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既有非常積極的評論，也有非常負面的評論；
既有稱贊經濟成就的，也有批評政治、法律嚴重滯后的；
既有評論中國的環(huán)境非常糟糕，也有評論中國的道德文化狀況非常令人擔憂的�？傊�，什么樣的評論都有。所以，不要以為《大參考》、《小參考》和國內的一些報刊上翻譯的國際評論就能代表國際社會的全部了。翻譯的時候是有選擇性的，并不是全面的翻譯。因此，如果你想要知道國際社會對中國真實的、全面的評價，你自己就必須要有很好的外文，并且要經常去讀，而不是偶爾去看一下。不然你以為外國學術界和專業(yè)人士都是傻冒、二百五。]]

　　一、對自上而下指令政治體制的反思

　　對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國際、國內有多種評價。我很幸運，出國快25年了，在世界很多地方參加過學術活動，做研究、教書，所以我比國內的人更了解國際上對中國的評論。

　　據(jù)我了解，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既有非常積極的評論，也有非常負面的評論；
既有稱贊經濟成就的，也有批評政治、法律嚴重滯后的；
既有評論中國的環(huán)境非常糟糕，也有評論中國的道德文化狀況非常令人擔憂的。總之，什么樣的評論都有。所以，不要以為國內的《大參考》、《小參考》和國內的一些報刊上翻譯的國際評論就能代表國際社會的全部了，我們要看到，他們在翻譯的時候是有選擇性的，并不是全面的翻譯。因此，如果你想要知道國際社會對中國真實的、全面的評價，你自己就必須要有很好的外文，并且要經常去了解，而不是偶爾去看一下。

　　通常，國際社會中搞發(fā)展經濟學的人對中國的評價最好，因為跟那些背景差不多的窮國相比，中國在過去30年確實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實實在在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同時，也不要否認中國在取得經濟成就的同時，在其他很多方面并沒有取得相應的成就。國際上的學者對此是有不同評價的，這個跟他是做經濟學研究的，還是做法學研究的，是做政治學研究的，還是做社會學研究的，是做文化研究的，還是做道德、哲學研究的，大有關系。往往學科背景不同評價也會不同，因為每個學科都有自己重視的問題，每個學科的學者也都有自己的盲區(qū)。如果你去問一個政治學家，或者問一個文學批評家，或者問一個電影批評家，或者問一個研究道德問題的人，那么，他對中國過去30年的評價極可能非常不同于發(fā)展經濟學家。

　　同樣，經濟領域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系統(tǒng)，也不是說國際輿論對中國經濟的每個方面都是那么正面的評價，得到國際正面評價最多的是中國脫貧這方面，因為30年前中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十年文革結束時，中國的國民經濟基本處于崩潰的邊緣——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就把幾億人從貧困線上拉出來了，這自然會受到很高的評價。至于脫貧以外的其他經濟領域，國外的評價就很不一樣了，比如經濟中非常重要的金融系統(tǒng)，負面評價就比較多，事實也是中國金融體制的發(fā)展和改革都要比扶貧滯后得多、差得多。

　　關于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模式，人們往往說這是一種“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發(fā)展模式。我認為，從嚴格的學術的角度講，這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發(fā)展模式，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發(fā)展模式，即政治考慮大于經濟考慮。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如果是純粹經濟學的思路，許多事情就不會如現(xiàn)實這般處理。當然，這個政治經濟學的取向和目標是有其合理方面的——鄧小平等改革開放早期的一代領導人，他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中國的動亂年代，既有外敵入侵造成的，也有中國內戰(zhàn)造成的，還有1949年以后中國自身的激進政治造成的——在動亂時代成長的這一代中國領導人，覺得中國一天到晚在折騰，沒有好好坐下來搞經濟，因此中國經濟的總體水平那樣差，經濟發(fā)展那樣的波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他們選擇把發(fā)展作為首要任務是很合理的，因為那時候你首先要吃飯嘛！你不發(fā)展實在講不下去。但是，如果我們的政治體制不是那樣的一種自上而下、不是那樣的強勢的話，那么，把經濟發(fā)展看作是一切目標的重中之重并且始終不能動搖的這樣一種政治取向，就不會一直延續(xù)這么久。也即當這個發(fā)展模式延續(xù)了十年十五年以后，人們可能就會開始爭論：在過去的十年十五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同時積累了很多問題，我們不能老這樣，我們要反思一下，我們是不是要糾偏，有些目標是不是要調整一下，從而增加一些新的政治目標？這樣做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下，這樣的聲音進不了主流，至少是不能及時地為主流所吸納。相反，如果我們有一個制度化的途徑，就可能做到在起步不久的時候就能進行反思，從而比較快地進行調整——能夠更快地對出現(xiàn)的問題進行補救，把那些合適的問題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使得我們的發(fā)展會更全面一點、更綜合一點。

　　很遺憾，我們還不是這樣的制度化體制。而在非制度化下，達成共識很難，糾偏很難，及時糾偏更難。正是在這樣的思考層面，我把這些年中國的發(fā)展模式稱為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模式，而不是純粹的經濟發(fā)展模式。

　　二、反思要有成果,必須要有制度化的保障

　　對發(fā)展模式的反思，要有一些基本制度化的條件。一點兒毛病都沒有的制度，世界上從來沒有過，以后也不會有。一個制度好不好，或者比較不同的體制或者制度哪一種更優(yōu)越，最根本的看什么？就是看這種機制、這種體制、這種架構，能不能用較小的成本、較快的速度把自己改革得更好。如果沒有制度化，如果沒有好的制度，會怎樣？也許也能讓社會變得更好些，但這會花費更長的時間、付出更大的代價，甚至導致很多人為一個空頭支票而掉腦袋。

　　設想，如果中國過去30年來不是像我前面所提的那種自上而下的強制型體制，也許我們對發(fā)展模式的反思在更早的時候就能開始了，由于那時的問題相對后來要小，因此政策調整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就大。這樣做——調整而非轉向——總的方向不會變，中國還是要發(fā)展經濟，但是這種發(fā)展就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支付更小的代價，讓更多的人得到好處，讓人和社會、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更加可持續(xù)。

　　再強調一下：在10年前、甚至15年以前，如果有更好更寬松的環(huán)境，比如在中國社會里有100個人在講反思——20個在北京，15個在上海，其他的人在其他的大中城市里面——就極有可能慢慢地形成很多的共識，并將這種共識轉化為有效的行動。反思使人明鑒：一個好的制度，就是說它能夠以較小的成本、較快的速度來修改自己不好的地方，從而變得更好。

　　現(xiàn)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越來越大的范圍開始對我們這30年的發(fā)展模式進行反思，這雖然有些遲到，但總比再推遲10年20年好。我希望無論知識分子也好，政府的高中層官員也好，或者中國的工商界也好，更不要說中國的傳媒界，意識要清楚些，觀念要更開放一點，而不要把我們這回對以往發(fā)展模式的反思又變成像以前一樣：折騰了三個月，然后就冷淡了下來，好像問題沒有了似的，結果卻是輪回——再過四五十年后又反過頭來爭論相同的問題。為什么有這樣的擔憂？你看看中國過去，從1949年以后有很多爭論，但幾乎都是沒爭了一半時間就不讓爭論了，而不讓爭論下去也就不能深入下去，也就不能達成共識，也就沒有有效的調整，也就不能把調整行動變成一個穩(wěn)固的體系。一句話，機會一旦喪失，可能就時不再來，至少代價會更大。

　　制度化為什么重要，制度化的意義在哪里？對于發(fā)展中的問題，要說整個社會現(xiàn)在并不是沒有人腦子清楚，只不過現(xiàn)在這些清楚的聲音太單薄、太零散，沒有制度化。而若能做到制度化，就能夠讓少部分人的先進的觀念、先進的認識不會很快喪失掉，并且能夠比較快地變成更多人的共識、變成更多人的行動，然后保留下來。

　　三、走全球化道路不是愚蠢，國內常見的"愚蠢"是制度的結果

　　全球化，這些年很猛。中國進入全球化，這些年最快。中國越全球化，發(fā)展得越快。面對越來越快的全球化，面對中國越來越廣、越來越深地進入全球化，有人談到全球化和民族化之間的平衡，言下之意是全球化有可能傷害了民族化。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為什么？因為開始講現(xiàn)代化的時候，這個世界只有一小部分國家交往很密切，全球化真正變成滾滾浪潮還是冷戰(zhàn)結束后的事，即離現(xiàn)在大概15年。這一二十年來，產品的流動、資本的流動、技術的流動、人員的流動、觀念的流動、制度的流動，以一種史無前例的速度在全世界進行。

　　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圍之內使很多很多東西互相進行競爭。我講個不好聽的，中國在過去160年到170年中間最最根本的變化就是進入全球化的進程，只是以前全球化的規(guī)模遠沒有今天這么大、速度也遠沒有今天這么快。從1840年到現(xiàn)在，你能找出哪一個中國社會的重大變化不是進入全球化浪潮的結果?你能找到一個嗎？沒有全球化，中國婦女裹小腳、不能上學，是不是？沒有全球化，一個男人可以娶幾個老婆，,可以在大街上對犯人凌遲酷刑，可以因為一個人犯法而誅九族，多著呢！現(xiàn)在那些所謂的慷慨激昂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在講話的時候，我就想問他們：你身上有幾件東西是中國原來就有的？你戴眼鏡了，中國原來有眼鏡嗎？你戴手表了，中國原來有手表嗎？中國原來有鐵路嗎？日常生活工作中你離不開的大件小件，有幾個是中國發(fā)明的？電腦？電話？手機？空調？冰箱？你發(fā)明試試看？你現(xiàn)在還用毛筆寫字嗎？你現(xiàn)在還穿袍子嗎？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幾樣東西是原汁原味的傳統(tǒng)？哪里有啊，我看不出來。

　　中國離得開全球化嗎？2008年中國要辦奧運會，奧運就是全球化，全世界的運動員，用同樣一個標準、同樣一個方式來競爭，是不是？沒有這個全球化，就沒有北京奧運會，沒有北京奧運會，北京會是現(xiàn)在這樣�。�15年前我從美國回來以后，就發(fā)覺中國最好的旅游點和城市的路牌都不用英文，上面是漢字下面是拼音。我老講這句話：能看懂漢字要拼音干嗎？看不懂漢字看拼音能認出來？Nothing!一點意義都沒有。盡管我提了那么多年，但沒用。然而，這在今天至少在北京已經改了過來，漢字下面是比較地道的英文了。什么時候改的？就是為了奧運會才改的。這個例子從一定意義上說明：中國進入全球化絕不是愚蠢，中國的愚蠢是制度化的愚蠢。不是說中國所有人都是蠢蛋，而是由于沒有一種好的制度化的機制來使得那些更好的觀念、更好的文化或者語言表達成為日常通行的現(xiàn)實。沒有全球化，中國類似的制度化的愚蠢很難改正，這方面我可以給你舉出100個例子。

　　當然，我并不否認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中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遇到了還要保留自己特點的問題，這的確不是一個假問題或偽問題。比如說，世界上有很多小的語種正在消失。再比如，我自己就有一種很深的體會：在全世界跑，買個紀念品是很麻煩的事情，你到一個地方后基本買不到這個地方最有特色的東西。還有，看電視時裝表演，全世界都大同小異。正是出現(xiàn)了這些新現(xiàn)象，人們開始對全球化進行反思，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全球化與民族性的關系。

　　那么，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怎么保持自己的傳統(tǒng)？這是一個什么問題呢？中國是占全世界人口總量1/5的最大的人口群、種群，她怎么可能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把自然的（傳統(tǒng)的）特點完全喪失掉呢？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看來，很基本的一點是：只要中國有很穩(wěn)定的文化體制、政策——在教育、語言、電影、雕塑等所有廣義的文化藝術領域，允許中國的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夠盡可能地表達各式各樣的、多姿多彩的東西——那這個中華文明怎么可能會衰竭呢？要是你只是一個200萬、300萬人口的國家，你可能會擔憂，但是中華民族那么多人啊，你的塊頭就在那兒，你怕什么東西？但是，如果你一方面不給你自己的公民常規(guī)的（制度化的）發(fā)揮自己特點的機會，不給他們提供渠道、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你對外資也好、對外企也好，卻有特殊優(yōu)待的政策，這當然會造成很多人對民族性喪失于全球化進程中的擔憂。讓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中國人為什么不擔憂中餐會被人家擠掉呢？文化部不管中餐啊，中宣部也不管中餐啊，雖然有一部分中國人喜歡麥當勞，但是大部分中國人還是喜歡吃中餐的。中餐的例子告訴我們，在文化藝術領域里之所以有一些中國人著急，是因為中國的文化體制、政策不讓個人進行自由創(chuàng)造或者給他們自由創(chuàng)造的機會太少了。

　　因此，我最主張的就是：要用憲法和法律來保障公民創(chuàng)造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若能這樣做，你就會對任何的“化”都不在乎，因為你這么多人吶，即使按照中國人的智商是世界人的平均值來說，中國人被取代的可能性、陷于消失的可能性就低，這是基本的道理。

　　四、傳統(tǒng)永遠要在改革中演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然就死了

　　在全球化過程中走向制度化，應成為中國選擇的正確方向。能否真的做到？絕非易事。中國的許多事，是獨特的，也是奇怪的。舉個例子，國際學術界早已拋掉的所謂“是要傳統(tǒng)還是要現(xiàn)代化”之爭，中國的學術界直到現(xiàn)在還在爭論。

　　要傳統(tǒng)還是要現(xiàn)代化？這種爭論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了。在發(fā)展經濟學、發(fā)展社會學和發(fā)展政治學里面，現(xiàn)代化是其中的一個學術流派，這個學術流派高峰時期是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后期。那個時候，在全世界的學術界，包括一部分政府領導人，即使不是100%，但主流的聲音就是：這個世界上的落后是同傳統(tǒng)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個世界的先進是和現(xiàn)代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所以現(xiàn)代化是解決我們這個世界上一切根本問題的最基本的一個目標取向。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期，有一小部分學者就開始了反思和批評：現(xiàn)代化是一個模型，你搞了一些硬指標，所有的國家不管歷史如何、文化如何、具體條件怎么樣，只要達到這個硬指標以后，是不是全世界就進入了一個天堂？到了20世紀70年代，類似批評的聲音就比較多了，在發(fā)展經濟學、發(fā)展社會學中甚至出現(xiàn)了反現(xiàn)代化派，其提得最多的就是：你現(xiàn)代化派提出的現(xiàn)代化只不過是一種變相的西方化，但西方發(fā)展過程中有很多條件在現(xiàn)在的第三世界國家是不可重復的。你用心是很好的，你想讓第三世界的發(fā)展更快一些，你想讓他們能夠擺脫混亂、內戰(zhàn)、疾病、貧困這些問題，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當時，還有更激進的觀點：什么是現(xiàn)代化不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化只不過是變相殖民主義，是新殖民主義化。這是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出發(fā)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也就是我到美國留學的時候，這種對現(xiàn)代化的反思仍方興未艾，我們上研究生課讀的都是這些爭論。但此后，現(xiàn)代化成了國際學術界的過去式，全球化取而代之。國際學術界早就有汗牛充棟的出版物說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并不是黑白對立的關系。你想，從我1980年代到美國留學到今天為止，都25年了，但國內的學術界還在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這些現(xiàn)代化學派中的老提法，而且就像發(fā)現(xiàn)真理似的，這令我感到很悲哀，這說明這些人對國際學術界過去30年中最重大的爭論知道得太少了，我聽著有隔代之感。

　　當然，現(xiàn)代化也好，回歸傳統(tǒng)也好，以德治國也好，這些提法可能都有一點合理的成分，但是每一種說法在我看來都是非常可悲的過分簡單化的觀念：似乎一副藥方中國所有的問題就解決了。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的時候，中國的學者想用一劑藥來解決所有的問題的話，我還可以理解，因為中國閉關鎖國那么多年了，不知道國際上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在發(fā)展的不同時期遇到那些類似的問題，人家是怎么解決的，好還是不好？現(xiàn)在，中國對外開放已經30年了，卻還沿用這個“單線決定論”的古典思路，認為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可歸結到一個根源，于是開一劑藥，不管叫民族主義也好，叫傳統(tǒng)也好，還是以德治國也好，認為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這種簡單化到了我都不能容忍的地步。

　　記得在1982年，我在北京的一個研討會上談到我讀書的心得（那時候我的英文還比較差，找到外國的學術資料也少）。我說，現(xiàn)在國內學術界爭論的問題是要傳統(tǒng)好還是要現(xiàn)代化好，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問題，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問題，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比較大的國家或者社會，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之中能夠做到把傳統(tǒng)全部取消，做不到的；
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稍微大一點的國家，如果他在這個世界上要生存、要發(fā)展，他能夠固守自己的傳統(tǒng)而不改革，沒有這樣的事情。所以，傳統(tǒng)好還是現(xiàn)代化好這是一個偽問題、假問題，這是個糊涂觀念上提出的糊涂問題。

　　到現(xiàn)在為止，不管發(fā)展速度快還是慢的國家還是民主社會，都是在一個持續(xù)不斷變動的傳統(tǒng)中來尋找改革，或者在改革的過程中傳統(tǒng)本身經歷變化�！皞鹘y(tǒng)還是現(xiàn)代”，這樣的非此即彼的簡單化選擇，在實際社會生活里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偏狹的意識形態(tài)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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