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編者的話：八零后出生的年輕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華國鋒，對他們而言，這一人物并不存在。既便存在，也只是一個似有似無的影子。在官方的敘述中，他更多是一個礙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謂“三代領導集體”之外，沒有他，歷史的敘述會更順暢，更完整。對于一位曾在共和國歷史上集黨政軍最高職務于一身的中共領導人，這種情形是很可駭怪的。而實際情況是，沒有他，歷史將是另一番光景，沒有他，歷史的敘述會中斷。他是真正改寫了歷史的人。

　　就韓鋼教授的敘述分析，華在歷史上的遭遇，不但與當時的政治格局有關，也與他個人的性格有關。就前者而言，他所繼承的政治遺產(chǎn)和他的權(quán)力來源是相當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繼承的政治遺產(chǎn)是一個既無法終止，又無法繼續(xù)的局面；
而他的權(quán)力既來自毛的指定，也來自“粉碎四人幫”的行為。這其間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幫”攫取最高權(quán)力的阻礙，也是別人通往最高權(quán)力的踏腳石兼絆腳石。作為絆腳石，盡管有毛的欽定，盡管“黨政軍”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幫”的歷史功勛，但在一個“論資排輩”，講根基講實力講權(quán)謀的官僚集團中，都不能成為他的護身符。而他忠厚老實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這一點）在這個冷酷狡詐的政治環(huán)境中成了他的負資產(chǎn)。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種種說辭，以便證明他“犯了錯誤”，以便證明他的“下臺”是合理的。

　　這些說辭真真假假暫且不論。問題不在于說了和做了什么，問題在于誰說、誰做。比如“兩個凡是”和“四個凡是”，比如“壓制平反”與壓制給（除文革外的）歷次運動的受害者平反，比如“個人崇拜”與“只能有一個婆婆”……前者就是錯誤的，后者就是正確的。歸根結(jié)底，問題不在于搞不搞“改革開放”，問題在于誰來掌握“改革開放”的話語權(quán)，從而說明改革開放是某人的功勞，離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萬端的是，華國鋒是在一個百廢漸興、日趨進步的歷史時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傳統(tǒng)勢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實踐派”合力趕下政治舞臺的。華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認為他沒有資格，后者認為他是個障礙。而這兩者在“后華時期”的斗爭，以后者的失敗而告終，形成了目前“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局面。

　　韓鋼教授在本文中力圖還原一個真實的華國鋒，一個曾經(jīng)被冷落、被歪曲、被誤解的歷史人物，并進而認為，一個社會的深刻變化和轉(zhuǎn)型，未必需要強勢政治領袖。

　　韓鋼：還原華國鋒——關于華國鋒的若干史實

　　繼毛澤東之后，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任職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
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華主政兩年的評價盡管有貶有褒，卻是貶多于褒。最權(quán)威的結(jié)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耙徽�”：“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八呢摗保阂皇恰巴菩泻瓦t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
三是“在繼續(xù)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
四是“對經(jīng)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xù)，也負有責任”。此后，在中國大陸，只要論及華國鋒，相關著述幾乎無一不是按照這個基調(diào)來評述的。近些年來筆者閱讀的印象，發(fā)現(xiàn)“一正”顯得不足，而“四負”則不少有違事實或過于武斷。

　　華國鋒辭世后，官方的評價有了變化。新華社發(fā)表的華的生平，有幾點同從前大不一樣的說法：關于粉碎“四人幫”，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稱華“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
關于平反冤假錯案，不再說“拖延和阻撓”，而說他“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
關于經(jīng)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投入經(jīng)濟建設各項工作”，“強調(diào)千方百計把經(jīng)濟搞上去，使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fā)展”；
此外，還提及華在“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薄ⅰ巴饨还ぷ魅〉眯碌倪M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拋開其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至少在事實的層面，官方這次的評價應該說還算公道。至于“兩個凡是”、壓制“真理標準討論”、“新的個人崇拜”等問題，新華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這很可能是格于對已故者悼念、避諱的人倫和慣例，未必是官方在這幾個問題上也改變了結(jié)論。

　　華國鋒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華社發(fā)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結(jié)論。但是在筆者看來，蓋棺卻并未論定，關于華國鋒的研究，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抓捕“四人幫”

　　關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幫”行動，迄今為止，在缺乏公開文獻的情況下，三位直接當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視，即華國鋒、李先念、吳德。其他的記述多為轉(zhuǎn)述甚至道聽途說、以訛傳訛。

　　三位當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決“四人幫”動議的是華國鋒。

　　據(jù)《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會議上發(fā)言詳述抓捕“四人幫”經(jīng)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現(xiàn)在到解決的時候了。李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xiàn)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么時候解決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征求他的意見，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zhuǎn)告了華的意見。

　　吳德在《十年風雨紀事》的自述中說：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xiàn)在‘四人幫’問題已經(jīng)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zhuǎn)達了華的委托。吳大概是從華國鋒那里得知這個情況的，因為據(jù)吳稱，華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據(jù)張根生記述，1999年3月9日，他曾親自向華國鋒詢問粉碎“四人幫”的過程。華告訴張：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quán)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zhuǎn)達了華國鋒的意見。

　　三位當事人對事情經(jīng)過的回憶，時間、細節(jié)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節(jié)是一致的：華先找李，通過李找了葉。最近發(fā)表的熊蕾（熊向暉的女兒——筆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幫”后的第五天，葉選基（葉劍英侄子——筆者注）和劉詩昆（葉劍英前女婿——筆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暉介紹此事的經(jīng)過。葉選基稱，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李答：華總理。這也從一個方面證實了三位當事人的說法。

　　對解決“四人幫”問題，葉劍英曾在中共元老和軍方將帥之間有過私下議論，可以說早有考慮。當華國鋒委托李先念轉(zhuǎn)告此意后，葉與華一拍即合。這樣，華、葉、李最早達成了共識。葉劍英的支持最為關鍵，葉以其軍方元老的資歷和豐富的政治智慧，憑借當時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在黨政軍各界具有極高威望。他同華聯(lián)手解決“四人幫”問題，堪稱中流砥柱。

　　三位當事人的口述還表明，與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員分別溝通的，也是華國鋒。

　　當時在京的政治局成員一共有16位，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外，吳桂賢因被認為“追隨”江青等人、劉伯承因病重不曾與聞此事，汪東興、陳錫聯(lián)、吳德、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都是華國鋒先后分別商談或打招呼的（據(jù)吳德說，倪志福是他個別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員都贊成或基本贊成華的提議，尤其是汪、吳、陳（錫聯(lián)）、蘇態(tài)度堅決和積極。這樣一來，華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員絕對多數(shù)的支持。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方案，也是華國鋒分別同葉劍英、汪東興、吳德、李先念、陳錫聯(lián)等人商談的。

　　據(jù)張根生的記述，華國鋒說他“親自和葉帥直接商談了多次”，并找了汪東興談話，“還與汪東興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華“還親自找了北京市委吳德、吳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謝靜宜、遲群的煽動上街鬧事”。

　　據(jù)《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2000年5月20日訪問華國鋒，華說：（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李先念、吳德、陳錫聯(lián)、紀登奎和陳永貴參加，我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還說：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采取隔離審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見。9月26日，他向李先念、吳德通報了隔離審查的想法，得到李、吳贊同。

　　吳德的回憶最為詳細，不僅印證了9月16日和26日華同李先念和他兩次商談的情況，而且敘述了10月2日、3日、4日，華國鋒同汪東興和他分別多次商議行動細節(jié)的經(jīng)過。吳德還提到華約見耿飆，指令他進駐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新聞單位的情況。

　　10月6日晚8點，在華國鋒、葉劍英主持下，汪東興具體指揮，中央警衛(wèi)部隊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予以抓捕，宣布對其隔離審查。吳德指揮北京衛(wèi)戍區(qū)部隊，抓捕了“四人幫”親信遲群、謝靜宜、金祖敏。耿飆率北京衛(wèi)戍區(qū)部隊，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紅旗雜志社等新聞單位。隨后，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為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從提出動議到分別溝通，從商量方案到坐鎮(zhèn)主持，華國鋒是抓捕“四人幫”行動所有環(huán)節(jié)的主導者，絕非僅僅“有功”，而的確“起了決定性作用”。

　　阻撓鄧小平復出？

　　一個流傳至今的說法，稱華國鋒繼續(xù)“批鄧”、阻撓和拖延鄧小平的再次復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說明，事實恰好相反。

　　據(jù)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后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
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
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后，李先念、陳錫聯(lián)、吳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小平，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愿望。華宣布請鄧小平出來工作，葉劍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這并不能反證華國鋒“阻撓和拖延”了鄧小平的復出，而正好說明華接受了葉的提議。

　　事實上，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據(jù)葉劍英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回憶，抓捕“四人幫”之后，葉向他傳達中央的指示，為鄧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給鄧小平送閱中央文件。王守江說的是“傳達中央的指示”；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回憶錄里也說，是“中央做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決定”，華國鋒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敘述有一點尚待考證，他說給鄧送閱文件，是葉劍英安排鄧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據(jù)毛毛的回憶和官方編寫的《鄧小平年譜》，鄧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說，第一批文件是送到醫(yī)院的。鄧當時患前列腺炎、嚴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進解放軍三○一醫(yī)院。毛毛稱，12月14日，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這比王守江說的時間，早了近兩個月。毛毛還說，12月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為鄧小平進行手術治療。據(jù)《鄧小平年譜》，鄧住院期間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聽取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介紹粉碎“四人幫”的情況。

　　恢復閱讀文件，批準實施手術，高規(guī)格的集體面晤，對尚是“待罪”之身的鄧小平來說，不只是生活和醫(yī)療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動。華和高層這時是否告訴過鄧請他重新出來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僅從上述舉動看來，即便當時沒有明說，也是作一種暗示。何況，前引吳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陳錫聯(lián)去西山看望鄧，“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愿望。

　　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向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者說過：“中央在決定解決‘四人幫’反黨集團問題的時候，認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華說的是“決定”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時候，即一開始華和中共高層就已經(jīng)考慮鄧的問題了。吳德的口述可以印證華的說法。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李鑫后來也說過：“我記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議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當時中央準備召開一個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的會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交一個底，要我們?yōu)槿A國鋒同志起草一個講話提綱。我記得我向參加起草講話提綱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傳達了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眳⑴c起草的當事人證實了李鑫的說法：華當時的“指導思想是高舉毛主席的旗幟多做工作，準備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1977年1月份為華起草的“講話稿中已經(jīng)明確地寫了這個思想”。陰差陽錯的是，這次會議后來因故推遲了。不然的話，還在1977年1月份，華就會向黨內(nèi)高級干部“交底”，那樣，也許就不會導致后來中共內(nèi)外的紛紛議論了。

　　至于鄧小平?jīng)]有馬上復出而等待了一段時間，其實是華和中共高層的策略考慮。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也曾作了說明：中央考慮到“四人幫”的余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會利用這個問題作借口，所以解決鄧的問題“要有一個過程”。華用了八個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比A說：“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贊成中央的這個決定，認為一打倒‘四人幫’，馬上就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緊緊抓住對‘四人幫’斗爭這個全局，在‘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一、之二還沒有發(fā)出，他們的反革命面目還沒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們批鄧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亂沒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眾的思想上產(chǎn)生各種疑問，特別是‘四人幫’的余黨一定會乘機搗亂�！�四人幫’不是早就造謠說什么‘有人要為鄧小平翻案’，什么‘鄧大平、鄧二平’嗎？……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華不是辯解而是袒露心跡。事后看來，華和高層或許有些過慮，對人心向背估計不足，但絕非“阻撓和拖延”。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jīng)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兩個月后，5月3日，中央向全黨轉(zhuǎn)發(fā)鄧小平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鄧的復出向全黨“打招呼”。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所有職務，正式復出。

　　其實，經(jīng)過一個過程再讓鄧出來工作，不是華一個人的主張，而是高層的共識。熊蕾的文章披露：1976年10月31日，熊向暉面見葉劍英。熊跟葉講了大家都希望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的心情。葉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zhuǎn)彎轉(zhuǎn)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后效的，現(xiàn)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xiàn)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如果說華是“阻撓和拖延”，那么，又如何解釋葉劍英“要晚一點”、“要有一個過程”的說法呢？

　　坊間一直有說法，華繼續(xù)“批鄧”，是為了阻止鄧復出。有充分的文獻證明，同意繼續(xù)提“批鄧”口號的不是華一個人，所有高層人士當時都維持了這個口號。實際上，這也是華和高層的策略考慮。

　　抓捕“四人幫”和華國鋒繼位，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quán)力更替。執(zhí)政以后，中共高層權(quán)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澤東決策，毛做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職務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鄧小平的矛盾日趨激烈時，毛曾指責江青等人搞“四人幫”，說過要“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但是毛認為江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里有話地告誡“不要小題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華國鋒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遺孀和毛倚重的幾個人物，不能不說是冒著極大政治風險的。抓捕“四人幫”之后，海外即有華搞“非毛化”的輿論，國內(nèi)也有華搞“右派政變”、“宮廷政變”、為鄧小平“翻案”的流言�！芭�鄧”畢竟是毛澤東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做的決策。華和高層不能不擔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復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實“非毛化”和“政變”、“翻案”之類的說法，引發(fā)華背離毛澤東遺志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quán)力核心的鞏固和國內(nèi)政局的穩(wěn)定。華國鋒事后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xù)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jīng)過反復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余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于穩(wěn)定全國的局勢，有利于對‘四人幫’斗爭的全局�！背鲇诓呗缘目紤]，華和高層一方面暗中準備鄧的復出，另一方面則公開維持了“批鄧”的口號。

　　筆者閱讀所見，抓捕“四人幫”之后，華國鋒公開的講話只有一次提過“批鄧”。1976年12月25日，華在第二次全國農(nóng)業(yè)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說“四人幫”“對抗”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批鄧另搞一套”。僅此一句。這大概是高層領導人最后一次公開提及“批鄧”。至于官方兩報一刊發(fā)表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見“批鄧”的字眼。這倒印證了李鑫的說法：1977年1月中央已經(jīng)決定請鄧出來工作。既然要請鄧復出，當然不會再提“批鄧”。所以，說是繼續(xù)“批鄧”，其實不長，三個月而已。后來對華的指責，是把史實放大了、說重了。

　　“兩個凡是”的由來

　　華國鋒最受詬病的，就是“兩個凡是”的問題。“兩個凡是”，華當然脫不了干系。但是事情也并不如長期流行的一些說法那么簡單。

　　“兩個凡是”的經(jīng)典表述，并不出自華國鋒，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社論是汪東興提議寫的，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這是一個新成立的秀才班子，主要負責人是李鑫。社論最后說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華國鋒本人也說過兩次“凡是”，但是具體背景有不同，與社論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對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講話。談到揭批“四人幫”，華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華在這里針對的是具體問題，主要是顧慮揭批“四人幫”時觸及毛澤東，與鄧小平復出與否無涉。一次是1977年3月14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原話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
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對比一下，華的講話與兩報一刊社論的表述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話不同。講話稿也是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兩個凡是”不是華的“發(fā)明”，當然，華和政治局也都討論過或傳閱同意。

　　不過，華后來感覺這個提法有毛�。旱谝痪湓挘�說得絕對了；
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華并非“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后才感覺有毛病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后，華再未提“兩個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xiàn)“兩個凡是”。當然，華只是感覺“兩個凡是”的提法有毛病，并非要觸及極左意識形態(tài)。這是華的歷史局限，其實也是許多人的歷史局限�！拔母铩眲倓偨Y(jié)束，毛依然是被頂禮膜拜的政治和精神偶像，從官員到國民，許多人不能也不敢懷疑和批評。因此，筆者以為，“兩個凡是”與其說是方針，不如說是相當普遍的觀念。

　　有一點需要澄清，“兩個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實指向，至少沒有反對鄧小平復出的意思。據(jù)鄧力群的自述，他最早質(zhì)疑“兩個凡是”是試圖阻止鄧小平復出。鄧回憶：“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么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里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過幾天，王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jù)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著王老找鄧小平反映�！编嚵θ猴@然有誤解。如前所述，華和高層已經(jīng)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怎么會發(fā)表一篇社論去反對鄧復出呢！真要如此，為什么社論發(fā)表之后華還要宣布準備恢復鄧的工作呢？豈不是自己反對自己！

　　還有一種說法：提出“兩個凡是”是為了繼續(xù)“批鄧”。這更無從談起。前面已述，年初開始高層停止了“批鄧”，如何會用“兩個凡是”去維持一個已經(jīng)廢止的口號呢？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主要錯誤之一。但是，筆者發(fā)現(xiàn)，相關著述在敘述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的情形時，都是講的汪東興。

　　也許是筆者孤陋寡聞，迄今為止，筆者沒有看到哪篇著述舉出華的具體言行。只有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說過一段這樣的話：“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國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后，國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一九七八年以后，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jīng)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為什么國鋒同志粉碎‘四人幫’很果斷，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顧慮多端，顧慮重重？我看，確實是有一種心理：這一批老家伙總是多多少少有點問題；
這些人出來以后難領導。這就不公正了。”胡在這里更多的是分析華的一種狀態(tài)、一種心理，而沒有說華反對解放老干部。按胡的感覺，華至多也只是“不積極，不熱情”。胡是中組部部長，自然是熟悉情況的人，他的感覺可能是準確的。但是筆者以為，“不積極，不熱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撓”恐怕不是一回事。何況，近些年來的一些口述，還反映出華的另一面。

　　以胡耀邦本人復出為例。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華國鋒、汪東興曾找他談話。談什么，胡沒有說。據(jù)胡耀邦女兒滿妹的著述，華找胡耀邦談的是請他出來工作的事情。滿妹回憶，抓捕“四人幫”后，經(jīng)葉劍英提議，華國鋒親自登門看望胡耀邦，請胡到中央黨校工作。胡婉拒了，華登門無果。1977年2月26日，華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是華國鋒、汪東興一起同胡耀邦談的，華告訴胡：中央黨校即將恢復，請胡去黨校主持工作。胡仍不從，后來是葉劍英出面，胡才答應。

　　還比如胡績偉的出山。胡在自述中說，他回到人民日報社擔任總編輯，就是華國鋒親自找他談話的。胡“文革”前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文革”中作為“走資派”打倒。1975年，胡到國務院政研室工作，沒有安排任何職務。1976年10月底，經(jīng)人舉薦，華專門找胡績偉談調(diào)回人民日報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勝任為由推辭。據(jù)胡回憶：“華國鋒笑著對我說：‘你能力差？你難道還不如那個草包總編輯（指《人民日報》前主要負責人魯瑛——引者注）高明？’華國鋒是老實人，說的是真心話，他的激將法對我還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氣地說：‘當然，我比他高明！’華說：‘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無言以對。華說：‘好，中央決定讓你回去，明天就去報社上班！’我只好服從�！�

　　再比如張愛萍的任職。據(jù)張愛萍之子張勝記述，張愛萍的復出是華國鋒親自召見談話的。華告訴張愛萍:專委（指中央專門委員會，此為領導原子能工業(yè)的中央機構(gòu)——筆者注）現(xiàn)在由他來接，華和葉帥商量過了，相信張一定能把“兩彈一星”抓上去。華還說，通過1975年，他就看出張愛萍來了。張勝還記述了華對張愛萍一番頗為坦誠的談話。

　　胡績偉、胡耀邦、張愛萍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資派”，胡耀邦、張愛萍還在剛剛過去的“批鄧”運動中被誣為鄧小平的“黑干將”。華以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門，或約見，求賢若渴，一片誠心，不僅沒有“阻撓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積極，不熱情”。

　　1977年，一批曾經(jīng)被打倒或受沖擊的資深官員如胡耀邦、羅瑞卿、呂正操、萬里、任仲夷、陳丕顯、張勁夫等，重新進入或首次進入中央委員會；
聶榮臻、徐向前、烏蘭夫、趙紫陽、方毅、耿飆、余秋里、張廷發(fā)、彭沖、陳慕華等再次或首次進入政治局，同中央主席華國鋒也不會沒有關系。

　　平反冤假錯案，華國鋒也不是毫無作為。據(jù)圖們、祝東力的著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內(nèi)蒙古最大的冤案“內(nèi)人黨案”的復查平反報告，就是華國鋒親自修改和審定的。報告送上去之后僅過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復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華國鋒親擬的。據(jù)曾志的回憶，胡耀邦在中組部召開冤假錯案的案例座談會，也是華國鋒批準的。材料顯示，汪東興阻撓胡耀邦復查、平反歷史案件，不交出中央專案組的全部材料，華國鋒曾指示中央專案組轉(zhuǎn)交全部材料給中組部。

　　“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

　　繼續(xù)提“以階級斗爭為綱”，肯定毛澤東的“繼續(xù)革命”理論，這也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一個錯誤。華的確維持了這些口號，這表明他沒有、至少相當程度上沒有脫出毛晚年意識形態(tài)的窠臼。但是，通觀華的政治實踐，事情同樣不像人們批評的那樣簡單。

　　華的方略是“抓綱治國”�！熬V”是毛澤東的語言，指的是“階級斗爭”。不過，仔細考察，華說的“階級斗爭”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度嗣袢請蟆贩Q：“我們當前的主題，當前的綱，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幫’。”而且，華“抓綱”的目的在于“治國”，他借毛澤東的話，特別強調(diào)“抓革命，促生產(chǎn)”和“把國民經(jīng)濟搞上去”。1976年10月26日，華在中央宣傳口會議講話：“在批‘四人幫’中要貫徹主席說的‘抓革命，促生產(chǎn)’，過去‘四人幫’誰說‘抓生產(chǎn)’，他們就說‘唯生產(chǎn)力論’……我們現(xiàn)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產(chǎn)’�！�11月5日，華在國務院財經(jīng)工作會議強調(diào)“把暫時的困難渡過去，而且要把群眾生活搞得更好”，要求“注意群眾生活要搞好，市場一定要搞得更好，不要搞得亂七八糟”，囑咐“明年市場要安排好，元旦、春節(jié)要安排好一點”，“輕工業(yè)這兩個月不要放松”；
還提議明年要解決工資問題。12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農(nóng)業(yè)學大寨會議，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主題是恢復和發(fā)展農(nóng)業(yè)。華在講話中特別強調(diào)發(fā)展經(jīng)濟的問題：“發(fā)展社會主義經(jīng)濟，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無產(chǎn)階級政治掛帥的前提下，生產(chǎn)發(fā)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四人幫’把這個叫做‘唯生產(chǎn)力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對廣大工農(nóng)勞動群眾的污蔑�！比A對發(fā)展生產(chǎn)力作了正面肯定：“革命就是解放生產(chǎn)力。粉碎‘四人幫’這場大革命，清除了破壞生產(chǎn)力、阻礙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大禍害，被‘四人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nóng)群眾的革命生產(chǎn)積極性迸發(fā)出來，我國國民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大有希望了�！背錆M濃重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語言，透露出來的卻是“抓生產(chǎn)、抓生活”的意向。

　　僅以1977年到1978年召開的一系列全國性會議為例：1977年3月全國計劃會議，3月中央工作會議（議題之一是商定當年的國民經(jīng)濟計劃），4月到5月全國工業(yè)學大慶會議，11月到12月全國計劃會議，1978年2月到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的十年規(guī)劃》），3月全國科學大會，4月到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6月到7月全國財貿(mào)學大慶學大寨會議，7月到9月國務院務虛會；
還有這兩年召開的行業(yè)性全國會議，如全國石油企業(yè)工業(yè)學大慶會議、全國化工和煉油企業(yè)工業(yè)學大慶會議、全國煤炭工業(yè)學大慶趕開灤會議、全國鐵路工作會議、全國冶金工業(yè)學大慶會議、全國交通工作會議、中國科學院工作會議，無一不是以計劃、生產(chǎn)、科技、教育、財貿(mào)為主題。

　　抓捕“四人幫”之后，華即重申“四個現(xiàn)代化”。20世紀實現(xiàn)“四化”，是周恩來在1975年四屆人大再次提出的目標，但在“批鄧”運動中遭到批判，張春橋甚至稱“四化”是“衛(wèi)星上天，紅旗落地”，“四化”一時成禁區(qū)。華即位時，1976年已將過去，距離世紀末不過二十三年。華感到了緊迫，一再提出加快步伐，要求擬定實現(xiàn)“四化”的三步計劃。其關注點和志趣所在，顯然在經(jīng)濟恢復和發(fā)展，而非“階級斗爭”。事實上，華主政兩年，除了揭批“四人幫”運動，沒有搞過任何以“階級斗爭”為主題的政治運動。1978年11月10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時地、果斷地結(jié)束全國范圍的大規(guī)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zhuǎn)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從公開資料看，這是最早和最為明確的“重點轉(zhuǎn)移”的提法。

　　壓制“真理標準”討論？

　　壓制“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被認為是華國鋒的又一大錯誤。筆者閱讀相關材料和著述，發(fā)現(xiàn)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到華國鋒則語焉不詳。

　　對“真理標準”討論，汪東興的確是壓制，許多材料可以證明。華國鋒與汪東興不同，充其量是不積極，現(xiàn)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制”了這場討論。這恐怕與華向來對意識形態(tài)問題謹慎有關。華從地方到中央，長期從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農(nóng)業(yè)、財貿(mào)、科技，事務性特點突出而意識形態(tài)色彩較淡。1970年代，毛澤東曾提醒華：“你滿腦子是農(nóng)業(yè)，我滿腦子是路線斗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nóng)業(yè)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么。”這大概可以算作一個佐證。

　　“文革”結(jié)束之后，理論界逐漸提出許多問題，議論蜂起。1978年4月7日，中宣部負責人向華國鋒等人匯報。對理論界的動向，華表示：現(xiàn)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匯報中，中宣部負責人希望華講一講有爭論的理論問題，華卻表示：“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按勞分配”，我們講早了不好。一些問題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我講早了不好，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中宣部負責人再次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仍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從談話看，華不同意由他本人出面對理論問題匆忙表態(tài)；
而對理論界的爭論，華并不反感，甚至還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其態(tài)度不可謂不開明。

　　1978年5月11日，“實踐標準”文章發(fā)表，華剛剛回國（5月4日至10日訪問朝鮮）。據(jù)華本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急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于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華國鋒后來說：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去研究�！罢J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應當包括華國鋒。一些文章稱，華曾經(jīng)對個別人打招呼，不要對“真理標準”討論表態(tài)。即使屬實，至多是華過于謹慎，不想對理論問題表態(tài)而已，與汪東興的壓制、指責不可相提并論。

　　胡德平最近發(fā)表文章，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展開，“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nèi)民主生活有關”，“華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tài)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胡提供了胡耀邦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么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jié)的愿望出發(fā)，達到團結(jié)�！焙�德平評論：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于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為黨內(nèi)有思想分歧，應強調(diào)團結(jié)；
黨內(nèi)分歧引發(fā)了不同觀點的斗爭，他強調(diào)要從團結(jié)的愿望出發(fā)；
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后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

　　筆者所見的一則史料顯示，華國鋒不僅“克制、寬容”，而且不贊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華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談到肅清“四人幫”流毒，華說：“狠抓肅清流毒的問題。這是思想認識問題，人民內(nèi)部問題，但一定要肅清，要整風。現(xiàn)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么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引者注）。有人愛整人，結(jié)果整到自己頭上�！薄翱称臁笔欠磳φ呓o“實踐標準”文章扣的政治帽子，華的反感溢于言表。這一番話，對著“實踐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胡耀邦講，不說是對胡的支持，至少不能說是“壓制”吧！

　　事實上，“實踐標準”文章發(fā)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報紙和學術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xù)發(fā)表相關文章，地方官員紛紛表態(tài)支持，倒是反對的觀點在公開報刊上鮮見。如果華真要“壓制”，以他中共“第一號人物”的身份，“真理標準”的討論也許更加曲折。

　　“洋躍進”？

　　“洋躍進”是指斥華國鋒的又一個錯誤�！败S進”在1980年代以來是個貶詞，“躍進”再戴個“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謂“洋躍進”，指的是在引進國外先進設備、技術和國外資金方面，貪多求快，超出國力，類似1950年代的“大躍進”。關于這一點，當事人和研究者迄今有不同看法，贊成和反對的觀點兼有。作為學術問題，這本來是可以討論的。不過，姑且不論當年引進的是非得失，至少應該先弄清事實。

　　就中共高層而言，大多都贊同擴大和加快引進，而最積極者是華國鋒和鄧小平。這里僅舉1977年鄧小平復出后到1978年五屆人大前后的材料說明。

　　1977年7月，國家計委報送了一個65億美元的引進方案。7月26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匯報。鄧小平提議引進還可以加一點，譬如搞100億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輕工業(yè)產(chǎn)品，換取外匯，多引進設備和技術。葉劍英當即贊成，說“不算多。投信任票�！比A國鋒、李先念也都表示贊成。會后，引進規(guī)模擴大到150億美元。

　　10月18日，華在國務院會議上透露，中央常委開會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點。鄧小平說：我也有這種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點，換回材料設備，把速度搞快一些。

　　11月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聽取國家計委的匯報，肯定了計委修訂后的方案。鄧小平說：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速度來逼一下。應該有這個雄心壯志，我們需要有這個雄心壯志。對引進150億美元成套設備，鄧認為沒有什么危險，再過兩年，也許可以再多些。華國鋒同意鄧的看法，肯定國家計委的這個計劃是積極的，經(jīng)過努力是可以實現(xiàn)的。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一個突出議論的話題是加速和擴大引進。鄧小平認為：引進技術的談判，要搶時間；
對共同市場，也要迅速派人去進行技術考察，幾百億的長遠合同要考慮；
要進口大電站、大化工設備，不怕冒頭。還說：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這個決心，試一試，不行也不要緊。葉劍英說：我們要在二十三年內(nèi)完成四個現(xiàn)代化，這是全世界都關心的問題。干勁要鼓足，氣勢不可怕。把積極性調(diào)動起來搞社會主義建設。要把我們的建設速度加快，再加快。華國鋒贊成，說：180億元的進口，可以一起談。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聽取國家計委關于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的匯報。鄧小平說：引進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爭取時間，要縮短從談判到進口的時間。如果一個項目能縮短半年，早投產(chǎn)一年半載，就把錢賺回來了。華國鋒說：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裝備，是加快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項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說這是一個大政策。粉碎“四人幫”以后，提出了65億美元的方案，現(xiàn)在看不夠了。華還說：引進也要有個長遠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國際上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不斷變化，要加強調(diào)查研究，統(tǒng)籌考慮。華說：八年引進規(guī)模180億美元，也可能是200億美元。

　　4月19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等五部委關于發(fā)展對外貿(mào)易、增加外匯收入的匯報。鄧小平說：今后八年對外貿(mào)易中的逆差，可以吸收外匯存款解決，不僅可以從香港吸收，還可以從歐洲吸收。政策放寬一點，可以多吸收一些。鄧明顯流露出不滿：擴大進出口貿(mào)易問題，我已經(jīng)說了多次，現(xiàn)在的問題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膽一點，搶時間進口設備，是劃得來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問題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時機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幫”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資本主義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為我們所用。要想一想，現(xiàn)在思想解放得夠不夠，到底還有什么障礙，看看上層建筑、生產(chǎn)技術方面存在什么問題。有些事情不能總在北京轉(zhuǎn)圈子，一拖就一兩年，要盡快研究解決。華國鋒說：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見，思想要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放手一點。華再次強調(diào)了速度問題：我認為還是要考慮爭速度問題。西德、日本戰(zhàn)敗后，十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們的經(jīng)驗。我們要經(jīng)過二十三年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就要真正動腦筋，想辦法，爭速度，這里就有一個引進的問題。太急了不行，慢騰騰也不行。后來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即由此而來。

　　材料顯示，即便是“洋躍進”，也不是華一個人的主張，高層都同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鄧小平恐怕比華國鋒還要積極。無怪乎鄧后來不贊成批“洋躍進”。最近發(fā)表的葉選基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情況：鄧小平后來說不要再提“洋躍進”了，與（19）58年的“大躍進”不是一碼事。在葉選基看來，這實際上為華國鋒犯的所謂“洋躍進”的錯誤平了反。胡耀邦的評論比較公道：“經(jīng)濟問題，我們也是有錯誤的，一個是高指標，一個是大轟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覺得，這個問題，國鋒同志是有一份責任的。但是，我的意見，當時指標是中央全會討論了的，大家都舉了手的，我也是有錯誤的，因為當時我是中央委員之一，我也是吹過的�！薄敖�(jīng)濟上的嚴重失誤、嚴重錯誤，我的意見，不要把主要的賬算在國鋒同志身上”。經(jīng)濟工作有沒有錯誤、有多大錯誤，見仁見智，盡可討論；
不過，胡耀邦說“大家都舉了手”、責任不在華一個人，卻是不爭的事實。

　　被忽視的“濫觴”

　　談到改革開放的歷史，很少有人提到華國鋒。這也是一個誤解。

　　1977年5月，華國鋒在一篇文章里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也必然會使經(jīng)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來，喚起人們?nèi)ゼ右愿母�。”這恐怕是華國鋒在抓捕“四人幫”之后最早一次公開提到“改革”。當然，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屬于官樣文章，源自主流意識形態(tài)理論的邏輯，未必能反映華的真實認知。

　　資料顯示，華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種“理論”的結(jié)果，而主要受國外經(jīng)驗和國內(nèi)現(xiàn)實所激發(fā)。如前所述，華非常重視國外設備、技術和資金的引進，而且極力主張擴大和加快引進。但華并沒有將引進局限在技術和物質(zhì)的層面，而是同時倡導研究國外的經(jīng)驗、效仿國外的先進事物。他“主張出去看看，開開眼界”，還說這樣“有好處”。在長期形成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氛圍下，這種主張在當時是相當開放的。華心里清楚：“過去這個話不能說，一說國外先進，就說是崇洋媚外�！�

　　在對外交往方面，華尤其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陳規(guī)的領導人。1977年，華國鋒邀請南斯拉夫總統(tǒng)、南共聯(lián)盟總書記鐵托訪華，這在當時是一個頗具勇氣的決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視南斯拉夫為“現(xiàn)代修正主義”，并且第一個中斷了同南共聯(lián)盟的關系。據(jù)曾任中聯(lián)部部長的朱良的文章，雖然1975年毛澤東一度稱贊鐵托，并托來訪的南斯拉夫總理比耶迪奇向鐵托轉(zhuǎn)致問候，兩國緊張的關系有所松動，但是鐵托訪華涉及是否恢復兩黨關系的問題。中共內(nèi)部有一種意見認為，反對南共聯(lián)盟“現(xiàn)代修正主義”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不能否定。當時，中聯(lián)部部長耿飆、副部長李一氓思想比較解放，而“中央領導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筆者猜想，朱良所說的“中央領導同志”，當指、至少包括華國鋒。當年8月，鐵托來華訪問，獲得極大成功，兩黨關系的恢復進入快車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層派李一氓為團長，于光遠、喬石為副團長的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出訪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據(jù)朱良文章，訪問團回來后向中央報告，否定了過去中國黨給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義”罪狀，肯定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南共聯(lián)盟是馬列主義政黨，并就恢復兩黨關系的方式和華國鋒訪南提出建議。6月，中南兩黨正式恢復關系，南共聯(lián)盟成為第一個同中共恢復關系的“修正主義黨”。8月，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

　　華國鋒還特別關注同西方的交往。據(jù)胡少安著《項南傳》，1977年初，項南向華國鋒匯報考察美國農(nóng)業(yè)機械化的情況，談到美國“三大差別”比中國小、應該借鑒資本主義先進經(jīng)驗時，華“內(nèi)心有所觸動”，表示相信項南所說。1978年5月，華親自提議派谷牧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lián)邦德國，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有關部門還派出了中國經(jīng)濟代表團訪問日本、港澳經(jīng)濟貿(mào)易考察組考察香港和澳門。在華和高層推動下，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gòu)紛紛組團出國考察，1978年形成當代中國最大的一次出國考察潮。

　　出國考察產(chǎn)生的效應，絕不僅僅是簽訂引進合同，而是給中國提供了現(xiàn)代化的參照系。反饋回來的信息，使華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國與西方和世界的現(xiàn)實對比，強化了華的緊迫感，從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據(jù)朱良文章，華了解到，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對外經(jīng)濟合作完全放開，搞補償貿(mào)易，吸收外國投資，合作經(jīng)營，生產(chǎn)協(xié)作等等，看來也沒有損害國家主權(quán)；
華說：看來我們吸收外國貸款“似無不可”。南、羅同中國的同類工廠、企業(yè)比，規(guī)模、設備都不如中國，但效率比中國高很多，企業(yè)還擠出一部分產(chǎn)品出口換外匯，而中國的企業(yè)權(quán)利太小，經(jīng)營管理有問題。我們關門自己搞，既不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又由國家壟斷出口，企業(yè)產(chǎn)品不能進入國際市場去接受外國消費者對產(chǎn)品質(zhì)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農(nóng)工聯(lián)合企業(yè)，不僅搞農(nóng)、牧、畜，而且搞加工，還有自己的銷售網(wǎng)點。華還要趙紫陽到四川搞一個、北京搞幾個這樣的企業(yè)。華認為，這次訪問很大的成果，是開闊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經(jīng)濟建設方面的差距，我們要爭取時間趕上去。

　　1978年6月30日，華主持聽取谷牧的匯報，三番五次談到改革：“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fā)。外國企業(yè)管理確實有好經(jīng)驗值得借鑒。現(xiàn)在我們的上層建筑確實不適應，非改革不可。”“上層建筑，很多東西要改進。我們出個國，辦手續(xù)，快者三個月，慢者半年。這樣的上層建筑不適應，要大膽改革。”華很感慨：“不看先進的東西，不比較，就容易驕傲自滿，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弊屓A痛心疾首的是：“這不是個別現(xiàn)象、局部現(xiàn)象，是帶普遍性的。這樣能加快速度？”華看到“問題是我們的指導思想落后”，“我們是有個思想束縛，要加快建設，我們本身有個學習問題”，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點”。這種源于經(jīng)驗的改革意識，比某種“理論”更實在，也更具張力。

　　關于改革的指向，華當時比較關注的是機構(gòu)和人員的精簡、企業(yè)管理、干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同改革的內(nèi)在需要相比，這些改革也許還是零星和淺層的。但改革本來就是一個漸次推進、梯度升級的過程，“其始也簡”。因為其簡、其淺，就忽略它作為濫觴的意義，恐怕是歷史虛無主義。何況，當時人們對改革和開放的認知，大體也都是在這個層次上。值得注意的是，華這時提出“警惕片面強調(diào)集中統(tǒng)一”，“搞經(jīng)濟工作要掌握經(jīng)濟法則”，“要利用價值法則，加快資金周轉(zhuǎn)”，“要按經(jīng)濟規(guī)律辦事，計劃為主，也要利用價值法則”，也多少顯露出經(jīng)濟改革后來的縱深走向。

　　當然，華所認知的改革和開放，在內(nèi)涵和外延兩個方面都無法同后來相比。但是無論如何，應該肯定，在其主政的時間里，開放和改革已經(jīng)提上了日程。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了兩個多月的務虛會。這個會議正是華國鋒聽取谷牧匯報后提議召開的，會議的主題就是改革、引進和開放。與會的于光遠后來評論：“這次國務院務虛會起了開拓視野啟發(fā)人們思想的作用。我認為，說我們黨正視經(jīng)濟體制中的問題，重視改革，發(fā)軔于這次務虛會，未始不可�！�

　　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但對華國鋒來說，這次會議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鐵盧”。高層權(quán)力的核心事實上發(fā)生了轉(zhuǎn)移，從華國鋒移向了鄧小平。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與會者對包括“兩個凡是”問題在內(nèi)的批評，尖銳而激烈，直指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包括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間接觸及華國鋒本人。華沒有采取壓制和對立的姿態(tài)，反而肯定“這次會議發(fā)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華雖然沒有直接受到批評，卻在“兩個凡是”等問題上主動承擔了責任，表示“我應該作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表現(xiàn)出包容、厚道、民主的精神。會議的最終結(jié)果，同華不無關系。

　　然而官方極高評價三中全會，卻從不提及華的作用。倒是與會的兩位“實踐派”人物多年后的回憶，有了一些公道的評論。胡績偉在著述中稱：“他（指華國鋒——引者注）對于自己的這個重大錯誤（指‘兩個凡是’——引者注），是在黨內(nèi)作了自我批評的”，“他的態(tài)度比較溫和，為人比較厚道，處事比較謹慎”。胡還稱華“是我黨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領袖”。于光遠在著述中說：華國鋒“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愿意多講。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討論開幕會上提出的那三個議題（指‘重點轉(zhuǎn)移’、農(nóng)業(yè)問題和1979、1980年國民經(jīng)濟計劃——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導這樣的討論。對會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性質(zhì)平反，提出解決許多重大的冤假錯案，會議提出‘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有精神準備的。有兩點可以證明，一是他在閉幕會上沒有再提‘兩個凡是’，沒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這種方式來講話，讓出席者更加討厭甚至激怒許多出席者；
二是他批準北京市常委擴大會上對‘天安門事件’講一篇與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會議調(diào)子很不一樣的話，想爭取到一些主動。整個說來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并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zhuǎn)變，但一直采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大家意見這樣一種態(tài)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tài)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中共歷史上，華國鋒不算是強勢政治領袖。他主政的兩年多，高層權(quán)力核心經(jīng)歷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毛澤東逝世后最高權(quán)力真空的填補，一次是從他本人轉(zhuǎn)移到了鄧小平。經(jīng)歷如此大的變局，中國大陸卻保持了平穩(wěn)和安定，避免了可能發(fā)生的新的震蕩，并且開始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和轉(zhuǎn)型。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而華國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經(jīng)驗告訴人們：一個社會的深刻變化和轉(zhuǎn)型，未必需要強勢政治領袖。

　　最大的錯誤

　　同任何歷史人物一樣，華國鋒的政治實踐也是復雜的、多面的。這里不多作詳細敘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點：華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即1977年對所謂“反革命謠言”的處置。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民間自發(fā)舉行了聲勢不小的紀念活動，一些地方出現(xiàn)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追究吳德、陳錫聯(lián)、吳桂賢等人責任的大字報，令高層異常緊張。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并親自簽發(fā)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沒有出現(xiàn)關于天安門事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及政治謠言的情況”，報告中央。按照這個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謂“謠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發(fā)出《關于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即中發(fā)1977年五號文件），批轉(zhuǎn)《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即中發(fā)1977年六號文件）。兩個文件認定，“在一些地方，出現(xiàn)了攻擊和污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標語、大字報�，F(xiàn)在社會上還流傳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jīng)去世的和現(xiàn)在的中央領導同志，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要求“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zhèn)壓”。

　　華國鋒本人就親自批發(fā)了北京市關于“李冬民事件”的報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機器廠工人，時年32歲。1976年，李曾參與“四五運動”，寫大字報對“批鄧”表示不滿。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輕人在北京長安街貼出大標語，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李的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蹤，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武斷地認定李是借紀念周恩來，以天安門事件做文章，“陰謀策劃先提‘保鄧’口號，讓鄧出來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幫’是右派政變，打出保王洪文口號，號召推翻以華主席為首的搞‘右派政變’的黨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將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給中共中央上報《關于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件的情況報告》。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決定將這個報告及所謂“罪證材料”作為會議文件印發(fā)（1980年李冬民獲平反）。

　　各地奉五號、六號文件的指令，進一步追查、逮捕“謠言制造者”，立案審查，判刑收監(jiān)。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門又逮捕了一批人。有關逮捕的準確數(shù)據(jù)，迄今未見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厲害的是，3月28日，國務院發(fā)出三十號文件，要求“對極少數(shù)罪大惡極，證據(jù)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據(jù)一些材料顯示，抓捕“四人幫”之后，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達44人（還有兩種模糊的說法，一說四十余人，一說五十余人）。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審判的案件，最著名的個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蓮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執(zhí)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終判決，都同五號、六號和三十號文件有關。

　　華和高層的處置，自然是出于對可能發(fā)生的政治動蕩的憂慮。對于民間輿論和自發(fā)活動的應對，如果只是采取意識形態(tài)的手法（如宣傳“兩個凡是”），充其量不過是政治上的失策；
一旦動用司法手段，尤其是開殺戒，則不能不鑄成大錯。

　　深究起來，這個錯誤的根源并不在華國鋒，而在于長期的“專政”制度和傳統(tǒng)。“文革”時期的“惡攻罪”，將以言定罪推至登峰造極。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guī)定》，即“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guī)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fā)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zhàn)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边@項根本沒有經(jīng)過立法程序規(guī)定的“罪名”，完全違背了憲法關于公民言論自由的規(guī)定，其內(nèi)涵和外延又毫無界定，可以任意解釋和放大，實際上成了政治斗爭、派系斗爭的工具，導致了難以計數(shù)的冤假錯案。1977年“打擊政治謠言”的后果，當然不能與“文革”相提并論，但是手段卻沿襲了“文革”，只是把“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換成了“攻擊毛主席和華主席”。從性質(zhì)上說，這是“專政”制度悲劇的重演，而這一點才是最應該反思的。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載《往事》第七十四期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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