前中國人的信仰構成具有了多元化、多樣性的諸多特征。從此角度來說，中國人已經走出了信仰危機的陰影。無論是道德信仰、文化信仰，還是社會信仰、民間信仰或宗教信仰，中國人已經能夠多樣選擇、多元表達。這說明中國社會對于中國人的信仰選擇和信仰實踐，已經具有了巨大的承載空間與表達能力，那種認為大多數(shù)中國人缺乏信仰的簡單說法早已過時了。

　　然而，經過細密的觀察與深入的思考，筆者卻發(fā)現(xiàn)在此信仰自由的背后，構成了另外一個與此緊密聯(lián)系的問題，那就是這種信仰的個人化、甚至是私人化的取向，導致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宗教危機。

　　信仰與宗教的差異

　　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但宗教無疑會包涵信仰；
信仰危機涵蓋了宗教危機的某些內容，但信仰危機的解決，并不等于宗教危機的解決。

　　此處所言信仰，指的是個人作為信仰主體而選擇的終極關懷形式；
而宗教則是以信仰為紐帶的群體信仰結構，具有社會組織形式，甚至是制度化的信仰實踐。用一種專業(yè)術語來加以表達，前者是“倫理性的信仰模式”，后者是“規(guī)范性的信仰模式”。規(guī)范取向的信仰模式，要求遵守一種以該信仰為核心的價值準則，其目的是為了整個社會所有人而選擇、建構；
倫理取向的信仰模式，則是一種個人的、私人的價值要求，僅僅是少數(shù)人選擇的信仰方法，對于其他人不具有約束功能。

　　因此，規(guī)范性的信仰模式，希望建立一種制度化的信仰規(guī)則與價值系統(tǒng)；
倫理性的信仰模式則強調信仰與自我的關系，致力于把自己修煉成為該信仰的主體。

　　由此看來，30年前開始擔憂、迄今尚有顧慮的信仰危機，指的就是這種規(guī)范性信仰的危機。特別是在“文革”剛剛結束、中國社會開始走出以個人崇拜、全民一個信仰的時代之后，中國社會似乎表現(xiàn)為“信仰真空”，精神乏力、信仰缺乏主導、固有價值體系所具有的吸引力弱化等等，強調的是信仰規(guī)范功能的喪失�？墒牵�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變遷，促使中國人在信仰選擇層面，呈現(xiàn)了一種多元化現(xiàn)象，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大多得到了解決。

　　主流意識形態(tài)、核心價值觀念的建設，是國家信仰、政治信仰的建構；
重建儒教，是文化信仰的建設要求；
各種信仰傳統(tǒng)的活躍，是中國人在民間信仰中的精神安頓；
國祭炎黃、大禹與公祭孔子，是民族-文化信仰的呈現(xiàn)；
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信仰的選擇，則是對各種宗教的信仰方式。

　　這些豐富的信仰方式，除了國家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各個層面之外，其他形式的信仰形式，大多是非制度化、非組織化的自由信仰狀態(tài)。然而，人們在面對這些制度化的、特別是制度宗教的信仰表達方式的同時，中國人的信仰方法卻特別喜歡采用一種個人化的信仰形式，喜好在制度之外尋求自己的自由信仰，所謂方外之交、獨善其身的信仰傳統(tǒng)，從而呈現(xiàn)了當代中國信仰的另一種特征，那就是信仰私人化取向。

　　宗教與信仰的分離

　　中國人對世界的根本態(tài)度，是信仰一個超越的本原或神圣的關系。

　　中國人對宇宙、社會及人生命運，與其說有一種確認的信仰，毋寧說持一種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所以其信仰的特點是，并不確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結構，以制度的形式來表達人與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復加強對神圣意志的確認和信仰；
同時亦不以可確證神人交通的方式深究其信仰結構，而僅僅滿足于敬拜、冥思、敬而遠之或用之、思而修身。

　　因此，中國人的信仰方式，如果要表現(xiàn)為一個社會的信仰模式，那就不得不依賴于現(xiàn)實權力關系或宗教制度；
與此相反，人們如果要表達個人的信仰，常常喜好出離制度安排和組織形式的宗教信仰。其中的問題，是中國人的私人信仰與制度化群體信仰的表達方式之間，本來就蘊藏著一種分合兩可的雙向關系。信仰是否危機？關鍵在于權力秩序、社會精神主體能否穩(wěn)定。

　　“文革”之后出現(xiàn)的那場信仰危機，主要就是固有的權力秩序基本解構后的精神現(xiàn)象。權力秩序一旦改變，鑲嵌在其間的信仰關系，亦隨之被消解殆盡。而一旦建立了新的權力秩序，就基本等于再度建構了人們的精神歸屬，人的信仰又有了掛搭之處，信仰危機似能自然走出。

　　就此來說，當下中國人的信仰私人化取向，乃是改革開放30年社會變遷的結果之一。因為中國人的信仰私人化特征，其實也出自于中國當代法律對于信仰自由的制約，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定義為私人的事情。中國憲法明確規(guī)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個人選擇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力量不得干預。所以，中國人的信仰自由，是合法性的信仰自由。在現(xiàn)有的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領域以內，無論中國人信仰什么宗教，他都將是一種自由選擇和自由信仰。即使是民間信仰的選擇，中國人也同樣具有相當?shù)谋磉_空間，尤其是在底層社會，民間信仰更是活躍自由。從此而言，中國人的信仰關系很豐富、很自由，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那種以人活著究竟有什么意義為內容的信仰危機，似乎已經消逝了。

　　這種私人化的信仰方式，與依賴公共權力的體制宗教比較，它們能夠自在隨意，不拘時空，不受外在條件的限制。所以，在體制宗教與私人信仰之間，人們更愿意選擇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以追隨精神隨意和個人意志的自在。于是，能夠自由選擇信仰的個人，“就有可能從"終極"意義的聚集中挑選他認為合適的東西——只聽從由他的社會經歷所決定的偏好的引導”(托馬斯·盧克曼)。個人的信仰自由，在宗教之外構成了信仰的私人化特征，從而在體制化宗教與私人化的信仰之間，呈現(xiàn)了某種分離。

　　“精神走私”般的信仰表達

　　中國人在此層面表現(xiàn)出來的神圣需求，最是豐富，也最值得注意。它基本不需要什么制度資源，不需要外在的人為組織。他們的信仰方式，自然而然，完全出自于個人需要。在特殊的時空里，具有特殊的利益訴求，面對特別的信仰對象。他們主張信仰的私人特征，干脆強調，信神不信教、拜佛不進廟，甚至類似于“人人皆祭司”的信仰狀態(tài)。

　　這種信仰的社會特質，實際上是一種私人化的神人關系、圣凡關系的表達。庶民百姓、學者、白領、富人、甚至是官員，無不對此津津樂道，投身其中。顯然，這種信仰方法，采用的是私人、甚至是隱私般的表達方式。神靈對自己的保佑，或許與別人沒有關系，就好像人們到寺廟里燒香拜佛那樣，各自買香，各自求佛，私下許愿，天機不可泄露；
愿望一旦滿足，各自還愿，個人的心機，個人自了。

　　除此之外，中國人的信仰私人化取向，還有其他許多表達方法。比如，家中過會的民間信仰，寺觀之外的佛道教信仰儀式，基督宗教在活動場所之外的團契，以及各種民營企業(yè)、私人公司中的信仰活動；
甚至還有不同身份的人，在自己私宅中建有神龕，把宗教神職人員請到自己的私宅之中，表達自己的宗教信仰等等。

　　信仰就不局限于神人關系的表達和交流，反而成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個構成，人際交往關系中的特殊資源了。對此現(xiàn)象，筆者經常用一句“精神走私”來進行討論。許多政治精英、商業(yè)精英、民間社會精英或宗教精英，在表達各自的私人信仰的時候，大多礙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無法公開表達，只好借助于各種非宗教的形式，私下里了卻自己的心愿。公共場域之中，他們只能把信仰收藏在個人的私密之處。

　　宗教危機

　　與30年來的信仰危機現(xiàn)象不一樣，宗教危機的主要內涵，是人們有了信仰，卻不一定要尋求與信仰有關的精神歸屬；
人們有了宗教信仰，也不一定就信仰宗教，特別是對宗教制度所整合的信仰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懷疑和出離。這也就是歐洲社會現(xiàn)代化過程中曾經有過的“信仰但不歸屬”的問題。

　　就私人信仰的一般社會特征而言，私人信仰就是現(xiàn)代社會公民的獨立而自由的精神選擇。它表現(xiàn)了中國人對個人信仰及個人信任的倚重，對制度宗教及其制度信任的一定質疑。信仰是個人的事情，所以，唯有私人的信仰才可靠。

　　加上近年來宗教界某些商業(yè)化、功利化等方面的影響，宗教權威被私人信仰方式懸置起來，人們僅僅是選擇了自己的信仰，以區(qū)別于對宗教信任的選擇，同時也不愿意接受宗教組織規(guī)范的制約。就其實質而言，其關鍵還是制度信任的危機。

　　人們依舊局限在熟人社會的交往關系之中，僅只是信任那種能見得著、把握住、給自己帶來利益交換的私人關系、神人關系。這種僅只信任人際關系的交往方法，不得不影響到神人關系的交往，不得不左右了神人交往的社會學意義。為此，個人致富、個人奮斗，他們依賴自己的人際關系，不去信任熟人之外的任何關系。這就造成了宗教信仰層面的身份認同危機。

　　誠然，這是當代中國社會中共同信仰的隔膜，同時也是制度信任的困難。最終是信仰強化、制度淡出、宗教弱化，獨善其身的私人信仰浮上水面，阻礙了社會信仰共同體的建構。

　　這種私人化的信仰現(xiàn)象，就宗教的信仰關系而言，可說是一種宗教個人主義。它主要表現(xiàn)在人與神之間的交往關系之中，是從神的信仰那里獲得的一種獨立、自在、個我的信仰方法，同時也是宗教權威與個人信仰自由之間的矛盾結果。它的主要特征，是信仰超越了宗教，在于對宗教體制的出離，為自己個人信仰而不選擇對宗教體制的信任與依賴。這是宗教信仰，但不信仰宗教；
有信仰，卻無宗教約束。為了個人的信仰自由，僅只是以自己方便的路徑、方法來表達自己的信仰，滿足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寄托。

　　至于私人化信仰的主要問題，在于如何使其信仰能夠實現(xiàn)其社會性表達和社會性實踐。因為沒有社會性的信仰，私人信仰就非常容易變?yōu)榧儗儆趥�人的神秘體驗。特別是在信仰與社會建設的關系層面，信仰一旦在表達和實踐層面缺乏了秩序與法制的支持，就會流失于個人私事。

　　因此，中國人之擁有私人信仰，并不見得就能實現(xiàn)信仰的社會共享與社會團契、信仰的規(guī)范性建構，并不見得就是宗教社會性的確認。恰好相反，它們反而可能導致信仰的公共性、社會性的嚴重缺乏。

　　后改革時代的中國信仰

　　信仰私人化的普遍現(xiàn)象，說明當代中國社會的基層結構，基本上還是一種由“一根根私人聯(lián)系所構成的網絡”。它的主要內容，是人和人關系的行為規(guī)范、禮儀交換、精神關懷，依舊決定于私人之間的關系網絡，是制度化權力與個人利益、私人信仰彼此交換、整合的結構。

　　在私人信仰的表達方式之中，同樣也內涵一個信仰及其信仰資源社會化的問題。個人的信仰、信仰表達的資源社會化，實質上是一個信仰表達空間如何獲得的社會學問題。它與體制宗教借助于公共權力來表達自己的神圣化要求，在宗教與法制關系層面上，其問題如出一轍。如果公共權力的神圣要求不是借助于體制宗教，而在于政治民主化的形式，進而把神圣資源交還給社會，交還給信仰者自己，那么，中國人表達信仰的方式，就不會局限為個人私密的形式，不會把信仰視為一種現(xiàn)代公民的隱私了。為此，中國人的私人信仰方式之中，依然深藏著值得深入挖掘的社會學意義。

　　在這里，信仰的私人化即意味著信仰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亟需一種制度性的推動力�！叭绻�還以為個體化只是影響某個群體，而不去全面思考它對社會結構造成的深刻變化，并通過社會學分析把這種作用揭示出來，那就完全錯了�！彼�以，就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認同方式來說，私人信仰依然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在此基礎之上，“私人的便是政治的”。因為它們在個人信仰與神圣資源的關系上面，再度展開了另一種中國式“宗教社會化”的時代主題，這就是后改革時代中國人私人“信仰社會化”的問題。

　　換言之，當下中國人的私人化信仰，如何能夠自發(fā)自由地變遷為社會化的中國信仰模式，或許就是后3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主題之一了。(作者為上海大學教授）

　　來源：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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