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在舊稿《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古典哲學》的基礎上整理、修訂和補充而成的。

　　當我畫下書稿的最后一個句號時，思緒便不由自主地飛回到了30余年前。1959年秋，我受命從北京大學調(diào)至武漢大學哲學系，很快就開始了我教學生涯中主講德國古典哲學的工作。在編寫教學提綱的過程中，思格斯關于“德國哲學從康德到黑格爾的發(fā)展是連貫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的”論斷深深地吸引著我，在我心里產(chǎn)生了解開這種發(fā)展的連貫性、邏輯性和必然性之謎的強烈沖動；
而列寧關于近代哲學認識的圓圈運動(“霍爾巴赫——黑格爾〈經(jīng)過貝克萊、休謨、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的設想，像一道劃破黑暗的閃電，在我眼里顯示出了解謎的前景。這就促使我把揭示和描述德國古典哲學的邏輯進程作為自己長期研究的中心課題。我坦白地承認，正是解決這個課題的興趣和需要，成了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方法論原理以及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關于德國古典哲學的論述進行一番廣泛深入的研究的真正動力，也成了我思考和探究有關德國古典哲學，乃至整個西方哲學史的各種問題的特殊視角。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自信已經(jīng)依照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及其方法論原理，大致弄清楚了德國古典哲學的階級即經(jīng)濟—政治基礎、實踐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礎、思想基礎即近代哲學及其向德國古典哲學提出的問題和任務之后，就向自己提出了著手編寫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國古典哲學的內(nèi)在邏輯為目標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務。我的想法得到了系和教研室方面的支持。那是一個物質(zhì)條件特別困難的時代，連一張普通的稿紙也難見到，這就逼使我不得不以一種現(xiàn)在也難以想象的競技狀態(tài)來完成這項自選動作。由于時間緊迫，這項工作只好馬不停蹄地以邊講授、邊編寫、邊由印刷廠印發(fā)給學生的方式進行。就是這樣，到課程結(jié)束時，將所發(fā)散頁集中起來裝訂成冊，同學們居然有了一部40萬字的鉛印本《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古典哲學》。與此同時，湖北省社聯(lián)哲學學會即將召開第一屆年會，我又在新編教材的基礎上為年會趕寫了一篇5萬字的學術論文《從法國唯物主義到德國唯心主義》，系統(tǒng)地、具體地分析和描述了列寧所說的“霍爾巴赫——黑格爾(經(jīng)過貝克萊、休謨、康德)”這個哲學圓圈運動。這篇論文所體現(xiàn)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即認為哲學史研究的最本質(zhì)的任務應是在唯物辯證法指引下探索哲學認識由內(nèi)在矛盾推動的螺旋式進展的內(nèi)在邏輯規(guī)律，在年會上引起了不同觀點之間一場相當激烈的爭論和深入的討論，使我獲益匪淺。正當我已有可能在現(xiàn)有的基礎上繼續(xù)深入這個課題時，“四清”運動和繼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卻無情地中斷了我預定的研究進程達15年之久，直到70年代末，才又有可能重新著手思考這個問題。1983年出版了我和陳修齋教授合著的《歐洲哲學史稿》，我力圖使我執(zhí)筆的“德國古典哲學”盡可能多地體現(xiàn)出我心目中關于這一哲學運動的內(nèi)在邏輯線索的觀點。1984年，我的長篇論文《從法國唯物主義到德國唯心主義》被收入《哲學史方法論研究》(陳修齋、蕭疌父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得以全文問世。在此期間，我曾多次就此文的基本觀點和內(nèi)容在西安、廣州、武漢等地作學術講演，引起了聽眾和讀者的極大興趣，有的人甚至說，像這樣辯證邏輯地再現(xiàn)哲學史，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熱望讀到這方面更有分量、更系統(tǒng)、更詳盡的專門論著。這使我深感有將《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古典哲學》加以整理、修訂、補充作為專著發(fā)表的必要。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件事總是一拖再拖而未動手。后來，這項工作列入了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博士學科點專項基金七五項目，也就非干不可了。

　　在著手這項工作時，我仍然力求保持舊稿的基本觀點和基本做法，即以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制約性的矛盾為綱，展開這個基本矛盾及其制約的各個矛盾在從康德開始到費爾巴哈止的德國古典哲學中的自身必然的辯證運動進程。因為我認為這不僅符合于德國古典哲學發(fā)展的實際，而且還在于：30年來我國哲學領域的一些重大爭論，特別是近10年來圍繞著主體性問題進行的長久而激烈的爭論都一再表明，深入、全面、科學地認識和把握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制約性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仍然是一個所謂“關鍵中的關鍵”、“問題中的問題”。為了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熟悉和了解哲學史上對于這個問題曾經(jīng)進行過一些什么樣的研究和爭論，在這樣的過程中又出現(xiàn)過一些什么樣的理論和學說，它們之間有著什么樣的內(nèi)在必然聯(lián)系，它們各自存在著什么樣的是非得失，它們在總體上又體現(xiàn)著什么樣的規(guī)律性的經(jīng)驗教訓等等，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我看來，提供富有這樣內(nèi)容的作品應是哲學史研究者不容忽視的職責。正是從這點出發(fā)，我在修訂過程中也同時力求站在時代的高度，重新審視舊稿的全部內(nèi)容和觀點，突出那些與時代脈搏息息相關的問題，刪減那些與時代主題疏遠的材料，補充一些必要的內(nèi)容。在這當中，課題組成員鄧曉芒副教授在協(xié)助我完成對40萬字舊稿的整理、修訂和補充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和智慧。他與我多年來一起從事教學、研究和指導德國古典哲學方向的研究生，對我的思想有比較透徹的了解，且善于給以準確恰當?shù)谋磉_，這次他除在舊稿內(nèi)容上作了一些必要的取舍，在行文和表達上進行了加工和潤色外，還補寫了有關康德美學思想和自然目的論思想的部分。這全部過程的最后成果就是這部《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書稿。

　　在本書脫稿之際，追憶它萌芽、成長和最終成形的足跡，對來自不同時期不同方面的支持、關懷和協(xié)助的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對于鄧曉芒同志，我要特別致以誠摯的謝意。我還要向關懷和支持本書出版的領導和同志，對為本書的編發(fā)付出辛勤勞動的責任編輯戴老紅同志，表示衷心的謝忱。

　　楊祖陶

　　1992年2月

　　于珞珈山麓

　　原載 楊祖陶著：《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武漢大學學術叢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第1 版、2003年11月修訂版；
（名家學術）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修訂本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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