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下午，貴州省甕安縣數(shù)萬余人沖擊縣公安局及縣委縣府，“最終釀成嚴重打砸搶燒突發(fā)事件”。事件導火索是一名女中學生的死亡鑒定。警方說，死者是因感情問題投河自盡，是溺水而亡。而民間傳說，死者是遭官宦子弟奸殺而死，警方涉嫌包庇。期間社會輿論幾乎是一邊倒地質疑警方。就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分析，甕安事件反映當?shù)卮嬖趪乐氐墓苤挝�機。對此，筆者將從傳播學視角深入剖析。

　　表面看來，事件起因于當?shù)鼐o張的警民關系。根據(jù)傳播學理論，警方的鑒定結果之所以受到質疑，與警方的“可信度”(credibility)偏低有關。在民間，關于警察的各種負面?zhèn)髀劯┦敖允�，“警匪一家”的說法流傳甚廣。遺憾的是，筆者并沒有看到警方采取有效措施重塑自身形象。雖然熒幕上警察智勇雙全、除暴安良的故事已幾近泛濫，但這和警察形象塑造似乎毫無關系。即使觀眾尊崇影視作品中的“警察”，但未必敬服現(xiàn)實生活中的“警察”。個中原委頗值得傳播學者探究。

　　但毋庸諱言，警民關系緊張折射出當?shù)毓倜耜P系緊張。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指出，“6·28事件”背后深層次原因是，當?shù)厍址该癖娎�益的事情屢有發(fā)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官員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筆者認同石宗源的分析。事實上在目前的中國，群眾對地方政府不滿已不是個別現(xiàn)象。筆者近期對某省的調查發(fā)現(xiàn)，只有四成的受訪者對政府工作感到滿意；
高達六成的群眾認為政府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

　　中央黨校的一項對縣級以上干部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缺乏或較弱的占被調查者的一半以上，應對復雜局面能力較弱或手足無措的占三分之一強。在這次翁安事件處置中，當?shù)卣�府的表現(xiàn)令人遺憾。首先，從信息發(fā)布看，事件發(fā)生在6月28日下午，但直到7月1日才召開新聞發(fā)布會。事件發(fā)生之后的最初數(shù)小時是影響輿論的黃金時間，但有網友注意到，“官方發(fā)布的消息只有那么短短幾行，僅僅在強調"社會秩序穩(wěn)定"等，對事件一筆帶過，難免讓人不信服�！�

　　早在3·14拉薩騷亂事件之后，筆者就已注意到，地方政府官員的危機處置能力嚴重滯后。關鍵時刻，官員們或者畏懼媒體（有官員甚至懇求西方記者，“我們不談這些好吧？”），坐失引導輿論的良機，導致“謠言跑到了真相前面”；
或者言辭欠謹慎，思維欠縝密，導致官方信息相互矛盾，地方政府與中央級媒體發(fā)布的信息不吻合。而事實上，這幾年各級政府組織的所謂培訓班數(shù)量并不少。

　　甕安事件再次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官方媒體的無奈。可以說，這次事件是官方媒體與網絡輿論的采信度之戰(zhàn)。由于中國新聞政策嚴重滯后于社會發(fā)展，中國官方媒體的公信力極低。筆者近期在某省所做的調查揭示，老百姓對當?shù)孛襟w的滿意度只有24.4%。眾所周知，傳播者及其信道( channel)的“可信度”與傳播效果密切相關。只要媒體形象欠佳，其傳遞的信息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在這次事件中，有網友甚至對官方媒體的相關報道逐句點評，成為一道罕見的歷史景觀。

　　抗戰(zhàn)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初期中共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最高發(fā)行量達到五萬份，在中國的革命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被毛澤東、周恩來譽為八路軍、新四軍之外的“新華軍”。《新華日報》的成功秘訣是，它“為人民講話，讓人民自己講話，講人民自己的話”，真正發(fā)揮了“暮鼓晨鐘，大眾喉舌”的作用。昔日的《新華日報》正是今日中國官方媒體的楷模。

　　翁安事件再次顯示中國的信息能力嚴重滯后。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曾指出，今后的時代，控制世界的將不是軍事實力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國家。中國政府在危急時刻的信息能力并沒有與時俱進。封城、封（互聯(lián)）網、切斷對外聯(lián)絡、刪除網絡上的非官方信息，從拉薩騷亂到甕安事件一脈相承。輿論說辭更是千篇一律，以至于有博客譏諷說，“情緒都是煽動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眾都是一小撮的”。

　　據(jù)香港《明報》消息，胡錦濤在過問事件時問：“一件很小的刑事案件，為何會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群體事件？”總書記抓住了問題的關鍵：為什么“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具有如此強大的號召力？我們常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可這次為何數(shù)萬群眾同時受蒙蔽？唯一的解釋是，民間積壓的不滿情緒已接近臨界點；
公開抗議迎合了很多人的心理需求；
社會缺乏可靠通暢的民意渠道。正是由于大量干柴的存在，一粒火星才會釀成“火災”。

　　筆者近期的一項調查表明，高達62.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沒有可靠暢通的渠道反映個人意見和建議；
54.8%的受訪者認為自己需要可靠的言路保障自己的話語權。中國公民的知情權和表達權依然缺乏制度性保障。

　　中國的政客大多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誤導。但最近有研究發(fā)現(xiàn)，此語中的“防”字是“堵塞”之意。也就是說，此語警示統(tǒng)治者：不讓老百姓說話的后果比堵塞河川還要可怕。大禹治水，疏而不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深淘灘，低做堰”。更何況在信息時代，任何鉗制言論的努力都是徒勞的，而且會受到國內外輿論的譴責。

　　魯迅曾說，“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睆恼�治傳播角度分析，沉默是最可怕的群眾力量。因此，筆者對國內政府部門片面追求信訪總量下降的做法無法認同。根據(jù)我們的了解，國內近幾年信訪總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老百姓對信訪渠道已經失去信心。為確保北京奧運會的順利召開，眼下部分地方政府提升了接訪官員的層級和規(guī)模。筆者擔心，這些權宜之計治標不治本。

　　利益分化加劇導致社會矛盾升級，但現(xiàn)有的民意渠道既不能及時準確地發(fā)出預警，也不能行之有效地發(fā)揮社會控制的功能。當常規(guī)渠道無力化解不斷積累的沖突和激情時，無路可走的弱勢群體就會被迫開發(fā)非常規(guī)的民意渠道：走上街頭。

　　根據(jù)2005年發(fā)布的《社會藍皮書》，從1993年到2003年間，我國群體性事件數(shù)量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shù)也由約73萬人增加到約307萬人。根據(jù)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2004年中國共發(fā)生“群體事件”74，000起，平均每天200起（1994年是10，000起），參加人數(shù)也從1994年的730，000上升至3，800，000；
2005年中國官方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有87，000起群體事件，平均每6分鐘一起。根據(jù)英國《經濟學人》文章，2006年中國的“群體事件”數(shù)量下降至23,000起，但數(shù)據(jù)的準確性受到質疑。《瞭望》新聞周刊最新一期引述官方統(tǒng)計說，2006年中國爆發(fā)的群體性事件超過9萬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勢頭”。

　　遺憾的是，甕安事件發(fā)生后竟有論者呼吁實行網絡實名制，以減少社會謠言。而本人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政治與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下，實行網絡實名制很可能會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使官民沖突進一步升級，使社會動蕩進一步加劇。

　　北京大學早前對內地近百名專家和學者的調查結果顯示，逾六成受訪專家認為，中國在2010年前可能在社會、經濟或政治領域發(fā)生影響國家發(fā)展的重大危機，導致中國偏離或無法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正是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胡錦濤總書記6月20日到人民日報社考察時指出，新聞工作者要“把體現(xiàn)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tǒng)一起來，把堅持正確導向和通達社情民意統(tǒng)一起來”�？倳�記的講話折射出黨和國家決策層對民意的認知與判斷：執(zhí)民意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筆者認為，在目前形勢下，中國各級政府必須主動拓寬民意渠道，主動回應民意訴求。為此，政府必須從根本上改造我國的信訪制度，徹底改革僵化落后的新聞制度，切實鼓勵非政府組織的發(fā)展。唯有如此，才能鞏固黨和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基礎，才能有效降低“群體性事件”數(shù)量，才能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

　　（作者系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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