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隱的《武夫當國》的確是一本惹眼的書，雷頤說陶“擔當?shù)闷鹉抗馊缇娴氖穼W家的稱號”，張鳴說此書“對每個讀它的人，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李亞平說“想要了解現(xiàn)實從何而來，而又不被誤導的話，你就應該認真讀這本書”，吳思則直接把此書和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進行類比，認為陶菊隱使用的是“活的史料，是活生生的歷史”。一般情況下，學者們讀書，懷疑居多，對于這本《武夫當國》，學者們卻一致放下了懷疑的姿態(tài)，這在眼下的學界實不多見。

　　記者寫歷史可信嗎？

　　陶先生是一名記者，《武夫當國》所涉及到的所有材料均來自一名記者的發(fā)現(xiàn)，外加日后的資料考證。一般而論，對記者的工作，我們是有必要保持警惕的，至少某些環(huán)境下，必須如此。但對陶先生似乎要另當別論。雷頤說，“對史實，陶氏極為認真，所用材料皆有所本，且大都經(jīng)過自己的一番考證；
毫不戲說卻通俗生動。”雷頤所說的材料皆有所本，這里的本，應該是指陶先生當年憑借記者身份掌握的材料，這說明學者們完全信任了作為一名記者的陶菊隱的所有工作。

　　說實話，我也基本相信陶先生所引史料已經(jīng)最大限度的接近了真實，理由是陶先生在一個紛亂的時代里盡到了一名記者的本份，說了真話，客觀的紀錄了歷史。從新聞史的角度看，陶先生肯定是個經(jīng)典案例。有人評價，陶先生是以報道北洋軍閥起家的，是這段歷史的直接目擊者。他與各路軍閥和北伐軍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當密切的交往，對他們作過周密細致的采訪，參與過許多重要會議的報道，不僅對臺前發(fā)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對許多鮮為人知的秘聞軼事也知之甚詳。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政客之間，獲得他人難以獲得的消息，卻又不失獨立新聞人的原則，客觀、如實、及時地向公眾進行了報道。

　　熟悉20世紀中國新聞發(fā)展歷程的人必然要問：為什么陶菊隱先生能盡到一名記者的本份，能真實地記錄歷史？有一種觀點似乎能回答這個問題：北洋軍閥時代眾多派系之間的斗爭在不經(jīng)意之間制造了某種制衡，他們忙于搶奪地盤，這使得新聞、教育、學術等等非物質體系有了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比如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里，就有類似的分析，他認為蔡元培時代的中國大學教育就得益于北洋軍閥無暇顧及意識形態(tài)管制，而西南聯(lián)大更是在紛亂的抗日戰(zhàn)爭年代偶然得之的學術土壤。前幾日讀孟加拉的尤努斯著作《窮人的銀行家》，談及經(jīng)濟極度貧困、封閉的孟加拉竟然由政府批準成立了私人企業(yè)性質的格萊珉銀行，尤努斯就認為是更替過于頻繁的軍人政府的一次偶然行為，軍人政府剛剛上臺，頭緒繁多，他們似乎期望通過格萊珉這樣的私人銀行來安撫窮人，并進而使得政權穩(wěn)定。

　　從陶菊隱先生，到何兆武的大學教育，再到孟加拉的尤努斯的窮人銀行，都在顯明小政府大社會這樣一個常識性的道理，當政府的權力達到干預一切的時候，其社會發(fā)展必然是病態(tài)的，落后的，甚至是倒退的。陶先生的記者生涯進一步說明了這個常識。北洋軍閥時代，先生是一流的新聞人，到國民黨時代，政府力量強大起來，新聞管制日緊，先生只好從新聞轉到寫舊聞了。從1941年開始，陶菊隱先生淡出新聞界，過著隱居的生活，專注文史研究和寫作，一代卓越的新聞人徹底放棄了自己的新聞理想。

　　這么看起來，作為一名優(yōu)秀的記者的陶菊隱，是一個偶然，在他之前與在他之后，均沒有產生陶菊隱的紀錄。所以，他的記者材料便彌足珍貴，他寫的歷史便值得人們相信。

　　值得懷疑的全景式寫法

　　關于《武夫當國》的寫法，也是需要存疑的問題。讀《武夫當國》，常常被場面和故事吸引，140萬字的著作，讀來完全感覺不到枯燥。這是典型的全景式敘述，我們能看到軍隊之間的格殺場面，也能看到軍閥們在密室里的陰謀，象一部豪邁的散文，縱橫捭闔，但主題鮮明，又象一部情節(jié)詭異的小說，人物逼真到你悚然驚奇。

　　關于全景式敘述，應該是一個有爭議的寫作方法。對于歷史的敘述人而言，全景式顯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加入很多個人的想象。這就是問題所在。這種由來已久的敘述技巧事實上是中國敘事文學的傳統(tǒng)手段，其不足之處是必須預設一雙無所不在的眼睛。后現(xiàn)代的敘述家們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弊端，因此才有新技術的引進。不過，在歷史領域，敘述技巧的發(fā)展似乎與文學相反。司馬遷的《史記》就具有全景式寫法的諸多特征，從人物對話，到人物心理，司馬遷均無所不寫，而索引一派的出現(xiàn)，應該是意識到了全景式的不可信之后，才把功夫放在考據(jù)之上。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史家們看來，司馬遷才代表了歷史寫法的圭臬。顧炎武在《日知錄》“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篇章中，有“古人做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語，可見顧炎武對司馬遷的全景式寫法的推崇。全景式歷史生動有趣，而索引性歷史則忠實于所見史料，不能出現(xiàn)絲毫臆想，因此，索引派歷史必然干癟，缺少情緒，缺少文采。白壽彝先生有感于這種現(xiàn)象，提出了“史學界應該向司馬遷學習，要改變我們的文風”等觀點。

　　究竟怎樣理解歷史寫法上的差異，顯然見仁見智。具體到《武夫當國》這本書，當記者筆法和全景式敘述同時出現(xiàn)在陶先生身上，我們便看到了一種抑制不住的情緒裹夾在書中，比如“段政府所仇視的是人民群眾的進步力量，所喜悅的是守舊官僚的腐朽勢力，段先后任用的都是著名反動派和安福賣國集團臭名昭著的人物”等等宣泄性的觀點，即使放在一般性的討論文章里，也缺乏理性風范。陶菊隱先生似乎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對此有所交待，“此書是史話，不是史論”，“此書是史話，不是小說”，先生還強調“內容盡可能多提供材料，少發(fā)議論，不多引經(jīng)典著作，力求做到從事物的現(xiàn)象中反映事物的本質”，現(xiàn)在看來，陶先生不多引經(jīng)典著作他做到了，但少發(fā)議論似乎做得不夠。所以，有歷史學者私下言明：“讀《武夫當國》，只讀史料，不讀觀點”。

　　醒目的紅補丁

　　《武夫當國》從1957年開始出版，到1959年全部出版完畢，這個饑餓的時代里能出版如此厚重的歷史著作，實在是個意外。正是如此，那個荒誕的年代里的一些思維方式也理所當然的走進了陶先生的書中。

　　這個時候，陶先生的人生歷程中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命題：怎么寫舊聞？陶先生的兒子陶端對此有所說明：陶先生解放后的寫作難上加難�！半y就難在畢竟是在解放后，再要象在過去那樣以天馬行空的風格寫書，已不合時宜。于是父親一邊勤學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力圖以新的觀點重新詮釋這段他熟悉的歷史，一邊將它固有的過去自由散漫的文筆加以自我約束收斂”。

　　兒子對父親的分析是否合理，我們不得而知。到了1959年后期，全書尚未出完，出版社卻打算停止出版。“萬般無奈之下，他想到了求助毛澤東主席。他給主席寫了一封信，內容是向主席匯報自己寫這段歷史的初衷是想以歷史為鑒，告訴讀者，只有共產黨才能統(tǒng)一國家”。

　　這封信可以看成陶菊隱先生在書中加入很多紅色補丁的基本來由。比如，在寫1924年12月七國公使照會臨時政府既成條約之事，陶先生便加進一段話：“這時，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關于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革命運動，在全國范圍內有了更大的發(fā)展，這一形勢迫使帝國主義不得不暫時和緩他們之間的矛盾，以便采取聯(lián)合行動來對付中國人民”；
在寫廣東革命軍東征，滇、桂軍閥不堪一擊時，陶先生如此議論：“他們失敗的原因，一方面由于高級軍官生活腐化，軍隊紀律廢弛，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在與反革命軍閥的斗爭中顯示出來無比巨大的威力”。在寫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政變時，陶先生如此分析：“在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員，主張對蔣的叛變陰謀加以反擊，但由于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強調團結，反對斗爭的妥協(xié)政策，削弱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力量，助長了蔣介石的反革命野心”。

　　即使從黨史的角度看，上述論述也違背了歷史事實。當然，我們理解陶菊隱先生的難處。時代過于荒誕，先生卻想為歷史做點事情，因此必要的妥協(xié)在所難免。這么看起來，《武夫當國》似乎衍生出更多的價值：其一當然是北洋軍閥史話價值，其二則是陶先生的個人史價值，最后則是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現(xiàn)象的價值。

　　這么多價值擺在一起，我們哪有不感謝陶先生的道理？

　�。ㄌ站针[：《武夫當國》，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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