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
發(fā)布時間:2020-06-10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思想改造，是1949年以后新政權對中國知識分子長期采用的基本政策，這個過程相當漫長，有近三十年時間，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才較少再提這樣的口號。作為一種對知識分子進行控制的主要方式，思想改造本身并不是一種政治運動。但本文所研究的思想改造運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改造，而是特指1951到1952年主要發(fā)生在中國各高等院校中的思想改造。因為這次思想改造是以集中過關的方式，在短時期內對知識分子思想進行強制改造，所以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更由于這次思想改造發(fā)生在新政權開始多次政治運動的重合期，特別是由此所帶來的中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對后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與思想狀態(tài)有很大影響，所以對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評價的一個基本思路是：這是一場完全的政治運動，在性質上，它與中國發(fā)生的所有政治運動都有其相似性。
一、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
從毛澤東一生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中可以看出，他對知識分子通常是沒有好感的。有些研究者把他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與他早年在北京大學作圖書館管理員的經歷聯(lián)系起來，可能有一定道理。他在延安時，曾對來訪的斯諾說過，他當時受夠了那些教授的氣，他特別提到了羅家倫和傅斯年。這是學術界經常提到的。早年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對于毛澤東來說是不大愉快的，1949年以后，毛澤東一次也沒有去北京大學。那時北大校長馬寅初很想讓毛澤東到北大去講一次，但毛澤東不去。1951年9月11日，毛澤東在馬寅初致周恩來的一封信上批示：“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1毛澤東一生對北大沒有什么興趣，對馬寅初的邀請并不放在心上。那時新北大總是想貼近毛澤東，但毛澤東對此較為冷淡。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對北大邀請他參加五四紀念會，也是很快拒絕了。他說：“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2后來毛澤東雖然給北大寫了校名，但他對北大看來是不大熱情的。毛澤東對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后來的命運。
在毛澤東眼里，知識分子只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他從沒有把他們看成是具有獨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體。對于知識分子，他一直有成見，總是不信任他們，這個評價，不僅是毛澤東個人，也可以從一個政黨的體制化行為中看得很清楚。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做過一個《關于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所謂1933年的兩個文件是指：一、“怎樣分析階級”；
二、“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1948年重印這兩個決定的目的，是因為這兩個決定只有一小部分當時已不適用，刪去一點后，其余全部在當時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適用。在這兩個決定中，對于知識分子的認識，也就是后來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政策，而且在以后對知識分子的評價中，還沒有達到這兩個決定的認識水平。
在“怎樣分析階級”的決定中，對于知識分子是這樣說的：“知識分子不應該看做一種階級成份，知識分子的階級出身依其家庭成份決定，其本人的階級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決定.。一切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服從民主政府法令的條件下，應該充分使用他們?yōu)槊裰髡⻊�。同時教育他們克服其地主的、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知識分子在他們從事非剝削別人的工作，如當教員、當編輯員、當新聞記者、當事務員、當著作家、當藝術家等的時候，是一種使用腦力的勞動者。此種腦力勞動者，應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護。3
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在西北野戰(zhàn)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有一個講話，這個講話就是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講話的第五部分是“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問題”。他認為，知識分子中也有極小部分人，是堅決跟反動派跑的，但是極大部分人看到了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種種腐敗反動，而對國民黨統(tǒng)治和美帝國主義侵略表示不滿，對于日益發(fā)展的革命運動抱著某種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態(tài)度，這些人是可能爭取的，如果我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導他們，給以適當?shù)慕逃透脑�，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是可以為著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服務的。4 這個認識，到了五十年代，就變成了毛澤東的“皮毛論”。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體現(xiàn)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評價。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最集中體現(xiàn)在四十年代他在延安的兩次講話中。1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毛澤東在延安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文中說：“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fā)達，所以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中央文件又做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愿意參加抗戰(zhàn)的，一概采取歡迎態(tài)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分子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5毛澤東在演講中說了許多諷刺知識分子的話，從他的講話風格上可以看出，他對知識分子沒有好感。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知識分子的判斷，就成了這樣的評價：“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凈處，就是身體也不干凈，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干凈。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了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格不入的�！�6到了《論聯(lián)合政府》中，毛澤東雖然對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相當?shù)目隙�，但他的最終結論還是：“今后政府應有計劃在從廣大人民中培養(yǎng)各類知識分子干部，并注意團結與教育現(xiàn)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边@個態(tài)度伴隨了毛澤東一生，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以后曲折經歷的思想背景。
1947年底 ，毛澤東籌劃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時，他極為關切民主黨派在中國未來政治體制中的地位問題，因為中國的民主黨派，大體上是知識分子群體。為此他特向斯大林發(fā)出一份絕密電報，對斯大林陳述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在談及中國的政治形勢，重點是中共對待民主黨派和中小資產階級的態(tài)度時，他懷疑反蔣人物與美國有聯(lián)系，毛澤東說：“美國人和蔣介石打算通過宋子文同我們開始和談，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迷惑群眾。美國人和蔣介石擔心我軍可能強渡長江，盡管我們當前并沒有這樣的打算。在香港的李濟深將軍和在美國的馮玉祥將軍和其他反蔣人物，同美國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因此將來他們可能受美國利用并為美國和蔣介石利益服務。我們對這種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時利用他們?yōu)楦锩⻊铡！?毛澤東說：“隨著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中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員中有同情我黨的人士，然而他們的領導者大多數(shù)是動搖分子。正是他們在國民黨的壓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從而表明了中等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取勝時，根據(jù)蘇聯(lián)和南斯拉夫的榜樣，除中國共產黨以外，全部政黨都應退出政治舞臺，這樣能大大鞏固中國革命�！�8從四九年以后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一系列打擊中，可以肯定地說，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是符合他“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的立場的。由于斯大林的反對，才出現(xiàn)了后來所謂的聯(lián)合政府，但這也埋下了毛澤東和民主黨派之間的矛盾，他連李濟深、馮玉祥這樣的國民黨左派都不相信，其它人就更可想而知了。特別是毛澤東對民主同盟的反感（主要是民盟高層領導如羅隆基等人），種下了1957年“反右”時，民主同盟從中央到地方領導幾乎無一幸免的前因。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四十七條中就已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yè)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9也就是說，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個早晚、一個以什么樣方式來完成的問題，改造是必然的。
二、延安整風與思想改造
1949年后中國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可以從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延安整風中找到源頭，無論是運動的指導思想，還是組織方式以及具體的工作作風，延安整風實際成了1949年以后新政權整個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來源。當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學委會的幾個關鍵人物，在四九年以后，都成為身居要職的領導如陳云、康生、李富春、彭真、陸定一、楊尚昆、柯慶施等等。另外，1952年在新政權當中，負責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領導人完全是延安知識分子，特別是當年延安馬列學院的知識分子，如胡喬木、周揚、李維漢、艾思奇、范文瀾以及地位在他們以下的于光遠、胡繩、鄧力群等，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這些延安知識分子是居于領導位置的。由于他們當年都經歷過延安整風和審干部運動，所以在新時代，他們對于延安早年的政治運動并不陌生。在思想改造運動起來以后，這些當年延安的理論家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比毛澤東還左，后來發(fā)生的“《學習》雜志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作者另有專文論述這一事件，此處從略）。因為延安整風歷來都獲得極高正面評價，它的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是從不容懷疑的，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中，周揚依然對延整風給予了高度評價，由此可見這一政治運動的歷史地位。其實五二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不過是把當年延安整風和審干那一套東西，用來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延安整風的主要目的，是毛澤東要在黨內完全排斥掉以王明為代表的有留蘇背景的革命知識分子，然后建立自己新的意識形態(tài)。在延安整風時，雖然各級干部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打擊，但那些有過留蘇背景的知識分子是最容易被以教條主義為名而排斥的。1942年冬春之交，延安各機關、學校在聽了康生作的傳達和動員報告后，紛紛成立了整風領導機構，基本停止了日常的業(yè)務工作。早已習慣遵從上級指示的干部們正興趣濃厚的按照上級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學習計劃，日夜精讀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時延安似乎又再現(xiàn)了前幾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大學校。10延安整風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全力肅清“五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內知識分子中的影響，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新觀念。11當時成立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與五二年思想改造運動時各高等院校負責改造知識分子的領導機構，在名稱上都完全一致。1942年3月至5月，毛澤東親自選編了干部必讀的“二十二個文件”，下令所有參加高級學習組的干部，必須對照文件精神，聯(lián)系個人思想和歷史經驗，寫出整風筆記。12不但要寫，還要派出檢查團專門抽閱干部所寫的個人筆記，以了解他們對整風運動的真實態(tài)度。毛澤東利用新成立的各級學習委員會，使這個新設組織成了各級黨組織的核心，借助學習委員會高效、有力的組織措施，毛將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強制性地灌輸進廣大黨員的頭腦，初步打擊了黨內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條件。13“寫筆記”和由學習委員會來審查“筆記”，這些延安整風時，由康生、毛澤東等人發(fā)明的辦法，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時，全部照般了過來；
康生在延安整風時首創(chuàng)的所謂“批評與自我批評”，經由毛澤東首肯以后，成了新政權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法寶。毛澤東說：“康生同志在前幾天動員大會上所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是整個的，但自我批評就是說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14這些極其虛偽的所謂思想方法，在后來的思想改造運動中，被強加給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在強大壓力下所做的思想?yún)R報和檢討格式（以無限制地自毀為基本特征），也來源于延安整風和審干運動，當年王若飛、吳玉章、王思華、范文瀾等人所寫的檢討，可以說就是后來知識分子的樣板。15包括思想改造運動中一些最為人熟知的提法，也都來自延安整風。比如“脫褲子，割尾巴”，就是毛澤東的發(fā)明。
楊絳的長篇小說《洗澡》是反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文學作品，雖然是小說，但紀實的成份很大。她在小說的前言中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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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小說寫解放后知識分子第一次經受的思想改造——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這些知識分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相當于西洋人所謂“洗腦筋”。
寫知識分子改造，就得寫出他們改造以前的面貌，否則從何改起呢？憑什么要改呢？改了沒有呢？
我曾見一本木刻的線裝書，內有插圖，上面許多衣冠濟楚的人拖著毛茸茸的長尾，雜在人群里。大概肉眼看不見尾巴，所以旁人好象不知不覺。我每次想起“脫褲子，割尾巴”運動，就聯(lián)想到那些插圖上好多人拖著的尾巴。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識上或思想上，經過漂洗，該是能夠清除的。假如生在人生尾部，那就連著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是用釅釅的堿水，能把尾巴洗掉嗎？當眾洗澡當然得當眾脫衣，尾巴卻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于否，究竟誰有誰無，都不得而知。
“脫褲子，割尾巴”這種幾近于下流的說法，完全符合毛澤東延安講話的風格，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有些講話刪除了下流的詞句（高華著作中有詳細的比較）。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有一篇胡喬木起草的社論《教條和褲子》。其中有一段說：“舉一個例。毛澤東同志在他二月一日的演講里，曾經說今天黨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是在一部分黨員中間，還有三風不正的問題，于是你也來呀，我也來呀，大家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尾巴割下來呀，大家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們的黨豈不就十全十美了嗎？可惜尾巴是叫不下來的。大家怕脫褲子，正因為里面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又必須用刀割，還必須出血。尾巴的粗細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但總之未必是很舒服的事，這是顯而易見的。為免得詞廣而意寬，我們就來數(shù)一數(shù)延安的家珍吧�！�17胡喬木還說：“我們主張脫褲子，因為我們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基本上是健全的，只有局部的個別的缺點，而且這些缺點是會很快清除的，有些人們卻沒有這種自信，因而他們與搶著要代他們脫褲子的群眾老是鬧別扭�！边@種毛式文風，對后來中國知識分子感情的傷害非常嚴重。四九年以后，流行于中國社會的新華文體，實際就是由毛澤東開其風，然后由左派知識分子陳伯達、胡喬木、周揚、胡繩、于光遠、張春橋、姚文元等知識分子摸仿運用而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中蘇關系破裂時的所謂“九評”，達到了集大成，這種文體的最大特征就是強詞奪理，自說自話。
所謂思想改造工作，看起來是以全民為對象，實際上卻以知識分子為主要目標。這個運動雖然相對松散，但持續(xù)的時間很長，至到1956年年1月，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時，才算告一段落，前后共達四年之久。思想改造的目的，是指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經常進行自覺的思想斗爭方法，拋棄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工人階級思想、共產主義思想。也就是讓知識分子放棄原有的非馬列主義思想，去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并以這樣的立場、方法、觀點去解決各種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概括地說，思想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要統(tǒng)一思想，使思想一元化，使個性喪失，使任何屬于個人生活的東西都納入集體，思想改造運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知識分子不能有任何獨立性，不能有任何私人生活的空間。
具體說來，對知識分子改造的目的有三個目標：（1）革除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思想：通過“思想改造運動”，徹底根除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也就是所謂的個人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絕對平等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民族主義思想，以及中國數(shù)千年的傳統(tǒng)學術和倫理思想，從根本上清除新政權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使舊社會知識分子適應新社會，并積極為新社會服務。（2）打擊知識分子的不滿：思想改造有一個基本思路就是，不僅要徹底消滅一切階級異已，為社會主義革命鋪平道路，而且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回曲折的欺騙手段，要使整個社會全部納入計劃經濟的體系。由于知識分子對此種措施至為不滿，所以要用思想改造來對待知識分子，迫使知識分子成為馴服聽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識到教師和教育工作人員都改變了過去的想法，以求達到整個社會思想領域的根本變革。利用知識分子的科學技術和專業(yè)知識，來從事它的經濟、文化教育各項建設，解決各級干部嚴重缺乏的困難。18
思想改造通常要經歷如下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基本上是從延安整風中照搬過來的。
一是學習。用政治學習、理論學習為名，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懷疑。一般采用兩種方式：一為“聽大課”，大指馬列主義政治課，所有高等院校教師必須參加，講誦者都是那些長于背誦教條而知識水準低落的干部。二為指定有政治歷史問題的高級知識分子到臨時成立的“華北革命大學”、“華東革命大學”去學習。而在“革命大學”的學習一種什么情況呢？
劉乃元1945年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英文系，四十年代曾在美國駐華的軍調處做過翻譯，由于他過去和美國人的關系，1949年以后得不到信任和使用。1957年他成了右派。后在中國新聞學院做教授。191949年6月以后，他曾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過�，F(xiàn)在可以通過這個知識分子晚年的回憶，來分析當年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劉乃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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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穿軍裝的干部對我們說，我們現(xiàn)在已經被移交給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半年革命理論，然后回到外語學校，他在營房前對我們作臨別講話，他說我們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過去的行業(yè)不同，但都沒有學習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干革命不懂革命理論是不行的。他說我們現(xiàn)在的這所革命大學不同于以往大家熟悉的任何大學，這也許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所真正的大學。他說，毛主席教導說：“大學者，大家學的意思”，人越多越稱得起大學。“這是咱們偉大領袖的偉大思想，你們過去熟悉的大學都是腐朽的舊東西，都應該改造�！彼v得很鄭重，我們聽的人都肅然起獲。
這次講話給我的印象很深。這種大學的定義真是聞所未聞，除偉大領袖以外恐怕誰也想不出的。然而這卻使我懂得了為什么新生不經考試一律入學的道理，人多是首要的，其它可以不計較。我讀了四年大學，畢業(yè)后過了四年又上了這所新式的大學，卻發(fā)現(xiàn)原來的大學是腐朽的舊東西。
劉乃元回憶，一個班主任這樣對他們說，大家到這里來是改造思想，而要改造思想非體力勞動不可。大家要開始學習革命的理論，但是如果沒有勞動人民的感情，理論是沒有用的。要改造感情就必須干體力勞動。
當時的所謂大課，主要是由解放區(qū)的著名理論家艾思奇講社會發(fā)展史。學生人手一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課本。學習的重點問題之一是，弄清集體主義的重要性。許多東西需要學習，因為許多新鮮事物不懂，而學過的許多東西是錯誤的或過時的�，F(xiàn)在學的理論有一條是任何偉大的業(yè)績都是集體力量完成的，而任何個人不可能做出偉大的事情。進一步說，資產階級崇尚個人主義，而無產階級主張集體主義。劉乃元說：“來到革大的第一天領導就向我們講清楚，我們是到這里來改造思想的，要用革命理論來武裝我們的頭腦，摒棄過去學的資本主義的理論。同時確定的一條是革命理論必須無條件接受，而舊的理論必須完全徹底地拋棄而毫不猶豫�！瓍⒓痈锎笠詠砦业谝淮味昧�，革命大學和我過去所熟悉的大學毫無共同之處。我本來以為在這里學的是政治理論，就象過去在大學學習歷史、地理或英國文學一樣，現(xiàn)在看來我實在太蠢了。我在這里其實是卷入了真正的政治。如果這也叫做學習，那實在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學習方法�！�
當時革命工作要隨時作總結，不論戰(zhàn)斗、土改、建設，不管什么工作，結束時都要總結。革大的學生也不例外，到一期學習畢業(yè)時每個學生都要寫出一份《思想改造總結》簡稱《思想總結》。按照要求，思想總結應該寫出半年以來學了些什么，思想和觀點有哪些改變，也就是說思想改造有哪些收獲。每個人的思想總結都要存入擋案，終身保存，作為參加革命以來第一次思想改造成績的記錄。劉乃元說，1950年年初在革命大學的這場經歷，像惡夢一樣印在他的記憶中，永遠也磨不掉。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他喪失了自信，學得他是動輒得咎，總是不對的，而那些批判他的人總是對的。
二是坦白。以會議上發(fā)言、寫作自傳或學習心得報告等方式，要知識分子檢查思想上非無產階級的存在成份，揭開思想反動的一面，從而強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表明誠心誠意地接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坦白什么呢？
邵燕祥是一個參加過運動的知識分子，他提供的兩份材料非常有歷史價值。一份是《寫歷史與思想自傳參考提綱》，另一份是《交待問題注意事項》。這是1951年，邵燕祥所在廣播事業(yè)局開展“忠誠老實政治自覺學習運動”中的材料，可以由小見大，其它單位的情況也可想見。邵燕祥認為，如果研究中國當代歷史，特別是有關政治運動、思想改造這些專題，對這些則不可不知。20
寫歷史與思想自傳參考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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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履歷年表。
2、家庭情況。
3、個人經歷。
4、思想總結。
（二）主要的內容
甲、履歷年表
1、從出生年、月、日及地點寫起。
2、、七歲以前概括地寫明簡歷。
3、七歲以后到現(xiàn)在為止，逐年寫明在何地什么學校學習，哪個機關工作及其它經歷。
4、參加政治活動以后到現(xiàn)在為止的各個時期，須注明能證明各該時期情況的證明人，開列證明人的姓名、職業(yè)及現(xiàn)在通信地址。
乙、家庭情況
A、祖父一代
1、祖父母的姓名、籍貫、年齡、職業(yè)。
2、主要的經濟來源，家庭經濟收支狀況、有些什么動產和不動產。
3、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參加過什么社會活動，群眾反映如何。
B、父親一代
1、父母親的姓名、籍貫、年齡。
2、父母親的學歷和職業(yè)經歷。
3、家庭收的主要來源，生活水準和財產情況。
4、父母親的政治思想與信仰。
5、父母親參加過什么黨派、社會活動，群眾反映如何。
C、自己一代
1、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輩親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齡、學歷、職業(yè)經歷。
2、他們的政治思想如何，參加過什么政治團體，有些什么政治性和社會性的活動。
3、他們現(xiàn)在何處，對革命的態(tài)度如何。
4、個人和他們在政治、經濟、思想上有些什么聯(lián)系。
丙、個人經歷
1、上過哪些學校，曾在什么機關擔任過哪些職務。
2、在學生及服務社會時期，聽過或看過哪些關于思想、藝術、政治等方面的學說和書報刊物，對個人發(fā)生過什么影響。
3、在各個時期，對國家、民族、社會、政黨及個人前途存在過些什么樣的希望。
4、對各個時期國內外發(fā)生的各種事變和社會現(xiàn)象，采取什么看法和態(tài)度。
5、參加過哪些學生運動、社會活動，經過與結局如何。
6、參加過哪些政治事件活動，當時的動機如何，事后在思想上有些什么好的或壞的影響。
7、參加革命工作以后，在人生觀和思想上有些什么新的收獲。
丁、思想總結
1、家庭和學校教育，及社會環(huán)境，給個人形成了什么樣的政治思想和作風。
2、今天在工作、學習、生活上保留著哪些主要優(yōu)點和缺點。
�。ㄈ⿲懛ㄅc重點
1、按事情的發(fā)展過程，以經歷（如學生生活時期、職業(yè)生活時期）或思想轉變（如由一種思想顯著地轉變?yōu)榱硪环N思想）為中心，做縱的敘述和橫的分析。
2、、要將思想和事實聯(lián)系起來，以各時期經歷過的事實為依據(jù)，來反映當時的思想；
在分析各時期的思想時，必須以具體的事實為基礎，來說明思想的根源。
3、重要的轉變和發(fā)展，必須將關鍵性的主客觀原因，分主要與次要地交代。
4、年表著重寫七歲以后的主要經歷，可采取生平大事記的格式。
5、家庭情況著重寫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經濟、政治情況及由此而產生的個人的主導的思想與作風。
6、個人經歷按時間的先后，著重寫與個人有關的事實，不能顯著地說明一種思想的瑣碎雜亂的事物，不必一一列舉；
應偏重于主要事物的歷史性的敘述，它和思想總結的不同點，在于思想總結著重概括政治及一般思想意識與作風的轉變和現(xiàn)狀。
（四）注意事項
1、寫自傳必須忠實坦白，不虛構夸張進步面，也不隱瞞落后以及反動面，應實事求是，有啥說啥。
2、要采取歷史的批判的態(tài)度分析過去，以說明現(xiàn)在。如果以今天的現(xiàn)實水平，去硬套過去，將新近才認識的問題說成是老早就已認清的問題，結果，不但看不清演變與發(fā)展，而且必然地會將自己的歷史與思想寫得不合邏輯，失去真實性。
廣播事業(yè)局青年團分總支
三月七日（1951）
交代問題注意事項
本局“忠誠老實政治自覺”學習運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即將轉入交代問題階段。所有準備交代問題的人，應注意下列幾個問題：
（壹）交代什么。下列四類問題是要交代的：
甲、特務問題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問題
一、參加特務組織，如中統(tǒng)、軍統(tǒng)系統(tǒng)和特務組織；
日寇的特務機關；
帝國主義的間諜組織；
以及參加其它反革命情報機關擔任搜集情報工作。
二、參加反革命軍警及憲兵等組織的重要部門。
三、參加其它特務性質的組織及特務外圍組織。
四、自覺幫助特務及反動派經常進行反革命活動，如破壞革命運動、學生運動、破壞工人運動、密告或捕殺進步分子與破壞進步組織之行為。
乙、一般政治問題及一般政治性問題
一、參加反動黨派團體；
國民黨、三青團、青年黨、國社黨、民族革命同志會、復興社、勵志社以及其它反動的黨派團體；
敵偽的新民會及其它反動組織。
二、參加反動的會道門及封建團體如青紅幫、一貫道、九宮道以及其它反動會道門用封建團體。
三、參加宗教團體中的反動組織如“圣母軍”、“公教報國團”。
四、曾經在一時或偶然進行過反革命的活動如進行反人民反共反蘇宣傳，參加反蘇游行，反對或破壞各種進步的團體和運動。
五、其它一般政治問題或帶有政治性的問題。
丙、隱瞞、偽造、夸大、縮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問題：如隱瞞和偽造自己的歷史、政治經歷、偽造或夸大自己某一時期的思想（如落后或反動的思想偽造成進步思想），偽造或夸大自己的社會關系的進步性，偽造自己參加革命及共產黨、青年團的時間，偽造自己參加進步團體甚至參加共產黨，偽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升降年齡，以及偽造其它政治性問題或非政治性問題而自己認為需要交代的問題。
丁、社會關系，下列四類的社會關系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參加反動組織和活動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參加各種反革命組織反動黨團會道門、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的人。
三、對自己的思想行為有重要影響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階段歷史、活動情況的人。
�。ㄙE）交代問題的標準、要求和態(tài)度：交代問題的唯一標準，就是使自己講的和寫的歷史、經歷、思想、行為（活動）社會關系完全合乎實際情況，也就是說交代的情況是完全真實的。交代問題要求真實（不縮小也不夸大）、明確（不含糊）、徹底（不留尾巴）。交代問題的態(tài)度是忠誠老實，自覺自愿，主動交代。
�。ㄈ┙淮姆绞椒椒ǎ簩懗蓵娌牧�，在會上或會后交代。
廣播事業(yè)局學習分會
七月十三日（1951年）
看到這兩份材料，有一個問題會擺在面前，這是誰設計出來的？設計者是在什么理念支配下想出這種方案的？這是基層的一般干部所為？還是從上到下有一個統(tǒng)一行動的思想背景？設計這方案的最終目的是什么？等等。在思想改造運動當中，凡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尤其是從當時名牌大學出來的學生，沒有一個不糟蹋自己所在的大學的，特別是那些出身教會學校的人，好象自己上了教會學校就和參加過美國特務組織一樣�？吹竭@樣的材料，也許就會明白，那些檢討的格式都不是自己想出來的，而是有人給你設計好了的，你只要按照那個“提綱”來寫就可以了。而那個“提綱”可以說基本上就是一個類似“逼供”的指南。
其中有一條是這樣說的：“七歲以后到現(xiàn)在為止，逐年寫明在何地什么學校學習，哪個機關工作及其它經歷。”看了這一條，就可以明白，設計這個方案的人，不是文盲，就一定是一個心理變態(tài)者。為什么呢？稍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人從七歲到他們成年，還有至少七年時間，如果以法律規(guī)定成年人標準十八歲來算，從七歲到十八歲則時間更長，這個時間對于一個人的成長，特別是對于一個人的政治信仰并不具有什么決定作用，你讓一個人，從七歲以后就寫明他干過什么，這有什么意義呢？一個重大的政治運動，無聊到了這樣的程度，實在難以令人置信。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精神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神和個人生活控制到他們所設想的程度，這不僅是計劃經濟，而是計劃思想了。
從以上的材料中，可以解析出許多歷史內容。這兩份材料都特別在意每個人的出身，凡事都要查到三代以上，這個思路，倒導致了“文革”時期的血統(tǒng)論。這是五十年代初的材料，但也不是什么新發(fā)明，它還有更長的歷史。
史學家趙儷生曾說，1944年，他在山西晉城參加土改，因為當時趙的一些舊日朋友都是當?shù)氐呢撠熑耍瑢λ谡紊线�信得過，就讓他在資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當?shù)爻霭娴摹缎氯A日報》合訂本和一些非“內部”的上下行文件。這些文件讓趙大吃一驚，他結合他在長治市所看到的情況，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就是‘左’！”他說：“在這一帶的文化部門，主要是小學和初中或師范里，人們怎樣發(fā)動學生展開在教師中的階級清洗運動。學生中有各種名目的組織，最主要一個叫‘翻先隊’，這是指查教師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們的先人在‘地富’‘中農’‘貧雇’中屬于哪一個陣營。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堅決清洗。試想在舊中國、在文化相對不發(fā)展的晉東南，能受較高教育而稱職當教師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幾個？于是大量教師被清洗下來，逐回家去勞動；
有的給胸口掛上‘地主’、‘惡霸’的牌子監(jiān)督上課。這種劃階級的做法在學生中發(fā)展得更惡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貧雇子弟去上學；
貧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頭上叫‘洗腦筋’；
地富子弟要替貧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紡花、做鞋，都有定額，不足定額者開會斗爭�？荚嚦煽�，要根據(jù)卷面扣分加分，如貧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減五分；
個別地方規(guī)定，不管卷面如何，貧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農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學校出告示，‘翻先隊隊長（學生）名字在前，校長名字列在其后……”。21了解這樣的情況，再想五十年代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革當中對“黑五類”的態(tài)度，也許就不會感到驚奇了，這有邏輯的必然。
因為目的是計劃思想，所以著眼點特別在于每一代人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信仰。比如
材料中對祖父一代有這樣的要求：“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參加過什么社會活動，群眾反映如何？”對父親一代要求：“父母親的政治思想與信仰。父母親參加過什么黨派、社會活動，群眾反映如何？”到了自己一代，就問得更詳細了。除了嫡系兄弟姐妹以外，旁系的同輩親戚以及朋友的情況都要交待清楚。其中有一條：在學生及服務社會時期，聽過和看過哪些關于思想、藝術、政治等方面的學說和書報刊物，對個人發(fā)生過什么影響�！边@種計劃思想的思路，對后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芭u與自我批評”，是延安整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評議之名，開展公開斗爭，要知識分子先作自我批評，再由群眾來批評（如學生控訴老師、兒女控訴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鄰居等控訴），鼓勵掀起斗爭高潮，以進行反復的斗爭，從而運用操縱群眾的方式，決定其是否進步與能否過關。四是改造。逼迫知識分子參加“社會活動和政治斗爭”，企圖徹底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tài)。如組織他們參加“土地改革”“鎮(zhèn)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五是總結。是為無產階級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這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知識分子的根本問題。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要知識分子將自己學習、改造的過程，作出總結報告，把思想上的黑點和黑線肅清，搞清楚為誰服務的問題。如果發(fā)現(xiàn)覺悟的程度不夠，還需要再進行改造，強迫補課學習。
所謂思想改造，就是西方翻譯的“洗腦筋”（劉青峰認為，思想改造與西方的“洗腦”不同，胡平認為這個說法是專指中國思想改造的，他的根據(jù)是兩個美國人五十年代初的著作。這里只是在習慣的意義上使用這一說法）。要把舊的封建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思想，總之是非馬列主義的思想都排去，而代之以正統(tǒng)思想――馬列主義。
土改運動斗爭了地主。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斗爭了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的人�？姑涝逅懔宋鞣疥P系和影響。三反五反斗爭了工商界。還有一部分人在社會上很有勢力，作為社會活動的領導者，這群人就是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對這些人不能不利用，但不能不使其先屈服而后再加以利用，那就非要用轟轟烈烈的運動不可。
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在學校里進行，方式也是編小組，在小組里個人檢討，別人批評。有重點的對象便到大會上作檢討，群眾再批評提意見。所謂思想改造，實際上絕不是限于抽象的思想觀念，而是要結合實際。作思想檢討的人，就是把一生歷史活動報告出來，那種活動是什么思想，并且為什么有那種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在學校里，也就是教師們交代歷史，交代其思想來源。當時中國三四十歲以上的高級知識分子，都是生長在舊社會的人，他們的歷史、活動、思想，自然都與舊社會有關。今天拿馬列主義的尺度來衡量、批評、指責，他們只有通身是病，處處不合。所以教師們過思想改造的關是很困難的，很痛苦的，而壓迫凌辱加于他們身上的是難于忍受的。
思想改造不是一檢討批評就算了事。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所以有些教授雖然做了八九次檢討，以致痛哭流涕，還是過不了關。其嚴重者多是涉及政治問題，那就走到鎮(zhèn)反或其它帶有鎮(zhèn)壓性的運動范圍，那么這個人就有被逮捕法辦，或勞動改造的可能。所以在文化機關、學校、藝術團體……雖然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詞句的偽裝下，而參預這個運動的人是面對著不可抵抗的暴力鎮(zhèn)壓。至少在知識分子心中，如果過不了思想改造的關，自己吃飯的問題是嚴重到不堪設想。在當時的社會里，以出賣知識吃飯的知識分子，又有何法能求得生存？思想改造也是含有恐怖性的，而被蹂躪的知識分子，主要是大學教授。22在運動中已是處在牛鬼蛇神的世界，而不是清高的教育。
思想改造運動用意之一，是打碎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不讓有超然物外之想；
什么事都有階級性，思想也有階級性，絕沒有超階級的行為和思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另一面就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政權。必須把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攻破，叫你自我批評，還叫群眾批評；
就是叫你當眾出丑，再也見不得人。讓你在眾目睽睽之下，失去自己的尊嚴。運動的一般情形，在小組里每人作檢討，自我批評，在座的別人批評�！岸窢帉ο蟛皇羌械缴贁�(shù)人身上，而是以他們?yōu)榈湫�，給群眾以思想教育。在大會斗爭是嚴厲的，其瘋狂的程度，不亞于土改斗地主，在鎮(zhèn)反中鎮(zhèn)壓反革命。通常坐在大會臺下的是被斗爭者的同事，教書先生；
是群眾――自己教授的學生。他們指著鼻子罵你，說你骯臟。頑固、舊時代的走狗；
你的舊知識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細菌，而你自己還恬不知恥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滿，看你的樣子，簡直都沒有人形。這樣的污辱對一個大學教授來說，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師們成了階下囚，學生成了審判員。中國傳統(tǒng)的尊師重觀念被思想改造一掃而空。”23
三、“思想改造”詞語梳理
邵燕祥在回顧他參加革命的情形時說，1949年后，作為一個知識青年，帶著要改造自己的自覺，進入新生活。知識分子的精神磨難，不是從反胡風開始的；
1949年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稱為“接受革命”或者“參加革命”，在大陸生活的人其實是沒有其它選擇的，從飽經蒼桑的老知識分子到十幾歲的學生概莫能外，而且大家從不諱言“思想改造”，認為這是一個光榮的政治任務，與此同時還有學習，這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學習與改造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產黨建立新政權時帶來的新事物，包括各種政策文件都是學習的內容。這也不是從建國后開始的，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的口號，在建國后仍然是經典，那就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聯(lián)系實際，改造思想”十六字訣。改造思想最終落在了知識分子的頭上，這既是學習的方針，又是整風精神，也就是進行對人的改造，所謂改造舊人、塑造新人的途徑就是這樣的。24詞語的流行體現(xiàn)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所以有必要對某種特別流行的歷史詞語進行梳理
四十年代起，從延安開始，“改造”這個詞，就很流行，它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而言的（同時也包括一些開明紳士和工商業(yè)者）。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使用“改造”一詞時，都是在教育知識分子時說的。在延安時期，對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從來就沒有放松過。但作為一個專有名詞的“思想改造”，卻是從1949年以后才出現(xiàn)的。在這之前，對于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可以說就是要“改造”，但卻還沒有特別說明是要“改造”思想，而是要“改造”一切。那時對于知識分子的一個口號是“爭取、團結、改造、培養(yǎng)”。(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是1949年9月29 日，中共中原中央局專門制定的方針，這個方針后來成為所有解放區(qū)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這個指示中這樣認為：“爭取、團結、改造、培養(yǎng)知識分子——這是全解放區(qū)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25
1948年中共中央曾專門做過“關于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及對新區(qū)學校教育的批示”，在這個通知中說：“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是我黨重大的任務，為此應辦抗大式的訓練班，逐批地對已有的知識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規(guī)模的辦，目的在爭取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都受一次這樣的訓練。”26（五十年代初期，“思想改造”是一個非常流行的名詞。先有了“思想改造”，然后才有了“思想改造運動”。它們之間有一定的聯(lián)系，但卻不完全是一回事。）
徐特立在談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教育時說：“關于舊知識分子之改造：對于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的態(tài)度，是采取適當辦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這是唯物史觀的觀點和方法，在下面就要說的），為中國人民服務�！�27
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一些新知識詞典中，都把“思想改造”，作為一個專有名詞解釋。當時集體編著的《新知識辭典續(xù)編》，對于“思想改造”這樣說：
“一定的階級，產生一定的反映其階級利益的思想，如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等。凡是其它階級出身的人參加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具有無產階級思想。這種使思想轉變的方法過程，叫做思想改造�！�28
《人民學習辭典》中對“思想改造”是這樣解釋的：
“一定的階級產生一定反映本階級利益的思想。例如：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工人階級思想等。只有工人階級的思想體系――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最能反映客觀真理。凡是其它階級出身，愿意追求真理的人，都應當放棄自己階級的立場、偏見，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改造自己的思想。凡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排除非工人階級思想，使思想轉變的方法過程，叫做思想改造�！� 29
《各科常識問答》中關于“改造”一詞：
“把舊的制度和舊的事物重新改變它的基礎和結構，叫改造。又人的思想和生活經過重新教育和鍛煉，棄舊更新，也叫改造�！�30
《學習辭典》“思想反省筆記”：
“根據(jù)革命大學第一期一部分學員的思想總結（四十篇短文）而編成的一本書。這代表了一萬多學員經過馬列主義理論學習后的收獲，反映了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思想大轉變。各種家庭出身、各種社會成份的人自敘著思想轉變過程，剖析自己的主導思想及其根源，并敘述了走進‘革命溶爐’——革大，經過三個月學習后，怎樣的找到他們共同的目標：‘為人民服務’。由這些短文中可以看到舊中國的罪惡，和新社會的真理的光芒�！�31對“思想改造”一詞是這樣說的：“一定的階級立場的人，總有一定的對世界和歷史的認識的思想體系，其中也必一定的反映其階級的利益。如農民的保守，小資產階級份子的自私自利，資產階級份子的剝削享樂等等。如果這些舊社會出身的人，對新社會存著善良的愿望，有著深切的覺悟，對無產階級革命懷了高度的熱情，而要求進步，要求參加革命，為著全體革命階級的長遠利益而想做一個新制度下有用的人，則必須進行思想改造。在‘自由思考，追求真理’的原則下，暴露自己本階級的主導思想，與無產階級的思想做比較，徹底克服自己思想中存在著的不正確的傾向，加以揚棄，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思想水準。這個改造的過程，是痛苦的，是長期的，是要經歷各種考驗的。必定確實立在無產階級立場，才能接受馬列主義真理，才能成為一個依據(jù)科學方法，有獨立思想能力，運用馬列主義觀點方法解決問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
《新名詞詞典》對于“思想改造運動”是這樣說的：
“思想改造是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根本問題之一。1951年10月，毛主席在人民政協(xié)一屆全委會三次會議中，把這種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列為全國人民當前的三大中心任務之一，可見這種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性。這一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起先是從北京天津的高等學校教師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領導下，開展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有系統(tǒng)的思想為開端的。接著，北京的中小學教師也在文教局領導下進行了思想改造的學習，北京的文藝界與科學工作者也都在有關部門的領導下開始了文藝整風和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華東文化教育界，為著響應毛主席這一號召，于十二月間成立了華東毛澤東思想學習委員會，以統(tǒng)一領導全區(qū)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該學委會成立后，立刻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1952年春就開始了高等學校的思想改造運動，接著又開始了文藝界整風和新聞界整風的學習，中小學教職員也逐步開始了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除華北華東地區(qū)外，其它各校的思想改造運動也先后開展了。
這次思想改造運動，是堅決貫徹毛主席所指示的‘團結教育改造爭取’的方針，和‘治病救人與人為善’的方針。思想改造的過程，就是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亦即自我斗爭的過程；
思想批判從嚴，是非黑白必須分清，只要能認識錯誤，就能得到人民的寬大與諒解。而在這個方針和政策之下，各地分別做了開展這一運動的適當?shù)牟渴穑指鶕?jù)各種不同的情況與對象，采取了切合實際的具體方針與步驟。這樣，就使得這次運動，始終保持著正常而健康的發(fā)展，并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與成績。首先是揭發(fā)與暴露了嚴重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現(xiàn)象，初步樹立起廉潔樸素、愛護國家財產的思想作風。其次是徹底揭發(fā)和肅清了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特別是嚴格清算了帝國主義的殘余影響，劃清了敵我界線，大大提高了全體人民的愛國主義的政治覺悟。再次是肅清批判了各種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思想，特別是個人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以及超階級、超政治、純技術觀點等等錯誤思想，劃清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線，初步樹立了工人階級及其思想的領導地位，一致認識到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誠心誠意為人民服務。最后是在思想批判的基礎上，許多人都自覺自愿地忠誠老實地交待了自己的歷史問題與政治問題，表示了徹底改造的決心。各種知識分子經過思想后，對于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同時文化教育界，普遍加強了內部的團結合作，出現(xiàn)了一片新氣象。大家認真學習，積極工作，并已經提高了和正在繼續(xù)提高著人民文化教育的質量。這就為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xiàn)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yè)化準備了重要條件之一�！�32
《學習問題解答》有讀者問：思想改造是不是和共同綱領規(guī)定的人民有思想的自由權相違背？書的作者這樣回答：
“在反動派統(tǒng)治的舊中國，只有反動派的壓迫、統(tǒng)制、麻醉和欺騙，那時候，人民的思想自由權是被剝奪了。在人民作主的新中國，人民才有了思想的自由權。正像毛主席說過；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guī)模了，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的路上去，并繼續(xù)前進，向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發(fā)展。…－可見，思想改造是人民的權利，是人民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使自己進步的主要方法，是對人民有利的；
思想改造，并不表示沒有思想的自由，相反的，正充分表示了思想的自由。”33
《新知識辭典》解釋“思想改造”：
“一定的階級產生一定的反映本階級利益的思想，如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工人階級思想等。在各種思想中，最符合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要求，最大公無私，并抱有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目標的，只有工人階級思想。思想改造就是指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經常自覺地進行思想斗爭等方法，拋棄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工人階級思想、共產主義思想。例如，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把自己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有巨大的意義，毛主席在政協(xié)一屆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就說過：“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xiàn)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yè)化的重要條件之一�！苯夥乓詠砻恳淮握芜\動，對人們的思想改造都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多數(shù)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改造，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暴露出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混亂情況，就是一例。然而，由于我國的社會制度已經起了變化，資產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變的必要，而且有了改變的可能，只要每個人長期、耐心、自覺的努力，是可以使自己改造成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人的。34
這些辭典的解釋大同小異，可以看出當時對這個名詞的認識。由“思想改造”到“思想改造運動”，這期間有過一些變化。
在五十年代初期，人們常常聽到“思想改造”這樣的說法，但這僅僅是一種要求從舊時代過來的各類人，都要適應新時代的一個普及性的新詞匯，它成為一種運動還是一年多以后的事。由“思想改造”成為后來的“思想改造運動”，固然是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精神體現(xiàn)的必然結果，但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知識分子自己也應當承擔一定的歷史責任，就是說，后來發(fā)生的“思想改造運動”，是由時代本身壓力和知識分子的主動性相結合，才成為一場給知識分子帶來災難性后果的政治運動。
思想改造的前提是如此荒謬，那么它又何以在三十年間始終不墜，成為一個大家對之畢恭畢敬的東西？胡平首先從歷史的角度對思想改造運動的起點作了一個闡發(fā)：新政權對1949年的勝利，在理論上做足了文章，把成王敗冠的結果說成是歷史的終結審判和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選擇，從而對所有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在思想上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為接受思想改造確立了社會政治環(huán)境。然而，思想改造始終有主動與被動、自覺與不自覺的二重性。就是說光有外部壓力，沒有被改造者的主動迎合，思想改造是不會生效的。當時利用的是人追求生命意義和真理、升華道德水準的崇高愿望。此外，從心理學的意義上，還利用了人的從眾性來強化輿論一律的環(huán)境，使得個人難以發(fā)展和堅持一套和占壓倒優(yōu)勢的意識形態(tài)不同的想法。當然，所有這些思想和社會環(huán)境的無形壓力，離開了暴力作后盾其效果是有限的。在那些動員、學習、討論和表態(tài)的背后，是從組織處理到群眾批判和下放勞動這些懲罰性的措施，而對于那些仍然堅持獨立思考的人，則有專政機器來伺候。所以“思想改造的實質是一種馴化，把個人變成黨的馴服工具，即所謂‘聽話’。在五十和六十年代，黨要求個人向黨‘交心’�！枷敫脑煸絹碓阶兂尚问街髁x和走過場。這時人僅僅在表面上被‘馴化’，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嘴上說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樣。”35
知識分子在極短的時間內，對思想改造普遍認同是如何發(fā)生的，這是評價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時無法回避的問題。劉青峰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主要來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氣來源于內心；
二是道德勇氣來源于文化知識，三是道德勇氣來源于對外在規(guī)范的熱忱。而思想改造運動正是從上述三方面對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進行打擊。劉青峰說：“要摧垮知識分子道德勇氣最有效的辦法是，用否定傳統(tǒng)的道德勇氣三大來源的方法，使他們再也不能利用這些資源，于是傳統(tǒng)的道德勇氣就能藉助于人們下意識中存在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運動之所以在短短的時間內征服了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正是采用了這種方式。”36這一論述非常深刻，但進一步的問題在于，是有人預設了知識分子必須要經過思想改造？還是知識分子在時代轉換之際，內心確實也有這種要求？這就要求解釋知識分子思想轉換的發(fā)生是從那一年開始的？如果是始于1951年，可以解釋成是在壓力下的被迫選擇，但如果早于這個時期，壓力說就未必有足夠的說服力。根據(jù)許多材料判斷，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轉變，并不發(fā)生在五十年代初期，而是更早，四十年代以聞一多、吳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極端左傾，也許正預示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后來的歷史選擇和悲劇命運，這一切可能都與他們早期傾向社會主義思潮有關。以下試析1949年秋天一些知識分子所寫的檢查性質的文章。37
裴文中寫了一篇《我學習了什么》。發(fā)表在1949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上。文章注明于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文章中說：“從北京解放到現(xiàn)在，在短短的半年期中，我曾得到了很多的可寶貴的學習機會，使我底思想在轉變中，使我這樣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人物在蛻化中。
我首先要感謝幾位年輕的朋友，他們在北京圍城之前，曾交給了我許多文件，使我先有閱讀的機會。北京解放之后，他們又立刻自動地組織起學習會，我也參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他們共同學習。我們共同學習了一個多月，我自己所得很少。那時的我，正好象大夢初醒，睡眼朦朧，對于一切，似明白，不明白！”他還說：“回到北京之后，六月初我參加了行政人員的訓練班，學習了一個很短的時期，后來又參加了一種技術人員的學習會。到了現(xiàn)在，這三個月的正式學習，已經作了初步的結束，我們以后要長期學習業(yè)務了。除了正式學習之外，我又參加了許多會。我是有會必到的，到了必要開完，我底意思是要在‘會’中學習。在每一個會上，許多人的講話，我都用心筆記下來。這個使我在政治上漸漸有些認識�！�
裴文中是一個古生物學家，并不熱衷于政治，所以他的檢討有一定代表性，他雖然還不完全理解新社會的一切，但他的基本判斷是自己的過去有問題。公平地說，四九年之際，出于現(xiàn)實的政治考慮，新政權對知識分子還是相對尊重的，這主要表現(xiàn)在對他們的生活上也有一定的照顧，當然主要體現(xiàn)在四十年代幫助過他們的那些知識分子身上，也包括一些當年國民黨的高官�！对鯓痈脑臁肥菑堉沃�1949年12月6日對當時駐迪化起義部隊的一個講話。張治中說：“不久，中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部為我準備了一所在北平是相當講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園、有草地、有新式設備，比這里‘新大樓’還要好。這房子過去是一個德國人蓋的，后來給一個當交通總裁的日本人住，抗戰(zhàn)以后成為孫連仲的公館，在那里，我住了六個多月……”張治中還說：“在這時候，……中共朋友們也常常到我家里談天，像周恩來先生，林伯渠先生諸位，特別像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他們百忙之中還要親自看望我。他們常常表示，唯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處。這種友誼，這種熱情，實在令我感動�！眳顷蠈懥恕段铱朔恕俺A級”觀點》，這不奇怪，因為吳晗的轉變比較早。
值得注意的是馮友蘭、俞平伯和王蕓生這樣的知識分子。馮友蘭說：“解放以后，我對于過去我的哲學思想，并沒有認真地進行批判。它基本上還是原封不動地存在我的心里。我想只要不再理它就行了，其實這是不行的。你不要理它，它要理你。我有這個思想體系，本沒有把它批判掉的時候，它就是我的世界觀。一個人有一種世界觀，它就必然要用那種世界觀來觀世界，就好象戴了一副有色眼鏡一樣。他所看見的一切，都必然要受歪曲。我想我以后專搞中國哲學史了，不要管我的哲學思想�？墒谴髦@副眼鏡，看中國哲學史，也只能是歪曲的中國哲學史。”馮友蘭對中國文化應該說有深入的了解，但他在五十年代初的轉變卻是最快的，他的轉變還不同于郭沫苦，郭的轉變在很早以前。
還有俞平伯。他在《回顧與前瞻》中說：“五四當時氣勢雖然蓬勃，但不久內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反動殘余勢力有壓迫，這些人們雖然想做，要做，預備做，卻一直沒有認真干，（當然在某一意義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現(xiàn)在被中共同志們堅苦卓絕地給做成了。這大時代之所以大，大在它的實行上，思想領導的正確性當然是根本的，不待言。好比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開了一張支票，當時看來很像空頭支票，卻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給兌了現(xiàn)，像我在北京約略住了半輩子不曾移動的人，坐著等光明的到來，自然很像奇跡�！�39而當年《大公報》的主筆王蕓生則在《我到解放區(qū)來》中說了四句話：“拋棄舊習慣，丟掉舊成見；
一切重新學，一切從頭干�！辟M孝通當時已對歐美做過多次訪問，并寫出了很多關于歐美政治的文章，他在四九年到了一次解放區(qū)，后來又參加了一次北平的人民代表會，就做出了這是人民真正有了民主的結論，那時費孝通已是四十歲的知識分子，思想轉變如此輕率，讓人感到難以理解。《試論買辦文化》是肖乾寫于1949年歲暮的一篇文章，發(fā)表在1950年1月5日的《大公報》上。肖乾說：“整個國家需要理解的是社會主義先鋒――蘇聯(lián)所開辟的道路，所立的模范；
因為認識了蘇聯(lián)，即等于認清了我們眼前的路。但濡染了買辦文化的中國人，除了這個以外，還另有認識蘇聯(lián)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蘇聯(lián)的真相來徹底洗滌英美在我們血液里灌輸?shù)姆刺K毒素；
燦爛的社會主義文化，以代替腐朽頹廢，脫離群眾的資本主義文化。這是鏟除買辦文化最積極頁根本的途徑�！彼枷敫脑爝�沒有到來的時候，許多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放棄自己的尊嚴，他們的文章有一個特點就是，自己最有什么，就要特別批判什么，肖乾本來就是最洋化的知識分子，當年郭沫苦就以此批判，他在內心深處特別害怕人們說他有買辦思想，所以特別要寫那樣的文章。再來看沈從文。
1951年11月8日，在四川內江參加土改的作家沈從文，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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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來，收中即只有一件事，放下包袱，去掉感傷，要好好的來為國家拼命作事下去，來真正做一個毛澤東小學生！因為國家實在太偉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現(xiàn)的潛力，無一處不可以見出。共產黨在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實在是無所不至。許多地方減租反霸中已把封建武力和土豪特權打垮。許多地方人民都站起來作了主人。青年人更加可愛。到路上，有些窮人聽說我們從北京來，都說是“毛主席關心窮人，天下窮人是一家”。這句話不僅表現(xiàn)人民信賴，實在還是無可比擬的力量！我們活在北京圈子里的人，見聞實在太小了，對于愛國主義的愛字，如不到這里地方來看看，也是不會深深明白國家人民如何可愛的！三三，要努力工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還是要改造，你還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來，才對得起國家！要對工農干部更虛心的學習，對學生特別熱心，國家實在要所有工作干部，都如此來進步。1951年11月19日，沈從文給妻子的信中說：少拿點錢，多做點事，用作多久以來和人民脫節(jié)的自贖�？纯催@里干部的生活儉樸和工作勤苦，三姐，我們在都市中生活，實在有愧，實在罪過！要學習靠攏人民，抽象的話說來無用，能具體的少吃少花些，把國家給的退還一半，實有必要。如北大不即要我們搬，務必去和張文教同志商量商量，拿一半薪已很多。余捐獻給抗美援朝去好，還公家好。我相信你是能理解，能做到的。比起來，我實無資格用國家這個錢！我們不配用國家那么多錢的。不配用。你來看看即明白了。同一封信中還說；
我們在這里，有三個人帶毛選來，在一張桌子一盞清油燈下同讀，也是一件極動人的事情，或極意外的事情。各有所得，各有所體會，但又有某一點完全相同，即對于是這個重要歷史文獻的深一層理解。三個人中一個是鄭昕，北大哲學系，我們的團長。一個查汝強，北京市黨部，我們的秘書長。和周小平一樣，才廿六歲，十五歲即工作。一個是我，一點不懂政治，卻深深懂文學如何和歷史結合，和人民結合，和某一階層結合，用何種方式萊表現(xiàn)，即可得到極高政治效果的土改隊中無固定職務的工作人員。
這幾天村中正在斗爭一個大地主，由全村農民把一二十年前一二斤甘蔗或相似小事，到拉壯丁家小死亡大事，一個一個的申斥，特別是老婆婆對于鄉(xiāng)保長兼地主的申斥，事越瑣碎越使人起嚴肅感。因為這即是階級斗爭和農民革命。封建的徹底消滅，新國家基礎的建立，都由之而來。也只有從這個嚴肅而殘酷的斗爭發(fā)展中，來讀毛選之《實踐論》和日來北京方面文藝工作者檢討文件，才更深一層明白個人提高學習政治認識的重要，以及文藝服從國家要求的重要性。
這些知識分子的變化，可能確有文化傳統(tǒng)受到打擊的原因，但同時它也要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在四十代，那些有留學歐美背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倒底在多大程度上還保留了中國傳統(tǒng)士人品質？同時他們是否真正學到了西方知識分子的獨立品格？黃仁宇在他晚年回憶錄《黃河青山》中，特別批評了聞一多、羅隆基和民主同盟。41其中除了批評他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以外，還暗含著對他們個人品質的評價。這也讓人想到陳寅恪的一個見解。陳寅恪說：“縱覽史乘，凡士代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tài)，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并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代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huán)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并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之所為適與之相反。于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于是矣�！�42
五十年代初期，在知識分子的轉變中還有一個現(xiàn)象是，那些年長的、對中國文化有較深認識的知識分子，不易轉變，如梁漱溟、陳寅恪、鄧之誠、潘光旦、錢穆、顧頡剛等，轉變快的差不多都是四十歲以下的知識分子。這可能與年齡、個性和受傳統(tǒng)影響的深淺有關，當然這只是一個感覺性的判斷，不一定準確，像陳垣、金岳霖等就不能作如是觀。錢穆在《莊子纂箋·序》中一段話，是有感于當時思想改造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表現(xiàn)而發(fā)的感慨：“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嘆。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作逍遙之游乎？則何逃于隨群虱而處（注：計算機里沒有這個字，衣字旁一個軍字）？齊物論之芒乎？則何逃于必一馬之是期？將養(yǎng)其生主乎？則游刃而無地。將處于人間乎？則散木而且翦。倏忽無情，渾沌必鑿，德符雖充，桎梏難解。計惟鼠肝蟲臂，唯命之從。曾是以為人之宗師乎？又烏得求曳尾于途中？又烏得觀魚樂于蒙上？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敝之，無亦曰翟墨是而楊朱非而已。……天不喪斯文，后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于考亭之釋離騷也�！�43錢穆的話，對理解中國知識分子與傳統(tǒng)的關系極有啟發(fā)。
黃平認為，雖然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都先后卷進了思想改造運動，但這次運動所主要針對的，是非體制知識分子。在毛及其同事們看來，新中國建立之初科學技術人才相對說來極度短缺，“舊知識分子”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應該被用于新中國的建設；
而且，由于新體制及其代表人物的巨大感召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也能夠如此，這是把他們一概包下來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按照新意識形態(tài)闡釋，這些知識分子不論是由于其出身或所受的舊式教育，都在頭腦中有一個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精神王國，故不能原封不動地使用，而必須經過思想改造轉變立場和感情。
思想改造運動第一階段是了解新式話語規(guī)則的階段，從著名學者到普通教師，都參加到了逐日逐句的嚴肅而認真地閱讀、領會有關政策文件和“經典著作”的帶有強制性的被動性色彩的學習之中，通過學習，這些舊式的非體制知識分子開始被灌輸一整套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全新思想觀念和思維用語。第二階段是清理原有話語的階段，這些知識分子根據(jù)所學文件和著作去發(fā)掘自己頭腦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骯臟思想”，包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進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別是親美崇美思想。最后一個階段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自我批評批判階段，知識分子將他們所學習、所清理的東西寫成書面的自我批評批判文字并在不同規(guī)模的場合宣讀或發(fā)表，以求完成“洗澡”。44
從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主要報刊發(fā)表了大量著名知識分子寫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文章。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評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體制知識分子之手。體制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所發(fā)表的，主要是代表權威闡釋運動的意義和必要性，例如胡喬木、周揚、艾思奇、郭沫若、范文瀾等，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諸如《學習》雜志之類的報刊上發(fā)表了署名文章，論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
而民主人士則基本上是以著名社會賢達或民主黨派領袖的身份呼吁知識分子響應號召投入到思想改造運動中去，這可以從黃炎培、章乃器、陳叔通、李濟深、鄧初民、譚平山、周建人等到人的文章中看出來；
真正作為改造對象在報刊上發(fā)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舊式的非體制知識分子；
馮友蘭、梁漱溟、金岳霖、張東蓀、沈從文、錢端升等。這些非體制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對自己或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從事的工作的檢討。例如“批判過去協(xié)和的一切”，“否定過去”，“從頭學起”，“肅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為反動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教育思想”，“檢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剝削思想”，“斬斷與舊協(xié)和的一切聯(lián)系”，“進步包袱是思想的敵人”，“名譽地位給我的毒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替美帝作宣傳”，“批判我的反動買辦思想”等等。
這些出自著名知識分子之手的自我批判，大多是按照所學文件精神檢討反省自己，自然沒有什么文采可言，相反卻有相當多的從文件上抄來的帶有很強政治性色彩的官方正式的政策性用語。不論自我批判者是否被迫或真得愿意這么公開揭露自己，他們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于這樣做的結果，例如長此以往知識分子將自覺不自覺地習慣于使用這種具的濃烈政治色彩的官方語言去應付各種政治運動，去批判另人或批判自己，去參加日常的政治學習與評論，并進而去進行日常的思維與交流，去改變自己原來定已形成或確立的思維語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是他們當時所無法預期的。正是這些出自昔日的學界著名人士之口的自我批判，參預了在社會公眾中對知識分子形象的勾劃。以前被奉為大師的人物在承認自己也有這么多齷齪思想，也需要當眾“脫褲子，割尾巴”的過程中，為自己日后的公眾形象涂上濃重的一筆。不論思想改造運動與后來的運動比較起來多么溫和，從知識分子的配合程度與運動的直接結果看是多么成功，從長而論，思想改造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新中國建立后經歷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思想觀念與話語形式的轉換，無論是否出于自愿，當他們在用新式的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正式語言否定自己的過去的時候，也就投身于建構代表權威與支配的正式語言本身的過程，同時這也是知識分子自己參預下第一次在社會公眾面前重新確立知識分子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45
四、統(tǒng)戰(zhàn)和宣傳工作對思想改造的作用
經過延整風運動，新政權對知識分子雖然要改造，但對他們將來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還是有相當認識的。他們從來沒有放棄知識分子，新政權對知識分子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做得是比較好的，也是比較早的。當然統(tǒng)戰(zhàn)工作之所以能有成績，與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整體思想狀況有密切關系，當年向往延安也是青年知識分子的一種愿望，特別是燕京大學，有許多學生后來成了新政權的外交人才來源，還有像《大公報》那樣有影響的、以自由主義為基本取向的報紙，在四十年代末實際上已有很多共產黨員在其中，比如范長江、楊剛、李純青、徐盈等，所以在政權轉移的時候，對文化部門的接收都非常順利，當時由北方局城工委領導下的清華地下黨，也起了很多作用，四九年以后他們中的一些骨干如蔣南翔、袁永熙等人都成了新政權教育部門的重要領導。從清華大學的接收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一些情況。
1948年12月間，光未然作為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的先遣人員，到達北京。他當年在昆明就是以做大學教授工作為主的，在聞一多的轉變中，他也配合華崗做過許多工作。他到北京的任務是向清華和燕京兩所大學宣傳、解釋中共的政策。他在12月28日的日記中說：“隨榮高棠去看了張奚若與曹靖華（二教授，熟人），略事寒暄。同學們來，要求到大禮堂講話。我和高共談了一小時，談話要點是：北京解放的日子已十分迫近，同學們最好趕快組織起來，學習政策，準備入城宣傳。談后應燕京同學邀，又到燕京作了同樣的鼓動。會見了陸志韋校長。兩校大禮堂均座無虛席，火點起來了，同學們當夜開始討論，建立了入城宣傳的機構。”46
12月30日：“上午對清華同學講解宣傳要點，仍以市委宣傳部的宣傳大綱為依據(jù)。中午在燕京翁獨健教授家吃飯，晤嚴景耀（燕京教務長）、雷潔瓊教授夫婦。下午對燕京同學解答他們學習中提出的有關政策的各種問題。大禮堂中又是滿座，講臺上裝了擴音器�！�
1949年元旦：“上午我張宗麟同志去嚴景耀家。吃過午飯后，嚴約了燕京進步與中間的教授十余人舉行新年座談會。教授們提出若干問題，由我們解答，屬于教育方面的問題，由張解答；
一般政策的問題，由我解答。屬于宗教方面的問題，我解答的比較具體、詳盡，得到宗教學院趙院長的首肯。他把捷克教會的宣言朗誦一過作為補充。會后他告訴嚴景耀，他要根據(jù)今天聽到的，親自進城去廣為宣傳。”
1月10日，“早飯前，請來了張奚若、李廣田、錢繼昌教授，就我們的初步接管方案，征詢了他們的意見，他們基本上同意。認為這樣做是很穩(wěn)健的辦法。十時到清華，馮友蘭及校委員會諸負責人均在座預候，錢俊瑞對他們聲明了初步接管辦法，1、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
2、組織機構暫時依舊，只取消（國民黨的）訓導制度及停止國民黨團公開及秘密的活動；
3、經費由我們完全負責，原職原薪。馮友蘭等表示同意接受，繼續(xù)負責。在他們那里吃了午飯。
下午二時開全體大會，馮友蘭主席，當他說道：‘從今天起，清華就是人民的清華了’，臺下掌聲雷動，持續(xù)數(shù)分鐘，錢俊瑞同志說明初步接管方案，約半小時，即行散會。
散會后參觀了圖書館，隨即參加教授會。錢在該會上對我們的基本政策有所解釋。張也談了些，我和李均未談。接著參加了該校生活委員會，評論發(fā)薪的具體辦法。晚飯后回到清龍橋。
今天進行得很順利。錢的談話很具體，必給予該校師生以良好印象�！�
當年在昆明，光未然就與許多西南聯(lián)大教授熟悉，所以讓他來接收清華大學可謂合適人選，另外當時的政策和軍隊與干部的表現(xiàn)也確有新氣象，這給知識分子留下了較好的印象。馮友蘭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清華的師生也都跑到海甸歡迎解放軍，同他們談話，很是親熱。叔明也到海甸去了一趟，回來說，她撲克見在校門口站崗的那位解放軍同志，，是赤著腳穿鞋，她打算送他一雙襪子。我說：‘你去送試試，恐怕他們不要�！昧艘浑p襪子，去了不久，回來說：‘他果然不要’。解放軍的這類舉動，使各階層人民都對于共產黨有了無限的敬佩之心。�？匆姇险f，某某軍所到之處‘秋毫無犯’，以為是溢美之詞，未必真有那樣的軍隊。可能過去是沒有的，解放軍可真是‘秋毫無犯’�！�
馮友蘭說“事后我聽說，解放北京以前，黨中央預定了一個處理各大學的政策，第一步是‘按而不管’。事后我體會到，這全政策是完全落實了。文管會第一次來清華，本來就應該派軍代表的，可是沒有派，而是讓原來的那些人繼續(xù)維持校務，只派來聯(lián)絡員進行工作上的聯(lián)系，先是兩個一般的工作人員，后來是原在清華生物系任教員的吳征鎰，這就是‘接而不管’。過了一段時間才派軍代表，這就是真正的接管了。這可見黨中央對北京這些大學是很重視的，對于它們的處理也是很慎重的�！�47馮友蘭、錢端升、費孝通、張奚苦等知名教授后來都不同程度參與過清華的校務領導。這些政權轉移時被特別看重的知識分子，在以后的轉變中，也都起了帶頭作用，不過他們的最終命運也與他們的帶頭作用相關，在1957年“反右”的“文革”中，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更大的傷害。
至于宣傳工作，新政權更有優(yōu)勢。從延安時代起，陳伯達、胡喬木、艾思奇、周揚、范文瀾、胡繩、于光遠、田家英等，就特別長于做政治宣傳工作，他們多數(shù)是名牌大學出身，本人又有學術興趣和相當功力（五十年代翦伯贊、吳晗、陳垣都對陳伯達影響不錯，但文革中翦、吳的遭遇都與陳有關，陳是吳承仕的學生）48，所以在宣傳方面，也很有成績。
對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較早從理論上給予闡述的正是這些理論家。陳伯達在《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一文中曾說：“在前一個歷史階段，工農運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思想領域上所引起的大革命，既促進了許多知識分子相繼走進了為人民服務的行列；
在今后新的歷史階段，人民迫切地需要更多更多的有用的知識分子，而由于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正在促進全國知識界一個為人民服務的空前新高潮；
和這種新高潮在一起，也就必要舊知識界又來一個關于宇宙觀人生觀的思想大革命。知識分子們必須根據(jù)百年來——特別是三十年來中國人民革命的實際經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新觀點，新方法，在一切學術部門（不論是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文藝的以及各種自然科學的），去對自己來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進行批判與自我批判�！�49范文瀾說：“今天，轟轟烈烈的革命勝利，其顯而易見易聞，比雷庭泰山不知要高大多少倍，大量知識分子傾向或涌入革命陣營，這決不是偶然的現(xiàn)象�？墒沁�有一部分人舍不得舊有的一套，不愿意改變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有的自嫌遲暮，懶得再下功夫去改造。這兩種想法都是不對的，新中國偉大的建設工作——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軍事的——正開始，只要參加這個工作總是早而不算遲的，關鍵在于立場觀點方法的改變是否早而不遲。如果愿意改就要改的機會，但遲到不祿而還沒有而還沒有改那就算是遲了。
我也是一個知識分子，雖然經過改造，卻改造得很不夠，愿意和我的同伴們共同努力，攀著時代的輪子，永遠前進。”50五二年，周揚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變會上的講話〉發(fā)表十周年》一文中說：“思想改造是以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去克服一切落后思想，這就包含了一個人的整個世界觀、人生觀的改變，整個思想、情感、心理、習慣、趣味的改變；
對于被改造者來說，必然要經過一個相當時間的、劇烈的、痛苦的內心斗爭的過程，這個過程時間的長短、痛苦的大小，就要看個人主觀上自覺的程度和努力的程度來決定了�！�51
對思想改造必要性與合理性的理解，許多知識分子都要與“五四“運動聯(lián)系起來，好象“五四”的精神就是要向工農學習似的，這可能與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民粹主義傾向有關，他們總是對自己通過知識所獲得的社會地位不自信，以為是不合理的，總有內疚的心理，似乎只有回到工農的地位，他們才感到安慰。陳學昭在《“五四”精神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中說：“革命很快要在全國勝利，革命力量由農村推進到城市，城市里有很多知識分子，中國的文化落后，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產，但是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自高自大，輕視勞動的觀點，并樹立革命的人生觀，才能為革命事業(yè)，才能為廣大人民服務。好在今天革命力量的強大，對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個便利的條件，只要知識分子努一把力，不要使自己掉在革命隊伍的后邊，而是自動自覺的跑向前去，那么思想改造的過程一定可以縮短，痛苦也可以減少，時間也不至于浪費。城市里有很多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工廠和工人，以及其它的勞動人民，到工人中間去，到勞動人民中間去，去幫助提高工人的文化，開展他們的文娛運動，這對于改造自己思想，體驗勞動，是一個最好的實踐。”52羅常培《紀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也說：“可是咱們認真檢討一下，這三十年來，國人對于科學的貢獻究竟有幾椿能發(fā)揮民族自己的智能，適應人民大眾的需要？對于民主，有很多人也是崇尚假民主。以資產階級的假民主為裝飾，而不能徹底了解，并推進，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自然我不是說，這三十年來咱們沒有值得尊重的科學家和革命家。相反的，我知道咱們確有一些恪守崗位的科學人材，埋頭實驗室里得到獨立自發(fā)的貢獻；
更有無數(shù)身體力行的革命志士，與廣大的工農群眾相結合，不惜摩頂放踵的犧牲自己去爭取人民大眾的福利�？墒牵踩杂幸恍┲皇强陬^叫喊的，不是實事求是的；
言論民主，行為不民主的也不乏實例。這種幼稚病是成年人不該有的。”53歐陽予倩《回憶與感想》文章中說；
“中國的人民站起來了！全中國就要解放了。毛主席說：這還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這個召示，使用我們感到今后的責任更重。的確，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真是千頭萬緒。因此每一個都要確定自己努力的方向，要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里完成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因此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能有所懷疑�！�54
知識分子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把自己的獨立性全部交了出去，他們不會想到這樣做的后果，從此以后，一個階層在社會上獨特地位的消失，此后，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tǒng)負責的力量了。
思想改造的最理想目標是這樣的：“接受黨的領導，具體地說就是一切聽黨的話。好好聽黨的話，黨叫做的事情就做，黨不叫做的事情就不做，同時在運動中要認真地領會黨所以叫我們這樣做的意圖是什么。這樣是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站穩(wěn)工人階級立場，不犯錯誤最可靠的辦法，也是進行思想改造的快捷方式。聽黨的話，接受黨的領導，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不僅要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話，而且要聽你所在的單位黨組織的話，有事向黨組織報告，有困難向黨組織請教，這才是真正的接受黨的領導，聽黨的話�！�55 劉再復曾指出，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理性層面和社會實踐層面上，對農民的盲目崇拜，確實造成了一種不必要的自我貶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題之后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就使得自己進一步喪失知識分子的獨立本性，順理成章地變成革命王國的馴服臣民。他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改造，除了農民化過程之外，還有一個國有化過程。國有化是在經濟國有化的同時，要求精神文化的國有化和個體心靈的國有化。這種國有化的基本內容是通過對‘個人主義’的批判，逐步磨滅知識分子的個性、個人生活空間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把他們變成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變成政治服務的工具。1949年之后，不斷地批判‘知識私有’，不斷地批判個人主義，把知識分子的工作全部納入國家計劃�！�56
五、思想改造運動的形成
作為政治運動的“思想改造”的出現(xiàn)，與兩個人有直接關系，一個是馬寅初，另一個是周恩來。
“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可以從1951年9月3日算起。這一天，周恩來和北大校長馬寅初有一次談話，據(jù)《周恩來年譜》記載：“和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談話，聽他介紹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恩來八月關于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fā)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并就馬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事交換意見。九日，致信毛澤東、劉少奇，報告本月以來馬寅初以口頭和書面邀請周恩來和其它中共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會作報告，以推動思想改造為目的的學習運動開展的情況�！�57當時北大校長馬寅初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說：“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fā)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云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58如果按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標準來說，馬寅初這封信是有損他個人名節(jié)的，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請政界顯要來做北大的教師，這不是書生本色。馬寅初的信最后轉給了毛澤東。1951年9月11日，毛澤東在馬寅初給周恩來的那封信上批示：“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
馬寅初給周恩來信中提到的“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為全國十八個專業(yè)會議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作的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周恩來在這個報告中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
現(xiàn)在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進步，我們的思想感情，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夠適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違背人民的利益�！�59五十年代初期，所有留下來的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tài)
是很復雜的，在強大的壓力下，他們有恐懼感，但同時也對新政權存有幻想。他們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能說沒有一點自覺性，但主要還是外在的壓力。這一點從當時兩個知名教授顧頡剛和鄧之誠的日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顧頡剛在日記中說：“1951年春，鎮(zhèn)反運動起。六月，妻兄等被捕，因為《顧頡剛囑》。七月十三日，抵蘇，本擬理書，不意遇李文實之變，彼前幾日在蘇被捕�！衲昵教K，極欲閉門讀書，而政府竟不許之，未免可惜。’十一日，返滬。十二日，又離滬赴寧，為妻兄事設法�！�60
七月九日，運動正式開始�！按舜螌W習，可怕者三：天正熱，不堪炎熱，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連不得安眠，二也。開會太多，無寫作自我批判之時間，三也。”
1952年山東《文史哲》3月號上發(fā)表了童書業(yè)《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和楊向奎《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對這兩篇文章，顧頡剛說：“均給予無情之打擊，蓋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61
顧頡剛1952年7月13日日記中說：“思想改造，一定要寫文章，說過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難題，以向日予自覺是一不做壞事的人也�！�
7月19日：“予在三反中是一個不重要的腳色，本想不出什么來。自聽了兩天的報告與提意見，居然想出十一條，然皆雞毛蒜皮也。蓋貪污、浪費，在舊社會中本亦視為惡德，故予兢兢不敢犯，茲所提者皆平常不視為貪污者也。”
7月23號：“近日每夜必藥，可見血壓又高。在此緊張場合中，何法使血壓正常耶！�！�
7月30號：“竟日開互助小組，論個人思想。李琦來，大聲斥責，至六時半散。……李琦同志因本組同人認識不夠，批評不真切，幫別人提意見亦不足，破口大罵，真有‘到此方知獄吏尊’之感�！�
7月31號：“人家自我批評，必要我加以批評，這在我是極困難的事。我從小養(yǎng)成的習性，要我六十歲改了，真是天大的難事�！�
8月9 號：“聽李光信交待思想，未及半，即為李琦喝住�！庑艦槿耍兄斨�。生平唯做教員，亦無害人民之事實。思想交待，在彼實無可交待者。然而不能不交待，則唯有硬帶帽子，把唯利是圖，投機取巧，損人利己等往頭上套。李琦知其非也，不俟其說畢，即令停止改寫。此實難事，蓋彼如不套，便不得作交待矣。三反之時，不貪污不如貪污。思想改造時，則不反動不如反動，以貪污反動者有言可講，有事可舉，而不貪污、不反動者人且以為不真誠也。好人難做，不意新民主主義時代亦然，可嘆矣！光信已兩夜不眠，逼之過甚將成精神病，更可憐！”（7月24號日記中說：“予所開貪污單，解放前一千二百余萬，解放后四十八萬。予戲語劍華云：‘可套金剛經語曰：所謂貪污，即非貪污�！瘎θA大笑�！保�
8月11號：“本來十五、十六兩日上海學院供應大學入學生考試，思想改造可停兩天，今又改變，試場易地，改造不停，則予之檢討書勢不得不在夜中作矣。真正逼死人！為吳瑞芳言之，她說客觀困難要用主觀努力克服�！�
8月12號：“王善業(yè)第三次交待，畢，開互助小組討論，逼得他大器�！怨庑胖唵危叶嗷谶^之言，而提意見者仍極多。渠已四五日不能睡，不能食也�！�
9月1號：“今日諸人對予所提意見，毛舉細故，不中予病，蓋有此形式，大家不得不說話，而要說者已于上次說過也。思想改造而落形式主義，亦難乎其為改造矣。”
9月10號：“聞丁山已于今春逝世于山東大學。此人性倔強，不能與時屈伸，宜其然也�！�
9月12號：“予失眠自作檢討書起，至今亦月余矣。學習中終日開會，無寫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間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發(fā)愈劇，至近日而非服藥兩三次不可，‘腦息定’至不生作用�！�
8月3日，顧頡剛在給祝瑞開的信中說：“其時適值剛在上海學院參加思想改造學習，終日冗忙，無暇作答。學習畢后，積擱之事太多，整理至今，迄未就緒。我輩在社會工作者，苦于人事之煩，既不能讀書，又不能真正學習。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種運動，剛無不參預，而皆未真有所會悟。所以然者，每一運動皆過于緊張迫促，從無思考之余地�！�62
鄧之誠思想改造時期的日記中記載：
一九五二年正月十二日；
“鐘翰來言，昨聶檢討，黨總認為不滿，令其再行檢討，從政治背景追求，又謂黨團于予未赴會，始終無絲毫不滿之意，且備極愛護。令人心感。又謂科學院來函問予思想改造情況�！�
正月十四日：“下午閻簡弼、俞敏自行檢討，陸為家長或土皇帝，沈則惡霸，聶封建把頭，閻、俞狗腿子也。不知何以糟到如此，陸萬萬不能辭其責。數(shù)年來，陸提拔沉、聶諸人，一腳踢倒老教員，以便獨斷專行，而不料也有今日。閻尚攻孫錚作詩誹謗余攻陸越權包庇，兼攻高、宋、孫亦有派系，險哉！”
正月二十日：“晨李文謹自行檢討。下午四系討論會，閻簡弼暴露沉、聶辱罵領袖，群情奮激。由學校常務委員會開會，將沉、聶二人先行隔離看管。童 狂悖一至于此，蓋天奪其魄矣，不勝憤悒。閻又言：沉罵我為老妖，蔣家胡同妖氣沖天。不知何以開罪于彼，更不知何所取義。此皆陸志韋心腹，陸之胡涂可知，予與之相處六年有余雖隱忍不較，而遘閔既多，受侮不少，自嘆孤弱而已�！�
正月二十四日：“晨八時半，小文學院開會，翁獨健、王鐘翰自行檢討�！挛玳_干部會議后，王鐘翰、高名凱來。鐘翰言翁檢討甚好，彼則揭發(fā)事實甚多，晚七時尚有會，匆匆去。李陶欽來，校中廣播說，東蓀八日檢討不誠實，明日再行檢討，須就司徒關系、淪陷期間、漢奸關系一一說明。外文系更要求向全體師生檢討�！�
正月二十五日：“晨間開會，林賡補充檢討，并總評近數(shù)日李、吳、翁諸人檢討。下午，張東蓀再行檢討�！�
正月二十六日；
“晨，小文學院開會，定明晨批評張東蓀檢討，下午續(xù)會，沉、聶、閻皆勿須再作檢討，令其作自白書。張、陸則須向大會檢討。黨部似欲就此告一段落。鐘翰早晚皆來，去：他系學生有詰我不開會者，屬明晨必往，答以大風或過寒則不去�！�
正月二十七日：“晨起甚早，九時討論會對張東蓀檢討作批評�！砦酞毥硌酝蹒姾矙z討雖已通過，然不老實，尚持保留態(tài)度。細問之，亦不能舉實例。”
二月初一日：“開會中，宣布運動從下星期起，只由干部與教員負責，并由教員領導，學生此次報名檢討者一百一十一人，通過者七十八人，未報名者四十余人。張、陸、聶、沉四人須向大會檢討�！�
二月初五日：“下午一時，校中大會討論張東蓀第三次檢討，六時始畢，尖銳批評，俱有錄音，尚未大罵�！�
二月初六日；
“《快報》伍愉凝發(fā)言：謂張東蓀始終未拋棄反動立場，一貫反馬列，反蘇，反人民，反革命，而親美，謂為完全失望�！犊靾蟆吩髲氐桌蠈崳髲氐赘脑�，以墨涂去。伍，學生會主席也，尚稱張先生。昨日黨員張世龍則直乎其名矣。照伍‘完全失望一語’，似不令張再作檢討。而昨夕開幕之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覽有張、陸、趙再作深刻檢討標語，似張尚未脫思想范圍。然學生中已有高喊撤職者矣！”
二月初七日；
“問張東蓀事，去避嫌不敢。往昔吾識子之面，今吾識子之心矣。”
二月十一日：“下午趙作第五次檢討，非難蜂起，陸遞延。鐘翰來談燕校三反重心在消除美帝文化侵略影響。張、趙、陸三人為消除目標。自美帝文化侵略毒害展覽后，予已心知此義矣。”
二月十三日：“高名凱來言：陳夢家坦白貪污三億；
唐蘭坦白貪污金條七十條；
趙萬里貪污之數(shù)不詳。此舉所謂羞死人。又言張東蓀向本校及中央政府、民盟總部請假反省。翁獨健來，以高在坐，未深談，唯言張、陸、趙三人皆已不能任教。與予所料合。
二月十五日：“高名凱來，言昨日民盟總部開會決定張東蓀停職（盟內）反省，限期交待。晚七時開大會向趙紫宸提意見者百余人，有要求撤職查辦者，至十二時一刻始畢。趙受洋人豢養(yǎng)，為之效力作諜至去冬猶未停止。”
二月十七日：“晨，鐘翰來言趙情形最嚴重。下午二時至五時，陸志韋作第三次檢討，提意見者九百余人�！�
二月二十二日；
“晨往女體育館注射防鼠疫針，不往者為不愛國，予恐被不愛國之名，蹣跚而往，則人員擁護，皆恐被不愛國之名者�！挛缍䲡r，文學院開會控訴陸志韋，要求撤職查辦。陸先不來，督之，乃夫婦俱來。會畢先去，節(jié)約委員會乃宣布慎重考慮群眾要求�？殖繁夭豢擅猓芰艚滔c須看處理之寬嚴矣�！�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教授會議對陸檢討之認識及體會。多人發(fā)言后，工作組張大中宣布昨晚與陸談，頗有覺悟，又言陸乃是中國人民，僅喪失立場。如遂加以帝國主義分子之罪名，未免過重。始終稱陸先生，與昨日會場中，新聞系一年級學生高某，因其父高青山昔年被校中辭退，遽高呼：陸志韋跪下者，情勢頓異�！�
二月二十四日：“高名凱、王鐘翰來言：今日之會，定陸為買辦階級，較帝國主義分子稍輕。張大中宣布陸前夕作函托彼轉致教部請求撤職查辦，有愿悔而死，不愿死而悔語。此即所謂覺悟，亦即所謂新材料也。料教部有批示，故張謂群眾當盡力幫助陸坦白。翁獨健遂謂罪行大小，應視坦白程度而定，需要群眾多數(shù)意見，不需要少數(shù)恩怨意見。翦公起而駁翁，謂群眾意見未錯，毋乃文不對題�！�
二月二十六日：“又言：三反運動基本結束。下一運動為整干，即忠誠老實運動，人人須交代歷史，與三反有關者仍繼續(xù)進行。未知交代是與思想結合否？亦未知北大、清華同須整干否？”63
馮友蘭參加三反運動，多次檢查四九年前后思想言行。第一次檢查承認1949年前有名位思想，想當大學校長，1949年后有進步；
第二次檢查以名位思想為主，還承認有反共擁蔣思想，1949年后進步不多；
第三次檢查以反共擁蔣思想為主，承認1949年以后無進步，但只剩名利思想，沒有反共擁蔣之心。均未獲通過。期間，金岳霖、周禮全曾來看望他，金與馮友蘭為檢查事抱頭痛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后又檢查多次，還涉及對美國、對梅貽琦、對卜德與李克的認識與態(tài)度等。最后李廣田代表中共清華文學院黨組織宣布對他“免于處分”。馮友蘭曾說，在三反運動期間，他有一種思想，覺得不如辭職自謀生活，閉戶著書。64
楊樹達當時在湖南大學，在日記中說：“1951年8月14日，晚夏作銘（鼐）來……又言馬學良出版一兄弟民族語著作，序文錄一歌頌法國教士碑文。書出后陸定一發(fā)現(xiàn)不合，郭沫若、羅常培皆自行檢討，收回贈本。以此近日出版事愈慎重云�！�
這樣一件小事，已讓許多知識分子害怕了。1952年7月19日，湖大思想改造運動，力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今日，群眾意見書來，凡六條，內容為自高自大，輕視他人，專家學者思想包袱極重，強調業(yè)務學習，喜愛奉承。皆切中余病。又謂余教課負責，性格爽直，為同學所歡迎�！�65“四日，余向歷史系師生檢討。生平最大之錯誤，為應日本人之請續(xù)修《四庫提要》一事。因好利之故，喪失民族立場，最可痛恨。次之則反對學生運動（抗日運動除外）。李毓堯長湖大，學生反對，余竟為李緩頰。及軍人入校干涉，余始力助學生，則事已無及已。他如強調業(yè)務，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皆極端錯誤，急需改正。檢討畢，同事同學多人與余握手道賀，幸獲通過。”
鄧之誠日記提到張東蓀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情況，可以認為是一個是知名學者的真實處境，張東蓀作完第一次檢討，群眾的意見很多，風頭已經不對。他接著作第二次檢討，這時學校已經預備好了很多關于張東蓀一生的歷史材料，如他給人提書面引用西方一位作家的話：“如果在共產主義與絞刑之間，叫我有所選擇，我寧愿選擇絞刑”之類；
這些材料都刊登在燕京�？癁閺垨|蓀特出的專號上。他在民盟的老朋友周鯨文回憶說：有一天晚上他由燕京大學進城來，在他的大兒子張宗炳家我們會面了。他說：“情形搞得這樣，我的方寸已亂！”我了解當時共產黨為他布置的情況，我很冷酷的問他一句：“你今年多大歲數(shù)？”他說：“六十三”。我回答說：“已經六十三，你還怕什么！”他體會了我的用意，向我點了點頭。接著我們談論一會兒。我以死的心情對待我的老友，臨別時，我還覺得是殘酷、難過，但我們面對這樣一個惡魔世界，我們又有何話可說。66
張東蓀先生又在燕京大學大會上又作了第三次檢討，群眾還是不許他過關，對他提出尖銳的批評和責難。周鯨文回憶說：這時在會外，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徐冰奔走于民盟主席張瀾和毛澤東之間。毛澤東說：“這樣的人――壞分子張東蓀，我們不能坐在一起開會了�！睆垶懴壬f：“東蓀先生問題，還是從緩處理為是！”李維漢裝做一副陰森面孔說：“我們不能和這樣的壞人合作，他出賣了國家情報�！睆垨|蓀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反革命分子定了罪名。從此以后，張東蓀在燕東園的小屋里過其軟禁生活，朋友們想和他會面已無可能了。
在張東蓀被斗爭的同時，在燕京大學還有兩個嚴重對象，一個是燕大負責人陸志韋，一個是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這兩個人被斗爭的情況的激烈甚于斗張東蓀。在運動中，這兩個人都過是停職反省的生活。
北京大學在斗爭一批教授中，以斗爭周炳琳先生為最激烈。他擔任過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在學術界很有名氣，為人也很正直。他的檢討本來是很坦白的，就是做自毀式的自我批評，甚至罵自己的祖宗三代。群眾向他進攻，他就是不承認那些惡語誣陷加在他頭上的罪過。這樣便形成了僵局。他被認為是舊文化界的頑固堡磊。一方是堅決不認被誣賴的錯誤，一方是當作堡磊進攻。這樣形成了騎虎難下。所以幾次檢討斗爭，都過不了關，最后還是動員他的家人。他的兒女和妻子、兒子多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學校動員他們在斗爭會上檢舉周炳琳的罪過，同時回到家里再行勸說。這樣搞了很長時期，周炳琳已經形成孤立。沒有了朋友――朋友們在運動中都劃清了“敵我界線”；
凡是被斗爭的人，就是敵人，誰也不許同情他，而且要以他為敵。同時也沒有了家人，周炳琳于是沉默不言。運動高潮過去，他的案子是以不了不之。據(jù)周鯨文說，以后他再見過周炳琳，他的臉上始終有不愉快之色。
《北京大學紀事》一書中披露了當時的情況，對比周鯨文的回憶，應該說是非常真實的。以下是本書中涉及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時的記載：67
1952年2月24日，工作組黨組開會研究教師思想改造學習問題。會議認為群眾要求提高了，對教師思想總結（洗澡）不僅要求暴露真實思想，還要求分析批判。這里有個要求到什么程度的問題，需要開個會，組織已經洗澡的人中思想總結好的人作典型發(fā)言，以具體事實解決洗澡的問題，推進運動。
1952年2月24日：經濟學系周炳琳教授在法學院師生大會上作檢查。群眾對他的檢查很不滿意，要求他對破壞“一二九”等歷次學運問題、封鎖北樓阻撓學運問題和解放后發(fā)表的一些不好的言論進行檢查。
1952年2月27日：校黨委召開干部會，討論布置教師思想改造學習工作。工作組黨組書記張文岑傳達了北京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李樂光的講話精神，并結合我校情況提出：教師洗澡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問題小，其中有的還比較進步、積極，不用幫助就可過關。這類占大多數(shù)。第二類問題小，但不愿暴露或愿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幫助后過關。第三類問題較大，需要在較大范圍內認真加以幫助，才能過關，這類人是少數(shù)。第四類問題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圍內加以幫助，這類人更少。大多數(shù)人過關后剩下少數(shù)即可以開學。前一段的問題是領導上方針不明確，要求過嚴，一律對待，反而放松了重點。下一段，第一二類人洗澡可以快一些，但也不能馬虎。
1952年2月27日：周炳琳在法學院師生大會上作第二次檢查。群眾對他的檢查仍非常不滿。周向馬寅初校長表示，他拒絕再作檢查，“愿承擔一切后果”。
1952年2月27日：市高校節(jié)委會辦公室向各校節(jié)委會發(fā)出通知。通知說，各校院都已進入打虎高潮，為制止貪污分子互訂攻守同盟，防止自殺、逃跑，對拒不坦白者采取隔離的辦法是必要的，但必須高度警惕，防止發(fā)生自殺事件。
1952年3月7日：西語系朱光潛教授在該系師生大會上作檢討，因其它系來旁聽的人很多，不得不數(shù)易教室，最后在新膳廳舉行。朱檢討后，與會者一致表示不滿。有五位西語系的教師和學生在會上發(fā)言，對朱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揭發(fā)和批判。
1952年3月12日，馬寅初校長和法學院錢端升院長到周炳琳教授家中看望周。周對檢討仍抱抵觸態(tài)度。
1952年4月1日：“馬寅初校長主持召開有關朱光潛教授的思想座談會。曹聯(lián)亞、鄭昕、孫承諤、湯用彤、楊人鞭、向達、金克木、季羨林、文重等參加了會議。大家一致認為，應進一步幫助朱光潛教授提高和加深對自己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
1952年4月8日：法學院全體師生在新膳廳舉行大會，周炳琳教授作第三次檢討。與會師生對周的檢討仍不滿意。大會的主持者當場收到了540條意見。
1952年4月9日：朱光潛教授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做了第三次檢討。
4月10日：全校師生大會對朱光潛教授第三次檢討提意見，先后有十四位教授、講助、和同學發(fā)了言。最后由馬寅初校長作總結發(fā)言。他說朱先生的檢討有進步，但還需要繼續(xù)反省，加緊改造，根據(jù)群眾意見，徹底批判自己的思想，根本改變反動立場，站到人民一方面來。他號召全體師生再接再厲，肅清反動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工人階級思想在北大的領導權。
4月14日：馬寅初校長召開分學委會，研究如何幫助周炳琳教授做好思想總結及檢查。錢端升匯報法學院同人結合周的思想，成立了四個研究小組，準備在下次會上發(fā)言，對他進行幫助。
4月16日：馬寅初校長召開座談會，對周炳琳教授進行幫助。湯用彤、錢端升、向達、羅常培、孫承諤、金克木等二十位教授參加。新從朝鮮歸國的曾昭掄、張景鉞教授也趕來參加。會后，周認為這樣的會對他確有幫助。
4月17日：周炳琳找馬寅初、湯用彤二位校長及分學委會金克木教授，表示愿和群眾一起清算自己的反動思想，并請馬校長把自己的想法轉達給教師和同學，希望大家多來幫助他。
4月18日：馬寅初校長主持召開分學委會，研究周炳琳教授在全校大會思想總結和檢查的有關事宜。
4月20號：中共北京市委報送毛澤東主席并黨中央的北京高等學校三反運動演示文稿中說：為了幫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對思想改造的顧慮和端正對三反的態(tài)度，北大黨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派人同他談話。在張奚若、馬寅初等同周談話和周的女兒（共產黨員）做工作后，周的態(tài)度有所轉變，表示愿意聽取大家的批評，進一步作思想檢討。
4月21日，“馬寅初校長主持召開分學委會，再次研究了周炳琳教授在大會上做思想總結和檢查。周檢查后有十四位教授、講助和同學發(fā)言，對他進行幫助。
7月30日：周炳琳教授在法學院師生大會（其它院師生參加，共約1000多人）上作檢討。周這次檢討較誠懇，對自己的過去有認識，并體會到黨與群眾對他的幫助。大會對他的進步表示歡迎。
1952年5月22日——23日：忠誠老實運動的準備開始階段。第一批干部159人的學習于22日、23日進行。工作組黨組書記袁永熙做了動員報告。他說，運動中除個別的人以外，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歷史問題，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問題。領導人必須自己先扔掉包袱，然后再愉快地去領導別人。運動中要堅決貫徹‘自發(fā)自覺，不追不逼’的原則。經過兩天學習，這批人共交代問題119件，交代問題的人數(shù)占參加學習人數(shù)的75%。其中：一般性問題60人，反動社會關系51人，一般政治問題8人。各級有關領導對交待問題者做了結論。
周炳琳最后能過關，還是應為毛澤東說了話。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對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的批語中說：“彭真同志：送來關于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磥沓藦垨|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作法。”68初期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原則上是和風細雨，不搞大批判，但具體到每一個單位，又不盡相同。汪敬虞回憶說：“我記得在科學院剛展開運動不久，曾參加過一次北京大學周炳琳教授的批判會。那是在一個可容上千人的大禮堂里舉行的。當時我看到面無表情的周先生坐在臺下正中，兩旁坐的是他的親屬，有人告訴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會上除了群眾一個接一個上臺批判以外，還有周先生親屬的揭發(fā)。他們也走上臺，帶著激憤的表情對自己和親人進行聲色俱厲的揭發(fā)批判。這種場面，在后來的反右等等運動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為怪。但在建國初期第一次看到時，卻很不習慣，覺得異乎常情。
然而，在后來科學院的思想改造運動全過程中，我卻沒有再碰到這種讓人不習慣的場面。相反，倒是有兩個動人的場景先后出現(xiàn)在我眼前。
科學院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全院的學習是分區(qū)進行的。我所在的經濟所和近代史、考古、語言等所同在城東南，就以東南區(qū)的名義經常在一起開會學習。我記得在考古所鄭振鐸所長作思想檢查的會上，有些群眾有些激動，打斷了他的發(fā)言。鄭先生也有些不大受用，他一邊講著一邊摘掉眼鏡，用手絹去擦眼淚，會上空氣有點緊張。就在這個卡殼的當口，原來不在場的范老（范文瀾同志）忽然匆匆地趕來了（范老就住在會場附近）。他喘息未定就起立發(fā)言，對鄭先生在歷史上的進步和學術上的貢獻作了積極的評價。范老的講話使會場上的氣氛立刻緩和下來。原來疾言厲色的面孔沒有了，鄭先生的臉色也好看多了。散會時候，看得出來，絕大多數(shù)同志都感到滿意。
另一個場面也出現(xiàn)在考古所的學習會上，考古所梁思永研究員當時身患肺疾，基本上臥病在床，按規(guī)定他可以自學，不必參加小組學習。但是梁先生堅持要同大家一起參加學習。在這種情況下，小組學習會有時就在他的家里開。有一次我參加了這個小組會，看到梁先生靠在躺椅上，大家依次環(huán)坐。梁先生雖然躺著，卻拿著學習文件認真思考和發(fā)言。他的親屬也在一旁，偶而也說一兩句話，不過與學習無關，只是對梁先生小聲耳語，給梁先生以悉心照顧。面對這一場面，當時我就想：這和周炳琳先生批判會上的場面是多么強烈的對照！然而它的最大不同，應該說，還是在對周先生、對梁先生、對所有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實際效果上�！�69當時科學院的思想改造運動的實際主持者是劉大年，雖然運動平和，但也可以想見對運動的忠誠，梁思永重病在床，還不放過，他不久就去世了。
清華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兩個特殊的例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個是斗爭華羅庚先生，一個是斗爭潘光旦先生。華羅庚是國際聞名的數(shù)學家；
從美國回來投奔祖國，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運動。這樣一個留美學者，在共產黨眼里自然是周身是病，所以指使群眾搞他一下，他以坦白的心情都盡其所有交代清楚了，看來問題還并不嚴重。最后因為他還保留著原有的出國護照，未加焚毀。由這個引線起就對他展開了無窮的斗爭，說他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為“留后路”的打算，在斗爭會上他是有口難辨的。華羅庚簡直成了“罪人”。他看見了這個無情無理不問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災難是無窮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還有什么意義，于是進行了自殺。后被發(fā)現(xiàn)的早，保存了他的生命。因為他是民盟盟員，他的檢討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舉行，躲開了自己在清華布置的火線，這樣華羅庚才算過了關。
清華大學另一個斗爭的對象，是潘光旦。他是全國有名的社會學學者，為人老實厚道，為民主運動奮斗甚力；
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務委員的職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他的檢討大體上是坦白、老實的，沒有什么隱藏，而且以他的歷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么隱藏。他雖然作了檢討，但群眾硬要整他的“思想暗流”；
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還有什么隱藏的思想。這一追查，越檢討，越搞不清，潘光旦雖然前后作了八次檢討，被斗爭的痛哭流涕，這個“思想暗流”也搞不清。最后還是運動收了兵，他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檢討之后過的關。
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師學習會上做了一個報告，這就是著名的《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他在報告的一開始就說：“北京大學教師學習和馬校長要我給他們做一個報告。我想，既然給北京大學講，也就應該給別的大學講。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這個報告會就以北京大學為主，把北京、天津其它大學的教師和同學代表也請來了。
我講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報告吧，也許不適合大家的要求，因為大家正在進行思想改造的學習，這樣的報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學習，就一定要下決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講一講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70周恩來的報告是從他個人經歷開始的，報告親切、生動，很有感染力，他特別講了南開校長張伯苓的事。他說：“張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國民黨政府的考試院長，重慶解放以后，開始有了覺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轉到天津。他和我總算是師生關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絲毫沒有勉強他寫一個東西。以后他慢慢地認識了新中國，認識了人民中國的好處，開始跟我講了一些他最贊成、最高興的事，但是我仍然沒有請他寫個東西。我覺得一個人的進步要等他自覺地認識以后才最可靠。這樣一耽擱，沒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臨終前他寫了一個遣囑，大家可能在報上看到了。也許這是我的一個缺點，沒有及早地幫助他提高覺悟。假使我知道他身體那樣差，早一點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點進步表現(xiàn)，使人民對他有更多的諒解。這是我抱歉的地方�！�
周恩來舉的第二個例子是翁文灝。他說：“翁文灝，大家也很熟悉，新華社宣布過他是戰(zhàn)犯之一。但是他在歐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國來，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國去當教授。因為他有這樣的表示，我們就歡迎回來。他回來以后，有些朋友覺得他應該寫一個聲明，這樣好使人民諒解他。但是我仍然覺得不要太勉強，要他慢慢覺悟，自覺地寫�！蔽迨甏跗�，周恩來在知識分子當中很有威望，他的這次講話令知識分子非常感動。他還講了梁漱溟。他說：“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時候跟我說，有些問題他要觀察一下。他在這點上很直爽，我們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紹他到各個地方去觀察。他每次回來的確都有進步，這一點我們應該歡迎。他觀察一個時期就提出一個新的認識，那很好嘛！”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以后，全國各地的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了。在這一段時間內，全國幾乎所有有名的知識分子都開始以接受記者采訪、單獨發(fā)表檢討文章，表示自己要和過去化清界線。
1951年10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霸谖覈奈幕逃龖�(zhàn)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根據(jù)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教建議。現(xiàn)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yōu)楝F(xiàn)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xiàn)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yè)化的重要條件之一。”71十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報》也發(fā)表短評《認真展開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這次會議以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就進入了一個高潮。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話，幾乎成了知識分子寫文章時必然要引用的一段名言。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發(fā)了“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說：“學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機關。黨和人民政府必須進行有系統(tǒng)的工作，以期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并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的純潔性。因此，必須立即開始準備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于一至二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養(yǎng)干部和積極分子，并在這些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專科以上（即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72
同年12月9日，《新華日報》發(fā)表社論《思想改造是知識分子對人民祖國的責任》。社論中說：“這是思想領域中的階級斗爭，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須經過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輕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長期的，這是說，從一個階級的觀念形態(tài)的轉變，不是幾次會議，一個運動所能全部解決的，必須經過長期斗爭的磨練，像毛主席教育我們要經常掃地，經常洗臉一樣�！边@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的一次規(guī)模較大的政治運動，由于運動的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清理，為隨后到來的1952年的院系調整做了思想上的準備。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做好院系調整工作，有效地培養(yǎng)國家建設班干部》。文章說：“今天的院系調整工作，是在學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師的思想改造已經取得重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兩年以前，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即曾得出了調整院系的問題，但是兩年來這一工作很少進展。這主要是因為許多教師在思想上還嚴重地存在著崇拜英美資產階級、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的觀點，沒有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貫徹執(zhí)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自從去年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號召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和今年經過‘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以后，各校教師進一步肅清了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加強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樣，就有條件與可能把院系調整工作做好了�！�73
五十年代初，朝鮮戰(zhàn)爭和隨后進行的土改、鎮(zhèn)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重疊的，所以顯得非�？植馈�1951年1月21日，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簽署公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天，《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為什么必須堅決鎮(zhèn)壓反革命》，這篇社論語氣非常強硬。其中有這樣一段：“有一些同志不懂得鎮(zhèn)壓反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必要的完成，而竟然認為在革命勝利之后，對于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施以‘仁政’。他們似乎忘記了由于無數(shù)先烈流血犧牲的結果，才使我國人民推翻了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權。這就是廣大被壓迫的人民起來，壓迫過去長期壓迫人民的少數(shù)壓迫者。國家政權就是這樣從原來少數(shù)壓迫者的機關，變成為今天最大多數(shù)人民壓迫少數(shù)壓迫者的機關。我們人民的革命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那一小撮反革命勢力。革命和反革命是不能兩立的。人民對于一切決心脫離反革命陣營，回過頭來為人民服務的，都已經給予寬大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現(xiàn)在愈加分明了�，F(xiàn)在繼續(xù)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既不會自己甘心死亡，就必須徹底革掉它們的命，決不能允許它們來革掉人民的命。”74
1951年2月發(fā)動并持續(xù)到1953年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
從1951年夏秋的反對腐化干部的三反運動、針對那時為止受到尊重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和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這些運動都進行的極為激烈，并引起了社會上嚴重緊張和憂慮。如同在鄉(xiāng)村，官方的暴力也被大規(guī)模地使用，特別是在鎮(zhèn)反運動中，但三反五反運動使用暴力的程度則小得多。此外，各種各樣的措施造成了強烈的心理壓力，其中包括強迫在小組中坦白和有數(shù)萬人參加的公審（并向幾百萬人廣播）。這不但形成一種不信任氣氛，破壞了已建立的個人關系，而且還導致大批人自殺——可能有幾十萬人。75，從此以后，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結束，它帶給知識分子心靈上的傷害是很重的。
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就有文人相輕的習慣，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由于相互揭發(fā)導致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嚴重惡化，至此把知識分子的道義和人格力量基本摧毀。冼玉清當時感到，四九年以后每逢開會，凡叫口號，女子也和男子一樣高舉拳頭，看見這樣劍拔弩張，他有點不順眼，認為世界真是變了。冼玉清說：“有人檢舉我去香港傳達情報，許多檢舉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認為風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檢舉風興，人心之涼薄極矣�！�76
思想改造運動以后，知識分子當中說假話開始成風，雖然這是壓力之下的被迫選擇，但天長日久，它已成為一種風俗，這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是很大的。胡適給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寫序時，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檢查，他說：“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干凈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準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77胡適認為這都是由于“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所造成的，不可能真正有效，但短時間內可能是這樣，如果是整體化，長時間如此，情況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拔母铩碑斨�，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殘殺，不能說與思想改造運動的后果沒有關系。
胡適說；
“現(xiàn)在我們有許多朋友在北平受壓迫，作坦白文章。去年（四十年）八月下半月起，即有所謂思想改造運動，尤其是對于高等教育機關的教師。許多我們的朋友公開否認北大的傳統(tǒng)；
這是在日本鐵蹄之下都沒有經過的苦痛。我們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時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評；
而且要所有群眾來批評‘自我批評’。還有，他們除宣告‘胡適的思想為敵人思想’外，更進一步評判蔡先生思想。蔡先生的思想：一是自由思想，一是學術平等。他們說：‘這是錯誤之至；
難道資本主義思想同人民的思想可以平等？’所有這些公開否認‘胡適思想’，檢討‘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環(huán)境的生活中，被壓迫而這樣樣做的。我們應該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我們應該體諒，他們所坦白的，絕不是他們心中要說的。我想，各位一定與我同感。
在這個時期，我不敢說過分樂觀的話。不過，我一向是樂觀的人，總覺得這種局面不會長久。他們清算北大，我覺得他們越清算，越是提醒人家對某種思想的回憶。想想那時學術平等，想想那時自由空氣，大家會更加深刻的了解。他們清算‘胡適思想’，等于溫習胡適的書�！�78胡適以為思想改造運動不足以摧毀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他的這個估計是太過于樂觀了，因為他想象不到四九年以后政治運動的嚴酷。思想改造運動，從設計者角度考慮，這個運動是很成功的，不過它越是成功，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傷害就越大。
2001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學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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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 冊頁448，（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1月，北京）
2 陳平原文章，《讀書》1998年3期頁122，（三聯(lián)書店，北京）
3、4《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三三年的兩個決定》頁14、51，（中共北岳區(qū)黨委翻印，1948年7月2日，太原）
5、6 解放社編《整風文獻》頁12、290，(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ㄐ氯A書店，1950年3月，北京 ）
7、8 白嗣宏文章，《亞洲周刊》2001年7期，（2001年2月18日，香港）
9、《五星紅旗從這里升起》頁489，（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9月，北京）
10、11、12、13、14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302、304、305、396、39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香港）
15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對此有精彩的論述。另見楊中美《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頁140）中的相關論述。（奔馬出版社，1989年5月，香港）
16 楊絳《洗澡》頁1，（三聯(lián)書店，1993年5月，北京）
17 《胡喬木文集》第1卷頁48、49、50，（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
18 唐勃《中共與知識分子》頁275，（幼獅文化事業(yè)公司印行，民國77年，臺北）
19劉乃元《歷劫不悔》頁43、47、49、51、53、58、59、67，（河南人民出版，1998年12月，鄭州）
20《天涯》2000年1期頁48、49、50，（海南省作家協(xié)會，海口）
21 趙儷生《籬槿堂自敘》頁1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月，上海）
22、23、66 周鯨文《風暴十年》頁228、231、232、233，（時代批評社，民國51年，香港） 溫濟澤1942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時寫下了《斗爭日記》，從中可以看出延安群眾運動的斗爭模式，以及這種模式對后來群眾運動的影響。日記中說“從早晨七點種起床，就不斷地像潮水一樣地涌來了一千多個旁聽者，他們來自七十幾個機關（學校在內）
大家圍繞著主席臺，坐在操場（臨時會場）上。當時主席團宣布‘座談會繼續(xù)開會’的時候，同志們不禁好笑起來�！獜膩硪矝]有見過這樣盛大的座談會！……下午休會的時候，主席團決定：下午請各機關各學校選派代表來參加座談會（不然，一千多人的座談會，是沒有辦法開得好的）。……有些同志提供出一些新的材料，關于王實味日常生活為人的材料。這些材料證實在王實味的靈魂里，真不知有多少‘包膿裹血’的‘黑暗和骯臟’的東西呵！” （《王實味文存》頁312，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年12月，上海）
在批判王實味的運動中，可以看出，一旦一個人在政治上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他周圍的同事和朋友就會立刻將他作為敵人對待，王實味后來的命運，不能簡單看成是延安對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批判，而是一種政治運動的模式是如何產生的。在批判王實味時，陳伯達、艾青、張如心、丁玲、李維漢和范文瀾這些延安知識分子，都曾對自己同事的思想認識問題，進行過無理的質問和批判。這些人在幾十年以后，幾乎同時成為了不同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24 應紅《邵燕祥：精神與人格的重構——關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軌跡的對話》，（《青年文學》1999年3月期，中國青年出版，北京）
25 《新文化·新教育》頁53頁，（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2月，北京）
26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編《政策匯編》頁245，（1949年3月，北京）
27鄧初民《尋找知識的方法》（增訂本）頁95，（文化供應社印行，1949年8月，延安）中共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1949年8月26日在上海復旦大學登輝堂曾做過一次講話，題目就是《知識分子改造問題》：中國知識分子有其特有的優(yōu)點，雖有缺點，但可以改造。所以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采取“爭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引導他們走上光明道路，為工農兵服務。目前，我黨在各地舉辦軍政大學、人民革命大學及其它各種短訓班就是爭取、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具體表現(xiàn)。魏文伯說：“要準備過三關，就是封鎖關、土改關和社會主義關。第一，在美蔣反動派的封鎖面前，不動搖、不幻想，要準備斗爭。第二，土改時不動搖妥協(xié)，堅決站穩(wěn)貧農立場。第三，站穩(wěn)工人階級立場，和資本家的不法行為作斗爭，過好社會主義關。”（張騰霄主編《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研究資料叢書》第4輯頁344、34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11月，北京）
28《新知識辭典續(xù)編》頁259，（上海北新書局，1951年10月，上海）
29陳北鷗編蓍《人民學習辭典》頁224，（上海廣益書局，1953年，上海）
30《各科常識問答》（改定本）頁5，（北京打磨廠益昌書局印行，1951年，北京）
31《學習辭典》頁306，（天下出版社，1951年5月，北京）
32《新名詞詞典》頁3070，（春明出版社，1953年，上海）
33周修睦編著《學習問題解答》第二輯頁119，（上海國光書店1953年9月，上海）
34《新知識辭典》頁1006，（知識出版社，1958年月6月，北京）
35程默《思想改造尚未成為歷史》，《開放》頁95，（1999年12月號，香港）胡平《人的馴化、躲避及反叛》頁5、22，其中有關于“洗腦”的說明。（香港亞洲科學出版社，1999年6月，香港）
36劉青峰《試論文革前中國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淪喪》（《知識分子》1990年冬季號頁38、39，紐約）
37《我的思想是怎樣轉變過來的》頁1、2、16，（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發(fā)行，1950年4月，北京）內收裴文中、張治中、吳晗、馮友蘭、王蕓生、葉淺予、費孝通、羅常培、肖乾、李子英、謝逢我、馮友蘭共十二篇文章。
38馮友蘭《四十年的回顧》頁57，（科學出版社，1959年5月，北京）
39、49、50、52、53、54，《五四三十周年紀念專輯》頁176、54、92、20、34、73、183、194（新華書店出版，1949年6月，北京）柯仲平曾說過這樣一件事。“1947年秋天，中共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時候，柯仲平由陜北趕來石家莊市附近參加，因為多年生活在落后的農村，他久已不擦牙了，笑開口，滿嘴的黃牙，后來給毛主席看見了，才對他說：‘老柯，找個牙刷擦擦牙吧！’知識分子出身的人能夠改造到這么徹底，甚至獨有的潔癖也不見痕跡，我們不能說這是矯情做作，原來他本身就已變?yōu)橐粋�不擦牙不拭別人的煙斗的道地的中國農民了。又如，據(jù)說有一次，陜北的農民代表去見毛主席，幾個人當場把毛主席抱住，叫道：‘毛主席！我們的大恩人，今天我們總見到你了！說時口沫四濺在毛主席的臉上，毛主席卻了無其事的和他們熱烈攀談。這些雖是小節(jié)，卻具體地說明了革命的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只有實際斗爭的鍛煉，與人民生活在一起，使人民覺得你就是他們生活之中的一個，而不是由外面加進來的賜恩者或真命天子，知識分子才能徹底根除自己身上的舊毒，培養(yǎng)勞動人民那種樸實健康解放的氣質和作風�！� “因此，每個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都少不得經歷這段過程。陶行知、聞一多——這中國新知識分子的典型，就曾有過這么坦白的反省。陶行知先生說過：‘我本來是一個中國的平民，無奈幾十年的學校生活，漸漸把我向外國貴族的方向轉移，學校生活對我的修養(yǎng)，固有不可磨滅的益處，但是這種外國貴族風尚卻是很大的缺點，好在我的中國人性，平民性是很豐富的，經過一番覺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那中國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來了。’聞一多先生也說過：‘我受了幾十年的歐美教育，無法擺脫，結果是落伍了，現(xiàn)在一旦覺悟，就要從頭做起。陶聞兩先生的話，典型地刻劃出中國知識分子走回到人民中來的曲折道路，這就是首先要摧毀學校與社會，學習與實踐中間的一垛高墻。”“曾做過大公報總主筆的王蕓生先生，是一個一直都有以‘自由主義’自許的讀書人，一心想要在這中國社會的亙古巨變中超然起來，他們想不左不右地從中間打出一條出路，但是，當他進入華東解放區(qū)，轉到解放后的北京，他終于完成了他思想上的蛻變，，在《我到解放區(qū)來》的一文里，他坦白地反省說：‘我雖出身于貧無立錐之地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后投身過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舊知識分子的路，苦讀勤修，出人頭地，所謂‘出人頭地’，就是在既成社會中向上爬。結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動的上層，沾染上渾身的小資產階級的氣氛。在生活與意識上，脫離了人民大眾。盡管個人始終固守著一份做人的矜持，也止于舊知識分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想法，不是深入于民間，縱有熱情與正義感，卻是一種施與式的悲憫，不是與人民大眾的疾苦血肉相連的，縱有強烈的愛國心，使我始終站在反帝國主義的戰(zhàn)線上，但未能把握到階級的立場，籠統(tǒng)的國家觀念，是常會被反動的統(tǒng)治階級利用的。這樣盡管個人在主觀上不作惡，在客觀上常常會遠離了人民，給反動統(tǒng)治階級利用了。這是最應該反省警惕的。”（楊群《青年的改造和修養(yǎng)》頁17、18、48、50，初步書店刊行，1951年10月，香港） 何其芳1943年在延安寫的《改造自己 改造藝術》中說；
“因為被稱為文藝工作者，我們的包袱也許比普通的知識分子更大一些，包袱里面的廢物更多一些，我們的自我改造也就更需要多努力一些。這種改造，雖說我們今天已有了思想上的準備，還要到實際里去，到工農兵中間去，才能完成。
其次，文藝工作者在今天還有一重改造藝術的責任。過去的文藝作品的毛病，一般地可以概括為兩點：內容上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感與形式上的歐化�？傊�，沒有做到真正為工農兵。使文藝從小資產階級的變?yōu)楣まr兵的，從歐化的變?yōu)槊褡逍问降�，這也是一種改造。而且同樣是需要長期努力的改造。然而改造藝術的最基本的前提也就是改造自己（雖說并不是全部問題）。經過了自我改造之后，我們有了無產階級眼睛去看事物，有了無產階級的心去感覺事物，我們就能從中國人民的各種斗爭生活中去正確地解決文藝的內容問題�！保ê纹浞肌蛾P于現(xiàn)實主義》頁65、66，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8月，上海） 田家英干脆說：“所謂知識分子的改造，主要的就是從實際生活和工作的鍛煉中，逐漸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覀兏脑熳约旱姆较�，就是要自覺地把自己鍛煉成為無產階級的戰(zhàn)士。無產階級的戰(zhàn)士，正如斯大林所說，這是‘特殊樣式的人’，‘是由特別材料制成的�！保ㄌ锛矣ⅰ秾W習“為人民服務”》頁5，人民出版社，1951年4月北京）
40沈虎雛編選《從文家書》頁172、182、190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2月，上海）
41黃仁宇《黃河青山》頁223、225，（聯(lián)經出版社，2001年1月，臺北）
42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82，（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上海）
43轉自余英時文章《新亞精神與中國文化》，（《新亞生活》28卷3期頁2，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出版，非賣品）
44、45黃平《有目的之行動與未預期之后果——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經歷探源》頁40、41，（《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4年秋季卷，香港社會科學報務中心，1994年，香港）
46光未然《北京解放前夕西郊工作日記》，（《北京觀察》，1999年第4期頁49、50，北京市政協(xié)主辦，北京）
47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頁123、125，（三聯(lián)書店，1998年11月，北京）陳垣四九年給胡適的信，就是在他周圍幾個年輕黨員的幫助下所寫，經范文瀾之手交給《人民日報》發(fā)表的。信的起草者就是后來成了陳垣長期學術助手的劉乃和。（此事鄧瑞全有專門文章講述，見《黃河》雜志1999年第5期，山西作家協(xié)會，太原）
48《陳伯達遺稿》頁91、92，（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香港）
51《周揚文集》第2卷頁14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10月，北京）
55陳靜波《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關鍵——立場問題》頁50，（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長春）
56劉再復《歷史角色的變形：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迷失》頁42，（《知識分子》1991年秋季號，紐約）
57、59《周恩來年譜》上卷頁179、175，（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
58、7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 冊頁448、526，（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1月，北京）
60顧潮編《顧頡剛年譜》頁34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3月，北京）
61顧潮《歷劫終教志不悔——我的父親顧頡剛》頁247，（華東師范大學出版，1997年12月，上海）
62《萬象》第1卷1期頁47，（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沈陽）
63《萬象》第1卷3期頁93，（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沈陽）
64蔡仲德編《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頁372，（河南人民出版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94年11月，鄭州）
65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332、347、3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上海）
67《北京大學紀事》上冊頁446－450，（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
6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頁422，（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11月，北京）陳新桂1957年反右時寫過《對過去幾陣暴風雨的批評的建議》一文，他說：“思想改造，是否用斗爭可以改掉，有多大效果，很可研究。李景漢教授在思想改造中第一次做辨白，遭到打擊，第二次他包下來，就通過了，這能改變思想嗎？陷害了人，不許人辨駁，說是‘無則加免’，說人是反革命，如何‘免’法？潘光旦在三反中是斗爭重點，最后用了他愛人、兒女哭的辦法去勸他承認錯誤。三反后，他鉆線裝書，不說話，人家說他改造好了，這不是笑話？潘是圖書館主任，圖書館里有反動的書，這有什么不可以？現(xiàn)在已經揭開蓋子，潘還是不講話。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保ā秲炔繀⒖肌�225期，新華社，1952年，北京）
69汪敬虞《記憶猶新的回憶》（《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頁5、6，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陳序經的兒子回憶說：對于像父親這樣的人，在舊中國受教育，又出國留學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教育，提倡全盤西化，在被認為與美帝關系密切是“教會學�！钡膸X南大學任校長，當然被視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因此是重點要改造的人，而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思想檢查，也是特別受到重視。父親一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見解，有些思想觀點，像全盤西化的見解更是“頑固”得很，在文化大論戰(zhàn)中，是堅持到底的。現(xiàn)在要來個一百八十度轉彎，批判以前的東西都是錯的，如何能夠一下子轉變過來呢？所以肯定是對自己“錯誤”思想認識不深。因此他的檢查，第一次通不過，第二次仍通不過，一直到第三次才算是勉強過關。顯然他要過關，少不了找一些人幫忙“提意見”，他甚至找了盧煥華先生。盧先生說，當時的廣東省文教廳廳長杜國庠對父親較了解，為人也較通情達理，沒有給父親什么硬性規(guī)定�？烧f杜老手下留情，最后放他一馬吧。（陳其津《我的父親陳序經》頁191，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廣州）
70《周恩來選集》下卷頁59，（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北京）
71 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第1版
73《建國以后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頁34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6月，北京）
74《堅決鎮(zhèn)壓反革命活動》頁2，（人民出版社，1951年5月，北京）
75《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9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
76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頁49，（三聯(lián)書店，1995年12月，北京）
77、78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頁2293、2188，（聯(lián)經出版公司，1990年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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