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得到許紀霖教授的知會，元化先生的病情急劇惡化，醫(yī)生已經(jīng)發(fā)出病危通知。乘4月下旬來上海授課的機會，前往醫(yī)院探視。17日下午在陸家嘴金融研究院做完演講，就直奔華山醫(yī)院。出乎意料地是，元化先生雖然早已靠輸氧、輸液維持生命，但卻思緒清晰，平穩(wěn)沉靜，完全不像一個正在死亡線上，隨時可能會離我們而去的人。

　　元化先生先詢問了我太太和他所器重的青年學者李波的近況，想起還沒有給過我今年剛出版的兩冊“清園叢書”，便請陪伺的妹妹拿出贈我。他略有一點凄然地說：“這回我沒有辦法寫字簽名了”，談話就轉(zhuǎn)入了“正題”，也就是他此時此刻最關心的問題：目前中國的經(jīng)濟社會情況到底怎樣？在我講了自己的觀察判斷后，元化先生說：我看現(xiàn)在最令人擔憂的，是馬科斯·韋伯指出過的“工具理性”膨脹問題。人們把理性當作實現(xiàn)物質(zhì)欲望最大滿足的工具，而不承認它有自我存在的理由，因而泯滅了對于文化的渴望和對于理想的追求。一些年輕人也滿足于房子、車子等物質(zhì)享受，而不關心我們的社會走向何處。接著元化先生說，還是有些人在做工作。最近，林毓生先生組織把他的一些文章翻譯成英文。還要開一些研討會。許紀霖他們今年要在華東師大召集思想史研討會，林毓生先生會來做演講。這些工作，是會有好處的。

　　不知不覺，就過去了二十來分鐘。元化先生的姐姐過來說，他現(xiàn)在談幾分鐘的話就會疲勞得不行，今天高興，恐怕談的太久了。我這才覺醒到，這可不要是“回光返照”啊。我們剛停止談話，元化先生馬上睡著了�？墒侵凰�了十來分鐘，他又醒來，殷殷和我道別。

　　在回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過去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有杰出表現(xiàn)的文人像李白，常常有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是“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另一方面又是，“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眼前的元化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師，在他生命的盡頭，充滿心頭的憂思，并不關乎自己的生死，而是對中國和整個人類社會未來的牽掛。

　　其實元化先生是一直持有這樣的態(tài)度的。他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獻，研究莎士比亞，讀龔自珍、章太炎、魯迅，編輯《學術(shù)集林》，乃至反覆重寫《文心雕龍講疏》，都是為了梳理思想文化的源流，以便挽救社會和推動進步。

　　在社會上，乃至在學術(shù)界中，有一種對元化先生的誤解，認為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編輯《學術(shù)集林》，梳理中國思想的歷史源流，是一種復古倒退的傾向。這完全是一種誤解。梳理思想歷史源流，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實證性的研究，正是認識現(xiàn)狀和展望未來的必要前提。元化先生提倡“有思想的學術(shù)和有學術(shù)的思想”，是要把二者結(jié)合起來。例如，他為了研究盧梭的思想，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法國教師為他逐句翻譯和講解《民約論》，來準確理解法文原義。又在《與友人談<社會契約論>書》中對它作了逐章逐節(jié)甚至逐字的仔細解讀，他做這種近于瑣屑的考證功夫，不是由于“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弄清楚作為中國近代激進主義思潮的重要源頭：盧梭關于“公意”的思想。事實上，許多人已經(jīng)認識到，元化先生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對于我們理解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為了理解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元化先生對毛澤東著作中提及的一些事件和概念，像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會議上的講話，他對農(nóng)民的態(tài)度以及對知識分子和“小資產(chǎn)階級”的幾種不同說法，等等，也秉持了同樣的態(tài)度，作過細密的考證和解讀。他幾次對我指出，不要小看那幾篇短文，從它們所透露出來的信息，可以看到統(tǒng)治中國數(shù)十年的政治思想的淵源和實質(zhì)。

　　總之，元化先生對中國思想界的貢獻巨大，在當代無人可比，也無人可以替代�，F(xiàn)在斯人已逝，責任落在后來者的身上。我們只有繼續(xù)他的工作，努力為中國和人類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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