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開始在北大的大學生活。我的專業(yè)是計算數(shù)學，興趣不濃。那時課外講座頗多，哲學、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學、歷史和藝術(shù)等，有時跨系聽課，興趣所在，暢游不止。許多老師、學友專業(yè)出色，涉獵頗廣，見識獨到，人格獨立，激揚明辨，俠義忘我，堅韌不屈……，讓我心儀難忘，終身受益。

　　數(shù)學系和概率系剛剛分家，但仍在一起上了一年半的普通物理。力學由李淑嫻老師主講，電磁學和近代物理由張老師主講。李老師第一課是芝偌的阿基利斯追龜悖論，講解時空的概念和對這一悖論的幾種解決方法。課間休息時，幾位同學開始以幾套數(shù)學公理系統(tǒng)、概念和推理提問和質(zhì)疑。像這樣的課和講座，那時不少。張老師也是UFO的研究者，他解釋在什么情況下，什么是物理學可以解釋的，什么是物理學不可以解釋的。他也解釋從亞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頓到愛因斯坦的理論，每一種理論都有局限，要不斷面對客體的檢驗，同時不同的理論需要競爭和發(fā)展自己，理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我對所謂用一種理論指導一切、領導一切，開始懷疑。數(shù)學、物理學和邏輯學，使我頭腦清楚了許多，多了觀察世界的方法。

　　我選擇北大其中的重要原因：被她五四時期的傳統(tǒng)所吸引；
北大可能幫助我解除疑惑和結(jié)識同道。

　　我對社會的認識是從1979年開始的。1979年大概是1949年以來，人們公開討論社會問題和自我啟蒙最重要的一年。那時我在呼和浩特市開始上中學，下學后經(jīng)常去幾個張貼大字報的地方看看。其中有幾篇涉及“內(nèi)人黨案” ，令我終身難忘。我讀《天安門詩抄》和回憶四五運動的文章，“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

撒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 使我激動；
“秦王漢武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卻讓我沮喪，因此時常對現(xiàn)世悲觀。

　　1979年到1980年，胡耀邦主持對右派部分平反，我奶奶得到“批準”，與我死去的爺爺復婚。先前我只知道有一個病死的爺爺，不知他因右派在勞改中死去。這也促使我探索研究祖輩歷史。說探索和研究，是因為父母怕我惹事，在70-80年代從不談敏感問題，有些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有些是他們刻意隱瞞，或大段重復官方對歷史的評價。祖母和外祖母從80年代開始選擇性地述說。那時我一直希望了解反右和相關歷史。我的爺爺和他的一代人在國共沖突中，什么因素影響他們的選擇？他們是否有其它的選擇？1949年以后他們?nèi)绾紊�存？身處災難之中懷有怎樣的心愿？

　　在北大，我讀中西社科書籍，和學友討論歷史和現(xiàn)實，彼此質(zhì)疑。我認識到在中國建立民主和法制，是防止歷史悲劇和走出歷史惡性循環(huán)的必要條件，也是現(xiàn)時的緊迫要求。我閱讀民主墻、文革、反右、五四、辛亥革命、戊戌變法等方面的社會科學書籍，研究民主理論，了解許多先哲和先輩知行一致的生活，更結(jié)識了一些前輩學長同道，聽他們講述被屏蔽的事實，與他們交往，探索如何改變現(xiàn)實和我們自己。

　　第一次聽說林昭，大約是在1987到1988年之間。那時我在北大讀書，經(jīng)常與學友、老師討論北大的歷史和傳統(tǒng)。從而知道了許多北大右派的名字：陳奉孝、張景中、楊路、劉奇弟、譚天榮、林昭……，讀到張元勛和沈澤宜的《是時候了》那種正義之聲。但那時我不知道《廣場》、《紅樓》和百花社的具體細節(jié)，更不知道他們被打成右派后的經(jīng)歷。在北大的所聞所見，我也認識到北大的多面：有探求民主、科學自由之路，也有犬儒主義的市場。

　　1991到1995年，北大許多老師學友星流云散，新文化和五四精神的傳承者苦苦掙扎。那時，我不時拜訪北大老友，聽他們講述林昭仗義直言，被打成右派，獄中寫血書，以生命餞行自由之路，張元勛巧計探望，林昭被殺后當局向林母索要五分錢子彈費，林母瘋，流浪上海街頭，不知所終等等情事，聽后震撼不已。

　　林昭之路，是追求真理、探索自由之路。這條路不斷有叉路，充滿誘惑，人們可能常常遠離它，甘愿或權(quán)宜地回到無知的狀態(tài)。

知道林昭是幸運的，使我盡量擺脫浮華和虛榮。林昭的存在提醒我不能生活在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之中，不能以權(quán)宜之計對待生活。

　　在北大的探索沒有結(jié)束，這是我終身的志業(yè)。面對悲劇和困惑，我并不孤獨，與先哲、先賢、學長和同道同在。

　　寫于2004到2006年

　　邵 江，數(shù)力系85級。定居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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