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已經鬧到這個份上，輿論媒體人歡馬叫，一片嘩然。一個朋友問我：“你一貫與資本主義過不去，七年前就在《光明日報》上詛咒美國要透支出經濟危機云云，搞得主流們很生氣。怎么這會兒啞巴了，是不是在哪兒偷著樂吶？”　　

　　我干嗎要“偷著樂”呢？要“樂”就光明正大的樂嘛�？粗羧罩焊邭鈸P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一個個就像秋天的絲瓜，沒精打采地耷拉著腦袋，忽然間集體失語，我就想“浮一大白”；
間或有一兩個膽肥的主流在媒體上作“專家狀”，看著他們人五人六的樣子，聽著他們要么語無倫次的裝神弄鬼，要么不著邊際地重復“監(jiān)管”、“風險”之類的廢話，我就忍不住想笑�！　�

　　但我沒有“樂不可支”，也沒有“浮一大白”。之所以如此，除了年前體檢時醫(yī)生告誡我“不要貪杯”外，我還真有點同情眼下的主流經濟學家：　　

　�。�1）人說“墻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昨天還屁顛屁顛地高唱“市場經濟就是好就是好”的自由派人士，今天翻臉就不認黃啦。上個月我在學術研討會上碰見了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信徒，沒想到他居然給我羅列了自由市場的N條罪狀。在這次危機中，主流們心中的市場圖騰已經成了一塊油乎乎的破抹布，不懂事的主流們還拿它來說事，這不是越抹越黑嗎？為這么一塊破抹布“浮一大白”，是不是有點太滑稽了？　　

　�。�2）自1929年大蕭條起，主流經濟學家就沒有停止過對危機根源的反思。遺憾的是，他們的反思始終不得要領，總是在“監(jiān)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之類的老生常談上轉圈。如果再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政府會監(jiān)管缺位，為什么投資者會低估風險呢？現(xiàn)代經濟學的標準答案除了歸咎于人性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對這個追問聳聳肩膀了�？磥�，這種將危機根源追溯到人性貪婪的“本體論”，大概也算是主流經濟學的最高境界了。為這么“崇高”的境界“浮一大白”，是不是有點太不嚴肅了？　

　�。�3）危機的元兇一旦捉拿歸案，主流經濟學就急忙宣布立即結案，停止反思，不得冤枉“無辜”。誰是“無辜”呢？說白了，這個“無辜”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在主流經濟學看來，你可以追究“監(jiān)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背后的人為因素，甚至可以一直追究到人性貪婪的“原罪”，但決不允許你對偉大的市場經濟制度說三道四，這是“反思”的底線所在。超越了這個底線，你就會被取消話語資格。正因為如此，除了少數(shù)非主流的學術網站之外（比如《烏有之鄉(xiāng)》），在官方的報刊上，我們很難看到超越這個底線的話語。主流經濟學不是自詡為“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利”嗎？他們之所以要封殺你說話的權利，實在是出于無奈：一旦越過這個底線，主流的地位就搖搖欲墜了。一個只有靠權力來維系底線的所謂主流，其實是很可憐的。面對如此脆弱的合法性，你還要“浮一大白”，這不是太把豆包不當干糧了，太把主流不當主流了嗎？　　

　�。�4）基于次貸危機的教訓，經濟學界的主流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呼吁：“加強監(jiān)管”！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這種呼吁當然具有理論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但是即便實行了有效的監(jiān)管，市場經濟從此就能告別“危機”了嗎？如果我們對危機的反思能夠做進一步的“馬克思追問”的話，那么可以預計，類似次貸危機的災難今后肯定還會反復發(fā)作�，F(xiàn)代經濟學發(fā)展到了今天，各種數(shù)學模型已經武裝到了牙齒，可是面對危機的根源，主流經濟學家們只能是要么“難得糊涂”，要么“揣著明白裝糊涂”，難怪馬克思要把他們譏諷為“庸俗經濟學家”了。“經濟學家”也就罷了（據說今天“經濟學家”的稱謂等價于“小姐”），還要戴著“庸俗”的綠帽子一直糊涂下去，這種有苦難言的境地能不讓人同情么？　　

　�。�5）次貸危機遲早會過去，資本的游戲還要繼續(xù)玩下去。但是，反復發(fā)作的危機最終會終結資本的游戲規(guī)則。格林斯潘關于“危機遲早都會發(fā)生”的馬后炮說明，即便是“體制”中的人也并非全然沒有危機的“宿命”意識。問題在于，既然已經意識到“透支消費”的結果仍然是死路一條，為什么他們還要玩火自焚呢？這是一個很值得人們追問的問題。事實證明，現(xiàn)代經濟學是無法將這個追問進行到底的，它最多也就是搬出“人性貪婪”之類的原罪來救駕。如果將馬克思的追問進行到底，結論必然會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神圣性：“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這正是資本主義內生的悲劇之所在。于是，看著主流經濟學家們上串下跳忙忙碌碌的身影，一副要和規(guī)律對著干到底的樣子，我就仿佛看見了唐吉珂德與風車全力搏斗的瘋狂勁頭。面對這樣悲壯的畫面，我除了一聲嘆息之外，又何來“浮一大白”的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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