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公共管理進入中國之后，對公共管理的研究和實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需要從中國國家建設的角度進行反思，當前中國的國家建設處在與西方不同的階段，通過理性化的官僚制來提供公共物品仍具有關鍵性的意義。新公共管理運動是發(fā)達國家批評現(xiàn)代官僚制的產物，而在一個正在建立現(xiàn)代官僚制的國家引入其理念，結果可能帶來公共性的忽視和政府治理的困境。因此，學界應充分認識到中國國家建設的階段性，了解新公共管理的限度，讓公共性回歸到公共管理的核心位置，讓政府擔負其應有的責任。

　　關鍵詞：新公共管理；
國家建設；
反思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許多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公共管理領域中，出現(xiàn)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浪潮。其主要標志是解除管制、私有化及自由化。從80年代初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分別在英美的大規(guī)模私有化運動開始，這次政府改革波及西方許多發(fā)達國家，其中包括加拿大的“2000年的公共服務”、克林頓-戈爾的“政府再造”、澳大利亞的“公共財政管理改進計劃”、奧地利的“行政管理計劃”、丹麥的“公共部門現(xiàn)代化”、葡萄牙的“重大選擇計劃”等等，新公共管理范式就是在這樣市場化的大背景中出現(xiàn)的。

　　此一范式進入中國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很快就在實踐和理論上被中國學者引入到中國的行政管理中，成了中國公共管理學科教材的主流指導思想，另一方面，卻對西方公共管理思想中的政治公共性原則避而不談。在中國語境，“新公共管理”被表述為不僅對于中國公共管理學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也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和行政體制改革有重要參考價值。在這一過程，也有一些學者對新公共管理模式及其在當代中國的適用性保留看法，并質疑公共性原則的缺失是否妥當。歸納起來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從法學的角度觀察到新公共管理改革大都發(fā)生在英、美、澳、新西蘭等盎格魯-撒克遜體系的國家，這些國家主張“利用私法契約來提供公共服務”，而我國作為大陸法系的國家應該尋求法、德式的法治國家的公共管理改革模式，發(fā)揚官僚制中的“精密、速度、明確、連續(xù)性、統(tǒng)一性、嚴格服從”等優(yōu)勢因素，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政府管理改革模式。第二種觀點從政治哲學的視角認為，“對于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價值取向必須進行反思”，“捍衛(wèi)公共管理的政治公共性，回到公共管理的民主憲政的傳統(tǒng)中�！钡谌�種觀點是基于管理主義的視角，認為新公共管理“在公共部門采取民營化和簽約外包的方式”“可能使合同的執(zhí)行和責任的追究變得復雜和難以實現(xiàn)”，因此主張用治理理論去應對公共管理所面對的困境。

　　以上從不同的視角對新公共管理進行反思，但學界鮮有人將其放置到中國國家建設的視域來考察。事實上，現(xiàn)代官僚制與新公共管理的知識體系，其理論基礎無不與國家構建的知識相關。為此，本文擬從學理層面和現(xiàn)實背景出發(fā)，對新公共管理作檢視，認為將其理念引入中國公共管理學科中，不僅需要從政治學知識體系的邏輯來關照該學科的公共性原則，而且還需要從國家構建的知識體系來重新審視。

　　一、新公共管理運動興起的背景及國家構建的旨趣

　　當新公共管理范式進入國內學界時，面對的是這樣一種背景，中國曾歷經幾十年的計劃經濟時期，國家過于強大，政府對經濟過度干預。1978年以后，中國的改革表現(xiàn)為向市場經濟轉變，削減政府職能成為大勢所趨，并開始倚重先前受到忽視的社會，這樣，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市場化導向的理念很快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

　　由于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社會變遷與政治轉型急速發(fā)展，傳統(tǒng)、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西方、東方、世界、本土的現(xiàn)象同時并起，這種復線式狀態(tài)使得許多被提煉得很精致的理論顯得無所適從，致使學術界在解釋和研究中國問題時往往出現(xiàn)知識錯位，在西方國家成長背景中發(fā)生的新公共管理運動，融入中國時就可能發(fā)生畸形。我們首先回顧一下美國國家建設歷程與新公共管理運動之間的關系。

　　眾所周知，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是美國工業(yè)化大踏步前進的時期。在20世紀開始的時候，大工業(yè)促成的資本市場開始擴張，形成巨大的社會力量。為了保證市場的合理運行，美國經過了開始的小規(guī)模原始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到后來的商業(yè)資本主義，工業(yè)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直到今天的準國家資本主義(由聯(lián)儲會控制金融市場) 。每一步都說明，相當力量的國家干預，是市場和社會發(fā)展的必要保障。19世紀末期的美國，自由主義思想曾占主流，他們堅信市場萬能，認為從無形的價值規(guī)律人手，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但在美國的工業(yè)化過程中得到了反證。當現(xiàn)代工業(yè)資本主義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美國蓬勃興起的時候，社會生產隨著市場需求而起落，財力雄厚的企業(yè)資本家人為地操縱產品供給、控制壟斷價格，市場需求被嚴重扭曲。而當時政府基于自由主義的原則，采取了不干涉和“小政府”的做法，導致積累問題越來越多，最終演變成經濟危機，直至1933年羅斯福上臺后，才實行“新政”，強化國家對市場的干預，通過了一系列農業(yè)政策(如莊稼借貸法、棉花控制法、煙草控制法等等) ，貨幣政策(如黃金庫藏法案、白銀購買法案等等) ，銀行法(如緊急銀行救援法、銀行法、銀行儲蓄保險法等等) ，工業(yè)復蘇政策(如國家工業(yè)復蘇法、互利關稅法等等) ，勞工政策(鐵路勞工法案、勞工關系法案等等) ，公共工程政策(如田納西工程法案、緊急民工救援法等等) ，國家管理政策(如通訊法案、債務法案、啤酒烈酒稅法案、機動車輛法案、電力公司股權法案、富人附加稅法案等等) ，社會福利政策(如社會保險法案、鐵路職工退休金法案等等) 。這些法案遠不是當時通過的法案的全部，但從這些法案的名稱，就不難看出美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為了執(zhí)行這些法案，實現(xiàn)政府對市場多方位的干預，羅斯福加強和擴大了他的總統(tǒng)工作班子，擴展了美國的國家機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政府體系，開始了美國國家構建史上的一個新篇章。

　　隨著美國經濟總量的擴大，社會事務也日益增多，為了維護市場的良好運轉，美國政府也大了在政治、法律、社會人文方面的作為。在政治方面，美國政府擔負起調停仲裁各政治力量，制定競爭法則，并用不同的方法保證各社會利益集團在競爭過程中遵守法則。在法律方面，政府擔負起保護公民人身財產的合法權益的任務。在社會人文方面，政府開始了對老幼病殘者的照料，對歷史文化的保留等等。美國政府的這些職能擴展、轉向(即“逆市場化”)和機構的創(chuàng)設是經過了不同的歷史發(fā)展階段，并依靠國家的制度被建構出來。

　　縱觀美國的國家構建史，隨著社會事務的增多，政府的業(yè)務量也大幅度增長，行政官僚制在現(xiàn)代國家中越來越重要，且其職能朝著“逆市場化”的路徑轉向，特別是在涉及教育、社會福利、公共事業(yè)、環(huán)境保護等與國計民生的大小問題上，現(xiàn)代國家政府越來越彰顯其公共性理念。

　　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末，美國與西方國家體制的規(guī)模、功能與范圍蒸蒸日上。大部分西歐國家與美國20世紀之初，國家部門占用的國內生產總值只略高于10% ，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卻逼近50%。在這種情況下，“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成為上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

　　政治的一大特征，以反思韋伯式現(xiàn)代行政官僚制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就是在這一時期推行起來，西方國家普遍認為，必須遏止國家部門的擴張，削減國家的體制規(guī)模，而新古典經濟學也聲勢大振，成為社會科學的主流。

　　中國從1978年開始改革后，面臨了如邁克爾·曼所說的市場化和現(xiàn)代化是科層制成長的“供應器”這一生長邏輯，以此為動力，中國國家建設有了快速發(fā)展。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的經濟結構單一、社會事務簡單。因此，依靠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供給”建立起來的現(xiàn)代官僚科層制在當時尚未成形。1978年后，現(xiàn)代經濟規(guī)模不斷擴大，中國的國家規(guī)模和任務都明顯地增大，直接產生了一種與計劃經濟時期不同的行政體制模式--韋伯意義上的現(xiàn)代行政體制。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業(yè)務量在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日益增長，其機構在增長、行政職能在擴張，初步構建了一個門類齊全的現(xiàn)代官僚行政國家體制。它既擔負著過去計劃經濟時期政府所履行的許多職能，又獲得了某些過去任何體制所不履行的新職能。

　　與西方國家在20世紀后期已相繼步入后工業(yè)社會和信息時代不同，目前的中國尚處于從前工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過渡的階段，而官僚制恰恰是工業(yè)化初期階段最為合意的政府治理模式。

　　官僚制所體現(xiàn)的科學、法制、理性、效率和可預見性也正是處于轉型期的中國民眾所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B·蓋伊·彼得斯也同樣認為：“對于體制轉換中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在追求政府部門最大經濟效益的同時，必須重視建立一個可被預測的、屬于全民的、正直的韋伯式官僚政府”。我們認為，增強和健全韋伯意義上的現(xiàn)代行政國家體制仍是中國國家的構建的當務之急，國家必須建立龐大的、廣布于社會的科層制組織，滲透其疆域并型塑制度化的運作，新公共管理中所提倡的“小政府”的權能形態(tài)顯然不足以擔負此必要的功能。

　　二、從政治哲學層面審視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原則

　　為了更好地反思新公共管理，有必要從政治學知識體系的邏輯審視公共管理公共性原則。

　　眾所周知，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興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在學理上主要來自于兩方面的策動：一方面是對管理主義的復興；
另一方面則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照應。而此兩方面的表現(xiàn)，直接后果就是公共管理公共性的喪失。而從本質來說，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構建理論對公共性和合法性的追求，是公共管理始終應該堅持的重要原則。

　　事實上，自公共行政學誕生伊始，管理主義的傾向就隱含地忽略了政治的公共性。古典行政學強調政治和行政的二分法，旨在防止政治與政黨對行政的侵入；
以非人格化、科層制和規(guī)則等為特征的韋伯的官僚制理論，闡述了官僚制的效率性，這兩方面并沒有對公共性構成多大的沖擊和挑戰(zhàn)。而新公共管理特別強調“泰勒主義”的管理主義取向，回歸效率至上的價值觀，明顯的挑戰(zhàn)了公共性。新公共管理運動以民營化為基本手段，以市場化為基本取向，崇尚效率，模糊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邊界。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前提假設就是公共部門和工商組織行政并無區(qū)別，行政就是管理。他們認為，公共部門管理與私營企業(yè)的管理在基本程序和追求目標上都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以至于兩者之間的細微差別就變成次要的，公共性的傳統(tǒng)標準是公私間存在清晰的界限，而它第一次全面系統(tǒng)又公開地宣稱公私部門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但兩者之間的管理本質卻是相同的，主張用私人部門管理模式全面改造政府，以企業(yè)家精神重塑政府。這樣，新公共管理就從實質上否認了政治公共性的存在，勢必造成原本應在公共管理學科中占主導的政治公共性理念衰微。

　　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義、市場崇拜和效率導向同時也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公共行政領域的反映。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公共性的理論挑戰(zhàn)很大程度與20世紀80年代后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大轉變有關：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以布坎南等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以及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當時重振聲勢。弗里德曼反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主張自由市場經濟，棄公共性于一邊。布坎南等人所倡導的公共選擇學派認為作決策的官僚和其他人并沒有什么差別，其理論假設是，“政治過程類似于市場過程。在這兩個過程中，人們不管他們是誰，都通過進入社會相互發(fā)生作用，尋求促進他們自己的目標。在這些參與人的這些目標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目標。在受到正確理解的公共選擇觀點中，完全沒有任何類似于"社會目標"、"國家目標"和"社會福利職能"這樣的東西�！惫�耶克從另一個角度否認公共性。他認為任何組織，包括政府等政治組織都很難達成其所宣稱的公共利益目標。在有限的認知能力、社會需求和目標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中，我們甚至還不能真正判斷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才是公平。而所謂的“社會目標”或“公共利益”只不過是實現(xiàn)個人目標的一種手段。

　　面對公共管理的中管理主義、新自由主義思潮等對公共管理政治公共性命題的挑戰(zhàn)，我們有必要回溯近百年的公共管理發(fā)展史，實際上就是管理行政(管理主義與效率導向)與民主行政(憲政傳統(tǒng)和民主導向)的不斷往返，是“公共性”與“管理性”兩種核心價值取向的一種來回擺動�？梢赃@么認為，公共管理的邏輯起點是政治公共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公共利益是公共性的核心，政府則是這一公共利益的最主要的承擔者，公共性與公共利益是現(xiàn)代國家管理社會、制定與執(zhí)行公共政策的出發(fā)點與歸宿所在，是政府的合法性所在，也是中國國家建設始終追求的主要目標。

　　公共管理中的管理主義核心價值是效率，但效率不應當是政府最主要的價值目標，政府的首要價值目標是公平、公共利益、民主等多元價值目標。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創(chuàng)始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民主的程序是繁瑣和低效的，決策的成本十分之高。但是，它在宏觀上可以穩(wěn)定社會，保證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及宏觀的社會效益最大化。所以，他們都選擇了民主的方法來管理國家。其次，將效率作為判斷個人和社會福利的標準是不完全的。阿馬蒂亞·森指出，當前的效率理論只遵從了經濟學的工程學傳統(tǒng)，而忽視了經濟學的倫理學、政治學等傳統(tǒng)；
只關心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以及人的美德？？將手段演變成目的，從而使得現(xiàn)代經濟學陷入狹窄的倫理困境。奧肯認為，追求效率是市場的主要職責(效率不是支持或反對市場的充分理由) ，在另一些領域中效率原則必須受到約束。丹哈特也強烈反對新公共管理的掌舵論，認為政府既不是劃槳，也不是掌舵，而是服務，并重點強調了公民權利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針對新公共管理運動忽視公私差別、市場崇拜、顧客導向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理念，費斯勒等人認為，公共組織與私人組織在目的與體制上有根本的區(qū)別，“公共組織與私人之間的最基本的差別在于法治，公共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執(zhí)行法律，它們存在的每一種因素--它們的結構、職員、預算和目的--都是法律權威的產品”。羅頓(Lawton)在對不同國家行政改革的實踐進行研究后得出結論：與公共服務組織相關聯(lián)的基本價值觀正在被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所破壞。他認為：新公共管理所倡導的以較少資源開展工作會使管理人員的士氣大大受挫；
市民的直接要求會導致個人利益與廣泛的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
社會的碎片化增加了人們對政府能力和責任感的憂慮；
不斷擴張的公共- 私人交接面會使合同的簽約雙方關系加深，從而導致對道德標準的破壞。

霍爾姆斯則認為：“我們的自由和權利有賴于政府的介入以提供保護，而不僅僅是免受政府的干預”。所以，要得到一種不喪失正義的有效制度安排，就必須由政府以公共性的名義進行社會財富的轉移分配，以得到一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社會行動基礎。政府才是在紛繁復雜的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和公共性的實際行動者。市場取向是新公共管理中的另一個重要理念，但事實上它不過是亞當·斯密市場理論的翻版，有的學者認為，如果政府常用市場的方法來運作，那么，權錢交換、獨斷專行、欺詐、非對稱信息等就成為在追求效益的大旗下可接受的政府行為，公共監(jiān)督的難度就會加大。政府之所以是朇蛯郈3政府就是因為它與市場不同，做的是市場不能做的工作。

　　此外，新公共管理中的主要理論(公共選擇和重塑政府)基礎也是有問題的。公共選擇理論有很大的局限性，公共選擇理論的立足點是小型的區(qū)域管理，在大規(guī)模的政治決策中的實用性不強。對大規(guī)模的、現(xiàn)代科學技術性很強的行政決策來說，公共選擇理論提出的方法的可行性是很弱的。一是參與決策的人們必須對宏觀的情況有較好的了解，這是需要時間，甚至需要特殊訓練的，而這樣的人才，并不是大量地存在和唾手可得的。再者，決策參與者個人在這種宏觀的決策中到底能得到什么利益也常常是不容易計算清楚的，這實際違反了“公共選擇學派”的基本假設：決策的官僚人員用最大限度地追求私利的理性的方法來參與決策。另一方面，“重塑政府”也不是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tǒng)，它是由幾組理論思想組合起來的，這些理論之間有許多相悖之處，如民主與效益，掌舵與劃船之間的關系等等，強調一方面等于要遏制另一方面。這些“重塑政府”的原則很像“是一些互相矛盾的諺語，正做反做他都有一個說法�！�

　　三、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失靈與國家角色的彰顯

　　弗朗西斯·福山在《國家構建》一書中，從“國家”概念的廣泛重要性入手研究現(xiàn)代國家構建，他不贊成公共管理學這個概念，他認為， 20世紀后期出現(xiàn)的一個趨勢，就是將人文社會科學試圖描述發(fā)展成可預測的因果關系模型，市場問題確能比較適應這種分析，也能提供了一些真知灼見。但是，正式組織與市場不同，規(guī)范和社會聯(lián)系影響著組織中的個人，單純將經濟學的方法引入，會使我們忽略公共管理在不同社會實踐中的復雜性。他從現(xiàn)實經驗層面提到非洲國家失敗的教訓：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為了回應新公共管理的趨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政府向非洲國家提出了一系列援助建議，旨在透過經濟市場化的改革，縮減國家部門的運作范圍。但在許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由于國家的制度化水平相當低，健全的現(xiàn)代國家體制框架尚未建立，反而帶來經濟每況愈下，貪污盛行。問題在于，國家部門在某些領域應該收斂，但在其他領域卻必須強化。即便在美國也有這方面的教訓，里根執(zhí)政時期的市場化行政改革，給美國的國家行政機構帶來了很大的損失。里根依據“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在全國范圍內掀起政府功能私有化和削減政府機構的浪潮。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嘗試用市場化私有化的方法來解決中小學教育的質量和醫(yī)療衛(wèi)生問題。結果導致同一個學校的兒童就會因為父母的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得到不同質量的教育和輔導。在醫(yī)療衛(wèi)生市場化的做法，導致美國成為醫(yī)療衛(wèi)生花費最高的國家之一，中下層人民都得不到適當的醫(yī)療服務和醫(yī)療保險。大筆的國家和社會經費被保險公司、中間人律師和少部分的壟斷醫(yī)師所侵奪。這表明，新公共管理運動并非萬能，現(xiàn)代國家體制的建設在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中國應該選擇何種行政發(fā)展模式？是新公共管理還是現(xiàn)代官僚制？ 也是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

新公共管理運動或許是適應當代西方政治與社會發(fā)展的要求的產物，但由于我國的國家建設與西方并不同步，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也存在著巨大差異與差距，新公共管理在中國的實踐卻未必成功。

　　中國在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之初，人們普遍高估了市場化的好處，以為不論什么難題都可以交給市場去解決。對于也可能“市場失靈”只是聽說過，沒有真切體會；
對于市場化可能帶來的負效果，更是想都沒想過。中國的醫(yī)療體制改革，依新公共管理的倡導者，可由市場主導。但中國的國家構建的現(xiàn)實背景決定了醫(yī)療體制改革的方向必然要以政府為主導，而不能以市場為主導。國家構建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公共性”和“服務性的”的政府，公共性問題不解決，國家對衛(wèi)生醫(yī)療的財政支出也只能流入大城市的大醫(yī)院，農民的衛(wèi)生醫(yī)療問題還是解決不了。那么，怎么解決公共性問題？就中國目前的情勢，可行的解決辦法主要是通過政府主導、而非市場主導來補助貧困群體、農村和經濟困難地區(qū)，緩解中下收入者以及其他一些弱勢群體的衛(wèi)生醫(yī)療需求。教育產業(yè)化的觀點也值得反思，按照國內公共管理學者的觀點，教育是一個容易市場化和按企業(yè)方法來運作的部門，因此有必要將部分中小學“改制”為民辦。但在中國，相當一部分家長支付能力不足、學生基礎不好、社會分層和環(huán)境復雜、師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按企業(yè)的方法辦教育，結果民辦教育形成新的兩極分化，一方面，優(yōu)秀的教師、學生和資源云集在好的民辦學校(貴族學校) ，另外一方面，大量農民工子弟不得不選擇教育資源差的民辦學校(外來工子弟學校) ，加深社會階層的隔閡推行。事實上，教育是一種公共產品，即便最窮最差的學校也必須補貼來經辦和管理下去，但新公共管理理念主導下，教育的公共性正在缺失。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新公共管理在我國行政領域的試驗場更多地表現(xiàn)在地方政府事業(yè)單位改革，特別是鄉(xiāng)鎮(zhèn)站所的改革中。被諸多媒體關注的所謂“咸安政改”就是運用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手段，試圖實現(xiàn)基層政府公共職能和治理方式根本性的轉換。殊不知，“咸安政改”某種意義上也說明了政府放棄了一部分公共職能、試圖躲避一部分公共責任。解決基層治理所存在的問題不應該單向度地看問題，用社會化、市場化配置方式來推動行政機構改革(它的核心是減員增效) ，其結果是中國政治發(fā)展未見成效，基層政權的行政與公共品供給與生產能力卻有可能遭到削弱，背離了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基本價值。

　　從以上所列舉的醫(y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基層政府公共服務體制改革中，我們可以看到，依據我國目前的國情和發(fā)展階段，從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出發(fā)進行的改革，用市場化的方法去解決某些問題，不符合我國國家構建的現(xiàn)實場景，中國近30年的市場化發(fā)展“奇跡”的動力其實主要來自國家，首先是鄉(xiāng)(鎮(zhèn)) 、村級(集體)政府推動的鄉(xiāng)村工業(yè)化，而后是省、市、縣級政府帶動的“招商引資”。在這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構建體制的演變與新公共管理學者的預測完全相反，非但沒有收縮，反而更加強大。一方面，在市場化的運作中，國家體制雖顯示有令人不滿的弊端，如官僚機構的臃腫、權力的商品化、部門的牟利化等；
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明顯呈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韋伯意義中的(“理性”或現(xiàn)代性)“科層制化”，建立或擴大了許多專業(yè)化的合理部門與管理體系，諸如環(huán)保、食檢、質檢、城建、機場、交通等等。

　　總的來說，中國的發(fā)展說明了國家角度的十分關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在三十年的改革過程中，成功地激發(fā)了鄉(xiāng)村基層和地方黨政干部發(fā)展經濟的積極性，讓他們帶動了國民經濟的發(fā)展。對于中國改革30年的經歷的理解，持新公管理主義理念的人失誤在于他們所認為必須削弱國家“體制”(而這一因素在經濟發(fā)展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試想一下，當前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協(xié)助，中國的企業(yè)怎能在國內外與跨國公司競爭？ 今天需要的不是新公共管理主義所設想中的看不見手的國家，強調要把國家干預最小化，而是一個扶持性的手的國家。面對長期以來的官僚主義習性，包括形式化作風和官僚主義的潛規(guī)則和潛意識，這是個艱巨的工程。但是第一步必須要梳理清楚中國國家建設的現(xiàn)實場景和新公共管理主義的適用性。那樣，才可能認識問題的真實性質，才有可能談到對策。真正客觀地去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黨政體制，讓它進一步發(fā)揮積極性，而又同時改進它的弱點；
繼承它原來為了社會公正而抓到和建立的“全能”權力，而又同時讓它通過放權和市場化來激活社會的潛力和促進經濟的發(fā)展。

　　四、反思與結語

　　公共管理科學在中國是一個新生事物，是“舶來品”，是我國近十年來發(fā)展極其迅速的一門新興學科。1997年，在研究生教育中增設公共管理一級學科，把原屬于政治學中的行政管理納入到管理學門類公共管理學科之中。早期引進公共管理的學者可能基于新公共管理中的“市場化”、“社會化”剛好符合當時的改革情勢，就將“新公共管理”中的理念“扶正”為中國公共管理學科的主流思想，如此情勢，遂使稚嫩的中國公共管理學科一躍成為“改革新學”，但學理的批判和反思因忙于改革的實務操作而未得同步發(fā)展。

　　著名的公共行政學學者羅伯特·達爾認為：“對某一民族國家環(huán)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的作用做出的概括，不能普遍化并運用于不同環(huán)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一種原則則有可能適用于不同的框架，但是原則的適用性只有在對那種特殊框架進行研究之后才能確定”。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應該強調的是這樣一種學術思維方式，即從實踐歷史出發(fā)的學術研究和理論建設。中國30年的發(fā)展過程需要扎實的經驗研究來掌握實際和創(chuàng)新性的理論概念來概括，在此過程中，固然也應該借鑒于新公共管理主義所積累的理論概念與方法；
但是，也應該同時認識到，它們的弱點是無視與理論建構不同的經驗的理論提煉。我們可以通過與他們對話來建立自己的理論概念，但決不應局限于他們的理論。

　　在未來若干年中，中國公共管理學的重點還是將公共性作為其本質屬性，完善韋伯意義上的現(xiàn)代官僚制。要站在中國國家構建的宏觀背景和目前情勢中，審視公共管理學的建設和發(fā)展。我們需要認識的是，我們不能看別人正在做什么就跟著做什么，我們需要看別人處在與我們現(xiàn)在相同的國家構建發(fā)展階段時他們在做什么，需要看別人面臨與我們相同的問題時他們是怎么解決的。所以，如同不斷總結改革之經驗的重要性一樣，從知識論方面不斷爬梳公共管理學科和思想的發(fā)展，可能于學界和政策研究部門更具有價值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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