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同國內大量的美國促進全球民主化的研究比起來，研究歐洲地區(qū)，特別是歐盟推動民主化的文獻少得可憐。實際上所謂民主“第三波”的起源發(fā)生在歐洲，本文對二戰(zhàn)后歐盟向外推廣民主的歷史加以介紹，并通過同美國作比較，分析歐洲向外推廣民主的特點，認為目前世界上存在著“美式輸出民主”和“歐式擴展民主”兩種推廣民主的模式，并以2004年烏克蘭發(fā)生的“橙色革命”為例，具體闡明歐盟擴展民主的特點及其產生的效果。

　　關鍵詞：民主化、歐盟、橙色革命

　　我們通常所說的“西方世界”，其主要組成部分是美國和西歐地區(qū)各國，它們一般都自認為是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在鞏固了國內的代議制民主制后，這些國家逐步開始著力涉足其它國家的人權，力圖促進其它國家的民主化。按照亨廷頓的說法，西歐的民主化政策始源于60年代末，當時體現在歐洲共同體對擴展新成員的態(tài)度變化上（彼時希望加入歐共體的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還都不是自由民主國家）；
而美國外交政策轉為促進其它國家的民主和人權則發(fā)生在70年代初[2]。盡管都抱懷著將它們定義的“民主”推廣到全球的普世情懷，但同美國相比，歐洲擴展世界民主（集中體現在歐盟的外交實踐上）有其自己的特點，本文即擬從概述歐盟二戰(zhàn)后逐步向外推廣民主的歷程開始，解析歐盟擴展民主的機制，并與美國的政策對照，概括歐盟推進民主化的策略特點，并以2004年12月烏克蘭發(fā)生的“橙色革命”為個案進行詳細說明。

　　一、歐盟對民主化的政策態(tài)度轉變

　　二戰(zhàn)后歐洲的民主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冷戰(zhàn)和冷戰(zhàn)后兩個階段：冷戰(zhàn)階段從60年代末到1989；
冷戰(zhàn)后階段從1989柏林墻倒塌至今[3]，在冷戰(zhàn)后半段歐共體及其成員國希望以歐共體的擴大來實現歐洲其它地區(qū)的民主化的意圖初顯，但還沒有正式提到政策指導原則上來，而到了冷戰(zhàn)結束，人權和民主就已經寫入歐盟各項條約和諸多政策的正式文件，成為歐盟價值觀和對外政策的核心之一，下面我們分別予以介紹：

　　第一階段：60年代末到1989

　　二戰(zhàn)結束后，西歐國家忙于戰(zhàn)后重建和發(fā)展經濟，向外推廣民主沒有提上各國政府的議事日程。歐洲的民主化進程是隨著歐洲一體化取得初步成功，歐洲共同體的擴大而開始的。1957年《羅馬條約》簽署標志著歐共體成立，隨后是歐共體內部貿易大增，歐共體簽約六國經濟蓬勃發(fā)展，取得巨大成功的二十年。在經濟因素的吸引之下，其它西北歐國家也希望加入歐共體，比如英國1963和1967年兩次申請加入歐共體，但都遭到法國戴高樂總統(tǒng)的否決。轉變發(fā)生在1970年，繼任戴高樂的蓬皮杜沒有再次否決英國[4]，到1973年歐共體“第一次擴大”，丹麥、愛爾蘭和英國這三個“成熟民主”國家加入。

　　歐共體態(tài)度的轉變引發(fā)了南歐國家的加盟熱情。歐共體向南擴大與當時南歐的民主化進程同步。雖然這兩者同步發(fā)生，但并沒有太多證據顯示歐共體接受南歐三國是出于推廣人權和民主化意識形態(tài)因素。歐共體考慮更多的是擴大市場和維護地緣安全。1974年希臘結束軍人獨裁，其新領袖迅速開始發(fā)展同歐共體的關系，1975年6月正式向歐共體遞交申請。當時的卡拉曼里斯（Karamanlis）政府希望加入歐共體可以促進經濟發(fā)展，打開希臘產品尤其是農產品進入西歐市場的渠道，同時也可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融入歐洲還可以抗衡土耳其和斯拉夫國家的影響。另外，希臘政治中的中間派和保守集團承認加入歐共體可以“為希臘羽毛初豐的民主制度提供最好的保障”。[5]同希臘比起來，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個南歐國家更視加入歐共體為確定自己歐洲身份的一種象征，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強調，西班牙的使命在歐洲，而且與歐洲聯在一起。葡萄牙的斯賓諾拉將軍說：“葡萄牙的未來與歐洲是明確地連在一起的�！边@些情感在兩個國家的中產階級中特別強烈，它也為民主運動提供了社會基礎。當然，經濟因素也很重要。葡萄牙對外貿易的一半是同歐共體進行的，旅游、貿易和投資也使得西班牙成為歐洲的一部分。葡萄牙1977年3月申請成為歐共體的成員；
3個月之后，西班牙也遞交了申請。如同希臘一樣，在這兩個國家民主體制的確立都被看作確保擁有歐共體成員資格，能給自己帶來經濟好處的必要條件，而且歐共體的成員資格也被看作是民主穩(wěn)定性的保障。[6]1981年歐共體接納希臘為正式成員，1986年，歐共體第四次擴大，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了歐共體。

　　加入歐共體就意味著希臘等南歐三國成為了歐洲的一員，民主化，進入“民主陣營”，歐洲就向它們打開大門，提供市場、安全保證和經濟援助。1985年7月，針對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新入盟國經濟水平較低的問題，歐共體部長理事會啟動地中海綜合項目，首次將歐洲地區(qū)發(fā)展基金、歐洲社會基金、歐洲農業(yè)指導與保證基金中的指導部分以及歐洲投資銀行的資金集中起來，支持地中海沿岸成員國的地區(qū)發(fā)展項目，如職業(yè)培訓、道路建設、農業(yè)灌溉及中小企業(yè)等，這成為后來歐共體平衡各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拉動落后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結構基金”政策的雛形。到1993年，歐共體又設立聚合基金，專門用于促進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愛爾蘭4個相對落后成員國(人均GDP低于歐盟平均水平的90%)的經濟發(fā)展。[7]這些援助資金拉動了這些新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穩(wěn)定了它們的民主體制。

　　在葡萄牙民主化過程中，西歐各國還不僅只是通過歐共體向它被動提供經濟動力和政治保護這么簡單。當時的聯邦德國政府和社會民主黨主動向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的社會黨人提供實際的物質資源支持。他們創(chuàng)造的模式和手段使得美國也介入進來，也進行了經濟資助。亨廷頓把葡萄牙的民主運動視作民主“第三波”浪潮的開端[8]，并且認為，1975年，由德國人領導的西方介入對葡萄牙的民主化至關重要。[9]南歐三國的民主轉型對后來的東歐巨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美國的波蘭裔政治學者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說：“東歐新的精英分子和民眾都希望走向歐洲。‘民主、市場、歐洲’是他們前進的旗幟與方向。樂觀的前景就是追隨西班牙的道路。自1976年以來，僅15年，西班牙就成功地鞏固了民主制度、和平地交接了權力、實現了經濟現代化、提高了國際競爭力、由文人控制了軍隊、解決了復雜的民族問題、擴大了公民權利、改造了本國文化，使自己成為歐洲共同體的一部分。這正是東歐國家人民夢寐以求的。”[10]

　　第二階段：1989到現在

　　如果說在第一階段，歐洲共同體主要還停留在經濟意義上的話，那到1993年11月《歐洲聯盟條約》（也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生效，歐洲聯盟成立，歐洲一體化的政治意義就凸現出來了。《羅馬條約》生效之后30多年，歐共體的老成員國們第一次把人權和民主原則要體現在外交政策中寫入了條約。《歐洲聯盟條約》確定發(fā)展和鞏固“民主和法治，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是歐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標；
同時它也提出共同體在發(fā)展合作領域的政策也要致力于發(fā)展和鞏固民主制�！稐l約》第6款集中體現了歐盟的這一要求，具體有以下3點：

　　1.聯盟建立在自由、民主、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法治原則基礎上，所有成員國一視同仁；

　　2.聯盟應當尊重基本人權，它受1950年11月4日在羅馬簽署的《歐洲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的保障，它也是基因于各成員國的憲政傳統(tǒng)，它同時還是共同體法的根本原則；

　　3.聯盟應當提供必要手段實現這方面的目標，落實這方面的政策。[11]

　　1999年5月1日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條約》重申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上述條款之外，特別提出要建立一套機制，如果有成員國嚴重和持續(xù)違反人權的行為，要以之加以制裁。2000年12月的《尼斯條約》更加強調了這一點，同時它還要求在與聯盟外其它國家進行經濟、財政和技術合作時，都要考慮聯盟發(fā)展和鞏固民主、法治，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目標。至此，人權和民主已經成為歐盟所有有關對外關系方面的一項重要政策目標[12]。

　　中東歐是冷戰(zhàn)結束后歐盟處理對外關系的重要考慮目標。1989年柏林墻倒塌，原蘇聯集團的中東歐各國迫切希望加入歐盟，倒向西方。從1990到1995年，歐盟陸續(xù)和波蘭等中東歐八國締結“歐洲協(xié)定”，賦予了后者“聯系國”地位，考慮接納它們入盟。但入盟要滿足一定條件，1993年6月歐盟哥本哈根首腦會議專門為想要加入的中東歐國家制定三條標準，也即所謂的“哥本哈根標準”，如果不滿足這三條標準，就不會開啟與它們的入盟談判。第一條就是政治條件：要維持穩(wěn)定的民主機構，法治和人權，歐盟委托歐盟委員會每年對“聯系國”的民主狀況進行考核評估，以確定它是否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在政治上接納中東歐國家之前，歐盟先推出了一系列經濟援助措施，引導它們靠攏歐盟，先向市場經濟轉變。東歐巨變剛一發(fā)生，歐盟先是推行“法爾計劃”（PHARE），組成西方多國多邊援助框架，先是援助波蘭和匈牙利，隨后擴展到所有中東歐國家，每年撥款金額達到33億歐元；
其次籌組“歐洲重建與開發(fā)銀行”，提供貸款和投資，支持中東歐的私人資本和私有化進程[13]。歐盟的經濟援助也附加著政治上的民主化要求，經過長時間的談判，最終2004年5月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斯洛文尼亞等中東歐8國入盟，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也加入了歐盟，這標志著歐盟認可了它們的民主轉型，也標志著這些國家民主化的完成。

　　冷戰(zhàn)后，歐盟開始強調人權和民主還不僅體現在穩(wěn)定周邊地區(qū)，將自己的范圍向外擴大方面，還體現在它對其它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援助政策和經貿政策上，另外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論壇上，在各項國際事務中，其外交政策的表態(tài)都突出了“民主”的字眼。而這一現象在冷戰(zhàn)期間遠沒有這么明顯。比如，歐共體1975年開始與非加太國家簽署的“洛美協(xié)定”，本來一直沒有民主和人權的內容。實際上協(xié)定中第一條有關人權的條款還是非加太國家提出的，在第三個“洛美協(xié)定”（1985－1990）期間，非加太國家強烈反對把當時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納入協(xié)定，在這種壓力之下，歐共體不得不將和南非的合作放入附件而不是正式文本里[14]。但到了1995年11月，歐盟與非加太國家就第四個“洛美協(xié)定”簽署了新的議定書，就首次將民主和人權問題與歐盟援助掛起鉤來，在其中提出了“民主干預”的內容；
到2000年2月非加太國家在與歐盟談判達成第五個“洛美協(xié)定”，在對方的強大壓力下，它們不得不在人權、貿易優(yōu)惠制等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將民主、人權、法制和良政（Good Governance）確定為執(zhí)行該協(xié)定的基本原則，一旦有國家違反，歐盟有權中止對該國的援助[15]。

　　二、當前歐盟推廣民主的特點

如前所述，歐盟在自己成立和發(fā)展的初期，并未正式把在全球推廣民主作為自己的使命。但隨著歐洲一體化從經濟向政治領域不斷擴展，歐盟作為歐洲代表的地位越來越鞏固，歐盟也開始展現出一定的擴展民主的欲望。歐盟對外關系委員貝妮塔·費雷羅·瓦爾德納女士2005年4月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講中開頭就說：“杰里米·里夫金寫到‘歐洲夢是這個麻煩世界上的一束光，它引導我們進入一個包容、多元、強調生活質量、深刻、可持續(xù)、倡導普遍人權、保護自然和維持地球和平的新時代’。我對‘歐洲夢’深信不疑，我們擁有促進全球民主、自由和公正事業(yè)發(fā)展的潛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特別是在我們的周邊地區(qū)。”[16]不過和美國相比，歐洲的“民主擴展”事業(yè)在方式方法上同美國有很大的不同，結果也很不一樣，下面介紹歐盟推進全球民主的四個特點：

　　1.美國的民主戰(zhàn)略具有全球視野，歐盟則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其周邊地區(qū)。由于實力地位上的差距，歐美在實現“世界民主化”的目標上有所差異。蘇聯解體、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超強的實力后盾使得美國以全世界為推廣民主的對象，并且加大力度，把“輸出民主”作為它主要的外交支柱之一。

　　歐盟同美國一樣，相信民主是救治世界的“良藥”，但它比美國要現實得多，它擴展民主的計劃，是與其自身的安全和經濟利益需要緊密結合的，是隨著它自身的不斷擴大而擴大的。除了前面所述的已經入盟的中東歐國家之外，上個世紀90年代戰(zhàn)火紛飛的前南西巴爾干地區(qū)各國在穩(wěn)定之后也在積極申請加入歐盟，克羅地亞已經成為歐盟的正式候選國，其它國家，如波黑、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以及阿爾巴尼亞為了入盟，也都愿意接受歐盟委員會的定期民主評估。而現在處于歐盟東部邊界的烏克蘭和土耳其不惜修改自己的國內法律，就是為了適應歐盟提出的各項政治民主化要求。歐盟已經成為“歐洲”的代名詞，加入歐盟，成為“歐洲”的一員，對于它周邊的國家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它好像磁石一般，吸引著周邊國家爭先恐后地交出入盟申請書。但歐盟對這些申請有現實的考慮，比如2004年12月烏克蘭發(fā)生“橙色革命”，尤先科在美歐的支持下上臺執(zhí)政，但其實之前的庫奇馬政權早就提出要加入歐盟，也曾主動調整自己的政策，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出于綜合考慮，歐盟兩次拒絕給予烏克蘭聯系國地位。2003年在雅爾塔舉行的歐烏峰會上，當時的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說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的可能性類似于新西蘭。歐盟提出“邦鄰政策”，就是要處理烏克蘭、突尼斯、摩洛哥這樣在地理上不適合加入歐盟的國家[17]。庫奇馬當時是由于實在看不到入盟的希望，才被迫轉向俄羅斯一邊[18]。尤先科上臺后，歐盟也同樣沒有因為發(fā)生了所謂的“革命”，就同意接納烏克蘭。

　　2.美國的民主計劃通常顯得激進，不惜使用武力，而歐盟則比較謹慎。美國對外“輸出民主”，或者是“移植民主”的霸道蠻橫，是眾所周知的。究其原因，除了其所處霸權地位這樣的客觀因素外，和它崇尚個人自由、意識形態(tài)簡單化也有關系[19]。歐盟在擴展民主問題上則繼承其一貫的和平主義立場，力主采取非暴力手段解決“政體更替”問題。冷戰(zhàn)后十多年，只是在科索沃，歐盟同意使用武力趕米洛舍維奇下臺，大多數時候，歐盟都堅持聯合國的權威，主張盡量用政治手段化解危機。有學者稱相對于美國這個“軍事強權”，歐盟體現出更多的是一個“民事強權”的形象。歐盟對于戰(zhàn)后重建、維和具有豐富的經驗和較高的威望。在推廣民主時也是一樣，與美國“軍事強權”不同，它不那么強烈主張“移植民主”，不同意伊拉克戰(zhàn)爭這種以“低度戰(zhàn)爭”實現“低度民主”的目標，希望用多邊方式、在尊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權威基礎上推進民主化。

　　對用戰(zhàn)爭方法擴展民主，整體上說歐洲的民意不支持，大多數歐洲國家政府也不贊同，對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試圖用導彈開路，把“美式民主”強植入伊拉克的做法，歐盟，特別是法德等歐洲國家就不欣賞。相反，對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發(fā)生的一系列“顏色革命”，不少歐洲人認為這是歐洲擴展民主方式的成功，布什政府應當從中認識到“你不可能用軍事行動來‘移植’民主，民主是從內部生長出來的，只有人民自己才能決定他們想要什么�！盵20]

　　此外，歐盟委員會和法德等國在批評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的民主、人權狀況，策動這些地區(qū)的民主運動時，還比較小心收斂，這是因為要顧慮和俄羅斯的關系，畢竟歐盟不像美國，它距離俄羅斯的領土并不遙遠。

　　3.美國主張的民主化是“低度民主”，這種觀念認為民主化只要定期多黨選舉和公共職權分離等形式上制度具備就可以了，對人權、經濟和發(fā)展、社會正義等標準沒有要求[21]；
歐洲主張的民主化是“綜合民主”，要求私有制基礎的市場經濟、保護人權、司法平等等民主要素齊備。這體現在歐盟給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的要求中。1993年的哥本哈根標準除了維持穩(wěn)定的民主機構，法治和人權之外，另外兩條分別為經濟上為運轉的市場經濟；
認可歐盟的政治、經濟和貨幣政策目標。

　　特別是因為歐盟民主化的推行與其自身的擴大息息相關，所以它的民主化要求就更高，要力圖達到能和它的老成員國相當的水平，這樣才能保證新成員國被“同化”在這個“集體”里，不會成為“異質分子”。所以歐盟為接納新成員國設定了諸多相關條件，除了穩(wěn)定的民主機構，法治和人權，尊重少數民族權利之外，還要確保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并能應付歐盟內部的競爭壓力；
接受歐盟全部立法等等，最后還要考慮歐盟再擴大會帶來更多的負效果。盡管歐盟現在已有一整套的全球促進人權和民主化的規(guī)劃和機制安排，如在雙邊、多邊對話，伙伴關系，發(fā)展援助，國際組織中強調公民社會建設和民主，從1994年起每年撥款1億歐元用于“歐洲促進民主和人權計劃”（EIDHR），支持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在其它國家搞人權和民主宣傳[22]，但它的主要精力和系統(tǒng)的民主改造計劃還是隨它自身的擴展而擴展的，所以它保持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速率上。

　　4.歐盟在擴展民主時要比美國更制度化，更系統(tǒng)，更具有連續(xù)性，官僚制的烙印也更深。歐盟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聯合體，由于它本身就是在多個國家統(tǒng)一協(xié)調意見基礎上組成的，所以它的行動就顯得更民主、更多元、更和諧、更穩(wěn)健，因而也就更容易讓人接受。歐盟擴展民主也重視對象國“民主之后”的處境，通常情況下是將其吸納進歐盟，確保其民主政權的鞏固。蘇聯解體后，波蘭、立陶宛、羅馬尼亞等各國皆是如此。

　　對于未被列入入盟規(guī)劃的一些新邊界國家，如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歐盟也給以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獨聯體技術援助”（TACIS）項目；
對西巴爾干地區(qū)還需要經過較長時間才可能加入歐盟的諸國，從2001年起歐盟專門設立“共同體對重建、發(fā)展和穩(wěn)定的援助”（CARDS）項目，從1991年到2005年歐盟在西巴爾干地區(qū)的援助資金達到68億歐元，其中CARDS項目就占到46億歐元之多。[23]經援在前，各對象國要想接受這些援助，就必須滿足歐盟提出的附加政治條件，歐盟間接地達到了民主化的目的。

　　美國的民主化計劃中，非常重視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2006年底一些美國外交官批評歐盟的民主化計劃太過“官僚”，“缺乏勇氣”，并舉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NED）的例子，說NED每年可以保證1億4千萬美元流向非政府組織，而非政府組織是能促進世界范圍公民社會發(fā)展的唯一途徑。美國外交官斯科特·卡朋特建議歐盟對外關系委員瓦爾德納女士，歐盟也應該建立類似NED這樣的機構。瓦爾德納的回答是歐盟的民主化工具已經足夠有效，選舉觀察行動，剛剛經過強化的歐盟“邦鄰政策”（Neighborhood Policy），歐盟全球發(fā)展援助以及歐盟的擴大進程，已經足以使世界發(fā)生變化。她說相對于美國每年的14億美元，歐盟每年花在與“民主相關”事務上的資金達到20億歐元，而且“人的安全是我思考的中心問題”。[24]

　　下面我們以2004年“橙色革命”中為例，詳細說明歐盟所發(fā)揮的作用以及此次事件體現出的歐盟擴展民主的特點。

　　三、案例分析：“橙色革命”中的歐盟

　　烏克蘭位于歐洲東部，在2004年5月1日歐盟東擴后，成為了歐盟的新鄰居，歐盟對烏克蘭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橙色革命”中，歐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全面綜合來看，歐盟甚至不低于美國因素所起的作用。

　　當然，首先要承認內因是事物發(fā)展變化的主要因素。烏克蘭作為前蘇聯國家一員，在1991年獨立后，經濟沒有大的改善，政治上建立了主要為原來的黨干部把持的官僚寡頭政權（Oligarchy），腐敗盛行，人民有極大的怨言。但歐盟作為重要外因，在觀念影響、利益誘導、施加國際壓力等各個方面和環(huán)節(jié)，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下面我們逐一分析。

　　1.歐盟作為世界上最成功的一體化的范例，對烏克蘭等歸屬歐洲地域的前蘇聯國家產生了極大的磁吸作用。加入歐盟，“重返歐洲”成為冷戰(zhàn)后時代烏克蘭領導人贏得民意支持的口號。1996年2月，當時的烏克蘭總統(tǒng)庫奇馬就宣稱“烏克蘭文化的根源是歐洲基督教文明，這就是我們?yōu)槭裁窗炎约旱募沂紫却_定為歐洲的原因”。當年4月份，他在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大會上，宣布烏克蘭的戰(zhàn)略目標就是融入歐洲的結構之中，首先就是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1999年時任烏克蘭外長的鮑里斯·塔拉斯烏克（Boris Tarasiuk）宣布“歐洲觀念已經成為烏克蘭的國家觀念以及社會穩(wěn)定的因素”[25]；
2000年8月庫奇馬還頒布總統(tǒng)令設立一個調整烏克蘭法律以適應歐盟法律的諸事項的國家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由他親自擔任。民眾對加入歐盟的熱情也很高，據一項2002年的抽樣調查顯示，57％的烏克蘭人支持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反對的人只有16％[26]。

　　但是歐盟并沒有認真考慮過烏克蘭的入盟事宜，在波蘭、立陶宛等諸多中東歐國家入盟后，再擴大到面積更廣，經濟更落后的烏克蘭，已經超出歐盟現實所能承受的界限。所以，2000年之前歐盟把歐烏關系的重點放在核不擴散、北約東擴、維系與俄羅斯的良好關系和關閉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等次一級具體事項上，始終拒絕給予烏克蘭聯系國的地位[27]。2000年至2004年，歐盟開始關注烏克蘭的人權和民主，它和美國一道直接認定庫奇馬個人是烏克蘭民主化的主要障礙，認為只要他還掌握權力，就不對歐烏關系有所進展報什么期待。它轉而支持反對派領導人尤先科，期望他在2004年選舉中獲勝。這樣尤先科在選舉中獲得歐盟的支持，可以舉出歐洲的大旗吸引選票。

　　歐洲這一“觀念”在“橙色革命”中起到了極強的動員作用，尤先科的支持者把歐盟的藍底黃星旗掛到了基輔著名的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和烏克蘭的其他各地。尤先科宣布這個世界將看到“一個脫胎換骨的烏克蘭，一個具有真正的民主價值觀尊貴的歐洲國家”[28]，他在選舉中向大眾展示了加入歐盟的美好前景，歐盟的支持為他的拉票工作助益甚大。

　　2.歐盟對烏克蘭民主化作了長期有效的預備工作。從蘇聯解體后，歐盟國家和歐盟就在向獨聯體國家加強滲透。1994年6月歐盟和烏克蘭簽訂了《伙伴關系和合作協(xié)定》（PCA），這是歐盟與獨聯體國家簽訂的第一個類似協(xié)議。在此協(xié)定基礎上，歐盟對烏克蘭開展了援助工作，主要援助資金來自“對獨聯體技術援助”（TACIS）項目。從1991年到2002年，歐盟共向烏克蘭提供援助10億歐元，其中TACIS項目占到了3/5[29]。TACIS在烏克蘭共施行了60多個項目，大部分為實質性的合作項目，如提高運輸能力、加強邊界控制，保護自然環(huán)境、改革法律制度和提高教育水平等等，但也有一部分項目實行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烏克蘭非政府組織（NGO）的發(fā)展[30]。歐盟希望通過西式教育、職業(yè)培訓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促進烏克蘭公民社會的發(fā)育，改變?yōu)蹩颂m原有的寡頭壟斷國家政治經濟的局面。

在處理烏克蘭申請加入歐盟的過程中，盡管歐盟并未實際考慮此問題，但也不忘以此為籌碼施壓，要求烏克蘭改進內部民主狀況。比如1999年布魯塞爾發(fā)布一份“對烏克蘭共同戰(zhàn)略”的文件，在安慰烏克蘭，說歐盟“了解烏克蘭對歐洲的渴望，歡迎烏克蘭作出親歐的選擇”之外，特別強調歐盟支持“民主和良治（good governance）的鞏固”[31]。歐盟針對烏克蘭等暫時不予考慮入盟的鄰國提出“邦鄰政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列出一些經濟上的優(yōu)惠條款，但都和政治民主程度掛鉤。2000年后歐烏關系轉惡，主要原因也出在人權方面。2000年記者喬治尼·貢嘠茲（Georgi Gongadze）被謀殺，歐盟視此為侵犯新聞自由的重大違反人權事件；
歐洲委員會大會也有提案要求驅逐烏克蘭出會。歐盟在貢嘠茲被害三周年紀念日還發(fā)表聲明，表示對此事件的持續(xù)關注，對此案遲遲沒有進展表示不滿。2001年歐盟對當時的改革派總理尤先科表示支持，它專門發(fā)表聲明，態(tài)度相當強硬地指出尤先科政府所實行的改革是“深化烏克蘭和歐盟關系的前提條件�！盵32]在尤先科下臺成為反對黨領袖后，歐盟就開始支持這位烏克蘭“民主的代言人”，徹底拋棄了庫奇馬的烏克蘭政權。

　　此外，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一些歐盟國家，特別是通過“歐洲促進民主和人權計劃”（EIDHR），同美國一道，在各次“顏色革命”前大力扶持對象國的反對力量，煽動對象國年輕人的情緒，結成社團，進行“民主革命”。比如“橙色革命”中學生運動的核心組織“柏拉”（Pora），塞爾維亞的“奧普特”（Otpor）和格魯吉亞的“卡馬拉”（Kmara）等青年組織從歐美都得到過大量的資金援助，而且它們互相接觸，彼此交換經驗。這些組織的活動，雖然歐洲的參與力度沒有美國那么大，比如“柏拉”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和中央情報局[33]，但歐盟及部分成員國也的確都曾經給過不小的支持[34]。

　　3.歐盟及其成員國通過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等國際組織，對烏克蘭選舉的合法性進行質疑，幫助尤先科推翻了第二輪選舉結果。歐洲素來注重多邊機構的機制化合作，在2004年烏克蘭的三輪選舉中，歐安組織等國際組織派出了幾千名選舉觀察員。同時，經過歐安組織、歐盟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培訓，在選舉日烏克蘭的非政府組織也結成“烏克蘭投票者無黨派委員會”監(jiān)督投票，僅該委員會就部署了超過1萬名觀察員。在前兩輪選舉（第一輪選出兩名候選人，第二輪選舉在亞努科維奇和尤先科兩名候選人中選出最后獲勝者）結束后，國際觀察員立即認定前兩輪選舉中存在舞弊行為，拒絕承認亞努科維奇的“勝利”，鼓勵民眾動員起來否認這次選舉。

　　此外，歐盟部分國家和機構領導人在關鍵時刻進行高層斡旋，對烏當局施加外交壓力。在第二輪選舉結束后雙方處于僵持階段，民眾已經上街的時候，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事務的高級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波蘭總統(tǒng)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前總統(tǒng)瓦文薩（Lech Walesa），立陶宛總統(tǒng)阿達姆庫斯（Valdas Adamkus）11月26日抵達基輔，進行調解。最終迫使庫奇馬同意反對派，即尤先科的“我們的烏克蘭”提出的要求，改組被指控有“掩蓋舞弊行為”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并修改選舉法，確保即將重新舉行的烏克蘭總統(tǒng)選舉第三輪投票公正進行。為此，美國總統(tǒng)布什在12月8日尤先科獲勝后特意致電克瓦希涅夫斯基和阿達姆庫斯，感謝波蘭和立陶宛在此次選舉中鼎立襄助[35]。而且選舉前，瓦文薩和眾多德國、荷蘭、斯洛伐克、捷克等國的政治家在獨立廣場輪番演講，支持當時的反對派尤先科，為他造勢[36]。

　　四、評估及結語

　　歐美擁有共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在價值觀方面有共同的信念，也都有欲望向全球推廣其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這些西方世界的核心價值。但它們在推銷民主的方式上有所區(qū)別，從上文可以看出，在民主化上存在著歐美兩種形態(tài)，或者說模式，筆者想用“歐式擴展民主”和“美式輸出民主”這兩個詞匯來概括。歐盟在推廣民主時，是以其自身為圓心，以安全保證、經濟利益誘惑、文化吸引等軟實力為資本，謹慎考慮自身消化能力和周邊大國的反應，有限度、有節(jié)制地，和平地吸收對象國加入歐盟，最終同化對象國，使其民主化水平達到歐盟的要求。美國的“民主事業(yè)”則更具侵略性，它的功利性更強，注重結果而忽視手段，只要能達到政權更替的目的，它不惜使用武力，二戰(zhàn)后它已經有過多次這種實踐，如在智利、厄瓜多爾、薩爾瓦多、伊拉克等等。美國往往把自己的民主，不顧客觀條件限制、不顧對象國人民是否同意，就生硬地從外部移植進去，這種“輸出”方式和歐盟以自身為基點發(fā)動的“擴展”方式存在差異。

　　美國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受挫，同歐盟的一次次擴大一經對照，顯出歐盟擴展民主模式的“競爭力”。就連曾經批評歐洲軟弱，說過“美國來自火星，歐洲來自金星”的羅伯特·卡根在評述烏克蘭“橙色革命”歐盟發(fā)揮的作用時也感嘆“這次烏克蘭危機顯示歐洲能夠扮演一個多么重要的角色，而且正在它已擴展的邊境周圍的國家和人民塑造著怎樣的政治和經濟新局面”。他認為歐洲帶給世界的是一種新的權力形式，它的形式是吸引力而非軍事武力。對此他頗為贊同布萊爾前顧問羅伯特·庫珀的說法，“變?yōu)槌蓡T國的誘惑”。庫珀把歐洲形容成一個自由民主、并愿意把那些想要加入的國家包容在內的帝國。這樣一個不斷擴展的歐洲把碰到的問題和沖突都吸收起來，而不采用硬碰硬的美國方式。這種方式已經穩(wěn)定了巴爾干半島的局勢，并影響了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

　　的確，歐盟擴展民主的方式比美國更和平、更全面、更容易讓人接受，但我們要注意它的目的還是要建立一種普世性的不考慮文化、社會與宗教背景，根源于西方的自由式民主，除了它的一些民主化手段干預了對象國的主權之外，它至少還有以下三點筆者不能同意：一，強調公民和政治權力優(yōu)先于經濟和社會權利，排除了社會分配的問題，注意力過分集中在選舉和各種政治自由上；
二，強調個人權利，忽視集體權利；
三，輕視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系，這正是我國提倡的“國家關系民主化”的核心原則之一。民主是一個永遠需要不斷改進的過程，歐美國家自己的民主體制也并不完善，它們國內的諸多民主研究學者也在不斷提出新的理論和改善方法，民主的形式也不僅只自由民主一種，對于國際政治民主問題，我們還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注釋：

　　[1] 歐洲聯盟在1993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生效之前稱歐洲共同體，行文中《馬約》之前稱歐共體，之后稱歐盟。

　　[2] 薩繆爾·亨廷頓，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第98－103頁，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3] Micheal Emerson (ed.), Democratisation in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pp. 170, Brussel, 2005.

　　[4] 關于法國和歐共體其它各國態(tài)度為什么發(fā)生轉變，詳見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Chap. 3, 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8.

　　[5] Susannah Verney, “Greece and European Community”, Kevin Featherstone and Dimitrios K. Katsoudas (ed.) , Political Change in Gree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onels, pp. 259, London: Croom Helm, 1987. 轉引自薩繆爾·亨廷頓，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00頁，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6] 薩繆爾·亨廷頓，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00頁，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7] 申皓：“試析歐盟地區(qū)政策的演進”，《法國研究》2002年第2期。

　　[8] 薩繆爾·亨廷頓，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3頁，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9] 同上，101頁。

　　[10] 亞當·普沃斯基，包雅鈞等譯：《民主與市場：東歐與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改革》，第1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1] 見歐盟委員會官方網站：http://ec.europa.eu/comm/external_relations/human_rights/intro/index.htm#treaties.

　　[12] 1995年5月歐盟委員會就提出“將尊重民主原則和人權納入共同體與第三國”。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he inclusion of respect for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human rights i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third countries’, COM(95) 216 final, Brussels, 23 May 1995.

　　[13] 吳弦，陳新，吳白乙：“大歐盟，新歐洲——歐盟東擴進程的意義與影響評介”，《大歐盟，新歐洲：2004－2005歐洲發(fā)展報告》，4－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14] Carl B. Greenidge, “Return to Colonialism? The New Orientation of Europea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Marjorie Lister (ed.), New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Uni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9. 感謝社科院歐洲所張浚對歐盟發(fā)展援助政策中民主化因素的建議和閱讀參考推薦。

　　[15] 2000年6月歐盟與非加太（ACP）國家簽訂的“科努托協(xié)定”（Cotonou agreeement）也同樣將此四項作為協(xié)議基礎。

　　[16] 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 news/ferrero/2005/sp05_257.htm

　　[17] Paul Kubicek,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2005), 280.

　　[18] 2003年庫奇馬簽署了《獨聯體單一經濟區(qū)》協(xié)定。他在解釋時說“……由于歐洲已經向我們關閉了市場…….所以與其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見J. Maksymiuk, 23 September 2003, Kuchma signs accord on CIS single economic zone with ‘reservations’, RFE/RL Poland, Belarus, and Ukraine Report 5 (35).

　　[19] 王緝思：“美國霸權的邏輯”，《美國研究》2003年第3期。

[20] Michel Bastia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http://www.freeworldweb.net/values8.html.

　　[21] 關于“低度民主”，一些現代民主理論研究者有清醒的認識：“眼下民主最流行的定義是一種最低限度的定義，只需要存在一種多黨背景中的自由選舉就可以了。而這，在很多國家，包括柬埔寨和波斯尼亞，最近也都實現了。可是，這種根據最低限度的需要來定義的民主，對于政治合法化產生了相互矛盾的結果：它使得民主化過程在一開始極為容易，但要長期維持它的意涵和實質就遠為困難；
它不僅還需要具備民主在社會政治方面的前提條件，而同時，就民主作為一項未完成、也永遠不會完成的政治目標來說，它也強調得不夠�！薄叭绻裰饕辉~不僅僅是在裝點門面的意義上來使用的話，選舉本身并不必然導致民主。如果普遍地缺乏和解的意愿，缺乏形成一種能夠超越以往敵意的公民能力概念的意愿，僅僅有選舉并不能創(chuàng)造出一種民主的文化�！必i口孝、愛德華·紐曼和約翰·基恩（編），林猛等譯：《變動中的民主》，第7，19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 詳見Comm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aean Parliament: “ The European Union’s Role in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ird Countries”, Brussels, 8 May 2001, COM (2001) 252 final.

　　[23] Council Regulation (EC) 2666/2000 of 5 December 2000. 感謝社科院歐洲所劉作奎的閱讀推薦。

　　[24] Andrew Rettman, “US pushing EU into more edgy pro-democracy work”, EU Observer, 07, Dec., 2006.

　　[25] R. Solchanyk, Ukraine and Russia: the post-Soviet transition, Rowman and Littefield, Lanham, MD, 42001, p. 94.

　　[26] K. Wolczuk, Ukraine’s policy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a case of ‘declarative Europeanization’. Paper for the Stefan Batory Foundation Project, The Enlarged EU and Ukraine: New Relations, 2003, p.6.

　　[27] 聯系國地位是歐盟有可能吸納該國為新成員國的第一步。

　　[28] V. Yushchenko, Our Ukraine, Wall Street Journal, 3 December, 2004.

　　[29] 見歐盟駐基輔使團的網頁，http://www.delukr.cec.eu.int/en/eu_and_country/data.htm.

　　[30] Paul Kubicek,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2005), 278.

　　[31] European Council Common Strategy of 11 December 1999 on Ukraine, Document 1999/877/CFSI, i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3 December 1999.

　　[32] http://europa.eu.int/abc/doc/off/bull/en/200101/p106046.htm, http://europa.eu. int/abc/doc/off/bull/en/200104/ p106023htm.

　　[33] Paul Kubicek,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2005), 287.

　　[34]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p.52, March/April 2005.

　　[35] Taras Kuzio, Poland Plays Strategic Role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http://www.jamestown.org/edm/article.php?volume_id=401&issue_id=3172&article_id=2368993

　　[36]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p.50, March/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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