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舅舅李銳陷入“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冤案，整個家族在風雨飄搖中牽腸掛肚、提心吊膽，苦等苦熬了將近20年，終于在1979年春，他62歲時，等來了他的平反復出。那真是一段漫長的歲月。

　　回想舅舅回到北京的那天，我和眾親朋到北京站去接他，大家在月臺上相見，悲喜交集的情景就像昨天的事一樣�？少亢鲋�間已經(jīng)過去了29年！舅舅將過91歲大壽，我自己也已69歲。光陰之消逝又何其速也！

　　很多往事在歲月流逝中被沖淡而逐漸遺忘；
很多事卻銘刻在心，永遠不會忘懷。舅舅對我的影響和教育就屬于后者。在慶祝舅舅大德上壽之時我愿將這些回憶和感念寫出來，表達我對他的敬意與賀忱。

　　一、兒時的過繼與舅舅的教育

　　我是在外婆家長大的。舅舅是家中獨子，小名明兒。外公去世早，外婆年輕守寡，歷盡艱辛撫孤成人。舅舅16歲上了武漢大學，隨即投身革命，并影響到我媽媽也投身革命，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舅舅自1939年到達延安后就與家中失去了聯(lián)系。1940年夏在我9個月大的時候，我父母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把我交給姨媽和外婆，也離家出走（自此之后外婆和姨媽在艱難動亂之中悉心撫養(yǎng)教育我，直到1952年秋，長達13年之久）。1945年冬，抗戰(zhàn)雖已結(jié)束，但內(nèi)戰(zhàn)陰云密布，舅舅仍然沒有消息，生死不明。由于怕李家斷了后，外婆就讓我改姓李，過繼到舅舅名下，要我接李家“香火”，不再喊李銳“明舅”，改喊“明爺爺”（“爺”是湖南人對父親的一種稱謂，發(fā)音為“牙”）。

　　我小時候是很頑皮的。為了要我成才，外婆對我進行了以打罵為主極為嚴厲的教育。對于外婆這種硬要把我這個“駝子整直”的打罵雖然害怕，卻常懷抵觸與反感。所以效果是有限的。她老人家常常是恨得牙癢癢地罵我為“冥頑不化！”或“朽木不可雕也！”然而她不知她極少見的溫和式教育卻使我樂于接受。那就是在她心緒好時，或在想念她的獨子時對我講“明爺爺”小時候的故事，將我與“明爺爺”對比，使我受到啟發(fā)。

　　外婆多次告訴我，由她施教，“明爺爺”5歲上小學時就已經(jīng)識得1000多字；
“明爺爺”不貪玩，在他上小學前夕就把自己的全部玩具，包括當時外公從日本帶回來的十分珍稀的玩具，親自一股腦兒送給了其他尚未上學的小朋友，告訴他們：“從明天起我就要上學了，我要用功讀書，不能再玩了�！蓖馄耪f，你“明爺爺”上學后總是考頭名（即第一名），跳了兩次級，16歲就考上了武漢大學，全國報紙張榜，是何等的光榮！外婆還多次給我展示她珍藏在一個小皮箱中的寶貝，其中就有“明爺爺”上中學時的幾個作業(yè)本。有數(shù)學作業(yè)，我當時自然看不懂上面的幾何、代數(shù)，但是一頁頁都非常干凈，字跡整齊，排列有序，表現(xiàn)出極為嚴謹?shù)膶W習態(tài)度。還有一個生物課的作業(yè)本，其中彩繪了一只展現(xiàn)全部內(nèi)臟的縱剖面的青蛙。我?guī)缀跻詾槭怯∩先サ�，仔細觀察才確認是手繪的。其形似、精細、準確、一筆不錯，使我由衷地佩服。外婆再拿出被她斥之為“鬼畫桃符”的我的潦草的作業(yè)作對比，真使我慚愧。外婆這種擺事實講道理的教育給我留下了一生的記憶。那時雖然還沒見到過“明爺爺”，但自小“明爺爺“也就成了我崇拜的偶像。

　　我真正見到舅舅是1949年8月上旬。當時湖南和平解放，舅舅是隨大軍一起進城的。在與舅舅見面之前外婆告訴我：

　　“有確實消息，你的爸爸媽媽他們都好，都在東北工作，因為忙，這次沒來接你。將來你還是他們的崽。你‘明爺爺’這邊，他也結(jié)了婚、有了崽。從今之后你就不喊‘明爺爺’了，喊‘明舅’，記住了沒有？”

　　我說：“記住了�！蓖馄庞纸又�說：“你是李家?guī)Т蟮�。雖然你還是要回到你爸媽身邊，我看，你姓李就不改了。好嗎？”

　　外婆、姨媽待我恩重如山。外婆對我姓李既看得如此之重，我就答應外婆，我終生姓李，不改了。

　　舅舅在湖南工作期間我是一個頑皮的小學生。他工作很忙，又不住在一起，自然無顧及對我的日常管教。有時外婆對他講述我的種種“劣跡”，他卻很淡然，并不像外婆那樣看得嚴重。聽到某些我調(diào)皮搗蛋的事，他也沒責罵過我，反而使我察覺他隱忍著笑意，似乎是“欣賞”我的“膽量”。于是對他也就少了些懼怕，多了一些親近。

　　1949年秋我滿10歲，舅舅鄭重其事地問我“想要什么禮物？”我真是受寵若驚。因為多年來每逢我過生日，我自己都記不得，總是外婆想起，晚飯時給我多臥一個荷包蛋，告訴我：“你又長了一歲。”如此而已。當然偶爾也有穿新衣的喜事。但這都是大人的安排，從未征求過我的意見。我覺得舅舅征求我的意見是看得起我，覺得自己受到了尊重，由此受到鼓舞。我脫口而出：

　　“我要書！我最喜歡讀書！”

　　舅舅聽后，他的表情先是驚訝，后是贊許。幾天之后，在我過生日時他送給我兩本中篇蘇聯(lián)兒童小說。一本是《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里》，講述逃學頑童改“邪”歸正的故事。另一本是后來改編成電影的著名小說《表》，講述十月革命勝利之初蘇維埃教養(yǎng)院收留流浪兒童加以教育的故事。這些故事情節(jié)曲折生動，充滿了童趣。真是難為舅舅是怎樣幫我找到這種讀物的。我當然也知道通過這些書，舅舅在無言之中飽含了對我這個頑童進行教育的深意。

　　后來不經(jīng)我索要，舅舅又陸續(xù)送給了我許多書。其中有《列寧畫傳》、《攻打冬宮》和蘇聯(lián)著名作家蓋達爾描寫十月革命前后少年兒童故事的長篇小說《學�！返取＿@些書我都愛不釋手，反復閱讀。說到這里我還可以講一段插曲——

　　1952年夏，我闊別多年的媽媽回到長沙探望外婆、姨媽、舅舅和我。當時她在沈陽工作，是東北局黨校黨史教研室主任。一天她發(fā)現(xiàn)我居然興致盎然地讀《攻打冬宮》一類的書，覺得有些奇怪，懷疑我是否能讀懂，就和我聊了起來。于是我就“班門弄斧”滔滔不絕地講東講西，什么“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列寧”、“馬爾托夫”；
“全俄蘇維�！�、“臨時政府”；
“斯莫爾尼宮”、“冬宮”；
“赤衛(wèi)隊”、“士官生”；
還有“彼得堡赤衛(wèi)隊員大多來自普第諾夫工廠”，“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開炮”等等，都講得頭頭是道。最后還問媽媽：

　　“那個化裝成女人逃跑的克倫斯基后來抓住了沒有？”

　　“看不出來，你小小年紀就像學過‘聯(lián)共（布）黨史’一樣！”媽媽很表驚訝。經(jīng)我催問她才告訴我：“那個克倫斯基沒有抓到。后來他搞武裝叛亂沒有成功，就跑到美國去了。”

　　此后我聽見媽媽多次對人說：“力康講十月革命比我的一些學員都講得清楚！”

　　由此可見，舅舅給我的這些書，我是真讀進去了。

　　舅舅在調(diào)離湖南前給家里留下了幾本書，似乎是給外婆的，見我眼巴巴地站在一旁，他拿出兩本對我說：“這些書你也可以看，有好處�！逼湟皇恰逗�南革命烈士傳》。書中記述了大革命以來犧牲的諸多湖南籍烈士的事跡。雖然我當時年紀還小，先烈們的英雄業(yè)績和前仆后繼的精神仍使我深為感動。至今我還記得郭亮烈士給他妻子的遺書：

　　“燦英吾愛：

　　 亮東奔西走，無國無家，我事畢矣。望善撫吾兒，以繼余志�！�

　　外婆告訴我：“郭亮被砍下的頭就是掛在長沙司門口的。”

　　另一本書是《上饒集中營》。書中講述了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將被其俘獲的新四軍將士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進行迫害，將士們堅貞不屈奮勇斗爭及舉行茅家?guī)X暴動和赤石暴動的史實。書的封面印著藍白對比的木刻畫，有陰森的牢房、恐怖的刑訊、悲壯的暴動等多組畫面。最攝人心魄的是封面上滴有大大的殷紅的鮮血。我把書捧在手中，直覺得那些血會從我的指縫間流下，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34年后（1986年）我在福建工作期間到閩西北考察三線軍工廠時，特意取道赤石，到當年暴動的地點憑吊。在青山碧水間，雄偉高矗的烈士紀念碑有著凜然正氣，我深深地鞠躬致敬，潸然淚下。

　　舅舅在湖南給我的這些書，當時對我這個頑皮懵懂的少年不僅有學好向上的規(guī)范作用，更有政治上的啟蒙和導向作用。對我一生的政治取向，有著重要的影響。

　　1952年秋舅舅調(diào)離湖南后隨即我也告別外婆和姨媽，跟媽媽到了沈陽與爸爸和弟妹們團聚。1955年舅舅從蘇聯(lián)考察水電回國，特意在沈陽下車看望我父母。當時我在東北實驗中學（即現(xiàn)在的遼寧省實驗中學）讀書，是各科全優(yōu)的學生。舅舅一向不大同小孩講話，他又正忙于跟我父母講事情，見到了我，卻意外地停下他們的話頭對我說：

　　“我知道你現(xiàn)在書讀得不錯，這很好，但是還不夠。我這次特意從蘇聯(lián)給你帶來了一套工具，你可以用它鍛煉自己的動手能力�！�

　　我喜出望外，接過了一個沈甸甸的精致木盒。打開一看，里面是一套什錦鉗工工具。有臺鉗、克絲鉗、錘子、各種銼、鑿、鋼尺、角規(guī)、沖頭等。舅舅在蘇聯(lián)考察的公務繁忙之中，還能想到抽空給我買東西，可見他用心之細。他對我講的短短的幾句話更可體察到他要求我全面發(fā)展的期望之殷。

　　以上就是我在紅領巾及少年時代與舅舅的接觸，使我從親情的感知上認識和了解他，接受他的教育，同時也給我留下了珍貴的回憶。

　　二、舅舅與外婆的“娘崽賬”

　　舅舅回到湖南先是當《新湖南報》社長，未幾當省委宣傳部長。1952年秋調(diào)北京任水電建設總局局長。在湖南一共只有3年多一點的時間。由于舅舅當時妻子范元甄反對，外婆和舅舅并未住在一起。然而這3年卻是舅舅成年后與外婆來往接觸最多、最長的一段時間。

　　改朝換代，兒子以勝利者的身份衣錦榮歸。多少年來，外婆想兒子、盼兒子，如今終于盼到了這一天，外婆的內(nèi)心該是何等的高興！可是在高興之余，回想自己的平生，外婆內(nèi)心又別有一番酸楚。

　　外婆14歲嫁到李家。外公李積芳早年留學日本，追隨孫中山，是第一批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后當選為國會議員，1922年40歲即去世。

　　外婆外公感情甚篤。他們結(jié)婚后外公就給外婆放了腳，同時頂住封建大家庭的壓力把外婆送到平江啟明師范去住宿讀書6年，使外婆成為清末民初第一代上過洋學堂的知識女性。外公不但與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秋謹、譚延、凌容眾等辛亥革命領袖人物相友善，也與早期著名共產(chǎn)黨人方維夏、李六如相友善，相互間有深入的思想交流。因此，外公除不斷地向外婆灌輸自強、立志、男女平等、救國、社會進步的思想意識之外，還告訴她：“這個社會將來是要共產(chǎn)的�！�

　　外公去世時外婆只有32歲，拖著4個小兒女。有8歲的大女兒李琬華（我的姨媽）、7歲的二女兒李英華（我的母親）、不足五5的兒子李厚生（即李銳，我的舅舅），還有一個當時不滿周歲后來夭折的小女兒。外婆明確意識到她必須承擔起丈夫的責任，一定要把兒女留在長沙讀書，把他們培養(yǎng)成像自己丈夫一樣，于國于民“能做大事”的人。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她退回了婆家寄來責令她“攜子女返鄉(xiāng)”的路費二百光洋，回了一封義正詞嚴拒絕返鄉(xiāng)的信。在舉哀那天她哭倒在丈夫靈前，撞爛了額角，昏死過去，被救醒后她剪下頭發(fā)，大部隨外祖父下葬，留下一縷由她自己珍藏，用以激勵自己完成對丈夫的承諾。在我稍大之后，外婆多次從她那寶貴的小皮箱中取出那縷兩尺多長的青絲把示于我，講述她對外公的思念和當年的艱辛。每每言畢潸然，使我感動。

　　于長期的艱難竭蹶之中，1934年舅舅考上了武漢大學。對外婆而言，這就標志著她終于撫孤成人，這是她平生最大的成就。她覺得自己多年來吃的苦、受的累得到了回報，可以告慰丈夫了。可是大喜之后萬沒料到，舅舅一上大學就參加了革命。外婆愛子如命，聽說兒子危險的“左傾”活動，害怕國民黨的屠殺，趕緊搬到武漢去住，想就近監(jiān)督兒子好好讀書，免生枝節(jié)。可舅舅滿懷救國救民的大志和強烈的革命激情，外婆此舉反而促使舅舅放棄學業(yè)，迅即出走，投奔革命而去。

　　苦守中的兒子忽然出走，回想起“馬日事變”國民黨殺共產(chǎn)黨掛在長沙司門口的血淋淋的人頭，外婆的精神世界如天塌一般，一度精神失常。幸得姨媽和諸多親友不停地開導、勸慰，才逐漸恢復正常。痛定思痛，外婆認識到兒子走的是抗日救國之路，是為國盡忠，在民族大義上她釋然了。又想起丈夫曾經(jīng)說過：“這個社會將來是要共產(chǎn)的。”因此，兒子正是走上了丈夫預言之路，也能向丈夫有所交代。但是，兒子盡忠不盡孝。全不念為娘的苦情竟然拋下守寡的娘不管，自己遠走高飛。她傷心、她有氣。她多年來無時無日不為兒子擔驚害怕。外婆想，如今革命勝利了，你回來了，你當官了，你也莫太得意，沒有你這守寡的娘含辛茹苦的培養(yǎng)教育，你能有今天嗎？你莫忘了本！“父母在，不遠游”，你丟下守寡的娘不管，不盡孝，這筆賬是要算的！我姨媽將外婆的這個心結(jié)定名為“娘崽賬”。

　　舅舅那邊當然也是看娘心切，大軍進城的當天他就派人打聽確切了外婆的住址，第二天就回家探母。

　　舅舅一進門，喊了一聲：“姆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回來了�！�

　　外婆早有心理準備，馬上移步上前，舉手作勢要打人，說：

　　“你回來了？我打你這個不要娘的畜牲！”

　　舅舅就跪下了，說：

　　“兒子不孝。姆媽多年受苦了�！�

　　真見到兒子跪下，外婆心中不忍，這一巴掌就打不下去了。連忙將兒子扶起，一邊哭著，一邊細細端詳高大英俊的兒子，終于破涕為笑。

　　兒子榮歸，自己又抖了威風、算了“賬”，外婆是十分得意的。此后很長時間逢人便說：“李銳回來是跟我下跪、認了錯的！”以此夸耀自己。殊不知此舉就給舅舅種下了禍根。

　　1959年廬山會議定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所有“成員”都沒被開除黨籍，只有“追隨者”李銳被開除了黨籍。這是為什么呢？

　　據(jù)我媽媽講是兩個原因。一是舅舅“犯了天顏”。當時舅舅并不是中央委員，是以毛主席秘書身份參加廬山會議，可是舅舅卻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追隨者”，使毛主席極為惱火。

　　第二個原因是從廬山下來之后范元甄又檢舉：李銳在革命勝利之后“對地主母親下跪認錯”。更是火上澆油，就把舅舅打成了“階級異己分子”，定為“敵我矛盾”，開除黨籍，流放到北大荒勞改。

　　事到如今，“李銳探母”已經(jīng)過去了近60年，回頭看看究竟是何性質(zhì)？

　　這里的關鍵是如何看待舅舅與外婆之間的母子之情。我們共產(chǎn)黨人也是應該講人性、講親情的。所謂李銳的“認錯”，也只是承認“兒子不孝”，承認“姆媽多年受苦了�！边@是事實，也是赤子之心的流露。舅舅并沒說參加革命錯了，并不是否定革命事業(yè)。他拋下守寡的娘不管，欠下對母親的這筆賬，正是他為革命做出的一種莫大的犧牲。從革命大節(jié)上看，正表現(xiàn)了舅舅對革命的忠誠。

　　舅舅對革命的忠誠很快又得到了驗證。湖南解放不久，就開始了土改，政治宣傳轟轟烈烈。一天我在場，舅舅十分鄭重、嚴肅地對外婆講：

　　“姆媽，土改已經(jīng)開始了。屋里的田和房產(chǎn)統(tǒng)統(tǒng)要交出去，由鄉(xiāng)里農(nóng)會做主分掉�！�

　　“我曉得，是要分的，要共產(chǎn)的。分掉了好。”外婆說。

　　“還有，除了分田、分房產(chǎn)，對惡霸地主、土豪劣紳還要斗爭。如果……”說到這兒，舅舅略為斟酌了一下：“如果鄉(xiāng)里農(nóng)會來人，要帶你老人家回去，我是無權(quán)、也不可以、不能夠干涉的。你老人家就只能跟著他們回去�！�

　　“這我曉得”，外婆說：“這是你們黨里、政府里的公事，你絕不可以出頭。你絕不可以因私廢公，不可以壞了你們黨里的規(guī)矩。但是我不相信鄉(xiāng)里農(nóng)會會來抓我。我一生做人從不為惡。是地主不假，但絕不是惡霸、劣紳。你放心，我心中有數(shù)�！�

　　由于外婆在鄉(xiāng)里素有德聲，沒有被農(nóng)會揪斗。據(jù)說評的是開明地主。

　　這件事充分說明舅舅對革命是忠誠的。他的政治立場是正確、鮮明、堅定的。同時，這件事也說明外婆是深明大義的。

　　外婆能有這樣的心胸見識，主要得益于如前所述的早年外公對她進行的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和有關社會進步的政治教育。她身歷清末、民國和解放三個時代，印證了外公所說的社會進步和“將來是要共產(chǎn)的”預言。在外婆的思想中共產(chǎn)黨就代表了時代的進步，愛國家和擁護共產(chǎn)黨是一致的。所以從解放以來直到她老人家去世，“相信共產(chǎn)黨”、“擁護共產(chǎn)黨”一直是她老人家政治態(tài)度的主弦。

　　對于蒙冤落難九死一生的兒子，她固然擔憂、心痛，但她從不哭天抹淚、喊冤叫屈。她既不埋怨共產(chǎn)黨，也不愿傷害兒子。當年多少人向她問及舅舅的情況時，她總是從容淡定地回答：“第一他犯了錯誤；
第二他不是為自己�！北憩F(xiàn)出極為高明的大局觀和政治智慧。她在困難中能看到光明、看到希望。當舅舅1963年被發(fā)配到磨子潭監(jiān)督改造時，她給舅舅寫信：“希爾好好保重身體，往后再為國盡力�！痹趯Υ齼鹤雍蛯Υ龂�家的態(tài)度上，母愛在外婆這里得到了統(tǒng)一，得到了升華。個人的冤屈再大，仍然要求兒子精忠報國，鍥而不舍。

　　兒子的遭遇、自己的不幸（“文革”中她這70多歲的老人被批斗、抄家，被紅衛(wèi)兵以麻袋蒙頭掃地出門）都沒有動搖過她“相信共產(chǎn)黨”、“擁護共產(chǎn)黨”的信念，至死沒說過共產(chǎn)黨一句壞話。

　　外婆一生勤勞、節(jié)儉、待人寬、自奉薄。對生活從無奢求。只是在解放后有過一個唯一的強烈愿望，就是盼望母子團圓，能與愛子一起生活。從長沙解放到1980年老人家90歲去世共31年，起初因為范元甄不同意，后來是舅舅被流放、坐牢，老人家這個愿望始終沒能實現(xiàn)。此事已成為舅舅心中的一個隱痛。

　　1999年春舅舅曾深情地對我說起他童年受到的教育和他對母親的感激之情：

　　“你外婆脾氣不好，我們從小就挨打，教育方法野蠻，這些我都不贊成。但是她從小教育我們‘要立大志’、‘要為國家做事’，教育我們‘要正身立德’，‘不要趨炎附勢’。這些做人的道理和原則都是正確的，而且影響了我的一生。如果我趨炎附勢，搞政治投機，以我當時的環(huán)境、條件，我完全有機會做高官。但是憑這一套去謀高官，那就一錢不值了！”

　　舅舅在為我的《湘濱往事》寫的序言中說：“從作者的童年也想到我的童年，尤其是想起我的母親。1979年我平反復職到長沙大姐家中時，老人已認不出這個朝思暮想的兒子了。我寫過一篇《我的父親》，還沒有寫過我的母親�！�

　　我想，舅舅心中的隱痛和“還沒有寫過我的母親”，是他心中欠下的另一本“娘崽賬”吧。（未完待續(xù)）

　�。ū疚陌l(fā)表于《領導者》（雙月刊）2008/4月號，總第21期，天益網(wǎng)受權(quán)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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