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本小書在市面上流傳，但是很少有人關注，因為它看上去是那么單薄，區(qū)區(qū)100來頁，有著一個俗氣的封面設計，翻翻內容也不得要領，看看目錄：“我們的高三——開學、動員、偷閑、動力、差生、受挫、色彩、堅持、沖刺、花兒、輪回”，弄不清楚這是一份關于中學高三年級的“說明書”，還是一份回憶錄。書中還配發(fā)了一個叫做王錦春老師的訪談錄，另有一篇他的文章《高三學生心理過四關》，還有一個叫做周浩的訪談錄，此人為南方報業(yè)集團21世紀報系記者，也是該書的作者之一。這些亂糟糟的東西放在一起，令人感到不知所云。只是該書封面的右上角兩行很小的字透露了其中奧秘——“2006年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最佳紀錄片人道獎”，接著以更小的字表明：“隨書附送《高三》紀錄片VCD”，嗬，原來如此，有一部紀錄片要抵達人們手中。

　　實際上對于許多人來說，這部紀錄片已經(jīng)不陌生。它曾經(jīng)在鳳凰電視臺分五個單元播出過，中央電視臺也做過一個簡短的版本，自2005年底開始，在國內不少大學有過放映。2006年6月，該片在香港電影節(jié)得獎之后，作者曾經(jīng)工作的單位《南方周末》曾經(jīng)做過專題報道，其他重要媒體也有跟進。片中的主角王錦春老師在首都機場下飛機時，有人竟然能夠將他認出來�？傊�，這是一部獲得不小成功的片子，看起來方方面面都感到比較滿意。人們知道美國有一個著名的電視獎艾美獎，一位三屆艾美獎獲得者、美國紀錄片導演Bill Einreinhofer也說：“一部如果有人讓我推薦一部可以讓他們了解當代中國的紀錄片，我慎重地提議推薦《高三》，這部片子觸及了不少中國基本的生活和社會問題”。

　　一切仿佛皆大喜歡了，對于導演周浩來說，這些都像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紀錄片得獎對他來說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挽救了他的婚姻，據(jù)說他再像那樣不務正業(yè)地拍下去，他的妻子都不想理他了。沒有想到跟著還出了書。據(jù)說這本書的印刷資助者將一大半印好的書私自“扣留”下來（這就是它在市面上不容易找的原因），說是要用來贈送給自己的員工，他認為這部記載高三學生如何奮斗高考的紀錄電影，是一部多么好的“勵志片”啊。

　　不同的接受渠道是不同的理解。對于一個文本存在歧異的解釋，這再正常不過了。但是若是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釋，那就有些不同尋常了。應該說，從紀錄片的角度來看，這部片子并無了不起的特色，那是導演的第二部作品，不管從拍攝手法還是剪接組合，都沒有什么出奇之處，影片所拍攝的，也是每天大量發(fā)生的有關高考的現(xiàn)象。但是問題在于：用肉眼看見的與用影像看見的就是不一樣！尤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如果是用肉眼目擊的，天長日久，人們會以為那就是一種“自然”，就像每天看見太陽、樹葉一樣，仿佛生活就是這樣；
而一旦當它們被拍攝下來，加在“現(xiàn)象”上面“自然”的外衣就可能脫落，露出其極其不自然的底色。不久前周浩、我與一群年輕學生一同觀看此片，年輕人有因為片中內容笑得前仰后合的，事后周浩問她們：你們都是過來人，為什么這些東西在現(xiàn)實生活中你們不笑？

　　在紀錄片的歷史上，也有過一部內容接近的片子引起了人們完全歧異的解釋，那就是懷斯曼的《高中》。費里德里克·懷斯曼是始于六十年代的美國紀錄片大導演，被稱譽為“真實電影之父”。他工作的特點一是專注于“機構”，觀察機構如何運行，其意識形態(tài)如何，機構中人們又是如何總在做同樣的事情；
二是不干預拍攝對象，全片沒有訪談，攝影機的位置相當于“墻上的蒼蠅”，一聲不響地記錄眼前的情景。懷斯曼的方式與他本人的背景及拍攝對象密切相關。作為一名律師他同時在大學從事法律教學，五十年代末一次他帶領學生參觀麻省橋水州立醫(yī)院，為的是讓學生看看他們未來的當事人可能遭遇的下場。當他改行拍電影時則自然想到了拍攝這家醫(yī)院。影片于1967年上映在紐約電影節(jié)上映之后遇到了強烈反彈，其中病人的處境與醫(yī)生的冷漠引起輿論關注，并于1968年被當?shù)胤ㄔ号刑幑�開場合禁演�！拔也徽J為橋水是個特別的機構。世界上像這樣的地方到處都是”，懷斯曼說。他拍攝了諸如《醫(yī)院》、《少年法庭》、《軍隊》、《公共住房》等，《高中》是其代表作之一。

　　《高中》則集中在作為一所學校如何運作這個焦點上，它將鏡頭主要給了在機構中有權勢的一方——學校的組織者以及教師，給予由他們所控制的各種場所——不同的課堂、不同的老師、學校的集會、討論等，而基本上不去反映學生的立場，許多鏡頭是從講臺往下拍攝的，而不是從課堂座位往上看。如果有學生開口說話，那么也是處于與學校的權力關系當中，是做學生的需要得到某些教誨或者指點，而不是學生們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事實上這樣做非常符合學校的情況，在高高在上的校方看來，學生們的感受和意見是不重要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據(jù)懷斯曼后來說，他是很厭煩那所費城的學校的，其教學內容、課程安排非常乏味，教師們在教學生們如何隨波逐流。但在片中，他卻采取了一種模糊立場，他更寧愿讓觀眾們自己得出結論。因而有一位非常保守的女政治家在看了這部電影之后，興奮地跑上前來祝賀他：“祝賀你，懷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個非常好的學校。你能告訴我們，怎么樣才能學到這個學校一些好的東西和經(jīng)驗嗎？”

　　秉承懷斯曼《高中》精神的是香港紀錄片女導演張虹的作品《中學》，周浩聲稱自己拍攝《高三》是受了張虹作品的啟發(fā)。社會學背景的張虹也是半道出身做紀錄片，2002年完成的《中學》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這部作品以香港兩所聲譽優(yōu)良的學校為拍攝對象，張虹本人更是沉默而固執(zhí)地躲在了攝影機背后。與懷斯曼的做法一樣，全片沒有人物對著鏡頭說話，而是繼續(xù)做他們自己的事情，如同攝影機不在場。不知道是否因為作者本人做過教師，這個片子顯得更加溫婉、節(jié)制，仿佛一份詳盡的關于兩個學校日常工作的報告，其中還體現(xiàn)了內地學校不具備的某些亮點。

　　可以感覺得到香港這兩所學校仍然擁有基本的教育理念。雖然一般地說亞洲國家或者說整個儒教地區(qū)都比較重視升學率，但是學生是否僅僅為考分奔忙、為考分所壓倒，這是一個基本分野。比較起來，香港學生的課程仍然比較完整，并且在那些副科科目的課堂上，比如制作標本、音樂、烹調或者縫紉課上面，老師和同學的態(tài)度都是認真和誠懇的�！凹议L會”則采取了工作坊的形式，按照某個主題家長們先參與“游戲”親身體會，然后互相討論發(fā)表看法，而不是像我們這里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被動地聽受訓斥。必要的時候學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情況，在辦公室門前點名需要見哪位老師希望得到他/她的幫助。不管這些是否僅僅是一些程序，是作為“機構”內部的例行公事，但顯然這個框架比其他框架能夠體現(xiàn)更多一些的教育精神。

　　與大陸學校明顯不一樣的是，香港這兩所學校都非常注意學生的儀表和禮貌，尤其是那所女子中學。說話聲音不要太高，不要影響別人，不僅是在校時需要監(jiān)督檢查的內容，而且還當作假期在家的“家庭作業(yè)”，返校后老師會詢問同學們不在學校的這幾天，“是否收聲啦？”在辦公室的會議上，老師們會仔細討論有明星來學校義演時，“允許她們瘋狂到什么程度？”離開座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能否允許站起來；
如果只能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是否允許她們跪著？跪到什么程度？是否允許臀部離開座位？還有是否允許她們大聲瘋狂地叫喊？有人建議不要規(guī)定那么具體，只要提醒她們注意禮貌就行了，但又有人反問：“如果她們認為（對明星們的）禮貌就是叫喊、瘋狂呢？”當討論如此詳細時，會令人想到

　　阿爾都塞的解釋，包含禮儀在內的紀律教育等都是“軟性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是培養(yǎng)順從人格、為現(xiàn)有社會提供勞動力再生產的起點。但對于經(jīng)歷了斯文掃地的大陸人來說，禮儀禮貌教育并不顯得僅僅是一件壞事。

　　可以質疑的是兩所華人學校主要是以英文上課，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副科科目也是。而老師們在辦公室里，當他/她們與家長、學生談話時，以及學生們互相談話時，用的都是粵語。這就意味著學校課堂上所使用的語言，并不是人們的日�？谡Z。這令人擔心運用一種外來語來建立有關這個世界的圖景，與人們實際生活的世界是隔膜和脫節(jié)的，從中年輕人也沒有學會如何表達自己對于世界的認識及種種切身感受。這其中有許多歷史背景，涉及到曾經(jīng)作為殖民地一個世紀之久香港如何建立自己文化上的主體性等問題。教育機構作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往往最不加掩飾地反映著那個社會的根本問題。

　　還有一些顯然令人不舒服的片斷：一位老師甚至用上了“孫子兵法”開導某學生“不應該向老師態(tài)度強硬，因為你斗不過他”；
一位女同學則態(tài)度強硬地堅持那些沒有拿到居留權的大陸人應該馬上回去，盡管老師再三提醒“他們的權利是被剝奪了”；
另一位教師視高中最后階段不能繼續(xù)升學的學生為理所當然，認為這是政府的決策而這項決策是無疑是英明的；
當一位澳洲教師反復提醒這樣做不合適而你們可以提出抗議時，她的臉上表現(xiàn)出非常不屑、傲慢的神情。

　　懷斯曼的《高中》與張虹的《中學》盡量捕捉學校的方方面面，展示不同的課堂、老師、活動等，而周浩的《高三》則將鏡頭主要對準一個叫做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屆高三(7)班這個群體，尤其是這個班的班主任王錦春。應該說，王錦春是一個稱職的老師，他有事業(yè)心、對學生負責，業(yè)務好且懂得學生心理，在現(xiàn)有教育制度的框架之中，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十分難得和可貴。這也是我身邊的一些朋友對這部電影不滿的原因之一，因為這個環(huán)境這個老師太光明太溫馨了，實際情形要比這個嚴酷黑暗得多。筆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正是因為這樣一位好老師，一個在各方面幾乎無懈可擊的老師，才能夠將目前教育制度中的問題呈現(xiàn)得更加清楚——如果有問題，并不能夠歸結到老師身上。觀看這樣的影片如同觀看懷斯曼的《高中》及張虹的《中學》一樣，重要的是看其學校系統(tǒng)在日常狀態(tài)下是如何運作的，而不是為了滿足一時一地“暴露”之快。難道我們所需要的僅僅是事實？某種結構本身不是更加觸目驚心嗎？如果允許按各自本地習慣比如香港多用“教育機構”而自稱，而大陸則多用“教育制度”來討論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下面則可以通過周浩的《高三》，來比較一下作為“機構”與作為“制度”，有哪些不一樣的特質。

　　首先不一樣的是，“制度”擁有一個壓倒性的目標，一個位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的重大事情，其余的一切都要向這個目標看齊，如果不能走在實現(xiàn)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那么就需要將它剪除，而剩下來的不管是什么，都要統(tǒng)一到這個目標上去，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因此圍繞著這個大目標而進行的，從任何角度看都像是一場“戰(zhàn)爭”，其中的人們時時刻刻處于某種緊急狀態(tài)，人人都在這種壓倒性的狀態(tài)下生活。高考對于十六七歲的年輕人來說，就是這樣一場戰(zhàn)爭。王錦春在開學不久進行“動員”時，就明確地說：“四個人考一個人，你要打嬴三個人，你才能考上本二”，為此應該“拿出半條命來”。乍一聽，這幾乎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想到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在他們成長的最關鍵時期，首先得經(jīng)歷一場同齡人之間“你死我活”的戰(zhàn)斗洗禮，將別人踩下去而自己爬上來，這還是比較可怕的。不管是麻省那所高中的學生，還是香港中學的學生，都不曾被動員起來加入一場打敗自己同學的戰(zhàn)役。一次班會上為了鼓氣，這個高三（7）班的全體同學一起聽了齊秦的《北方的狼》這首歌，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從那匹狼身上吸取力量：由孤獨變得冷血。

　　既然年輕的學生已經(jīng)成了這場戰(zhàn)爭的人質，那么這位班主任老師便可以像要求班上的學生那樣要求他們的父母：“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學問題當作一年當中的頭等大事來抓，沒有什么比你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所謂“抓頭等大事”，都是這個國家最為熟悉的政治語言。王老師甚至自告奮勇地代理起這些父母的婚姻事務：“千萬不要去鬧離婚什么的，要夫唱婦隨，你要離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離�！睂嶋H上在此后不論什么情況下，不論處理什么事情，比如學生中的戀愛、曠課等等，這位老師都馬上熟練地將話題轉到高考上面去，一切為高考著想。在這本書里王錦春訪談中，他自己還透露了一件得意之作：戀愛的一對學生中有女生一方不干了，明顯影響男生一方的情緒和成績，王老師則從中做工作，力主一定要求繼續(xù)將這個戀愛談下去，為的是不影響男生方高考的情緒和成績，結果雙雙都考上了大學。如此產生的問題不僅在于一般所說的“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矛盾，更在于經(jīng)歷過這種傾斜的狀態(tài)之后，這些年輕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對于這個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在經(jīng)歷過一種極度絕望和孤獨之后（俗說高考仿佛從鬼門關里爬出來）是否能夠建立起對于生活的基本視野和信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很有可能，一度被高度控制的心理上的黑暗會將某種陰影拖延很長時間，一度被徹底壓倒的經(jīng)驗會伴隨終身——不是被他人壓倒、就是去壓倒別人。很難說，我們這個社會本身很可能從遙遠年代的戰(zhàn)爭中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動不動就以一種準戰(zhàn)爭的方式處理事情，將犧牲無辜看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以說后患無窮。任何犧牲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所有那些被壓抑下去的東西，當它們在其他時間其他方式重新出現(xiàn)時，會是扭曲的和膨脹的，甚至可能是報復般的、窮兇極惡的。周浩這個片子的最后版本刪去了學生們高考之后在操場上焚書的場景，那種快樂那種興奮，是他們對自己報復也是對環(huán)境報復的開始。

　　其次不一樣的是，“機構”中的人們相對來說比較被動，那些學生們看起來比較消極，比較漫不經(jīng)心，他們遇到的更多是阿爾都塞表述的令其“屈從”的處境，消耗和磨平年輕人的個性和意志，讓他們變得乖順，在某種意義上“制度”則相反�！爸贫取奔ぐl(fā)人，激發(fā)人的野心和斗志，想方設法使得人變得很興奮，始終興致勃勃，處于一種被調動起來的高昂狀態(tài)之中。我的一位年輕朋友稱那個王老師像個“搞傳銷的”，說得有點刻薄了，但是他看上去的確是像個永不疲倦的推銷員，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滔滔不絕地提供各種“進攻方案”、“口令”、“密電碼”以及各種心理按摩。學生們也必須顯得個個勁頭十足，他們早期晚睡，一遍一遍地做已經(jīng)會做的題，背誦已經(jīng)會背的政治條文，還要一遍又一遍地鞭策鼓勵自己。貫穿周浩這個片子的是一個女生的獨白，從形式上來講這多少有些矛盾，日記的內在視角與觀察的旁觀位置形成了對立，但是從內容上來說一點沖突都沒有，因為這位女同學所寫的是“戰(zhàn)地日記”：她一次次鼓勵自己不要氣餒不要放棄，跌倒了再爬起來，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只要你咬緊牙關，閉上眼睛，拼命往前跑，總有一天你會成功的。記住，閉上眼睛，拼命往前�！敝芎埔淮卧趪�外放映時，觀眾席上有人問他的公司上哪里可以雇到這樣的人？在這樣的環(huán)境當中，不興奮是可恥的，置身其外是不被允許的。片中有兩個學生因為在網(wǎng)上做生意時有遲到、曠課、缺考行為，則被認為是麻煩制造者。而他們自己也都希望上大學，他們不會說干脆放棄這個愿望，這場戰(zhàn)爭就不打了。

　　用哈維爾的話來說，人人都在卷入這個制度，不同的人只是卷入的程度不一樣�！�—不，豈知是卷入，而且是“投入”，只是好同學與差同學、同學與老師、學生與家長各自投入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樣。是什么力量能夠如此這般將所有的人發(fā)動起來？作為“制度”到底有什么奧秘能夠激發(fā)這樣的能量？其實很簡單，它所使用的是“利益語言”。它對學生及家長說這是你們的“切身利益”，是你們自己的終生大事；
對老師說考上多少重點大學你們會得到多少獎勵，王老師坦言在武平縣官員的平均年薪一萬多的情況下，他本人弄得好一個學年下來可以有八千塊錢獎金。于是，制度的目標就和個人的目標結合了起來，制度將自己弄成正好代表著個人的利益要求，提供了各自利益實現(xiàn)的天地。這表面上聽上去振振有辭，但是人們忘記了一個前提：一個人是不能簡單地縮減為他的利益存在的，尤其是一個年輕人是不能夠過早地被縮減為他/她的生存壓力，好像除此而外別無其他。就像物理學不能減縮為學物理，數(shù)學不能減縮為學數(shù)學。否則，就是對這個學科以及對學習這個學科的人的侮辱。

　　當人們的利益被充分“照顧”到了的時候，一個抽空和注滿的過程就這樣產生出來。既然制度實現(xiàn)了他們的要求，他們也應該滿足制度的要求：年輕學生心甘情愿地愿做一顆考試的螺絲釘，在考試制度這部機器里旋轉得更好更快。與機構中只是抹殺你的個性不一樣的是，制度要求你的效忠，起碼表面上要做到如此。早讀時同學們如癡如醉般背誦的那些政治條文到底有什么意義？是否能夠提供關于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任何實際知識或者理性的眼光？那是不可以討論的。而將它們不問緣由地吞進去，這是對于制度的回收和回報，反過來，做得好也會轉變成對于聽話者的高度獎勵。因而就有了種種言不由衷的表現(xiàn)，有了各式明顯迎合的言詞舉動。比如課堂上老師在談完印尼海嘯之后，轉而問學生：“我們中國也發(fā)生一些大型事件，比如非典，從中能夠得到什么啟發(fā)？”一個被叫起來的同學很快脫口而出：“這些事情后面不是都解決了嗎？說明中國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去辦大事，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她無懈可擊的回答引起了課堂上一陣哄笑，當然不是嘲笑這位同學，而是嘲笑需要這種千篇一律答案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高考制度就是獎勵這種迎合者，而將那些不懂得或者不愿意迎合的人淘汰出去�？傆腥吮惶蕴�出去，于是總有人打破頭要進來。由教育制度體現(xiàn)出來的這種情況，從另一個角度表明，這種制度并非高不可攀，外人者進入也并非需要萬貫家財，說實話它的門檻并不高，但是最主要的條件是要能夠迎合和效忠。筆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歡說目前這種高考制度是唯一合理的人們都來看一看這部影片。中國人聲稱是最聰明的民族，難道就想不出別的辦法來，一定要讓我們年輕人、讓我們民族的未來，在這種一邊是恐懼、絕望、殘忍，一邊是亢奮、迎合、連根拔起的狀態(tài)下成長？

　　另外有一部紀錄片是從學生的角度拍攝的，片名《告訴我心中的秘密》，作者為17歲女孩，她手拿攝影機在課堂座位上拍到了年輕人眼中的老師和學校。其中班上的一個女同學對著鏡頭的質問誰都不能回避——“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我們現(xiàn)在應該知道。但是，我們現(xiàn)在的人生觀、價值觀受到了很大的扭曲�！睂嶋H上，不管是“機構”還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一種“無根”的教育，所謂價值觀都不同程度地被排除在外，制度的不同在于它同時還深深地扭曲了那些原本是樸素的是非善惡，顛倒了一個甚至沒有進過課堂的人都知道的黑白美丑，它的基本面向是反常的。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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