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術規(guī)范與超越學科界限

　　陳嘉映：有這樣一種說法，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學術。這個概括的準確性可以商量，但我認為學術和思想的確不盡相同�！皬膶W術到思想”這種轉變有一個很大好處，九十年代之后，專業(yè)研究者對于不是下過相當功夫的領域，基本上不可能寫文章，當然更不可能去講課，不可能去講演。也就在飯桌上可以聊聊。所以，比方請一個人來講唐史或宋史，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的觀點，覺得他高明不高明，但他一般不會騙咱們，他應該是這方面的專家。但這樣一來也有個壞處，那就是人們一般不會對自己專業(yè)外的領域發(fā)表意見。我也許只敢談維特根斯坦，而且只敢談晚期維特根斯坦，甚至只敢談晚期維特根斯坦和科學哲學或者和宗教思想的聯(lián)系。學問就越做越專了，可是學無止境，你做得專我比你更專，在這個小領域里，除了我誰都別說話，是吧？可我在另一個領域里不是專家，但我可能有某種看法非常有意思，甚至專家聽了也覺得受啟發(fā)。對此我有點困惑，怎么能夠把兩個好處都撈來，既有一個自己的專門領域，又能有時對專業(yè)外的問題說幾句。

　　干春松：這個問題似乎比較困擾著陳老師。最近有一次，陳嘉映老師、孫周興和我在上海聊天，說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既專業(yè)化時代如何關注超學科的問題。

　　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是，學者的角色困惑，像陳老師，他算是做中國哲學的嗎？他把維特根斯坦、把海德格爾介紹進來，已經(jīng)成為我們大多數(shù)做哲學的人所采用的思想的資源了。然后有趣的是，因為他基本上使用漢語寫作的，他寫完不是給老外看的，更多的是給我們看的，給我們看呢事實上有一個潛在的功能，就是讓中國的學者了解或者是從中受到啟發(fā)，但這有點令人想起金岳霖先生的“中國在中國”和“中國哲學”的話題，像他那樣對中國人介紹西方哲學的人所做的工作是否可以算是“中國哲學”。

　　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追問是在中國做西方哲學的人到底是屬于哪一伙人呢？

　　現(xiàn)在有很多西方哲學背景的人關注中國哲學的問題，如張世英先生、王樹人先生，稍年輕的有張祥龍、趙汀陽等。就我個人的想法，應該讓更多的學西方哲學的人來主動地說中國的事。就好像馮先生那個時候如果他不寫中國哲學史，就是由陳黼辰這樣完全的中學背景的人來寫，那么《中國哲學史》可能會是什么樣呢，或許這個學科就沒有了。

　　學西哲的對于中國古典的文獻也許不如我們做中國哲學的人那么熟，但客觀的結果是，往往學西哲的人來說中哲的事能給我們看中哲帶來特別多地甚至是我們自身無法產(chǎn)生的一些東西。

　　彭永捷：的確，我也有這個體會�，F(xiàn)在真的從不同側面大家都關心這個問題。比如說，開的會是關于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談著談著就說起來在中國的西方哲學的合法性到底在哪，開始就變成這個問題，這都是相關的。

　　陳嘉映：今天咱們的中國哲學這個概念跟比如說德國哲學這個概念不一樣，跟法國哲學的概念不一樣，法國哲學基本上可以定義為法國人做的哲學，雖然吧我是讀胡塞爾的，我是讀海德格的，回到法國我用法文寫作，我就是法國哲學家。咱們不是那樣，你讀的是海德格，你就不屬于中國哲學，雖然你是用中文寫作。

　　李 河：
這幾年我比較關注解釋學與后解釋學研究，其中，選擇一個話題就是翻譯問題，把這個嘉映提到“語詞”問題拿出來專門談。在我看來中國特別獨特現(xiàn)象，就是中國哲學指稱歧義性。這個指稱困難呢，正如金岳霖在那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里所提到的，對一般科學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但哲學，比如什么是“中國哲學”，中國傳統(tǒng)思想能不能被稱為“中國哲學”�；蛘哂矛F(xiàn)代西學的觀點來講，或者用現(xiàn)代的觀念來解讀中國傳統(tǒng)思想，或者“在中國的”西方哲學就是加上地緣性的定語，這幾者說實在的都是問題很大。

　　我一個強烈感覺就是20世紀的中國學術是一個靠翻譯支撐的學術，加上我們所說的特別是理論的外語詞，這種情況非常多。后來我去看一些實證材料的時候呢，我也真的是特別明顯的注意到，比如在談翻譯的時候，西方人的翻譯講的是外向翻譯，中國人講內(nèi)向翻譯，這兩個是對應的。所以翻譯從來不是像季羨林他們說的是雙向的交流，翻譯經(jīng)常是單向的，是跟一個背后的結構有關的。

　　所以對我來講，我也覺得有這么一個問題，就是原來我們講的傳統(tǒng)意義上的傳統(tǒng)，用文本形態(tài)說是文本流傳，以流傳為特征像包括伽達默爾講的Ueberlieferung也是以談論流傳為特征的。后來布爾迪厄在《語言與符號》中間有一大章就是講語言的交換,他特別講文本的流通，我們進入了一個文本流通的時代。在這個時候，傳統(tǒng)意義上的傳統(tǒng)呢，舊的文本它能不能繼續(xù)流傳通常取決于它進入流通的能力。我們同其他發(fā)達國家，我們的境況比人家更復雜。

　　其實，中國哲學還有在中國的西方哲學，從目前來說是學科分類學科劃分很明顯，這可能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時期，必定要生成這樣的東西。將來怎么說怎么發(fā)展，我是覺得在一個常態(tài)的情況下，其實像你(陳嘉映)翻譯的那個《存在與時間》的海德格爾講真的區(qū)域化或者是科學分類的這種東西，是西方人們在談論在者的存在方式的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如果我們就按照嚴格的學科化的發(fā)展去接觸任何哲學的學問，那我們就是西方的嚴格的東西的延伸�？墒钦嬲�我們回到比如啟蒙時代，看盧梭的東西，你就能看到它并沒有那么多的學科限制，包括百科全書的時代呢，那是開放性的，那是形成它一個地域性的自主性的思想和基礎。在出發(fā)點上它應該有那種思想的東西也好，或者宏大敘事的東西也好，或者跨學科的東西也好，它一定要有那個東西。我覺得只是那個東西最后能不能有效，或者談多了就糊里糊涂了越談越傻，那其實是跟一個學術評估體制就是非常形而下的東西有關的。因為任何一個理論在一個民族的發(fā)展中最后都要有理論的解釋競爭出現(xiàn)，但是解釋競爭的環(huán)境如果不良的話，那肯定留下來的就很糟的東西，好的東西出不來。所以我更多地感嘆現(xiàn)在這種理論競爭的環(huán)境經(jīng)常不具備。

　　二：現(xiàn)代學科體制下的哲學家、哲學問題

　　張志偉：
剛才大家談的問題，可以歸結為現(xiàn)代學科體制下的哲學家和哲學問題之間的關系問題。其實它和十九世紀以后，學科分化制度化之后有關系。你學就要分成學科，你現(xiàn)在做學問肯定像剛才講的你要做這個做那個，做這個人或者那個人。但是你就像跟往前推，比如你說盧梭也好，你像往前甚至講到康德，你也不會去非要追問他要有多少哲學史背景，雖然他的確要解決那個時代要面臨的問題。但是在這之后，康德之后你哲學家出在大學教授，大學教授里邊它那學科分化越來越細。不過但現(xiàn)在好像咱們對哲學家的要求并沒有那么高，我不是非要求你哲學家要熟悉那么多，但反過來你不是哲學家，你是研究的學者，那你就得對你的學問有一個要求。這樣的話其實它有一個究竟你是要哲學還是要哲學家。這一點德格最明顯了，他對前蘇的解讀包括對康德的解釋好多哲學上的解釋，在哲學里面絕對有啟發(fā)性的，但對那些專家來說絕對是不看的。你這樣一來我就覺得有個問題了，就是做哲學的基礎訓練是什么，就是說我的基礎訓練可能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最后能不能有一個大的哲學平臺提到我面前？如果沒有，那就永遠是分開的，你搞中哲的就是中哲，我搞西哲的就是西哲。甚至西哲你還要分，你是西方哲學哪一塊兒，但這種方式其實是學科分化的一個惡果。

　　陳嘉映：
對，這里有個一般的問題，不過，每個學科還有每個學科比較特定的問題。這也有點好玩。那天我跟干春松聊到歷史。咱們在座的所有人可能對中國歷史都有一個宏觀印象，當然你不敢講課，咱們都不是專家。但比如說你現(xiàn)在到美國去了，有那么幾個哥們說你給我講點兒中國歷史，咱們都能吹一下是吧。三皇五帝到康熙、乾隆大致你都知道點兒，對他們都有你自己的見解，但是你肯定不敢寫成文章。

　　學科的門檻不是我要反對的東西，但是我在想，能不能在學科門檻之外，另創(chuàng)造這么一個環(huán)境，讓我們有時能就其他領域談談看法。可以分出層次，哪些是專家在談，比如說我現(xiàn)在發(fā)表一個關于宋史中某個年代的考證，那就是專業(yè)，沒什么好說的，你不是最好的你不是在這方面的專家你就免開尊口。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在另外的層次，你不是專家也可以談談宋史，比如說趙汀陽也能談中國思想史里的天下觀念。

　　我覺得有些話題我們不一定非要那樣較真他的所謂學養(yǎng)。當然了，我覺得從學術自律的角度來講，這樣談的時候不要制造一種假象，好像我是在處理中國學術史的問題。多多少少要給出一個標志，表明這里談到是一般觀念，不是在混充學問。趙汀陽談天下，也用一些史料，但根本上他是在借史料談一個觀念，一個想法。要談政治理念我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但我不是任何一段政治史的專家，那怎么辦呢？

　　李 河：
趙汀陽這個他自己就明確這一點，他自己說我看的書其實比我注釋表現(xiàn)出來的要多，注釋的也不夠。我認為這個有評價標準了，這個標準哲學還是跟具體經(jīng)驗科學比如物理學不同的。但哲學的話尤其是對當代中國人，不是用對象來定義一個學科，它是用提問方式來定義學科的。但是我想更多的一類問題，就是敞開的一個論域，在其中所有熟悉的不熟悉的現(xiàn)象因為這一個問題而成為值得追問的問題了。這樣，roblematic ，現(xiàn)在他們也推薦用。如果是這樣去界定的話，其實我們?nèi)钡牟还馐莵喞锸慷嗟聜鹘y(tǒng)開始的那個學科分類，我們還缺的是整個的一個問題區(qū)域敞開的這個東西，尤其是在我們中國的這個情況下，其實我們絕大部分人的西學也不是西方語義的西學，典型的標志我那個時候說的叫集體的自言自語，絕大部分做西學的人都不跟西方學者交流。所以如果要從這個意義上說的話，趙汀陽有一個優(yōu)勢，就是他敞開一個問題領域的能力還比較強，但是在敞開它的時候和具體材料掌握的分寸、火候和尺度問題，這是一個比較微妙的，我認為就與學術評估機制有關。如果你就取一個簡單的史學的標準，非常經(jīng)驗的或者史實性包括訓練性的標準，那趙汀陽真的是一無可取。那這是不用批評，這是明擺著的，你看哲學界老前輩葉秀山，他是一直在做哲學史，他原來對趙汀陽批評也是這樣，但是時間長了他跟他交流多了，他也說趙汀陽東西挺硬，挺硬，他老愛用這詞兒，硬。那硬是什么他也沒給個具體的說法，他仍然沒接受他那種做事方式，但是他又感覺到他很硬。我想呢基本上就是因為感覺到他雖然很粗梳那種方式，但是趙汀陽簡潔，他經(jīng)常問題非常簡練，他可能敞開一個話題。

　　干春松：
我覺得李河那個問題特別重要。哲學家可能應對的是跟他們生活相關的一個問題，他很多的觀念或者論說是從他所面對的問題出來的。到我們這兒以后就變成一個他在怎么想，而我們就不再想我們面臨的事，他們那套東西跟我們現(xiàn)在所面臨的事有什么關系。第二個就是那個趙汀陽的事。今天我一直說趙汀陽不來是一個遺憾，因為他正面反面的教材都是特典型的。因為他的《天下體系》我是寫過一個很長的書評，我理解，他自己也說不是要討論“天下”這個東西怎么，他是要提供一個我們思考問題的一種觀念的模型，我個人看完他的東西還真挺有啟發(fā)。

　　李 河：
類似于“天下體系”這種努力呢我覺得是應該做的。過去我們談論中國的東西總是有一個特別的強烈取向,一說談就回到源頭，我們總是用過去式的方式去看它，所以討論就特別關心 origin 那個源頭。但后來無論如何還是靠這個提問 beginnings ,在談那個的時候特別強調(diào)這個beginnings 這樣一個概念，不管是文本意義上的、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不同東西到達的意義上。就是中國傳統(tǒng)資源呢，你談源頭是一種經(jīng)驗考慮，或者是那種馬克思主義，但是不斷地作為一種敘述的開端性這是很重要的。這樣才可能敞開變成其他的 reference ，它可以帶進來。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中國這樣一個地方生存，但是你始終就知道出這樣的東西來，那你頂多就是西方人一個copy，我就是說自主性。因此兩種思想之間原來那個distance那個間距隨著理解應該消解的，但是消解間距不是唯一的，消解與不能消解之間還有一個不同的主體、不同的自主性，他是有關系的。后來我看那個包括翻譯理論中說，一個原本A在這個地方，如果另外一個alternative是完全等于原本的話，它就沒有必要存在，它就完全可以成為被替代的東西。從這些角度看呢，我覺得中國的傳統(tǒng)資源應該進入敘述，傳統(tǒng)利用我們對我們言說的這樣的情況在中國經(jīng)常發(fā)生啊，中國主流的聲音是不允許傳統(tǒng)進行言說，我們只要看網(wǎng)上的儒學的討論就會明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對于做思想來說，我覺得提問的方式還是應該更多地去討論。八十年代起時有一批這樣的人，也還是有這個想法，去想去找到自己那個領域，其實還是可以重新考慮的。

　　陳嘉映：
我把哲學理解為學術研究中的思想性的問題，是非專業(yè)的問題。如果學術里沒有非專業(yè)的問題，就沒哲學了。

　　廣義上說到哲學，我指的就是那種東西，指的像趙汀陽的這種東西。要把學問式的做法和哲學思辨分開。我做考證，你別管我有沒有思想，我考證得對，我考證出的東西你們以后誰做思想都得承認這個東西。專家不思考哲學問題照樣做貢獻。我讀莊子就得讀注釋本，那里面都是專家的勞動。

　　但是我們也不妨礙別人去利用這些東西去討論問題，敞開問題。反過來說，這些敞開問題的人我泛泛的叫做哲學家，不是說在哲學系上班的人，而是任何一個人在從事思辨的時候。哲學這個詞在很大程度上本來就是各門科學之間的公共平臺。你愿意叫它思想也行。專業(yè)不需要對話，是思想需要對話。你哪個專業(yè)咱們不管，你從這個專業(yè)開始他從那個專業(yè)開始，但這個思想是一個共同要交流的東西。我始終認為哲學不是一個專業(yè)。哲學是那個去除專業(yè)的東西，提供這么一個公共平臺。要說我們學哲學的人也有點什么專業(yè)知識，就是哲學史的知識，比如說你是讀康德的我是讀海德格的。哲學史家可能不是出色的哲學家，他可以像歷史學家一樣，像文獻學家一樣，是專家。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歷史學家不一定比一個哲學史家少哲學。很多思想是我們共同能交流的，基本上不受制于你的專業(yè)。不管你是做清史的還是明史的，你要談一個歷史思想的話，你就應該讓我們這些不大懂清史或者明史的人能夠多多少少加入一點兒來談這個問題。你討論中國文化的特點，你討論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的利弊，你是專家，你是有根有據(jù)地說，而你也得允許我們無根無據(jù)地聽。

　　張志偉：
不過它可不可以類似比如研究古希臘，你有古典學的研究方式：小學功夫、考據(jù)、文獻，也有研究希臘哲學。就是我讀柏拉圖我不是非要按照那個，但是你反過來說呢，古典學可以為研究希臘哲學提供一點東西那是可以的。

　　陳嘉映：
那絕對的啊，那絕對是能夠提供。我想的其實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你看就是有兩種人寫的哲學史，我多半向初入門的青年推薦那些不是哲學家寫的哲學史。反過來，羅素寫的哲學史，更多是他的一家之言，不是相對客觀的哲學史。大哲學家不大可能寫出相對客觀的哲學史，他太想論證他自己的東西了，很難透入與他自己觀點不和的那些思想，相對客觀去理解迥異的思想。

　　張志偉：
你說到這兒呢，其實就涉及到一個學術評價的問題。咱們做哲學包括這些年中西馬對話，就是要打破學科壁壘，直面理論問題。你不要講你是搞這個還是搞那個的，咱們面對這個問題咱們?nèi)�，你可能背景不一樣，但是面對這個問題是一樣的。你想你講這個問題域是開放的，你不要把自己封死在只能在這個角度來談。這樣一來實際上面臨什么問題呢，就是說在我們現(xiàn)在的那個學科建制里邊，你只有引經(jīng)據(jù)典你才是有學術水平。你一個評價機制，如果我不引經(jīng)據(jù)典，我不使用任何哲學概念而在談論哲學，其實在我看來應該是一個更高的境界。我記得很早以前看過你的，可能是網(wǎng)上的，就是說我要是討論哲學問題，我一定要用日常語言能跟你說清楚，如果說不清楚，我首先要道歉，是因為我沒辦法用我語言給它表達清楚，是吧？

　　陳嘉映：
對，其實這話我還想說得極端一點，我引用盧瑟福的一句話，他說，我要是不能對大一的學生講清楚的話，那我覺得我是自己沒有完全弄懂。盧瑟福不是矯情，那是有體會的話。盧瑟福是物理學的頂尖專家，他說的這個弄懂，肯定不是指在物理學層面上的弄懂，那他是很懂，他是用數(shù)學的語言弄懂的。物理學家在寫科普著作的時候都會說，這問題我要是用數(shù)學語言討論起來太方便了，但是呢我想給你說清楚，我不得不放棄數(shù)學語言，用大家都能聽懂的語言。但反過來像盧瑟福那樣說，說如果不能用大家能聽懂的語言講清楚，那就是他自己也沒完全弄懂，這里就有更深一層的意思了。

　　三：“哲學問題”和“哲學史課題”

　　彭永捷：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人們開始探討這樣一種問題，中國為什么在二十世紀沒有出現(xiàn)大哲學家，是指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哲學家，這里面可能有各種原因，一個就是說，我們中國的思想家思考的中國問題可能不具有在世界上的普遍性，它是一個獨特問題，具有地域性。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作為哲學家來說，哲學引進中國才沒有多少年，是一個年輕的學科，中國人不是按照中國人原有的思維方式去創(chuàng)造，而是在模仿，模仿怎么可能模仿出大師來呢。這個是個問題。那么再第三個問題呢，可能就是和我們思想的自由的程度，我們社會給這個思想家的可能都有問題。

　　近年來我們進一步思考中國哲學這個獨特的學術共同體和話語體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關于“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這個問題包含著多重的含義，既有這個身份的危機，還有一個意義的危機。如果我們整個人文學科都是對西方的一種模仿，通過我們不斷的模仿能不能有一個自我創(chuàng)新的能力，這就成了一個關鍵。

　　從學術上來講真正妨礙我們從事自由創(chuàng)造的東西是什么，我想一個是學科體制，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身份，你是治西方哲學的我是治中國哲學的，這是我的一種身份，也是我的地盤，我只能在我這個地盤里說了算，我的地盤我做主。關涉到一起就是我們哲學教育，我們現(xiàn)在也在醞釀進行哲學教育改革，因為我們都是已經(jīng)狹隘到了二級學科，甚至二級學科里還分若干專業(yè)領域，培養(yǎng)出來的是具有單一哲學背景的學科背景的人才。所以我們受的教育就這樣，我們不得不只能說一個方面，其他的我不通，知之甚少。而且我們在大學里還一心一意地在制造這種人才，不斷讓他復制。如果哲學教育上不能從根本的入手，我們就會遇到一個問題。比如說，我們一說漢話胡說，這是一個問題，反駁的就一個當然的理由，你不漢話胡說不你讓我怎么說，實際上用“你讓我怎么說”來掩蓋這個問題,這個不恰當。怎么樣解決這個問題，我想和哲學教育有關系。

　　再一個就是學術的視野，舉個例子我們治中國哲學，我們參考的文獻基本上都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后來我們眼界進一步拓寬到港臺的學者，再拓寬一點就成了歐美一些漢學家，參考他們怎么治中國哲學�？墒俏覀冋嬲�研究學問發(fā)現(xiàn)，我們探討的很多問題韓國學者也類似探討過，或者人家已有成果，日本學者也有。所以像臺大的黃俊杰,他就提出過東亞的儒學和詮釋學，實際呢詮釋是一個現(xiàn)象，傳統(tǒng)文本像儒學呢是一個國際性學說。在歷史上。對同一個問題的詮釋，有中國的詮釋，有古代朝鮮的詮釋，還有日本的詮釋還有越南的詮釋，只有通過各種不同詮釋才能看出它的無限的豐富性和可能性�？墒俏覀兊膶W術的視野呢，由于我們這種教育的水平，學術訓練水平不夠，往往不能從一個國際性視野來看待這些問題。

　　起碼說，治中國哲學的人至少應該治東方哲學，因為有很多共同的話題。一個是從哲學教育入手，一個是從學術上解蔽�，F(xiàn)在我們之所以有跨學科對話，是因為單一的學科訓練模式已經(jīng)把我們訓練出了每個人有一種身份，就你帶代表那個學科我代表這個學科，你代表那個專業(yè)我代表這個專業(yè)，所以我從我的學科背景出發(fā)我們跨專業(yè)，你的訓練作為毛病的地方現(xiàn)在反而成了你的依據(jù)。因為我代表中國哲學，信息不對稱你說的，你對中國哲學了解不如我多，我對西方哲學了解不如你多，所以我們可以對話。前一段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漢學家,也是美國的一個《當代中國思想》主編叫戴卡琳，他在我們這兒做一個報告，說西方人最為歡迎的思想家是什么樣的，是四處亂竄的，就是他突入到很多領域里邊去使他的思想非常的活躍，他打破了那些束縛他的東西，所以給人很多啟發(fā)，帶來了很多新鮮的話語。我們現(xiàn)在感覺到，沒有誰去束縛我們，但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束縛太多。那么怎么樣去打破束縛呢，是不是就意味著對我不懂的東西就可以胡說呢，我覺得也不能這樣。不管我們現(xiàn)在的人多大的腕兒，實際上都是在很狹隘的范圍內(nèi)培養(yǎng)出來的，也就是說你一方面成就很高，你更多的是欠缺。這種治療呢應該從自我的治療開始，比如我現(xiàn)在要去談論海德格，首先得有膽量去談論，這個膽量建立在我真正的得去治療我自己，去認真地閱讀海德格，并不能說應該跨學科對話，我就隨意的去談，脫離開一種學術的嚴肅性。我覺得不是這樣，而是我能意識到自己的不足，我去認認真真地補這課。研究西方的學者也是一樣，我要了解中國哲學，這個不斷的程度問題，但是我是嚴肅認真態(tài)度。

　　再說一點我最近在看以前也看過的很薄的章太炎的《國學概論》，前邊有他的弟子曹聚仁寫的序，他說一個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他為什么“大”？就是給人們開拓了一個新領域，以前人們沒做過這個他做了。從哲學上來說呢，像胡適、馮友蘭就是這樣的人，以前中國人都做經(jīng)學，他們開出一條新的路。這個新的路就是后來所謂中國思想中國哲學。

　　我們是不是可以探討一下，一個是開辟新領域，另外一個是怎么樣開辟中國人做哲學的新路徑。比如說，志偉有一個說法對我很有啟發(fā)，就是讓哲學說漢語。以前我們一個是用西方哲學的漢語譯名，這就叫讓哲學說漢語，這個層次已經(jīng)做到了；
現(xiàn)在用自己母語，不光是日常語言，更多是哲理化的帶有深厚資源的這樣一種語匯去從事哲學思考。

　　四、哲學系應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

　　張志偉：
剛才我們跟嘉映下面還在講，任何一門學問你撲下去十年二十年，不敢說話的。這樣就涉及到理想狀態(tài)的確如此，它就涉及到從一開始的培養(yǎng)機制，怎么來一個過程讓你能夠既有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還不能是一種學科壁壘。從一開始就好像你有一個主干，我必須站在這個基礎上，副業(yè)我做什么。就是一開始就沒有，你像西方人它又沒有這個，它培養(yǎng)一個哲學系的學生不是你非要去從事這個或者那個，它的教育的系統(tǒng)是一個我們所謂很寬的基礎。當然到后來你自己可能有一個偏重，但是那個偏重可能會在哲學的某個分支，而不僅僅是哲學中的某一個人上面。也就是說它是作為哲學的知識基礎，但你作為一個哲學家是另一回事。就是說我的基礎知識訓練不能當作你的研究對象，如果你研究對象只是你的知識基礎，那你就永遠是一個學者。就變成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在中國做哲學就涉及到有一個中西的關系，第二個就是說你做哲學你那個研究對象是什么。你不能說我在中國做哲學，我研究的老子莊子，研究的海德格康德，那肯定就不對啦。那只能說是你的知識背景和基礎。

　　彭永捷：
對，我最近網(wǎng)上看一篇文章和這個類似，探討的話題就是我們?yōu)槭裁磁囵B(yǎng)不出哲學家，后來就反思這個哲學教育。我們哲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yǎng)出一個哲學研究者，研究某一個對象，可是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培養(yǎng)我們學生從事哲學。假如我們一個學生碩士論文寫的一個哲學話題，建構自己的一套哲學，我們要么是冷嘲熱諷，要么就是學生不自量力是吧，要不就是你這東西像個哲學愛好者的產(chǎn)品。

　　講到哲學愛好者呢，因為人民大學哲學系的“愛智論壇”里這個哲學愛好者對哲學的熱情，包括哲學大會我們能夠看出來，超過了專業(yè)的哲學家。但我發(fā)現(xiàn)當我們總是想搞得專業(yè)一點排斥哲學愛好者的時候，發(fā)現(xiàn)哲學愛好者身上有一種非常可貴的東西。這可貴的東西呢就是他敢于哲學創(chuàng)造，而我們就被限制在所謂專業(yè)的知識里邊�？墒侨绻�我們想一下我們中國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如果拿到現(xiàn)在來看全是哲學愛好者，我們說梁漱溟寫那個《中西文化及其哲學》那本書拿過來看，什么《人心與人生》這些拿來看是不是一個哲學愛好者寫的東西。放到一個專業(yè)的隊伍里看那絕對是一個哲學愛好者寫的東西。馮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用我們現(xiàn)在來看會不會說馮先生寫這個沒學問，確實他這個誤解很多，但是你說他那套心理學觀念，再者就是哲學，你說我們張先生這個“和合”學，拿到我們一個非常專業(yè)的哲學系要求，也可能認為是一個哲學愛好者寫的東西。這所以被接受呢，可能跟他們身份有關，他是在著名大學哲學系里邊，因為他從哲學這一點來說已經(jīng)沒有疑問了，大家都認可他了，那么他在從事寫一些哲學愛好者干的事情，大家說這是哲學家干的事情。可是很多人呢他沒有獲得這個身份，他做了這樣一些事情，然后我們說這些是哲學愛好者。

　　陳嘉映：
彭教授說完了，我有好多想補充的。最近有個學生寫論文，大學本科畢業(yè)論文，題目“什么是語言”，是我指導的，我看了說我知道你比一般的本科生想得多，認真，愛好，這是件好事。但是你這種寫法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為什么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你寫了很多關于語言的思考，但是我不知道這些思考和哪兒連著。他說我就是不要和已有的提法連著，我想從頭思考，我就從語言本身思考。我說，但問題是這樣，如果你也從頭思考，那個同學也從頭思考，每個人都沒有reference，每個人都從頭思考，就形成了昆德拉所說的局面：“我們?nèi)巳硕际亲骷业珱]有讀者”。你不能指望老師來從頭弄明白每個學生自己的思考，是吧。有些民哲或民間哲學家就是這個路子。但你得從某種我們熟悉的東西開始，或者從某個哲學家，或者從常識，然后我們才能明白你那里與眾不同的東西是什么。思考根本上是一種對話，是在某種特定的傳統(tǒng)中開展的。常識也是某種傳統(tǒng)。我覺得馮友蘭的情況跟他們是不一樣的，他所依賴的知識是我們共同知道的，所以你可以說他錯，可以去反駁他。但若真的各說各話，你就無法爭論，無法反駁。

　　另外你說，你要談海德格你就該好好去讀海德格。我和志偉中午正好說到這個，就是“生也有涯，知也無涯”。我們現(xiàn)在讀過幾年書了，我們就太知道了，讀什么容易啊，八十年代容易，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好歹我溜過一遍，那我就是海德格專家是吧，那我就敢講海德格哲學。今天的確是不可能了，往少里說，你不下個三五年功夫，你就別說你讀過海德格。那我們還怎么來進行學科間對話？我要跟你中哲對話，我花三五年讀了中哲，你說你先回去三五年讀朱熹，三五年你就讀讀王夫之，先秦我是不敢說三五年的，那完了呀，我就這么幾年，還對什么話呀。

　　有的人就這么說，你要讀海德格爾，你不讀胡塞爾你懂不了海德格爾，當然如果你不讀新康德學派你怎么弄懂胡塞爾？不讀康德你懂什么新康德學派啊，那你不讀休謨你懂什么康德，最后你不讀前蘇格拉底你什么都不懂。我覺得那種就有點太嚇人了，你知道吧，它就有點超過我們凡人能handle的那個東西。只能在一個小領域做一點專門工作。然后我們大家面對一些共同問題。有共同問題就有學界，要是沒有共同興趣，我們就最多有些專家，沒有一個所謂學界。這就是李河所講的現(xiàn)象。

　　我覺得學科間對話這個提法本身也許有點問題，至少在理解上稍微有點問題。我想所謂學科間對話呢，其實就是問題對話，而不是要強調(diào)學科背景。學科里面的工作是不用對話的，我好好注一本莊子，做了大量新考據(jù)，你干嗎讓我對話，你們愛讀你們就去讀，我不跟你們對話，我就是做莊子。但莊子里的哲學問題卻不是莊子的問題或哪個學科的問題，道是可言還是不可言，這不是莊子的問題，是咱們大家的問題，你覺得莊子講得挺透，我覺得王弼講得透，他覺得海德格或維特根斯坦講得透，要弄清這個問題，就需要把王弼、維特根斯坦都拉到一起來對話對話了。不是說我硬要跟你對話，為對話而對話，而是那個問題把我們領到一起對話。對話如果失去問題主導，它不但流于形式而且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兒。

　　你考據(jù)莊子文本中的問題，你不找我對話，我也沒資格和你對話。如果我真想對話，我就好好讀莊子。但你和我討論莊子里的哲學問題，你就很寬容，你知道我不可能有時間把世界上的書都讀了�？裳圆豢裳�，那問題在那兒，對話呢一定要是問題導向。

　　我說問題導向的時候，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對話不依賴各自的理論。我建立了個和理論，你建立個場論，在我看來那不叫哲學創(chuàng)造。各自抱著理論就無法對話了。我們要討論道可言不可言的問題嗎？你說你先得把我的場論弄清楚，我說你先來把我的和理論弄清楚，這壞了。以前我們只有康德和黑格爾，現(xiàn)在好了，我們又有每天花樣翻新的新理論，沒有通通讀懂就別談問題。我恰恰是說，你的理論呢，你自己有興趣，你就好好去研究，到了問題上，我們是平等的。

　　討論可言不可言，這哥們說哎呀你沒讀通莊子這問題你就別談了，那哥們兒說禪你沒讀通你就別談了，我說維特根斯坦你沒讀通你就別談了。那就沒有對話了。我們之所以要走在一起對話，正因為我們讀的書不同，但我們的問題是共同的。不能等我們書都讀了共同的我們再來對話，那就晚了。不管你自己構造了什么理論，不管我讀了多少書，我在跟你對話的時候咱們就像你沒理論我沒讀過書似的，就是要把我們從各自所長拉出來降到共同平臺上。

　　我們各自所學的專業(yè)當然還是有用的，但是在對話中，我的專業(yè)訓練的作用是內(nèi)在的。你的專業(yè)內(nèi)在地幫助你更好地思考我們的共同問題，而不是我們各自把這個問題收到我們各自的專業(yè)框架里面去。不管你書讀得怎樣多，理論多高深，你覺得我還配來跟你對話，就說你這事兒沒想通，想著雖然陳嘉映沒讀過這些，但他讀過一點兒維特根斯坦，看看能不能對這個問題有貢獻。

　　最后一點就是李河所說的德勒茲那個所謂geophilosophy，我覺得這個概念的確是很重要。我一向覺得，哲學大會上是不可能對話的，我們都開過大會，純粹都是在走形式胡鬧。今天我們六個人關心一個問題，挺好。用不著六百個人，倒是壯觀、熱鬧。我們六個對完話呢，也興許我們?nèi)齻�又找另外三個對話，為什么呢，因為那六個人關心那問題，這六個人關心這問題。若說哲學是對話，那是一個連環(huán)套的對話，并非我們有一個普遍的哲學，一種普遍的哲學思想。沒有這種東西。有的就是這些局部的哲學思想，通過連環(huán)的對話聯(lián)系在一起。

　　彭永捷：
這個我再補充點兒，剛才也很有啟發(fā)。剛才李河也說，我綜合一下，就是把這個學科對話看成一個暫時現(xiàn)象。我們說這是一個暫時現(xiàn)象，內(nèi)在問題只不過是我們不同學科的，因為都是專家，等于說專家解決某一個問題。這個更引申一下，為什么這個不同學科的專家要去面對一個問題，實際上我覺得這里邊根本性的還是要意識到，身份的變化。從哲學史的學問來說，我根本不關心這個問題，比如說我講王弼講語言，我講清楚就完了，但是我真正認識到我要做一個探討，我就像剛才說那個哲學愛好者似的同學似的，我要研究語言問題的時候，這個時候問題意識才突出出來。如果說沒有這樣一個身份的自覺轉換，本不會去看到那個問題本身去。我最多就問問你這個王弼時怎么理解，海德格維特根斯坦，我因為要了解維特根斯坦才問這個問題。

　　陳嘉映：
對，有時我要請教專家，給我一個專業(yè)性的指導，這不是對話，是學習。

　　彭永捷：
我覺得這個有個，因為你在從事教學，你在塑造一個，不是說你要從她這兒得到什么，這老師從學生那兒可能有時候得到東西，可能有時候得不到東西。但學生能得到什么，就是說這個學生對于你來說是個好苗子，你可以引導她。就是說你的進入哲學史的訓練。我們舉個例子，比如對一個學生來說開這個課是個seminar,探討顏色是什么，我們那個論壇網(wǎng)上大家也看到，顏色是什么，也可能只是哲學系的人才無聊到探討這個問題。那么有人說顏色就是光和波，是屬性（哲學史上的一種觀點），另外他會說是感受性，有的說是觀念，通過這個就可以引出不同的哲學家。哲學上的問題往往是永恒的問題，可以不斷地思考。讓他在這個過程中接受哲學的訓練。我們現(xiàn)在教學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我們排斥那些東西，恰恰是我們哲學中最缺乏的。我們首先就想培養(yǎng)一個學問家，有沒有想到學生一起來和我思考，就哲學上的探究，因為我們自己也不做這樣的工作。大多數(shù)人來說，我們做的也就是研究一個人怎么說，把這個東西弄清楚了就很了不起了。我們自己沒有這種風氣，到學生一做這個的話，我們總覺著你哲學史還沒弄明白呢你怎么考慮這個問題�？墒窃谶@個思維方式上我們就已經(jīng)不可能去培養(yǎng)一個從事哲學的。

　　陳嘉映：
在教育上我倒不是說專業(yè)教育太多通識教育太少，說得圓滑點，兩個都太少。

　　對話時來不來就拿出自己的專家身份，是嚇唬人。對哲學思考來說，無論你學的是海德格還是康德，最后要學的都是人家那個理路啊，這個理路不一定非學海德格不行，學康德就不行。這是個基本訓練。關鍵在于不要把專家和問題混起來。

　　李 河：
是超越它的問題，因為“超”呢比“非”還好一點。因為這涉及到學術判斷力問題，復雜的還是專業(yè)訓練這點。專業(yè)訓練第一個，是說你樹業(yè)有專攻，聞道有先后那個先放一下，倒先放一下。第二個，這個樹業(yè)專攻不光涉及到，我記得那個？？(01:45:50)講到 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里頭區(qū)別倆概念，也特別他的meaning和significance這兩個詞區(qū)別。meaning你談這個東西它內(nèi)在的意義啊，內(nèi)在的含義啊，這是你自己要花很多功夫去談的；
但是這個significance呢，經(jīng)常是涉及到它的影響問題。我們中文都把它翻譯成意義或者什么，但它的意思是不一樣的。你的樹業(yè)有專攻的時候，你得到的那種訓練和你跟著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去面對他的問題，這種訓練才使你不僅有背景也有能力去面對其他的超專業(yè)的問題。

　　陳嘉映：
不要把自己的專業(yè)背景看得太重，但是要把自己的專業(yè)調(diào)動起來，就是專業(yè)訓練起作用了。

　　李 河：
專業(yè)訓練在這里才起作用。一個是學術判斷力的生成，比如你剛才講學界，或者共同體，都是一個。共同體的人不管他來的具體專業(yè)背景不一樣，但是我想他們在學術判斷力上應該有類似接近的地方，不管是家族相似，或者是類似的。他們能聽得出來，就哪些東西是有意思的，哪些可以繼續(xù)展開的。

　　張志偉：
不過也可以不這么理解。比如我想，我把哲學問題看作是沒有終極答案。當然哲學家都要回答，他可能路子不一樣。那我跟著任何一個哲學家最后面對的是他解決不了的問題，那么，實際上它就是一個引導上路的方式。你的那個基礎的訓練，就類似咱們老說那個理論思維訓練，其實就類似，起碼它最基本的那個消極意義。但你訓練的結果就不是說把它當作一輩子的對象，而是說我去引向那個問題，其實我讀海德格，我就可以和維特根施坦面對同樣的問題，我就有一個對話的基礎。但我對話的時候我如果引經(jīng)據(jù)典，用海德格和他去，那我其實是個專家，我根本不是一個面對問題。

　　陳嘉映：
我聽你們兩個發(fā)言，我能理解到的就是，要把專業(yè)訓練帶進來，但不要把專業(yè)態(tài)度都帶進來。

　　彭永捷：
對

　　陳嘉映：
引用康德的時候本來是為了簡便，而不是為了造成障礙。我引用康德，那我是假設你知道康德，一引用就省了好多話。我引用康德并不是因為非得懂康德才行，如果你不熟悉康德的話，我應該能夠用別的話說出我所要說的。剛才我引了盧瑟福的話，我們應該能用大學一年級學生的話說一遍。

　　彭永捷：這就是我想說超越�，F(xiàn)在學術界關于問題對話已經(jīng)很多了。就是說怎么樣超越，改變學術生態(tài)。我可能現(xiàn)在著重某個學科背景訓練，但是我要自覺地接受更多的訓練。我的打破這樣一個學科界限，就是我也要了解很多美學的東西，要了解一些邏輯學的訓練，比如說我們搞中哲的有時候這方面不夠，希望哲學的訓練。在這種情況下，我是有意識的自我超越、完善，我逐漸地打破這個。我不可能整個的西方哲學都很熟悉，你們搞西哲的人都不能做到，何況研究中國哲學。但是我認真去讀一兩個人，讀一兩本書，這可以做到吧。這就可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fā)，遠遠超越我原來只有一種訓練。

　　其實你就說那個困難對任何專業(yè)都一樣，我搞中國哲學的人我專門搞宋明理學，搞宋明理學的那么多人我又怎么可能都熟悉啊，但只是一種專業(yè)的訓練。解決問題的時候我也有一個超越，我不能僅僅依靠我搞宋明理學的訓練就夠了，然后我還要自覺去接受其他的訓練。這個就走向我們說這個第二種哲學對話，這種哲學對話實際上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哲學生態(tài)，把這種學科壁壘首先從主觀上就消除掉它。不要總說我首先是一個西方哲學專家，我現(xiàn)在是不是也能在西方哲學之外也去做一個中國哲學專家，我就認真研究那么一兩個人物。我覺得這種從根本上能改變我們以前培養(yǎng)人才的模式，和我們搞哲學研究的模式，咱們是不是說，這方面也討論討論。

　　五：學科對話與學術共同體

　　干春松：
我個人覺得，陳嘉映剛才清理了一個問題。以前我們一說起學科對話，那當然是一個很高的境界，我要跟你對話，中西馬，好像是說我又懂中又懂西又懂馬，這個可能是一個特別理想的狀態(tài)。今天我覺得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就在這里，學科對話可能并不是說，我要跟你對話就把我自己變成一個維特根斯坦，變成一個剛才說的“超”的境界。還是接李河說那個學術共同體的問題，共同體的建立是依托于一個什么問題才有可能，但現(xiàn)在生態(tài)里很重要的問題剛才李河說到，就是：中國人說的事，中國人從自己的源頭說出來的事沒人管沒人理。這是沒有共同體，沒有學界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寫文章也是這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引的人越老越好，腕兒越大越好。我們?yōu)槭裁凑f趙汀陽那個東西值得花功夫去弄？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意識去培養(yǎng)所謂的“界”，就是共同體。我覺得雜志的功能可能要自在這里，雜志的功能當然要發(fā)表一些專業(yè)的文章，但是要成為一個學術共同體可能依托的東西。你或者說它是一個小團體，或者說它是一個什么樣，那問題是，它就自覺地會出來一些事，有不同的背景的東西�？赡芪易x海德格爾和你讀海德格爾的出發(fā)點意義都不一樣，我去讀的時候我從來就沒有想成為，我可能亂翻，我可能一下翻到300頁，我不從第一頁讀，它可能就哪天哪句話蹦出來了，這句話可能甚至都不是海德格爾的原義。

　　彭永捷：
我們想一下這個操作層面，假如我們對話，比如我要探討語言問題，你跟我講一講海德格的論述語言。假如我對海德格一無所知，你對我所說的話一無所知，我們根本就沒法講清楚。我們說可以交流呢，實際上我要先了解一下海德格，你才能給我講清楚，然后我研究中國哲學你也了解點兒中國哲學的背景，然后用我們比較能溝通的語言。實際上對話過程中呢是一個相互學習，我也了解一點兒海德格，我雖然不是專家，但我多少對他了解，而且你要真明白海德格對那個問題是怎么論述的，你不去看看海德格至少論述這個問題的章節(jié)，至少我去看一些一般介紹性的文獻，我怎么可能海德格這個問題對我有所幫助呢。難道我只是說按照字面意思翻譯了取引幾句話嗎，肯定不是這樣。我說往操作層面走的時候，肯定都會超出我原有的界限。我是這么一個意思。當然我根本不敢說我讀一讀海德格，我就變成海德格專家了。

　　張志偉：
對。其實有一個點和面，就是說我這個面的知識應該是哲學史的，不是一個人的。但是呢你畢竟總要對其中的某一個人，你那個上路總有一個人引你路。

　　陳嘉映：
學生問我要參考書目，我說你先把哲學史先讀一遍。他問哪個哲學家最重要，我說無所謂的，你讀哲學史你覺得哪個你最有感覺，你就去多讀一點，讀得成了個準專家。然后你可以自己思考了。不一定，你說誰最重要，康德最重要還是黑格爾最重要？

　　彭永捷：
因為以前我們總是強調(diào)這個哲學訓練，訓練的就是學生一想到就是“誰怎么說，誰怎么說”，從來不想“我怎么說，我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就不會往這兒想。如果從來不這么想就永遠從事不了哲學，做哲學家，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你在這個問題上要有所推進，不一定給出新的答案。你是在思考這個問題，然后呢發(fā)現(xiàn)別人思考的有什么更多啟示，把那些地方更多地說上幾句的時候，這個時候才所謂一個哲學家的，或者哲學上的創(chuàng)造。

　　另外我剛才接著干春松說這個學術共同體，這個話題再往前說一步就涉及到這個學派的問題。因為現(xiàn)在我們?nèi)狈�爭論，第一個就是沒有學派意識。只有幫派意識、宗派意識、門戶意識，但沒有學派意識。最明顯就是我們現(xiàn)在哲學家太少，假如出了那么幾位哲學家，這構成一個小哲學生態(tài)，這個哲學之間才有互動。我們現(xiàn)在情況呢就是剛才李河說的，沒有回應。我們現(xiàn)在一種學術的氛圍主要是對西方的一種引用、注解，在這樣一個氛圍里邊，我們總想到西方出了什么新觀點，趕緊去研究他然后來引用他。我們自己國內(nèi)的學生又想到什么問題，在這個形勢下，國內(nèi)人想什么好像都不重要了。這個要改變一下，應該有意識的營造一下這個氛圍。第二個就是正因為這樣的人也很少，也形不成這樣一個可以互動的生態(tài)，以后是不是要鼓勵很多人，特別像趙汀陽現(xiàn)在做，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他做這件事，這個身份轉換本身，他要做一個哲學的研究，在現(xiàn)在的學術界來說，就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了。假如出現(xiàn)一批趙汀陽，那可能我們哲學界就很熱鬧了。他們之間就互相問辨去，很多觀念不同。你看宋明理學家經(jīng)常搞這個什么鵝湖之會啊，講辯論，為什么啊，學派太多人物太多，有可以辯論的東西。

　　陳嘉映：
我補充兩小點兒。一個是，現(xiàn)在呢，連哲學家都沒有把哲學當作一個公共平臺，哲學家都是我來談海德格爾你來談康德，卻沒共同問題。第二呢，就是我老說，哲學問題不是哲學家的問題，咱們不說是全民的問題，至少是學界的問題。絕對不是說只有哲學家才能討論哲學問題。比如中國，我們面臨好多觀念上的問題，絕對不是說哲學家才有資格來談，歷史學家，什么家，不管是做什么專業(yè)的，只要有學術訓練，有一種思考的嚴格性，就能夠來談。倒不是人太少，是各自做專業(yè)，不面對共同問題。在這點上應該給趙汀陽的《天下體系》一個肯定，他做這種努力的確是現(xiàn)在比較少的一種努力。做的方式你不滿意，你可以批評他，沒誰攔著你批評。更主要的是沒人攔著你用一種更好的方式去做。但不要拿出專家的身份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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