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年屆七旬之際，孔子與蘇格拉底的人生都出現(xiàn)了一個重大的轉變：70歲的孔子從政治轉向文化，潛心于《春秋》的編纂等多項文化事業(yè)；
通過傳統(tǒng)文化的整理與提煉，孔子完成了為人間制定規(guī)則、確立準據(jù)、尋找意義之使命，從而達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與之不同的是，70歲的蘇格拉底被人控告，并被判處死刑，在神意與公眾意愿的沖突中，蘇格拉底除了走向死亡，別無選擇。中西圣賢在七旬之際的不同境遇，體現(xiàn)了兩種值得注意的思想與文化。

　　一、70歲的孔子與70歲的蘇格拉底

　　考究中西文化的源頭，人們習慣于把孔子與蘇格拉底相提并論。就相同的方面來說，兩位圣賢在中西文化傳統(tǒng)中的歷史地位大致相當，獲得的尊崇難分伯仲，甚至都喜歡“述而不作”這種表達思想的方式——格言式的孔氏“論語”是孔門弟子整理而成的，論辯式的蘇氏“論語”則是柏拉圖、色諾芬等人記載下來的，等等。不過，兩位圣賢之間的差異更加引人注目：孔子曾“居廟堂之高”，懷有強烈的用世之心，為了重返廟堂，曾多年風塵仆仆地奔走于各國；
蘇格拉底始終安心做一個職業(yè)的雕刻技師，喜歡利用業(yè)余時間漫步雅典街市，自由閑適地找人談天。此外，孔子晚年的基本身份是教師，招收的學生比較多，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賢”的說法，相比之下，蘇格拉底的朋友比較多，在交往的過程中，平等的爭辯隨處可見，似乎并不享有孔子那樣的尊嚴……。

　　倘若要就孔子與蘇格拉底之間的異同做出全面的比較，顯然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勝任的。因此，本文只想討論一個相對具體的問題：兩位圣賢在70歲時的境遇。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主題，是因為，兩位圣賢在年屆七旬之際，無論是內(nèi)心體驗還是外在處境，都截然不同。簡而言之，70歲的孔子自由自在、隨心所欲；
70歲的蘇格拉底卻受制于人、身不由己。

　　先看70歲的孔子。

　　按照《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孔子享年73歲（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對于這段漫長的人生旅程，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有一段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边@番話，顯然是孔子在垂暮之年對自己的一生所作的一個簡短的總結。然而，這又絕不是一份單純的“個人總結”，相反，它對于歷代中國人的生命歷程，都具有強調(diào)的示范意義與規(guī)范作用：一個人在30歲時應當站穩(wěn)腳跟，在40歲時應當世事洞明而不至于迷惘，到了50歲，就應當知道上天為自己安排的命運，如果活到花甲之年，就要能夠辨別各種話語的是非真假，等等。但是，最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還是孔子在70歲時的心境：他感到，只要按照心里的想法去說、去做，就不會超越規(guī)矩。

　　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東方圣賢在70歲前后的一個顯著區(qū)別：在70歲之前，他只能實現(xiàn)某個單一的、具體的目標，譬如辨別真假、找準位置之類；
但是，年過七旬之后，他似乎就邁入了一個自由自在的全新境界：心身和諧、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毋須掩飾、不用偽裝、不必隱藏；
不會犯規(guī)，不會出錯，自在安詳。

　　再看70歲的蘇格拉底。

　　那是公元前399年的春天，70歲的蘇格拉底被人控告。原告包括三人，他們分別是悲劇詩人邁雷托平、修辭學家賴墾、民主派政治活動家安匿托士。他們控告蘇格拉底犯有兩項罪行：一是瀆神或慢神，二是蠱惑敗壞青年。為了審理這個案件，雅典城邦依法組織了一個包括501人的審判官團隊。在審判過程中，先由原告方提出控訴，然后是被告蘇格拉底做出辯護。接下來，由審判官團隊就被告人有罪還是無罪進行表決，表決的結果是281張贊成票對220張反對票，從而對蘇格拉底做出了有罪判決。關于刑罰方式，原告的建議是處以死刑，蘇格拉底的建議是罰款——起先認罰1個命那，后來受在場朋友的慫恿，追加到30命那。最終的結果是，審判官團隊決定采用原告的提議，判處蘇格拉底死刑。[1]（P83-84）

　　按照當時的慣例，蘇格拉底原本可以免除一死。免死的方法也很多，譬如，在審判之前就流亡境外，這是當時比較常見的選擇；
為自己辯護的時候措辭溫軟，說些悔改的話，或追述戰(zhàn)功，請求將功贖罪；
要么自認充分的罰款，以博得審判者的寬宥；
或者在判決之后、執(zhí)行之前的一個月內(nèi)設法逃亡，等等。只要選擇了其中的任何一項，蘇格拉底都可以繼續(xù)活下來。然而，這位70歲的老人沒有做出其他選擇，而是選擇了死亡。在《蘇格拉底的申辯》中，這位臨終的圣賢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nèi)セ�，誰的去處好，唯有神知道�！盵1]（P80）這樣的悲劇性結局，與孔子的“從心所欲”，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反差。

　　二、70歲的孔子為什么“從心所欲”

　　先看70歲的孔子為什么“從心所欲不逾矩”。

　　也許有人會認為，蘇格拉底遭到指控，是因為三個原告平日受過蘇氏的批評，懷恨在心，以控告作為報復的手段，因此，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緣于他樹敵過多。然而，比較起來，孔子需要面對的論敵與政敵，恐怕并不比蘇格拉底的對手更少吧，為什么孔子就可以“從心所欲”呢？

　　在孔子時代的言論界，盛行的是百家爭鳴。孔氏學說作為一門顯學，自然會招致廣泛的異議。譬如墨子，就對孔子的儒學給予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焉”，諸如不信天鬼，“天鬼不悅”；
堅持厚葬，勞民傷財，等等（《墨子·公孟》）。在《非儒》篇中，墨子還說：（孔氏）“盛飾邪說，以營世君；
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痹谀抑�，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莊子對于孔氏的批判與譏諷，更是不留情面。

　　在政治實踐領域，孔子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幸運者。據(jù)《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少年的“孔子貧且賤。”在他30多歲的時候，曾遇到齊景公問政，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策，后來還說“政在節(jié)財”。這樣一些政治見解，得到了齊景公的賞識，“欲以尼谿田封孔子”，但卻遭到了晏嬰的堅決反對。稍后，孔子又面臨齊國大夫的迫害，只好逃離齊國。直到50歲左右，孔子才進入魯國政府，先后擔任過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等職務。56歲那年，孔子還以大司寇的身份“行攝相事”，誅殺過“亂政者少正卯”。其間，孔子“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
男女行者別于涂；
涂不拾遺；
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闭斂鬃榆P躇滿志之際，一場政治陰謀又把他逼下臺，迫使他背井離鄉(xiāng)。此后的13年里，孔子周游列國，希望再次找到伸展政治抱負的機會，但是，這樣的機會再也沒有降臨。大約在70歲左右，孔子終于回到了魯國。三年后，即魯哀公十六年，73歲的孔子撒手人寰，告別了這個世界。

　　從這樣的人生經(jīng)歷來看，當孔子體驗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時候，恰恰是他結束顛沛生涯、安居魯國的時候。在最后的三年時間里，“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他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從政治領域轉到了文化領域。根據(jù)《史記·孔子世家》中的記述，孔子在這個時期的文化活動主要包括：

　　（1）整理古代的“禮”——“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2）整理古代的“樂”——孔子自稱：“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3）整理古代的“詩”——“三百五篇孔子比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4）整理古代的“易”——（孔子）“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孔子）曰：‘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5）編寫古史“春秋”——“子曰：‘弗乎弗乎，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而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jù)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為‘子’；
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其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暗茏邮堋洞呵铩�，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除了這五項具體的文化事業(yè)，孔子還在教育方面花費了較多的精力�！妒酚洝飞险f：“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yè)者甚眾。”

　　在諸多文化業(yè)績中，無論是編寫《史記》的太史公還是孔子本人，最為看重的恐怕還是《春秋》的編纂。在太史公眼里，“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后人也說，在《春秋》中，“一字之褒，榮于華袞；
一字之貶，嚴于斧鉞”，這樣的評價，當然包含了夸張或修辭的成分。不過，就像巴金晚年以五卷《隨想錄》作為他一生的“收支總帳”一樣，年過七旬的孔子省視他的一生，大概也是把《春秋》視為他一生的“收支總賬”的。在七旬孔子的內(nèi)心深處，最值得“見于后世”的，大約不是以大司寇的身份誅殺少正卯，應當是潛心編成的《春秋》吧？倘若依照現(xiàn)代人的習俗，如果在孔子的墓碑上刻下“《春秋》作者之墓”，可能最符合孔子本人的心愿吧？

　　在做完了這些文化活動之后，特別是在完成了《春秋》之后，孔子感到，無論是對后世還是對自己，都可以有一個交待了。少年的貧賤，青年的困厄，中年的奔波，短暫的政治生涯，都已經(jīng)隨風而逝，了無痕跡。只有最后幾年里完成的文化事業(yè)，才讓老人的內(nèi)心得到了足夠的寬慰。特別是《春秋》的編寫，簡直就是一項立法活動：何為正當，何為不正當；
褒什么，貶什么，都發(fā)乎孔子的心里，出自孔子的筆下。為什么“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原因就在于：在這個時候，孔子自己就是各種規(guī)矩的制定者、一切是非標準的確立者。他想什么，什么就是“矩”；
他做什么，什么就是“矩”。

　　三、70歲的蘇格拉底為什么“別無選擇”

　　如果說70歲的孔子已經(jīng)達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那么，70歲的蘇格拉底除了選擇死亡，為什么沒有別的選擇？為什么西方圣賢不能享有東方圣賢體驗到的那種自由呢？

　　柏拉圖寫下的《蘇格拉底的申辯》，詳盡地記述了一段圣賢心曲。通過這篇“申辯”，我們可以真切地看到一代圣賢的不自由處境。

　　一方面，蘇格拉底對于自己的神圣職責，懷有高度的自覺；
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可以萬死不辭。他說：“凡職位所在，無論出于自愿所擇，或由于在上者委派，我想都必須堅守崗位，不辭行險，不顧一切，不計性命安危，寧死勿辱�！盵1]（P65）在蘇格拉底看來，自己的職責既出于自愿選擇，但更是神分派的；
履行認定的職責，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神負責。為此，他告訴雅典民眾：“我相信，我了解，神派我一個職務，要我一生從事愛智之學，檢察自己，檢察他人”。[1]（P65）可見，蘇格拉底對于自己職責的神圣淵源，是堅信不疑的。即使有死刑的威脅，也并不退縮、屈服；
甚至僅僅要他保持緘默，他也做不到，因為，“我不能緘默，緘默就是違背神的意旨�！盵1]（P76）

　　既然“神”就在蘇格拉底的心里，為什么還是被他人控以“慢神”之罪？其原因就在于：蘇格拉底心中的“神”，大約不是雅典神廟里供奉的“神”——也許正是雅典民眾已經(jīng)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他們才懷疑蘇格拉底試圖宣傳新的神，這當然就構成了對于廟中之神的瀆犯。如果要進一步追問：蘇格拉底堅信的“神”到底是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康德心中的“道德律”，或者愛因斯坦眼里的“上帝”，大概差可比擬。正是由于這種“神”的存在，正是由于這種神圣職責的約束，才為蘇格拉底的以身殉職，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如果說雅典公眾是“酣睡者”，那么，蘇格拉底就是“喚醒者”。在酣睡者與喚醒者之間，立場截然相反，愿意完全相悖，這就使蘇格拉底不由自主地站到了雅典公眾的對立面，這就為蘇格拉底之死，提供了必然性。

　　從過程上看，蘇格拉底如果要履行自己作為“喚醒者”的神圣職責，就意味著要把自己的愿意強加于“酣睡者”，這就會引起“酣睡者”的反擊。在這種困境之下，蘇格拉底要么放棄自己的神圣職責，要么接受對方的懲罰。由于職責的神圣性和不可放棄性，這就把蘇格拉底逼進了一個死胡同：接受對方的懲罰，——除此之外，他沒有別的選擇。事實上，蘇格拉底對于自己所處的困境，已有清醒的認識，正如他在“申辯”中所說的：

　　“你們?nèi)绻麣⒘宋�，不易另找如我之與本邦結不解之緣的人，用粗鄙可笑的話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象馬虻粘在馬身上，良種馬因肥大而懶惰遲鈍，需要馬虻刺激；
我想神把我絆在此邦，也是同此用意，讓我到處追隨你們，整天不停對你們個人喚醒、勸告、責備。諸位，這樣的人不易并遇，你們?nèi)袈犖覄瘢粝挛野�。象睡眠中被人喚醒，你們盡許會惱我、打我，聽安匿托士的話，輕易殺我，從此你們余生可以過著昏昏沉沉的生活，除非神關切你們，另派一個人給你們。我這樣的人是神送給此邦的禮物，在這方面你們可以見得：我自己身家的一切事務，多少年來經(jīng)常拋之腦后，總是為你們忙，分別個個專訪，如父兄之于子弟，勸你們修身進德。”[1]（P67-68）

　　可見，為了讓“酣睡者”醒來，蘇格拉底可沒少花功夫：整天追著他們，不停地喚醒、勸告、責備，以至于自己身家的一切事務，都無暇顧及。然而，吊詭的是，對于蘇格拉底的不懈勞作，雅典公眾并不領情，依然要判他死刑。在這里，我們當然可以責備雅典公眾“不知好歹”、“恩將仇報”。但是，在這種情緒化的道義評判之外，我們還應當理性地看到，在蘇格拉底與雅典公眾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場靈與肉、德性智慧與錢財名譽之間的沖突。在蘇格拉底看來，是非、善惡至關重要，為此，他質問公眾：“你以為稍有價值的人只會計較生命的安危，他唯一顧慮的不在于行為之是非、善惡嗎？”[1]（P64）面對這樣的追問，雅典公眾并不以為然，因為，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并不認同蘇格拉底的價值選擇。然而，蘇格拉底并不罷休，更不氣餒，他說：

　　“雅典人啊，我敬愛你們，可是我要服從神過于服從你們，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總不會放棄愛智之學，總是勸告你們，向所接觸到的你們之中的人，以習慣的口吻說：‘人中最高貴者，雅典人，最雄偉、最強大、最以智慧著稱之城邦的公民，你們專注于盡量積聚錢財、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靈的最高修養(yǎng)，你們不覺得慚愧嗎？’如果你們有人反辱相稽，還說注意這些，我不輕易放過他，自己也不離開他，必對他接二連三盤問，如果發(fā)現(xiàn)他自稱有德而實無，就指責他把最有價值的當作輕微的、把微末的視為重要的。我遇人就要這么做，無論對老幼、同胞或異邦人，尤其是對同胞，因為他們和我關系較為切近。你們要明白，這是神命我做的事，我認為，我為神辦此差是本邦向所未有的好事。”[1]（P66）

　　歸納起來，蘇格拉底的困境在于：他必須履行神派遣的職責，去喚醒酣睡的雅典公眾；
他認為，“醒來”比“酣睡”更好。但是，多數(shù)雅典公眾并不贊同他的看法，他們不愿被喚醒，他們要求蘇格拉底閉嘴并道歉，然而，蘇格拉底只愿服從神，不愿意服從雅典公眾。于是，這個年屆七旬的老人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雅典公眾做出的死刑判處。

　　四、立法者的自由與使者的不自由

　　在齊格蒙·鮑曼的《立法者與闡釋者》一書中，開篇就區(qū)分了兩種知識分子：現(xiàn)代的立法者與后現(xiàn)代的闡釋者。其實，圣賢也可以分為兩類：人間的立法者與神的使者。

　　70歲的孔子就是人間的立法者。更具體地說，孔子是傳統(tǒng)習慣、社會規(guī)范與是否標準的傳承者、提煉者、制定者，他通過《春秋》的編纂，禮樂詩書的整理，并以招徒講學等方式，把一整套具有規(guī)范性的話語體系全面推向社會、推向未來，從而完成了為天地立心、為人間立法的使命�？梢韵胂�，當孔子自稱“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時候，在他的潛意識里，也許就是指：自己心之所想，就是“矩”；
把心之所想付諸言行，就是“垂范”；
一種“示范性的言行”，不就是一套“靜態(tài)規(guī)矩”的“動態(tài)表達”么？談何“逾矩”？既然如此，對于70歲的孔子來說，怎么想就怎么說，怎么說就怎么做，都是正當?shù)模瑳]有“逾矩”的顧慮。這，就是70歲的孔子所享有的自由。

　　孔子作為立法者享有的這種“從心所欲”式的自由，蘇格拉底大概是難以體會的。蘇格拉底不是某種傳統(tǒng)文化的守護者、捍衛(wèi)者，更無意為當下及未來制定永久性的規(guī)范或權威性的標準。大致說來，蘇格拉底是一個秉承神意的使者，更具體地說，他是流行觀念的質疑者，人生價值的省察者，德性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喚醒者、勸告者、責備者……。履行這樣一些角色，既是神的要求，同時也使蘇格拉底經(jīng)常被置于公眾趣味的對立面。譬如，普通公眾都偏愛積累錢財、獵取名譽，但在蘇格拉底看來，這是舍本逐末，因為德性與智慧更加重要，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戰(zhàn)了公眾的趣味；
再譬如，肥大的良種馬喜歡懶洋洋地睡大覺，蘇格拉底卻偏要做一只馬虻，一心只想刺激這匹懶馬，讓它清醒過來，這就難免引起懶馬的厭煩甚至憤懣；
懶馬如果要擺脫馬虻的刺激，不受打擾地酣睡，最徹底的辦法就是處死這只討厭的馬虻，——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其實就代表了一匹懶馬對一只馬虻的正常態(tài)度。這，就是蘇格拉底作為一只馬虻的命運。換言之，蘇格拉底除了選擇死亡，沒有別的選擇，——除非他不再做一只馬虻，除非他也與懶馬一起酣睡，然而，那還是蘇格拉底嗎？

　　蘇格拉底的困境，在于他拂逆了公眾趣味，并通過凸顯兩種不同的人生境界——追求德性智慧的人生與追求錢財名譽的人生——之間的巨大反差，揭示了公眾趣味中低俗的一面，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傷害了多數(shù)公眾的自尊心，受到傷害的公眾做出某種形式的反擊，就將不可避免。因此，在蘇格拉底與雅典公眾的對峙中，蘇格拉底要么放棄馬虻的神圣職責，要么選擇死亡，舍此二途，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這就是蘇格拉底面臨的現(xiàn)實困境，也是他不自由的根源。

　　在審判過程中，蘇格拉底曾反復申辯：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讓城邦公眾的生命更有價值，生活得更好，就像父兄之于子弟的態(tài)度一樣。但是，多數(shù)“子弟”似乎并不領情——多數(shù)人投票判他死刑就是明證。從這樣一個場景著眼，我們事實上還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中的三個主體：神，蘇格拉底，公眾。其中，公眾要酣睡，神卻派遣蘇格拉底去把他們喚醒；
公眾不愿醒來，他們遷怒于蘇格拉底，蘇格拉底遭到了公眾的懲罰。在三個主體之間，蘇格拉底與公眾的沖突，本質上就是公眾與神的沖突，公眾無法懲罰神，只好懲罰神派來的使者——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命運，就是一個使者的命運、先知的命運、圣徒的命運。他除了以犧牲自己的方式，履行“神的使者”之職責，沒有別的選擇。70歲的蘇格拉底雖然選擇了死亡，但是，神與人的沖突并沒有結束，而是貫穿了西方文化數(shù)千年發(fā)展歷程的始終。

　　如果說，蘇格拉底的不自由，緣于他作為“神的使者”的職責，那么，孔子的自由，則是出于他作為“立法者”的角色�！妒酚洝た鬃邮兰摇贩Q：“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就意味著，在孔子那里，沒有神和人的對立，只有一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諧圖景，人間秩序不必到人世之外去尋找源頭與依據(jù)，只需要訴諸傳統(tǒng)、訴諸人自身就夠了。記得華裔學者余英時曾經(jīng)分辨過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與中國文化的內(nèi)在超越，[2]（P10）其實，在筆者看來，這兩種“超越”之間的差異，通過兩位七旬圣賢的境遇，就可以得到闡明。

　　70歲的孔子所體會到的自由，在后來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屢屢被重述。譬如，張載表達的“為天地立心”、“為往圣繼絕學”的愿望，王守仁所謂的“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等等之類的話語，其實都是對孔子“從心所欲”的遙相呼應。歷代中國圣賢對于蘇格拉底所置身于其中的神與人的沖突場景，鮮有真切的體驗。

　　只有到了現(xiàn)代，蘇格拉底的困境才在魯迅那里有了一絲回響。在《〈吶喊〉自序》中，魯迅講到，當時他正在抄古碑，錢玄同來請他為《新青年》寫文章，他對錢玄同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現(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3]（P418）這段話描述的場景，與蘇格拉底的處境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在蘇格拉底與魯迅的面前，分別都有一群熟睡的人。但是，要不要喚醒他們呢？蘇格拉底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把這種“喚醒”視為自己的神圣職責。魯迅的態(tài)度則比較猶豫：一方面，驚起了其中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必然要讓他們承受“先覺者”的苦楚，而且對于其他熟睡者，并無什么補益；
另一方面，罩著熟睡者的鐵屋子無法打破，不論是“醒來”還是“不醒”，都無法逃脫“悶死”的命運。除此之外，在魯迅與蘇格拉底之間，還有一個明顯的區(qū)別：對魯迅來說，并沒有接到神的旨意，因而是否喚醒公眾，取決于魯迅自己的意愿；
但對蘇格拉底來說，神的啟示隨時猶言在耳，不容懷疑�！@一點，既可以說是蘇格拉底與魯迅的差異，也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不同于中國文化的內(nèi)在超越的地方吧？

　　五、孔子的守成態(tài)度與蘇格拉底的批判精神

　　通過回顧兩位圣賢在古稀之年的行跡與心跡，比較孔子的自由心境與蘇格拉底的不自由困境，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討論兩種不同的思想傾向：守成與批判。

　　孔子所表達的，正是守成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肯定傳統(tǒng)文化的正面價值，強調(diào)歷史對于當下及未來的規(guī)范作用，側重于維護社會生活的秩序性、穩(wěn)定性、延續(xù)性。在《論語·八佾》篇中，孔子曾宣稱：“周監(jiān)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痹谶@里，孔子對于從夏商二代沿襲到周朝的禮樂制度高度禮贊，不勝向往，所表達的就是一種守成或傳承的態(tài)度。孔子的這種思想傾向，對于中國歷代的思想活動與政治實踐，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就思想史來說，長期盛行的是“代圣人立言”，即使是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家，比如朱熹，也要通過“集注四書”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樣的思想表達方式意味著，思想家的思想不是出于自己的憑空創(chuàng)造，而是在挖掘傳統(tǒng)經(jīng)典著作中的微言大義。就政治史而論，數(shù)千年來，真正觸及內(nèi)核的政治革新極為罕見，政治運作方式代代相襲，鮮有根本性的變化。譬如，從秦始皇開始的“皇帝之下的三公制”一直到當代中國的“人代會之下的‘一府兩院’制”，一以貫之的政治結構似乎已經(jīng)達到了“超穩(wěn)定”的程度。

　　蘇格拉底所代表的，則是批判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的著力點，主要在于“挑刺”，在于揭示現(xiàn)實生活中的缺陷、毛��；
對于傳統(tǒng)的做法、普遍性的積習，絕不視為當然。在西方文化的源頭，這樣的思想傾向也許在更早的時候就萌芽了，但它在蘇格拉底身上，特別是通過“蘇格拉底之死”，才得到了突出而鮮明的體現(xiàn)。從此以后，這種具有批判精神、質疑性格的思想傾向就一直流淌在西方文化的歷史長河中。譬如，在中世紀，有哥白尼的“日心說”對“地心說”的挑戰(zhàn)；
在資本主義革命時期，出現(xiàn)了洛克對于“君權神授論”的駁斥；
在19世紀，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世界的尖銳批判，在東西方世界都產(chǎn)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到了20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福學派也是以“批判理論”而著稱的；
在當代法學領域，以昂格爾等人為代表的批判法學，也秉承了這種社會批判的傳統(tǒng)，不妨視之為蘇格拉底精神在現(xiàn)代西方法理學中的一縷余緒。

　　蘇格拉底堅守的質疑性格與批判精神，是他陷入不自由困境的重要根源。因為，如前所述，這樣的堅守常常把他置于流行觀念與大眾趣味的對立面，因而會受到多數(shù)人的反對與厭煩。然而，如果沒有蘇格拉底堅守的批判立場，整個社會就將在迷迷糊糊中酣睡下去，缺乏自省自救的能力，失去自我更新的機會，甚至可能像“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樣，身處險境而不能自知。從這個意義上說，蘇格拉底以自己的不自由（死亡）作為代價，為西方文化注入了自我省察、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精神因子。如果要追溯西方文化中蘊含著的創(chuàng)造能力、科學精神的源頭，大概就在這里。

　　孔子的自由，源于他在年屆七旬之后，終于為自己確立了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者與整理者的角色。這種角色所承擔的核心職責，就是承前啟后，既總結、提煉人世間的秩序，同時也為這套秩序賦予“意義”。站在這個角度上，我們可以說，孔子是“守舊”的。然而，孔子對于“舊”文化的“守護”與整理，既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更有助于形成和諧有序的社會生活。后人常說，“天不生仲尼，則萬古如長夜”，這話也許稍稍“過”了一些，但是，孔子晚年的文化勞作，確實為中華民族規(guī)定了一種秩序與一套意義，從而為我們的民族精神提供了一棵最堅硬的內(nèi)核。

　　當前，我們既需要蘇格拉底的批判精神與自省能力，但也需要孔子的傳承立場與守成態(tài)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想傾向，在現(xiàn)當代中國都處于相對貧困的狀態(tài)。

　　一方面，在面對傳統(tǒng)文化的時候，我們要么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諸如“廢除漢語”、“打倒孔家店”、“破四舊”之類的過激主張，就是這種態(tài)度的集中體現(xiàn)。要么徹底倒向另一邊，認為只有儒家學說才能救中國、才能救人類。在這種非此即彼、看似堅定的立場背后，實際上是生硬、武斷、簡單化，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輕慢。這兩種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都阻礙了當代對于傳統(tǒng)的親切的理解，不利于在當代與傳統(tǒng)之間建立起具有血脈相連的關系。

　　另一方面，在面對社會現(xiàn)實的時候，我們更缺乏足夠的批判意識與質疑性格，或者說，缺乏蘇格拉底所說的“馬虻”的精神。誰是當代中國的“馬虻”呢？在20世紀上半葉，我們也許可以舉出魯迅，在20世紀下半葉，人們也許會想到顧準。單就思想傾向來說，這兩位孤獨的思想者與蘇格拉底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過，相對于蘇格拉底所生活于其中的小小的雅典城邦來說，在我們這個龐大的國度里，只誕生了一個魯迅和一個顧準，恐怕還是遠遠不夠的。然而，如果沒有蘇格拉底式的“馬虻”，無論是一個小邦還是一個大國，都可能在渾渾噩噩的狀態(tài)下一直酣睡下去，不知東方之既白。

　　參考文獻：

　　[1][古希臘]柏拉圖．游敘弗倫 蘇格拉底的申辯 克力同[M]．嚴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余英時．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現(xiàn)代詮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3]魯迅．魯迅全集[C]（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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