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圣誕節(jié)前夜，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與世長辭。從1957年發(fā)表第一部專著《士兵及國家》到2004年的最后一本書《我們是誰》，亨廷頓的學術影響已經(jīng)超過了半個世紀，而他的政治思想影響不僅跨越了國家、民族、宗教、文化的界限，而且也將跨越冷戰(zhàn)和后冷戰(zhàn)時代，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永遠占有牢牢的一席之地。著名社會學家、亨廷頓的哈佛同事羅伯特?帕特南稱他為“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知識界的巨匠之一”。另一位哈佛教授斯蒂芬?羅森則說，亨廷頓“既極為忠實于自己的原則和朋友，又欣然面對同他觀點截然相反的對手”。

　　對于思想家，是不能做到蓋棺論定的。圍繞亨廷頓的種種政治見解和學術觀點，尤其是他在1993年力排眾議首次提出的“文明沖突論”，人們還會繼續(xù)爭論下去。重要的是，涉及民族宗教問題的沖突層出不窮，此起彼伏，證明“文明沖突論”擊中了當代世界矛盾的要害，觸動了人們在宗教認同、種族意識、民族文化歸屬方面的敏感神經(jīng)。

　　論敵向亨廷頓認錯

　　2008年1月，亨廷頓的論敵之一——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法烏阿德.阿賈米在當月的《紐約時報》書評版上發(fā)表文章，公開向他認錯。事情是這樣的：在1993年發(fā)表亨廷頓文章的同一期《外交》雜志上，還刊登了一組回應文明沖突論的文章，而阿賈米就是其中帶頭用重炮抨擊亨廷頓的學者。阿賈米在當年的文章中說，國家而不是所謂“文明”，才是人們忠誠的對象；
不管非西方世界的人們口頭上如何抵制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世界各國現(xiàn)代化之路，就是西方化之路，別無他途。所謂“文明沖突”，其實是現(xiàn)代化和抵制現(xiàn)代化的國家之間的沖突。這位阿拉伯血統(tǒng)的教授當初還認為，主張推進現(xiàn)代化的領導人將在土耳其、埃及、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掌權，崇尚基馬爾主義的土耳其力爭加入歐盟即為一例。但是，15年之后的阿賈米承認，亨廷頓的觀點經(jīng)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而“我們后悔沒有聽取他的相對悲觀、但也許更為正確的遠見卓識”。阿賈米指出，正如亨廷頓所預言的，激進的穆斯林現(xiàn)在當選為土耳其領導人，這個國家已經(jīng)不再乞求加入歐盟，而是開始覬覦塔什干（烏茲別克斯坦首都），推進泛土耳其主張；
伊斯蘭世界在“使其現(xiàn)代性伊斯蘭化”，反倒是西方世界開始走向自我懷疑和多樣化。因此，現(xiàn)在看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比我對他的批評更有說服力”。

　　亨廷頓謝世后，阿賈米立即在《華爾街日報》上發(fā)表題為《亨廷頓的警告》的專文，表示哀悼和反思。文章披露，亨廷頓夫人給躺在病榻上的亨廷頓讀了阿賈米公開發(fā)表的自我反省，使老先生甚感欣慰，并委托夫人向阿賈米致意。

　　不過，阿賈米這次所說的“亨廷頓的警告”，沒有更多地涉及文明沖突論，而是轉述了亨廷頓在近著《我們是誰》中所表達的對于美國的深深憂慮。亨廷頓告誡美國精英：17－18世紀美國早期移民所留下的盎格魯?撒克遜特色文化是立國之本，其精髓是英語、基督教、宗教義務、英格蘭法治精神、掌權者的責任，以及個人權利。這些是“美國信條”的幾大要素，是美國的成功之道，要世世代代繼承下去，萬萬不可丟棄。亨廷頓提醒人們警惕的是，當代美國人被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義所迷惑，有忘本的危險。尤其是從拉美等地涌入美國的新移民，還沒有扎下美國的民族認同之根，連英語都說不清楚，卻在人口中比例越來越高，文化影響越來越大。亨廷頓頗為傷感地描繪道：“星條旗已經(jīng)下了半旗，而在美國特色的旗桿上，別的旗幟卻飄揚得更高”。

　　亨廷頓是英格蘭人的后代，對家族“尋根”極感興趣；
人越老越保守，恐怕也是難以改變的自然規(guī)律。因此，他發(fā)出這樣的忠告自然不足為奇。耐人尋味的是，生為什葉派穆斯林的阿賈米，為什么也同亨廷頓一起，唱起了美國信條的挽歌？

　　年過花甲的阿賈米年輕時從黎巴嫩移民到美國，從名校畢業(yè)后，成為中東問題研究的一位權威。他不但不認同伊斯蘭激進思想，而且同策動伊拉克戰(zhàn)爭的“新保守派”過從甚密，為布什政府的中東戰(zhàn)略出謀劃策。阿賈米同亨廷頓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對自己的政治見解十分執(zhí)著。他甚至比亨廷頓還要高傲，在舌戰(zhàn)群儒時從不畏縮。然而在伊拉克戰(zhàn)爭問題上，阿賈米同亨廷頓的立場恰恰相反。他時時處處為布什政府的中東政策辯護，對任何“非美”、“貶美”的言論，都要找機會反唇相譏（連我這樣一個不愛爭論的人，在一次會議上居然也忍不住同他激辯起來）。一位從種族到宗教文化都屬于“非主流”的美國知識分子，卻如此忠實于美國價值觀，真實地體現(xiàn)了美國社會中一種獨特的二律背反。

　　他支持奧巴馬嗎

　　另一位發(fā)表悼念亨廷頓文章的思想家，是四十歲出頭的《新聞周刊》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他在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時，師叢亨廷頓和另一位政治學大師斯坦利·霍夫曼。扎卡里亞對亨廷頓尊崇有加，稱這位誨人不倦的導師為“曠世奇才”。他回憶道，當他還在讀研究生時，亨廷頓就把那篇論及文明沖突的論文初稿拿給他征求意見，而此文在《外交》雜志上發(fā)表的時候，他已經(jīng)是該刊的執(zhí)行主編了。

　　扎卡里亞指出，亨廷頓因發(fā)表強調(diào)宗教認同的文明沖突論而舉世聞名，其實他的早期觀點含有更為深刻的創(chuàng)見。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著作中早就觀察到，一些試圖走美國式道路的國家，在缺乏法治、成熟的政黨和公民社會的情況下，把加快經(jīng)濟增長和擴大政治參與作為奮斗目標，其結果是秩序喪失和政治混亂�；蛟S是受其影響，扎卡里亞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對“非自由的民主”大加鞭撻，認為在發(fā)展中國家里建設沒有充分個人自由的“民主”，只會導致民粹主義的弊端。

　　無獨有偶，同阿賈米一樣，扎卡里亞也是一位有穆斯林上層家庭背景的移民學者（但他同阿賈米的關系是文人相輕，相互競爭解釋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他出生于印度孟買，至今對印度有某種文化歸屬感，操印度口音的英語，卻強烈地認同美國價值觀。在2008年大選中，扎卡里亞成為奧巴馬在媒體中的主要吹鼓手之一。

　　阿賈米和扎卡里亞分屬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是來自穆斯林世界的新移民，又都忠誠于美國理想。作為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們“比美國人還美國人”的立場驗證了亨廷頓的一個重要觀點，即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歸化”成為美國人，不在于他的膚色和宗教、文化、原國籍背景，而在于他是否認同美國的主流文化和政治信仰。

　　我曾經(jīng)當面同亨廷頓半開玩笑地說：“聽說你的夫人是亞美尼亞人，那你們家里有‘文明的沖突’嗎？”他認真地回答：“沒有，我們倆的思想和習慣都是一樣的�！弊罱也旁趫笳律献x到，亨廷頓先生同亞美尼亞血統(tǒng)的妻子相濡以沫共51年，以她和岳父母都成功地同化到美國社會而感到自豪。正是通過這樣一位少數(shù)族裔的妻子，亨廷頓證明了自己不是一個排斥移民的狹隘的“本土文化保護主義者”。

　　由此，我更想了解亨廷頓對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tǒng)的反應，可惜現(xiàn)在已不得而知了。根據(jù)他一貫的觀點立場來推測，亨廷頓對奧巴馬競選應當存有某種矛盾心態(tài)。一方面，他是鐵桿民主黨人，曾在約翰遜政府和卡特政府中擔任過外交參謀的角色。奧巴馬同他一樣，都曾堅定地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奧巴馬是信奉基督教的非洲裔，很好地融入了美國主流社會，完全認同并且生動體現(xiàn)了“美國信條”。從這點上看，亨廷頓似乎應當支持奧巴馬。另一方面，在《我們是誰》等著述中，亨廷頓對克林頓當政時期大力鼓吹的全球化，幾乎說得上是深惡痛絕，而奧巴馬很難同克林頓時代劃清思想界線和組織界線。同時，那些亨廷頓所反感的“文化多元主義者”、尚未融入主流社會的新移民，多是奧巴馬的強烈擁護者，而主流社會中的白人、持保守傾向的選民，仍然大多支持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由此看來，奧巴馬當選對美國傳統(tǒng)價值觀的傳承是福還是禍，對亨廷頓式的保守思想是兇還是吉，一時還很難說。

　　亨廷頓學說繼續(xù)受到考驗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亨廷頓曾撰文批駁“美國衰落論”，但晚年亨廷頓對美國文化多元化的前景越來越憂心忡忡。新移民大批涌入美國，少數(shù)族裔的生育率高于歐洲白人后裔，是亨廷頓擔心美國“變質(zhì)”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來美國因在國際事務中一意孤行而形象受損，最近的金融危機又進一步損害了美國的實力和自信心。在陣陣“唱衰”聲中，美國還能恢復亨廷頓所經(jīng)歷過的那個輝煌時代嗎？

　　我手頭有兩篇即將在《外交》雜志2009年1－2月號發(fā)表的文章，其中透射出新一代美國政治學家對美國與世界前途的一種思考，也反映了他們對亨廷頓學說的間接回應。第一篇文章的標題是《美國的優(yōu)勢——網(wǎng)絡世紀的實力》，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的院長安—瑪麗?斯勞特。她認為，當今世界衡量實力的標準是網(wǎng)絡聯(lián)系。擁有最大最多聯(lián)系網(wǎng)絡的國家——美國，將握有全球議程，激發(fā)創(chuàng)新能力，推進可持續(xù)發(fā)展，在21世紀繼續(xù)稱雄。與亨廷頓不同的是，斯勞特不認為人口多寡是國家發(fā)展?jié)摿Φ暮饬繕藴�，因為“大有大的難處”，人口越多，問題就越大。美國人口只有中國和印度的四分之一，但其先進的教育體系和網(wǎng)絡體系能夠?qū)⒅杏〉葒顑?yōu)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國去。美國社會的開放性和人口的多樣性恰恰是其優(yōu)勢之所在，因為創(chuàng)新產(chǎn)生于激烈的競爭。斯勞特建議，美國人應當努力學習外語，大批吸納人才，而思想文化上的抱殘守缺會導致美國衰落。

　　另一篇文章題為《專制復興的迷思——為何自由民主會繼續(xù)占先》，作者是國際政治學家丹尼爾.杜德尼和約翰.艾肯伯里。如果說斯特勞的文章強調(diào)的是美國的思想、文化、社會優(yōu)勢，這篇文章則突出地論述了俄羅斯、中國等所謂“專制國家”復興進程中的困難和障礙。文章認為，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國家”的外交戰(zhàn)略應建立在一個基點之上，即“通向現(xiàn)代性的道路最終只有一條，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自由”。所以美國不應當試圖孤立、遏制中俄等國，而應以包容之勢，促進這些國家的內(nèi)部變化，將它們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

　　顯然，如果亨廷頓還活著，是不會贊同上述兩篇文章的自由化傾向的。亨廷頓要的美國，既不是阿賈米所支持的“張牙舞爪”的美國，也不是斯勞特、杜德尼、艾肯伯里所希冀的“有容乃大”的美國，而是“獨善其身、孤芳自賞”的美國。那么，奧巴馬要建設什么樣的美國呢？從奧巴馬的政治宣言和諸多美國選民對奧巴馬的狂熱支持看，美國的政治風向標正朝著自由化的方向偏轉。至于偏轉多少度，沒有人能夠預知。有消息說，斯勞特女士將出任奧巴馬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果真如此，上述文章就更有政策導向了。無論如何，亨廷頓提倡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文明的“獨善其身”，前景絕不是樂觀的。

　　一代人的學風

　　阿賈米在悼念亨廷頓的文章中不無傷心地感嘆道：“我們今天的學術界里沒有人能同他比肩。他為之貢獻終生的領域——政治學，已經(jīng)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奪了。他們是相信‘理性選擇’的人，靠模型、數(shù)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話來寫作�！�

　　的確，在美國政治學與國際關系領域，思想家和理論家似乎不再是同一批人。沒有范式、模型、圖表、統(tǒng)計，不能發(fā)明或皈依“后現(xiàn)代主義”、“結構主義”、“建構主義”等框架，好像就沒有理論了。因此，亨廷頓盡管有舉世注目的觀點和影響，卻不常被歸入理論家的行列。他也從來不相信“理性選擇”，因為宗教信仰、文化認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與生俱來的。亨廷頓的著作橫跨政治思想史、比較政治學和國際政治領域，帶著厚重的滄桑感，凝聚著人文素養(yǎng)，也滲透著豐富的個人閱歷，包括環(huán)球旅行的觀感。他的學風屬于那一代人，正統(tǒng)、保守，卻包藏著尖銳甚或偏頗的風骨。

　　不過，阿賈米對美國政治學界一代新人學風的概括，也許過于尖刻了。上文提到的三位新一代政治學者，還有亨廷頓的門徒扎卡里亞，都是思維敏捷、文風清新、觀點鮮明，語言也絕無貧瘠之感。當今美國政治學界還是有出類拔萃之輩的，其中一些人正聚集在奧巴馬麾下摩拳擦掌，準備為復興美國而效力。

　　阿賈米所批評的學術傾向，前些年在中國部分學者和青年學生中頗有蔓延之勢。在國際政治領域，一些人熱衷于引進美國的時髦理論和自己也未必理解的生疏概念，或者把為人熟知的事實放到美國學者設定的分析框架中，不知所云。

　　因此，研究亨廷頓不僅有思想意義、政治意義，而且有學術導向意義。對于亨廷頓的理論和觀點，永遠會有不同解讀和不同評價。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淵博的學識和簡潔的文風造就了這位勤于思考的學者，讓他照射出超越時空的思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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