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是美國針對中國崛起進行的自北向南的軍事圍堵，美國拼湊的從東、南、西三面封鎖中國的各式條約組織則是對中國崛起的經(jīng)濟政治雙重遏制。在這鐵桶似的“包圍”中，美國還針對中國采取干涉、分離、制造動亂等政策，試圖從內(nèi)部瓦解新中國。如果說前兩種是用于遏制中國的兩條主要戰(zhàn)線，那么后者屬于配合前者的第三條戰(zhàn)線，其中干涉西藏是美國配合東亞戰(zhàn)場從西面?zhèn)纫頎恐浦袊�的重要舉動。但20世紀美國干涉中國西藏事務“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結局告訴人們：西藏是美國永遠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是永遠不要插手的地方。

　　一

　　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將西藏地區(qū)與所謂“共產(chǎn)主義擴張”聯(lián)系起來，開始注意西藏問題。一部分美國駐印大使館官員就提醒美國政府注意西藏對于“遏制共產(chǎn)主義勢力”的戰(zhàn)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國國共戰(zhàn)場上的三大戰(zhàn)役[1]基本結束，中國共產(chǎn)黨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國民黨政權面臨土崩瓦解。美國駐新德里大使就提出報告，建議美國國務院“根據(jù)亞洲正在變動的情況重新審議美國對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認為：

　　1．如果共產(chǎn)黨控制了中國本部，西藏將是亞洲大陸僅存的為數(shù)不多的非共產(chǎn)主義堡壘之一。外蒙古已經(jīng)獨立。共產(chǎn)主義在緬甸的影響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內(nèi)蒙古滲透。西藏因此將具有意識形態(tài)和戰(zhàn)略上的雙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擁有抵御共產(chǎn)黨滲透的能力——而駐新德里的使館認為西藏似乎確有些能力，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而不是繼續(xù)當作已被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的中國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對穩(wěn)定。人民天性保守，篤信宗教，他們具有反對與佛教信條相沖突的共產(chǎn)主義的傾向。達賴喇嘛的權威遠遠超出了西藏之外，對信仰藏傳佛教的尼泊爾、錫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號召力。

　　4．中國政府現(xiàn)在無法斷言享有對西藏事實上的有效管轄權——并且目前看來，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張這種權威。

　　5．西藏日益顯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貿(mào)及其他聯(lián)系的興趣。務必使他們同外部世界建立關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東方，這符合我們的利益。

[2]

　　4月12日，美國駐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電國務卿艾奇遜提醒：“共產(chǎn)黨對西藏控制的擴展反過來會影響美國對抗全球共產(chǎn)主義的全面立場。首先，共產(chǎn)黨控制的西藏會對南亞尤其印度等非共產(chǎn)主義地區(qū)構成嚴重威脅。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條約安排，西藏人獲準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進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產(chǎn)黨政府，這個地區(qū)將為共產(chǎn)黨代理人滲透印度提供一個意義重大的基地。” [3]亨德森“實質(zhì)上提議，假使共產(chǎn)黨成功控制了整個中國，或者出現(xiàn)了具有同等重大影響的發(fā)展，我們實際上應當準備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對待�！� [4]7月2日，美駐印大使亨德森再致電提醒艾奇遜：“由于當前中國和南亞的新發(fā)展，我們再次冒昧建議重新考慮我們對西藏的政策”并建議“（1）我們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團不遲于9月1日到達拉薩；
（2）這樣的代表團應由重要而且外交經(jīng)驗豐富的美國人率領，隨員應當外事經(jīng)驗豐富；
如果代表團與西藏政府的關系發(fā)展順利，代表團中少數(shù)人可以無限期留在拉薩�！� [5]亨德森還向國務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議的如下理由：

　　（1）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本部勝利以后，西藏的發(fā)展對于中國以外的亞洲大部分地區(qū)意義重大；
因此，在拉薩派駐我們的觀察員似乎是有利的；
（2）我們認為，我們不應繼續(xù)無視在亞洲將來事務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和人民；
（3）適當?shù)挠^察員能夠成功在西藏人中創(chuàng)造友好氣氛，這種氣氛在一定的時候也許非常有用；
（4）現(xiàn)在正是我們努力維持與西藏的非正式關系的時候，因為通過已經(jīng)不起作用的中國國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顯然是無意義的嘗試，而且我們與其他政府沒有關系。如果我們與有效控制中國本土的政府建立了關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將非常困難。

[6]

　　在這里亨德森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政府在國民黨政府對西藏失控而共產(chǎn)黨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際，迅速插手西藏并為將西藏從中國主權中分離出去做好準備。他提醒國務院注意“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或‘宗主權’”的區(qū)別，認為“一般來說，與‘主權’相比，‘宗主權’暗指中國的管轄權較少，西藏自治權較大” [7] 。1949年7月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說：“我們希望建議新德里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國務院7月5日上午1時傳閱電報信息）。廣州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jīng)不存在了，我們贊成在同中國共產(chǎn)黨政府建立關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 [8] 7月28日，艾奇遜回復亨德森的第503號電文肯定了駐印度使館的建議“做出的貢獻”，稱國務院目前正在考慮“暗地派出代表團的可能性，國務院會重視你們的討論”[9] 。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實質(zhì)上壟斷了西藏的對外關系” [10] ，美國如派代表團赴藏，“情況將變得復雜”而作罷。盡管如此，美國國務院還在第889號電文中敦促美駐印度使館“借機利用共產(chǎn)主義對西藏的威脅來強調(diào)來自共產(chǎn)黨中國的危險危及了印度自身，對中國事態(tài)的發(fā)展持半超然的態(tài)度是不現(xiàn)實的�！� [11]

　　鑒于美國、英國等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企圖及西藏的政治形勢，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國際社會宣誓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地位。11月23日，毛澤東在出訪莫斯科前夕[12]迅速致電并責成彭德懷等“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
毛澤東在電文中斷定“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13]西藏當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別向美國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等，強調(diào)“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
同時敦促“如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于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十月以前占領全藏”。[14]

　　1950年3月1日，美國經(jīng)過短暫的猶豫后，開始試探向印度提出“美國和/或英國與印度合作滿足西藏的要求”，并致電美駐印使館要求向印度表達“國務院希望印度能滿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圍內(nèi)，繼續(xù)承擔援助西藏的基本責任”。[15]3月8日，亨德森致電艾奇遜披露，英國不斷鼓勵印度政府對西藏叛亂分子擴大軍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亂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滿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么實質(zhì)上針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軍事項目”。[16]

　　6月，朝鮮內(nèi)戰(zhàn)爆發(fā)美國旋即出兵朝鮮，7月22日，艾奇遜明確電告美駐印度使館：“國務院現(xiàn)在便于向西藏保證美國將提供援助。”要求使館通知西藏叛亂分子：“美國準備幫助西藏獲得援助和資金。”如果印度愿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國愿意幫助西藏”。[17]9月9日，西藏叛亂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見”美國駐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經(jīng)采取了堅定的立場，使用武力對抗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入侵”，并對“美國主動提出提供軍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達了“西藏想要的是獨立”的迫切愿望。[18]在得知印度和英國政府對西藏“獨立”持消極態(tài)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問題上洗手不干了’”[19]的報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遜致電美駐印使館“希望印度政府盡快知道，美國希望能對西藏局勢有所幫助”，指示亨德森“拜會尼赫魯，根據(jù)自己的判斷告訴他，美國和印度一樣關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的報道”；
“美國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國相信中國征服西藏與絕大多數(shù)西藏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20]10月31日，亨德森會見印度外長巴杰帕依得知印度不準備撤回在拉薩的印度代表團，尼赫魯指示“給在印藏邊界西藏一邊向西藏軍官提供軍事訓練的印度官員”，“繼續(xù)他們的工作”；
同時也告訴亨德森：“目前美國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動，美國的行動會給共產(chǎn)黨中國提供機會重新指責大國對西藏不懷好意，讓印度領導人感到美國正不遺余力地利用北京對西藏的進攻在共產(chǎn)黨中國和印度之間制造分裂�！卑徒芘烈栏嬖V亨德森：“即使中國和印度之間有分裂，也顯然來自于事件的推動，不是來自于外部大國的幫助�！盵21]11月3日，亨德森拜見尼赫魯“希望能做一些我們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魯再次明確告訴他：“美國現(xiàn)在什么都不做，少說一些話是最有幫助的事情。”[22]

　　10月24日，就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zhàn)的前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昌都的戰(zhàn)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消滅藏軍、爭取起義人員5700余人，約占藏軍總數(shù)三分之二，一舉解放了藏東政治、經(jīng)濟中心昌都及其周圍廣大地區(qū)，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門戶，并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藏區(qū)的政治影響。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5月24日，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接見西藏和談代表，并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間，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薩和平進軍，先后進駐拉薩及日喀則、江孜等邊防重鎮(zhèn)，實現(xiàn)了中國大陸最后一個省區(qū)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國配合東亞朝鮮戰(zhàn)場從中國西部地區(qū)牽制中國國家力量的企圖。

　　二

　　但美國并未至此放棄顛覆新中國的目標。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署《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前幾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美國在亞洲的政策和行動方針》（NSC48/5）認為：

　　在繼續(xù)承認國民黨政府是中國合法政府的同時，對于共產(chǎn)黨中國，美國現(xiàn)在應該：

　　a. 繼續(xù)努力通過聯(lián)合國部隊在朝鮮的作戰(zhàn)，使中國軍隊遭受重創(chuàng)，以削弱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治、軍事力量與威望。

　　b.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擴大和加強培養(yǎng)非共產(chǎn)黨領導人物，并盡量影響在華的反對目前北平政權的領導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權能改變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c. 扶持和幫助在中國國內(nèi)和國外的反共力量，以便發(fā)展和擴大中國對北平政權統(tǒng)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國南部。[23]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提出多米諾骨牌理論，此后美國對華遏制進一步升級。1958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重申“美國的國家安全將因共產(chǎn)主義對東南亞大陸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而陷于危殆”；
“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落入共產(chǎn)黨人之手都會助長其余國家妥協(xié)退讓的傾向”。[24]1954年，肯尼迪訪問越南，在離開越南時，他已決心不讓印度支那落入共產(chǎn)黨之手，“肯尼迪決心要阻止對美國在該地區(qū)地位的侵害”。[25]1959年4月，艾森豪威爾在演說中首次公開承擔了支持南越作為一個單一國家的義務。“這一行動，成為60年代美國大規(guī)模卷入越南戰(zhàn)爭的先導”。[26]

　　與1950年6月美國軍事干涉朝鮮后突然全力支持“藏獨”勢力的原因一樣，在美國即將大規(guī)模軍事干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國再次啟動那張并未停止[27]的“藏獨”牌。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報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游擊戰(zhàn)。此決定得到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的批準。[28]

　　1956年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出現(xiàn)動亂，蔣介石集團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蔣介石在與美國駐韓國大使會談中承認：去年秋天以來，他“繼續(xù)在新疆、西藏和內(nèi)蒙古進行反共活動。中華民國政府對這些活動的發(fā)展保持密切的關注，但其他國家對此則很少注意。從5月份以來，這些反共活動幾乎已成了既成事實，這促使共產(chǎn)黨采取嚴厲手段”。[29]

　　與美國決心干涉越南的政策遙相呼應，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即《十七條協(xié)議》），發(fā)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全區(qū)性武裝叛亂，炮轟其駐地羅布林卡并誣是解放軍所為，并于3月17日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達賴離開后，叛亂分子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軍發(fā)動全面進攻。解放軍在擊潰叛匪后迅速向山南挺進，年底平息了拉薩、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線的叛亂，1960年底，全區(qū)叛亂基本平息。

　　與1950年“藏獨”分子阻礙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動是配合美國朝鮮半島行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的道理一樣，1959年西藏叛亂也是美國即將大規(guī)模干涉印度支那行動，遏制中國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30]因此，叛亂期間，“藏獨”分子一直得到美國或明或暗的支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59年4月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韋什爾•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鑒于西藏抵抗運動最近出現(xiàn)高潮，達賴喇嘛出逃印度導致西藏合法政府同中共政府徹底決裂，我們正在現(xiàn)行政策許可的范圍內(nèi)制定計劃�！盵31]4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中情局局長杜勒斯通報“看來康巴地區(qū)的起義力量已被完全擊垮。拉薩的起義力量可能處于同樣的境地�！盵32]同日，達賴托轉“請求美國承認自由西藏政府，并影響其他國家也這樣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國務卿狄龍向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提出答復建議，告訴達賴美國“一接到他有關承認的要求，就立即開始了研究，并正在考慮我們和其他國家可以采取的措施”；
同時還在內(nèi)部保留了“承認似乎可作為一種實踐措施，但只能是在舉措會得到其他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熱切回應之后，才能加以實施”[33]的考慮。5月5日，就承認達賴“政府”問題遠東事務助理饒伯森致國務卿赫脫的研究報告建議“我們不應該鼓勵達賴喇嘛提出承認要求，除非我們肯定這一要求將得到很好的回應”；
美國“將給予他們的呼吁以同情的考慮，支持尋求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同時也提出“如果我們能爭取到眾多的自由世界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合作，就應該給予承認。如果得不到這種合作，我們應重新評估局勢以決定采取何種方針�！盵34]此后，美國對達賴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線。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也制定了長期計劃，計劃目標是“在西藏內(nèi)部和外國，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獨立，并建立一個反共產(chǎn)黨中國的抵抗力量”；
[35]“在政治行動和宣傳領域，西藏計劃的目標是通過在西藏人和其他國家當中支持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獨立，削弱中國政權的影響和活動能力；
形成能夠阻止西藏內(nèi)部可能出現(xiàn)的政治發(fā)展的抵抗力量；
達到國家安全委員會5913/1號文件中最初確立的美國政策目標，遏制中國共產(chǎn)黨的擴張”。[36]為此“中央情報局派出小組支持西藏抵抗運動”，同時也認為“西藏人繼續(xù)有效的抵抗，不僅會給中共造成很大麻煩，還有助于在整個地區(qū)保持抵抗的火種”；
“這不僅是出于對西藏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是為自由世界的長遠著想”。[37]1960年2月4日，白宮舉行有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參加的會議，在聽取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關于“支持西藏抵抗運動”的計劃執(zhí)行匯報后，“總統(tǒng)批準按照預定方針繼續(xù)執(zhí)行該計劃。”[38]

　　1964年起，約翰遜政府逐步將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從“特種戰(zhàn)爭”升級為“局部戰(zhàn)爭”。與此相配合，1964年1月9日，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加大實施“西藏計劃”力度，每年所需經(jīng)費173.5萬美元，并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除非中國及西藏的事態(tài)發(fā)生突然變化，這一有關西藏的長期政治計劃的開支預計不會超過這個數(shù)字”。[39]1966年，中國出現(xiàn)“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國及西藏的事態(tài)”確實“發(fā)生突然變化”并對美國的“西藏計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1968年年初，美國在越南戰(zhàn)場遭到越南南方軍民發(fā)動春節(jié)攻勢，敗局已定，[40]與此同時，由國務院、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等機構代表組成的、負責海外秘密行動的部際小組“303委員會”于1月16日提交的“關于西藏各項行動的情況報告”也對“西藏計劃”作出極其悲觀的評估，認為：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亂蔓延到西藏，這包括內(nèi)部交通、通訊、旅行的破壞，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這一內(nèi)部混亂尋求進一步的自治。中國的安全狀況并沒有顯示出惡化的跡象；
而且他們對西藏的控制，不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軍事方面，仍像以往一樣廣泛深入。西藏領導層已經(jīng)被清除。由于中國人直接控制當?shù)氐男姓�，大量的秘密財產(chǎn)被發(fā)現(xiàn)并被消除。[41]

　　越南戰(zhàn)場的失敗導致美國在東亞實行收縮政策，中央情報局逐漸取消了在美國國內(nèi)對叛亂分子的訓練計劃，美國對“藏獨”支持的年度預算被壓縮到不足120萬美元。[42]尼克松上臺之后，美國針對西藏的計劃被逐漸拋棄。

　　三

　　20世紀50、60年代，美國遏制中國的西藏政策是配合朝鮮及越南主戰(zhàn)場的側翼部分。其目的是想讓新中國在西面分出力量以減輕美國在東部戰(zhàn)場的壓力。美國政府曾告訴達賴分子“美國的立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但我們不應造成一種印象，即美國是為了冷戰(zhàn)需要而在利用西藏的局勢”。[43]事實上美國確實是為了冷戰(zhàn)的需要才制造出所謂“西藏問題”。但歷史經(jīng)驗表明，美國能在這條戰(zhàn)線上可能取得的實際成效也幾乎是微乎其微，或說根本不可能。曾對西藏最有野心，其失敗經(jīng)歷也最為慘痛的英國反倒將問題看得明白。1950年6月30日，美國駐英大使道格拉斯在致艾奇遜的電文中披露的“英國駐華盛頓使館就西藏問題進行的秘密談話”認為：

　　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xiàn)實。西藏長期被認為不能進行除了名義上的任何抵抗。

　　英國過去在西藏的利益來自于與西藏毗鄰的印度。這些利益現(xiàn)在被印度繼承下來了。英國不再繼續(xù)向拉薩派駐代表。印度已經(jīng)明確表示不可能給予西藏直接的軍事支持。1950年1月印度與英國協(xié)商之后，印度決定給予西藏外交支持并提供數(shù)量有限的小型武器。印度承認，如果中國決定占領西藏，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中國的占領。

　　任何干涉西藏的企圖都是不明智的。英國對于在這個地區(qū)同中國糾纏沒有足夠興趣，在任何情況下英國都不會拋開印度。[44]

　　英國人的這些看法基于這樣的經(jīng)歷：西藏的地緣政治是重要的，但是西方國家若想勞師遠征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雪域，在軍事上是極難想像的，即使遠征取得勝利，也不可能實施占領。1899年，寇松接任印度總督后對西藏的政策從過去的“耐心等待”到“積極進取”。[45]此后就著手為控制西藏做政治和軍事準備。1904年8月3日，英軍曾攻陷拉薩。英軍進入拉薩后大肆搶掠，但到9月嚴冬即將到來而不得不從拉薩撤退。英國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xiàn)實”[46]的經(jīng)驗。這種經(jīng)驗對英國世界霸權的后繼者美國來說也不是一點沒有：1950年印度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的為時半年的作戰(zhàn)所需，由于“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shù)量約需7000頭騾子的運送。由于沒有那么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47]，以至美國后來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很長的時期內(nèi)需要相當巨大的經(jīng)費”[48]。

　　其次，西方對中國西藏主權的干涉，無論如何不能繞開印度。1959年4月30日，美國代理國務卿狄龍在致艾森豪威爾的電文中提到這一點，認為“作為西藏的鄰居，印度控制著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是達賴喇嘛的主人。印度是一個重要因素�！盵49]因此，離開印度的幫助，美國對“藏獨”的支持僅靠空投是無能為力的。而印度傳統(tǒng)上是與英國外交接近而與美國疏遠，又在北方與中國近鄰，為了全力防務印度洋必須穩(wěn)定北方，因而在西藏問題上不能隨意表態(tài)。其次，剛剛獨立不久的印度及其與英國有著密切政治聯(lián)系的領導人尼赫魯，對二戰(zhàn)中美國對英國落井下石的手段心知肚明，因此他們這一代領導人對美國保持著高度的防范心理，因此決不會讓美國插手西藏問題。如果美國控制了西藏而在印度洋有了美國的基地，那印度的安全就處于南北受制于美國的境地。印度獨立后首任駐新中國大使且與尼赫魯保持良好的私人關系的潘尼迦對此看得清楚，他說：

　　二次大戰(zhàn)結束后，美國成了至高無上的海軍國。不錯，它還沒有能搞成世界海權國必備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塢等等，但是從它在對日戰(zhàn)爭中所表現(xiàn)的海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規(guī)模之大，以及從它在海軍建設中強調(diào)航空母艦的重要，都說明了美國海軍可以遠離基地作戰(zhàn)，實際上是愛在哪里動手，就可以在哪里動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馬尼拉，又占領了從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島和關島，真是不可一世。而對印度洋，美國戰(zhàn)后確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國在阿拉伯、中東、巴林群島的油權，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區(qū)域的聯(lián)系正在大大增長。就是對伊朗的統(tǒng)一，阿富汗的建設，美國也是興趣很濃。實際上，由于美國奉行到處“遏制”共產(chǎn)主義的政策，所以各國沿海，凡是共產(chǎn)主義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對美國安全有關的地區(qū)。戰(zhàn)后的世界形勢給印度洋帶來的對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變成一個主要的戰(zhàn)略性戰(zhàn)場。[50]

　　印度獨立后首任總理尼赫魯在對印度共和國歷史有深遠影響的《印度的發(fā)現(xiàn)》一書中說：

　　“印度以它現(xiàn)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 [51] 對于長期受英國文化教育，并對英國地緣政治學說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魯而言，他在這句話中所表達的是他對存在于世界地緣政治體系心臟海區(qū)即印度洋并擁有巨大版圖的印度能否長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憂慮，而造成不安和憂慮的真正原因正是繼英國之后的美國的霸權活動。正因此，1949年12月，當美國駐印大使遵照艾奇遜指示“利用共產(chǎn)主義對西藏的威脅來強調(diào)來自共產(chǎn)黨中國危險危及了印度自身”，挑撥印度政府“對中國事務的發(fā)展持半超然態(tài)度是不現(xiàn)實的”[52]，結果得到的卻是“印度令人氣餒的態(tài)度”[53]。后來的歷史表明，盡管印度與中國在西藏問題的理解上有相當?shù)木嚯x，但它對美國介入西藏事務幾乎是絕對的排斥，因為對印度而言，美國介入西藏比對中國危險更大；
而如果沒有印度的全力支持，美國在西藏問題上幾乎就無所作為。這就決定了美國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及其效果只能是極為有限的。

　　中國的西藏問題研究者應對此予以足夠的注意：既要高度警惕美國支持“藏獨”勢力對中國統(tǒng)一的破壞作用，又要明了這種作用的天然有限性。不管美國宣傳機構怎么夸張，“藏獨”活動最終只能是“有幾個蒼蠅碰壁”的鬧劇而已。對此，就連達賴本人在尼克松訪華后也明白了許多，他曾感嘆世事炎涼，說：“美國自從70年代承認中共，就斷絕了對西藏的支持——這證明了他們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環(huán)，而不是真心實意要恢復西藏獨立�！盵54]

　　其實，這一點美國人也不是不明白。1949年4月，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有識之士就對美駐印度使館提出的干涉西藏的政策提出置疑，認為：

　　做出承認西藏的決定不僅僅涉及我們對西藏的政策，而且涉及我們重新考慮對中國的政策。我們所奉行的對華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向來是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這個原則阻滯、雖然沒有完全阻止中國被逐漸瓜分，還幫助中國通過第二次大戰(zhàn)確立了大國的地位。這種政策不應該放棄，除非清楚地看到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長期陷入分崩離析的局面，而且西藏對于我們利害攸關。[55]

　　事實上，西藏意識形態(tài)和戰(zhàn)略上的重要性非常有限。由于地處偏僻、其政府和社會的原始特征、與外部世界聯(lián)系有限的特點，除非得到影響深遠的實際的措施的支持，不能指望西藏長期在意識形態(tài)基礎上倒向西方。如果我們不能采取這些實際措施，承認本身并不能使西藏與西方站在同一戰(zhàn)壕里，實際上反而可能有悖于我們的長遠利益。同樣利用西藏戰(zhàn)略價值的努力，例如，作為空軍基地或火箭發(fā)射場，可能遭遇不僅是地形和天氣方面可怕的難題，而且還有西藏人基于宗教立場對飛機飛越其領土的反對。除非在西藏發(fā)現(xiàn)稀有礦藏，軍方認為西藏沒有戰(zhàn)略價值。

　　能否采取什么實際措施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現(xiàn)在控制西藏溝通西方通道的印度。如果印度與西方合作，西藏作為戰(zhàn)略和意識形態(tài)意義上的重要性就會大大減弱。如果印度不與西方合作，利用西藏作為西方堡壘的困難就會大大增加。[56]

　　事實上，當年美國對其反華的“西藏計劃”的有限性也不是不明白，只是由于有了朝鮮和越南戰(zhàn)爭的爆發(fā)，美國才強化了對達賴分離中國的活動支持力度，至于這種支持的有效性，由于配合主戰(zhàn)場的需要，美國政府也只能是不可為而為之。1950年3月1日，艾奇遜還在發(fā)給美駐印使館的192號電文中告訴亨德森“國務院希望印度能滿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圍內(nèi)，繼續(xù)承擔援助西藏的基本責任”。3月8日，亨德森在給艾奇遜的第301號電文披露印度已向“藏獨”勢力提供“小型武器要求”，其提供的“軍事援助在實質(zhì)上應是更多地提高西藏的士氣”，“而不是想像中的阻止全面入侵的措施”。[57]最讓美國“令人氣餒的”還是在艾奇遜在301號電文發(fā)出一個月之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就是4月1日，印度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美國假手印度干涉西藏問題以配合東亞兩場戰(zhàn)爭的企圖，在印度的不信任和中國的不妥協(xié)斗爭中最終化為泡影。

　　（全文摘自張文木新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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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大戰(zhàn)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戰(zhàn)略決戰(zhàn)，包括遼沈、淮海、平津三個戰(zhàn)略性戰(zhàn)役。

　　[2] “培根致石博思備忘錄”（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頁。

　　[3]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頁。

　　[4] “培根至石博思備忘錄”（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頁。

　　[5]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7月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頁。

　　[6]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7月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頁。

　　[7] “培根致石博思備忘錄”（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頁。

　　[8] “司徒雷登致艾奇遜”（1949年7月8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頁。

　　[9] “艾奇遜致亨德森”（1949年7月28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頁。

　　[10]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8月5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頁。

　　[11]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12月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頁。

　　[12]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登上北上的專列前往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結束訪問，同周恩來等登上回國的專列。他在沿途參觀了一些蘇聯(lián)城市和工廠。進入中國境內(nèi)，又在哈爾濱、長春、沈陽視察。3月4日回到北京。毛澤東訪蘇隨行人員有陳伯達（以教授的身份）、師哲（翻譯）、葉子龍、汪東興等。蘇聯(lián)方面由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蘇聯(lián)援華專家總負責人柯瓦廖夫陪同。

　　[13] 毛澤東：“責成西北局擔負解放西藏的主要責任”（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14] “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經(jīng)營西藏的任務”（1950年1月2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

　　[15] “艾奇遜致駐印使館”（1950年3月1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頁。

　　[16]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3月8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頁。

　　[17] “艾奇遜致駐印使館”（1950年7月2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337頁。

　　[18]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9月10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40頁。

　　[19]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10月26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頁。

　　[20] “艾奇遜致駐印使館”（1950年10月27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頁。

　　[21]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10月31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頁。

　　[22]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11月3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頁。

　　[23] “美國在亞洲的目標政策和行動方針”（1951年5月17日）（NSC48/5），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頁。

　　[24]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頁。

　　[25]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375頁。

　　[26] 劉緒貽主編：《美國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頁。

　　[27] 西藏和平解放后，美駐印使館和中央情報局一直秘密與夏格巴等保持著密切接觸。西藏地方的偽“人民會議”在1952年被取締后，又一批分裂分子到達印度。達賴的兄長嘉樂頓珠和土登諾布經(jīng)常往來于印美臺之間，對達賴喇嘛及其周圍官員頗有影響，成為分裂勢力的骨干。據(jù)作為譯員參與在印密謀的喬治•帕特森稱，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lián)系從未中斷。1953年，土登諾布與中央情報局接觸，1955年，西藏大商人邦達昌又和美國代表見面，美國當時提出一個關于叛亂的十年計劃，目的是破壞中國對西藏的治理。早在1951年，中央情報局就與嘉樂頓珠簽訂協(xié)議，最初請他收集情報，而后開始策劃游擊戰(zhàn)。在此背景下，1956年2月底，分裂分子在甘孜大金寺首先發(fā)動叛亂，靠近中國的印度小城噶倫堡成了叛亂分子的指揮部。公布扎西等叛亂頭目通過在噶倫堡的嘉樂頓珠，與中央情報局接上了頭，在嘉樂頓珠的安排下，中央情報局于1957年從在印藏人中選拔六名青年，送往關島接受識圖、收發(fā)報、射擊和跳傘訓練，其中的兩名于當年8月被空投到拉薩南面的桑日宗，使命是敦促達賴喇嘛向外國公開請求幫助以反對中國的統(tǒng)治。兩人攜電臺潛入拉薩與公布扎西取得了聯(lián)系，并通過他于1958年1月在羅布林卡與達賴喇嘛的副官長帕拉•土登為登密談，5月，兩人到達叛亂分子的山南總部，很快，美國就在哲古地區(qū)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fā)、子彈40000發(fā)。此外，美國還從尼泊爾和錫金偷運武器彈藥給山南的叛匪。來源：“美國對1959年西藏叛亂的反應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28] 來源：“美國對1959年西藏叛亂的反應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29] “駐韓大使道林發(fā)給國務院的電報”（1957年5月27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頁。

　　[30] 這次叛亂也被蔣介石集團認為是“反攻大陸”行動的有機組成部分。1959年3月26日，蔣介石聲明“一旦中共政權瓦解，他的政府將‘幫助西藏人民按照自決原則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愿望’�！�3月29日，蔣介石發(fā)表講話，“要求為大陸的革命運動、尤其是西藏起義增加援助�！眳⒁娞瘴尼撝骶帲骸睹绹鴮θA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448頁。

　　[31]“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致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備忘錄”（1959年4月1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頁。

　　[32] “備忘錄”（1959年4月23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頁。

　　[33] “代理國務卿狄龍致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備忘錄”（1959年4月30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452頁。

　　[34] “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饒伯森致國務卿赫脫備忘錄”（1959年5月5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454頁。

　　[35] “關于特別小組的備忘錄”，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頁。

　　[36] “關于303委員會的備忘錄”（1968年1月16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頁。

　　[37] “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格雷為存檔而做的備忘錄”，（1960年2月4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頁。

　　[38] “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格雷為存檔而做的備忘錄”，（1960年2月4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頁。

　　[39] “關于特別小組的備忘錄”，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頁。

　　[40] 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軍民發(fā)動春節(jié)攻勢，歷時45天，他們對36個省會、5個大城市、64個區(qū)府和50個戰(zhàn)略村同時發(fā)動進攻，襲擊了美國大使館、西貢機場、“總統(tǒng)”府和南越“政府”總參謀部，并攻占古都順化，殲敵15萬人。世界為之震驚。3月，約翰遜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轟炸。

　　[41] “關于303委員會的備忘錄”（1968年1月16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頁。

　　[42]“美國對1959年西藏叛亂的反應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43] “代理國務卿狄龍致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備忘錄”（1959年4月30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頁。

　　[44] “道格拉斯致艾奇遜”，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36頁。

　　[45] 王宏緯：《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頁。

　　[46] 詳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頁。

　　[47] 詳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頁。

　　[48] “關于特別小組的備忘錄”，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頁。

　　[49] “代理國務卿狄龍致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備忘錄”（1959年4月30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頁。

　　[50] 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83-84頁。

　　[51]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p.56.

　　[52] “艾奇遜致亨德森”（1949年12月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頁。

　　[53]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1月20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頁。

　　[54] 轉引自沈開運、達瑪?shù)戎�：《透視達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頁。

　　[55] “培根致石博思備忘錄”（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頁。

　　[56] “培根致石博思備忘錄”（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頁。

　　[57]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3月8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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