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活動進入尾聲之際，深化改革的熱望在中國人心中醞釀。胡錦濤近日提出，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強調“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不僅得到大眾的廣泛響應，也昭示著政治民主化是今后改革的重點。

　　然而，政治改革究竟改什么？怎樣改？年初勃興的思想解放濤聲似乎被金融海嘯淹沒，各級政府官員和媒體更多關注的是4萬億投資怎么花、如何讓企業(yè)度過難關、農民工如何安置、大學生怎樣就業(yè)、擴大內需路在何方等，而對更為深遠的政治創(chuàng)新缺乏熱情，對束縛思想和手腳的教條缺乏檢討，對既得權益心存迷戀。

　　迫在眉睫的經濟和民生問題當然是政府的要務，世界各國政府也都在全力以赴。但必須意識到,中國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已經打開，需要政治家們的強力作為。

　　認識“時間窗口”的重要性

　　自1949年以后，中國遇到過五次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1956年“雙百方針”和1957年的“整風運動”，打開了政治改革的第一個“時間窗口”，知識分子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改革建言，卻演化成了反右運動擴大化，導致了“大躍進”的災難。

　　1962年中共著手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政治改革的第二個“時間窗口”打開了，而這次機遇又被“折騰”了，最終導致了“文革”十年動亂。

　　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政治改革的第三個“時間窗口”打開，中共抓住了難得的機遇，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

　　1989年以后，第四個“時間窗口”打開。但鑒于激進的學生運動和蘇聯(lián)、東歐巨變，中共在政治路線上破浪推進，確立了市場經濟改革路向，經濟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四經濟大國；
但在政治運行方式及制度創(chuàng)新上力度較小，導致腐敗現(xiàn)象、權力尋租越來越嚴重，已開始影響社會穩(wěn)定，增大經濟成本，政府集權化趨勢有礙創(chuàng)新力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發(fā)揮。

　　政治改革的大好時機

　　但是現(xiàn)在，政治改革的第五個“時間窗口”已經打開。經過年初雪災、西藏騷亂、四川地震、北京奧運會、神七飛天、抵御金融海嘯等一系列大事件的考驗，中國人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自信心日益增強。實事求是地看待西方政治的文化根源和歷史演進，就不會出現(xiàn)激進的“全盤西化”；
心平氣和地看待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和民族性，同樣不會激進地堅持“寧左勿右”。

　　進入新世紀，新一代中國領導人逐漸地把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仁愛、和諧等普世價值觀導入政治語境中，并發(fā)展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鮮活理念。換句話說，政府、民間及國際間的互動，已培養(yǎng)出中國公民，尤其是城市市民較為成熟的政治改革觀——“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筆者說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已打開，也與國際形勢的變化緊密相連。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世界各國均向內看，把內政視為當務之急。尤其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經濟衰退的巨大陰影已讓政府無心、無力對外進行過多干預，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保持較穩(wěn)定的關系，將是未來兩年的外交大勢。同時，人們也從正在發(fā)生的美國“變革”中得到啟示，經濟復興總是與政治變革環(huán)環(huán)相扣。

　　從中國的現(xiàn)狀看，增強信心、共克時艱的呼聲不斷。如果將政治改革作為“信心”的有機部分，加上不斷出臺的經濟政策，不僅會促成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地增長，而且會在經濟水平上邁上新臺階，更會在政治文明上強力作為，全面完成繼辛亥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之后的第三次偉大革命——改革開放。應當清醒地意識到，走出經濟困局，讓大眾對未來產生信心，必須在政治體制和運行方式上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僅從輿論上呼吁“萬眾一心”是不夠的。

　　政改的關鍵部位已經顯露

　　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一項宏大的漸進工程，其復雜程度或許會超過經濟改革。但是政治改革的關鍵部位已經顯露，如同著名學者吳敬璉所言，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癥結在于政府自身。

　　政治改革的第一個關鍵部位，也許是政府的權力轉移，從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轉變成專注于提供公共服務的有限政府。有經濟學家推算，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財富，或者是國民生產凈值的40％，因此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轉向政府這邊，甚至出現(xiàn)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xiàn)象。上世紀90年代初政府官員“下海”成潮，現(xiàn)在是人人都想當官，以致出現(xiàn)40個教授爭一個處長位置、5000人爭一個公務員職位的現(xiàn)象，同時抑制著專業(yè)人士的成就感和進取欲望。

　　政府因掌握的錢多，干預經濟的能力很強，也便出現(xiàn)較為嚴重的腐敗現(xiàn)象和權力尋租，其結果是不僅出現(xiàn)了“腐敗窩案”、“賣官買官”等新品種，而且提高了經濟成本，租金總量占GDP的比重達到20％～30％之間，這反過來給國內外企業(yè)增加了負擔，不利于企業(yè)成長和吸引投資。

　　政府涉足經濟，還會出現(xiàn)官員拿公權與民爭利的情況，甚至引發(fā)“群體事件”。

　　政治改革的第二個關鍵部位，是下決心建立嚴密的監(jiān)督體系。不僅要強化體制內的監(jiān)督，完善問責制、官員收入公開制，還要增加民間力量的監(jiān)督，或者讓體制內的部分機構演化成公共監(jiān)督機構。比如媒體，可以從產業(yè)和文化軟實力承載者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改變管理方式，使其成為更有效的監(jiān)督“公器”。中國媒體已在揭露“周老虎”、“毒奶粉”、“礦難瞞報”、“封口費”等方面表現(xiàn)出較專業(yè)的監(jiān)督職守，那么何不放手為“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上承擔更多責任呢。

　　政治改革的第三個關鍵部位，是以加快法治建設，通過完備的立法和嚴格的執(zhí)法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實現(xiàn)公正，規(guī)范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大踏步向法治化邁進，社會就有了秩序，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也有了堅實的基礎。

　�。� 作者是中國資深媒體人•原載2008-12-30《聯(lián)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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