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沛: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社會文化觀念變動評析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摘要] 本文以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知識群體和市民階層的社會文化觀念變動為研究對象,以社會價值、社會倫理、社會風俗等觀念的變化為切入點,力求實事求是地描述這一時期新文化興起后對沿海城市知識群體與市民階層在社會文化觀念變動上的促進作用,試圖從這一角度考察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意義。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清朝覆亡與民國建立,既是近代中國政治體制重大變動的轉(zhuǎn)折點,也為近代社會的轉(zhuǎn)型創(chuàng)造了基本條件。然而,舊的社會文化觀念,并不會隨著舊體制的坍塌而消解于無形。舊的社會文化觀念與新體制運作間的交互影響,既可能迫使知識群體與市民階層的社會文化觀念發(fā)生嬗變,也可能擠壓新體制令其變形。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既是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的產(chǎn)物,又是新體制擴張生存空間的需要,也是近代中國城市社會文化觀念轉(zhuǎn)變的必然要求。
本文以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走在近代社會轉(zhuǎn)型前列的沿海城市為考察區(qū)域,集中討論知識群體與市民階層在社會價值、社會倫理、社會風俗、大眾文化等問題上的認識變化,力求準確地描述新文化運動對沿海城市社會文化觀念轉(zhuǎn)變的作用,試圖從這一角度考察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意義。
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革
民國初年的政治動蕩,為思想觀念的變革開拓出巨大的空間,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得以大行其道,但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從1913年江蘇第一師范學校的招生試卷上,人們清楚地感受到傳統(tǒng)社會價值觀念的根深蒂固:
江蘇第一師范學校招考生徒,應考者三百余人,皆中小學生
也。校長楊月如先生囑各舉崇拜人物,以表其景仰之誠!
開崇拜孔子者一百五十七人,孟子六十一人,孫文十七人,顏淵
十一人,諸葛亮、范文正八人,岳飛七人,王守仁、黎元洪六人,
大禹、陶侃、朱熹、華盛頓四人,程德全三人,蘇軾、康有為、
袁世凱、屠元博二人,伯夷、周公、仲由、蘇秦、張儀、秦始皇、
張良、蕭何、韓信、司馬遷、馬援、班超、陸九齡、韓愈、司馬
光、程頤、徐光啟、顧憲成、史可法、曾紀澤、梭格拉底、亞里
斯多德、馬丁•路德、培根、盧梭、梁啟超、武訓、楊斯盛、安
重根、蔡普成……各一人,此外二十三人則無所崇拜者也。[1]
在300多名應試者中,崇拜孔孟者有218人,占三分之二強,顏淵、王陽明、朱熹、程頤等儒家人物也都有人崇拜。古代知名的謀士也有諸葛亮、蘇秦、張儀、張良、蕭何等上榜。這份答卷真實地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社會價值觀念在當時青少年心目中的地位。盡管華盛頓、梭格拉底、亞里斯多德、培根等歐美名人也有少數(shù)人提名,但兩者畢竟相差懸殊。這份試卷,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當時教育界中學為主、西學次之的知識構(gòu)成,顯然,儒家思想仍然是社會公認的思想權(quán)威和價值標準。
民國初年,舊的社會價值觀念受到?jīng)_擊,而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社會上一方面出現(xiàn)了倡導平等自由的新氣象,另一方面社會風氣奢靡腐敗,世風日下。許多知識分子如康有為等,認為這些社會問題的產(chǎn)生主要是由于孔教廢棄、綱紀蕩盡的結(jié)果。袁世凱上臺后,尊孔活動日益盛行。如“廣東教育司長自公告小學私塾一律廢止讀經(jīng)后,教育會會員起而質(zhì)問”!吧虾殚_明之地,各小學校讀經(jīng)者固類多廢止,而各私塾則仍多抱持不廢”[2]。1912年10月,各地組織活動慶!笆フQ”(教育部公布 10月7日為孔子誕生日)。1913年,上!霸跍鲌F體及各學校教習及男女學生陸續(xù)詣廟行慶祝禮,多至三千余人,其專以一己名義赴廟慶祝者不下二百余人,午后開圣誕紀念會”[3]。鎮(zhèn)江“紳商學軍警各界均于是日午前八時至孔廟大成殿拱行三鞠躬禮”[4]?梢姰敃r尊孔崇圣風氣之盛。
新文化運動的批孔風潮,不僅針對民國初年尊孔崇圣的活動,更把矛頭指向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控制,爭取普遍的精神解放。陳獨秀、吳虞等人從人性壓抑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孔學的實質(zhì),認為三綱五常是其核心!奥侍煜轮信,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jié),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5],是對個性、自由、尊嚴的扼殺,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制造順民的大工廠”[6](P14-15)。
人的價值觀念革命不僅僅在于批判,而在于破與立的統(tǒng)一。新文化運動中,問題和爭鳴層出不絕,激進主義者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姿態(tài)——即批判和懷疑的精神,圍繞著諸多社會問題展開討論,諸如婦女、教育、文學、勞工、宗教等等。在打破舊思想的同時,人們能夠反思傳統(tǒng)文化,“兼容并包”地吸收新的外來文化,并開始接受新的社會價值觀念。
進入二十年代,知識界對于現(xiàn)實社會的發(fā)展更為關注,以“窺探吾民真正輿論之所在”為目的的民意測驗,開始在一些高等學校出現(xiàn)。1923年1月,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利用周年紀念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隨后中國大學、北京大學起而效法。這些測驗為后人認識一二十年代人們的心態(tài)變化提供了較有價值的資料。
1924年,北京大學校慶25周年紀念的一份民意測驗中,有“你心目中國內(nèi)或世界大人物,是哪位?”的問題,回答者大多數(shù)來自學界,答案卻大相徑庭(見下表)[7]。在國內(nèi)人物中,十年前排名第1的孔子此時僅有一票,其他如莊周、王陽明等也只有一票。孫文是當時國民黨的領袖,得票多很正常。連陳獨秀、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等人的得票,都遠遠超過孔孟等碩儒。這種巨大反差,足以說明新文化對傳統(tǒng)社會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力,儒學獨尊的地位至少在青年知識分子的意識表層被嚴重動搖了。
1924年北京大學校慶25周年民意測驗第6題統(tǒng)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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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票數(shù) 姓名 票數(shù) 姓名 票數(shù) 姓名 票數(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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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 473 陳獨秀 173 蔡元培 153 段祺瑞 45
胡適 45 梁啟超 29 吳佩孚 27 李大釗 25
章太炎 10 馮玉祥 7 袁世凱 5 康有為 3
黎元洪 1 孔子 1 莊周 1 諸葛亮 1
曾國藩 1 漢武帝 1
合計: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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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票數(shù) 姓 名 票數(shù) 姓 名 票數(shù) 姓 名 票數(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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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 227 威爾遜 51 羅素 24 太戈爾 17
愛思坦 16 威廉第二 12 杜洛斯基 12 華盛頓 11
甘地 9 杜威 9 畢斯馬克 9 林肯 9
托爾斯泰 7 路易喬治 6 馬克思 6 馬丁路德 1
合計:
497
1923年4月,北京中國大學十周年紀念日進行的公民常識測驗中,曾就中國社會走向發(fā)問——“你歡迎社會主義嗎?”和“你歡迎資本主義嗎?”。答案顯示:歡迎社會主義為2096票,不歡迎為654票;
歡迎資本主義為736票,不歡迎者為1991票[8]。
同年底北京大學進行的“民意測量”中,關于社會走向問題,測驗中也顯示出極有價值的選擇。在崇拜的世界大人物選擇中,列寧得票高居榜首,此外蘇俄共有九人入選,總票數(shù)為263票,這個票數(shù)甚至高于英、法、美、印等國人物得票的總和(見上表)。在“俄國與美國,誰是中國之友”的回答中,以俄國為友者以371票與72票占絕對優(yōu)勢[9]。在對“現(xiàn)在中國流行關于政治方面的各種主義你相信那一種?”問題的回答中,社會主義以291票居首位,三民主義153票次之,民主主義為66票等等,其他各類答案多達二十余種[10]。
上述的答案在體現(xiàn)思想自由精神的同時,顯示出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希冀和向往。中國人對蘇俄表示出極高熱情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國通過十月革命走上民族獨立的道路,對尋求強國道路的中國知識界人士影響巨大;
而1919年和1920年蘇俄政府兩次對華宣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各階層產(chǎn)生了普遍好感。當然此時的社會主義含義很廣,包括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列寧主義等,經(jīng)過新文化運動的介紹和傳播,社會主義思潮顯然有了較為響亮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更為關鍵的是,知識階層親近與認同社會主義思潮的心態(tài),漸漸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思潮,它對于社會主義的傳播及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走向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這些民意測驗還充分關注了當時的政局形勢,如“你相信當今國會嗎?須怎樣辦?”、“你對此次政府所頒憲法,應取甚么態(tài)度?”等問題的提出,充分體現(xiàn)了知識階層對于社會走向的深切關注。雖然受測者以學界為主,但有文化、敏感的青年學生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仍然具有相當?shù)拇硇浴?/p>
社會倫理觀念的突破
在這一時期,隨著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革,沿海城市人們的社會文化觀念也開始相應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而社會文化觀念質(zhì)變的前提,則是社會倫理觀念的突破。
在新文化傳布的潮流中,社會倫理觀念得到重大突破的表現(xiàn)之一是,“男女有別”、“授受不親”的禮教大防開始被突破,男女公開進入社交場合,大學首開女禁,“三從四德”、“貞節(jié)烈女”的倫理枷索,被不少知識青年大膽地拋棄,她們熱烈地追求婚戀自由,婦女甚至掀起了參政熱潮。
民國初年,公共場所禁止男女同坐;
女校對女學生管制相當嚴格,不準會見男客,甚至規(guī)定男教師須年滿50歲,應留胡須等。1913年,在上海有過男女同坐一輛人力車被拘事件。時風以為,“習俗可變,倫紀必不可變也”[11]。民國初期,貞節(jié)烈女的事例常有報道。1914年3月,北京國民政府頒布《褒揚條例》,鼓勵褒揚貞節(jié)烈女,這顯然與婦女解放、婚姻自由的進步潮流背道而馳。
新文化運動之前,主張男女公開社交的言論和現(xiàn)象已經(jīng)出現(xiàn)。1919年4月,《新青年》載文提出“打破男女界域,增進男女人格”的口號,積極提倡男女社交公開。6月初,在天津的五四大示威中,直隸第一女師等校女生600多人,支援南開中學被圍學生。9月16日,周恩來等男女各10名學生成立覺悟社,男女同室辦公。五四運動后,北京女學界不少人也參加了學生聯(lián)合會,成為男女交際的先聲[12]。20年代初,交誼舞的流行為男女公開社交提供了一種新的文明生活方式,北京、上海等城市在交誼舞熱中出現(xiàn)了營業(yè)性舞廳。
五四時期要求改革家庭舊制的潮流,首先抨擊家長絕對專制,反對孝道。他們認為,正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意識造成了早婚、納妾等陋俗。在家庭成員的關系上,“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觀念,卻當有互相扶助的責任。同為人類,同為人事,沒有什么恩,也沒有什么德。要承認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 [13]。1923年的北京高師民意測驗中,家庭舊制被列為應改革的不良風俗與習慣的首位[14]。
新文化運動對舊貞節(jié)觀進行了無情地批判。胡適認為,“男子對于女子,丈夫?qū)τ谄拮,也應有貞操的態(tài)度”,“婦女對無貞操的丈夫,沒有守貞操的責任”。此外,“誠意的貞操是完全自動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須有法律的提倡”。婦女守節(jié)殉夫“最正當?shù)睦碛墒欠驄D間的愛情”,或者出于“宗教迷信”,無論如何都不應由法律來提倡褒揚[15]。(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新文學的讀者群主要是青年學生,還沒有也不可能占領整個讀書市場。舊派小說在新文學的沖擊下雖然開始低落,但此類迎合市民消遣需求的文學仍有市場,它們在爭取老派市民讀者群體的同時,也不斷融入新的東西。比如運用白話文,作品中含有要求婚戀自主的民主思想、個性主義因素等,涌現(xiàn)了一批通俗小說大家如張恨水、平江不肖生等。從某種意義上講,通俗小說也是文學平民化、大眾化的形式。
民國初期,社會教育頗受重視,內(nèi)容大概包括:鼓勵愛國、勤勉守法、增進道德、灌輸常識、啟發(fā)美感、提倡實業(yè)、注重體育、勸導衛(wèi)生等,主要面向一般民眾,以露天學校和講演所為主要場所。1914年,北京成立周行宣講社,以“增進人民知識,改良社會習慣為總旨”[45]。1915年,上海出現(xiàn)女子社會服務社,“以謀貧民女學之振興,作社會教育之輔弼”[46]。1916年后,社會教育在沿海城市都有發(fā)展!吧綎|通俗教育講演會……會內(nèi)午前附設半日學校,午后設立閱報所,晚間為講演期,于客歲成立,每日聽講人士甚為踴躍,大有難容之勢”[47]。
1919年初,平民教育思潮出現(xiàn)。北京大學部分學生組織平民講演團,在五四前舉行了三次講演。講演內(nèi)容大致包括:“平民教育講演之意義”、“如何求幸福”、“改良家庭”、“公德”、“迷信”、“家庭與社會”、“權(quán)利”、“天賦與人造”、“為什么女子要守節(jié)”等。顯然,這種平民教育已不是一般的道德說教和風俗改良,而是包含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啟蒙內(nèi)容。5月,杜威來華講演也大力提倡平民教育,五四以后,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北京宣講所多次講演,題目如“青島問題”、“國民與民國的關系”、“什么叫法律”、“禮義廉恥”、“國家和我們”、“社會”等。講演涉及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增多。1919年夏,北京高師學生又組織平民教育社并創(chuàng)辦《平民教育》周刊。他們提出:“教國民人人都有獨立人格的與平等思想的教育,就叫做平民教育。平民教育是平等的教育,不是階級主義教育,是為造就一般公民的教育,不是造就少數(shù)貴族或有勢力人的教育。”[48]他們把平民教育看作是實現(xiàn)平民政治的途徑,“不先有了平民教育,哪能行平民政治!保49]這不僅包含了教育救國的主張,還要求“打破那些愚民的政策,開放這種獨占的教育,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神圣的平民身上!保50]由此可見,平民教育思想體現(xiàn)了平等、民主的精神,是五四思潮在教育領域的反映。
1919年,工讀主義開始流行,提倡“一面工作,一面讀書,終身工作,終身讀書”的新生活。在此影響下,勤工儉學運動迅速發(fā)展。當時法國是留學生向往的地方,于是1919年3月至1921年11月,兩年先后共有1600多名青年赴法,其中女學生數(shù)十人,赴法勤工儉學興盛一時。有人評論:“在素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社會間出來的學生一旦脫去長衫,親身下馬進工廠、農(nóng)場做工,我們相信這真是極可紀念的事實!保51]可以說,勤工儉學運動是五四運動中教育平民化、大眾化趨勢的產(chǎn)物。
結(jié) 語
新文化運動實質(zhì)上是一場由知識階層精英領導的思想啟蒙的、反封建的文化運動,對這一時期社會文化觀念的變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沿海城市在這場變革中走在了前列。
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促使人們的社會價值觀念發(fā)生變革,尋求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尋求民族獨立與富強,成為人們的社會理想,這種觀念的演變促使了社會主義思潮的傳播。新文化運動將批判的矛頭集中在傳統(tǒng)倫理觀念特別是孔教、舊的婚姻家庭制度上,這種沖擊波和影響力雖沒有輿論描述得那么強烈而本質(zhì),但以性觀念與婦女解放為標志,平等、自由的精神開始滲入到社會倫理觀念中。
然而,社會價值觀念和倫理觀念的變化不能一蹴而就。嚴禁纏足、蓄辮、煙賭等社會陋習較易得到認同,但當變革的潮流觸及到倫理道德的核心時,社會的阻力就大得多,社會認同也比較困難,如婚姻觀念中的男女自由交往、自由婚戀、自由離婚、法律意識、破除迷信等問題,只有經(jīng)過不斷的變革后才被社會所接受。
新文化運動對于舊文化、舊傳統(tǒng)的批判和沖擊是深刻的、全方位的,但也產(chǎn)生了一些激進的思想和主張。例如:廢除姓氏、女子獨身、廢除傳統(tǒng)戲曲等等,這些主張只是文化激進主義的矯枉過正。在封建倫理占統(tǒng)治地位的舊中國,要想實現(xiàn)徹底的思想解放就必須首先把舊的傳統(tǒng)“砸碎”。這些激進的、全盤否定的觀點,在“砸碎”的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新文化運動所表現(xiàn)出的勇氣和信心是令人欽佩的。
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使民主、科學的精神在中國得以迅速傳播,使自由、平等的觀念初入人心,推動了社會文化觀念的轉(zhuǎn)變,促進了人們思想的進步。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和許多成就至今仍閃爍著炫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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