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在外，在賓館看了一回鳳凰衛(wèi)視的“一虎一席談”。這次是談要不要把諸葛亮的《出師表》從中學課本中剔除出去的問題。節(jié)目中的嘉賓吳祚來先生是主張?zhí)蕹�《出師表》的，但有其他人指著他的鼻子，要他捫心自問自己的道德情操是不是有問題。吳先生好涵養(yǎng)，沒有現(xiàn)場反唇相譏，只是說了些對諸葛亮不客氣的話。一場舌戰(zhàn)下來，吳先生這邊似乎寡不敵眾。

　　對諸葛亮批評就意味著批評者的道德情操有問題么？我不敢茍同。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兩件事情必須說清楚，第一，諸葛亮的《出師表》是不是體現(xiàn)了他的“愛國主義”？第二，“愛國主義”是不是必然意味著高水準的道德情操？

　　節(jié)目中的“捧亮派”認為《出師表》弘揚了愛國主義精神，是良好道德的范本，而諸葛亮則是道德楷模，都值得向年輕人推薦。這個看法正反映了國人在思考社會問題中的那種馬馬虎虎、不求甚解的習性，很不可取。幼時讀《三國演義》，也喜歡諸葛亮，至今如此，但這種喜歡是感性的；
理性地看，我很懷疑今人給諸葛亮戴的那些高帽子究竟有何意義。

　　愛國主義存在的前提是有“國家”的存在，否則，愛國主義只能是無本之木。國家是一個歷史概念。在我國古代文字中早就有了“國”這個詞，但歷史上的“國”大多是一個軍事共同體；
愛國其實表示了對軍事領袖(國君)的忠誠。在一些情況下，軍事共同體和百姓的利益并沒有重要關系。例如，三國時期，多個軍事集團爭奪權(quán)力，誰獲得勝利與百姓關系不是很大。同樣的道理，忠于劉備不需要熱愛某地的百姓；
諸葛亮的兄弟效力于孫權(quán)，也是忠于一個軍事領袖，談不上愛一個國家。政治領袖真正成為一個穩(wěn)定疆域的利益代表，且這個疆域中的百姓所構(gòu)成的小共同體和政治家控制的大共同體發(fā)生緊密的利益聯(lián)系，是近現(xiàn)代國家中才發(fā)生的事情，其基礎是國家的高度商業(yè)化和政治民主化。在這樣的條件下，愛國和愛國家領袖才可能統(tǒng)一起來，但這種愛也不是古代社會的忠君思想。《三國演義》中有很多歧視婦女、忠君勝過愛妻女的描述，這證明，在那些“義士”心里有君王而沒有家庭共同體。愛共同體和愛軍事領袖在這里是分裂的。這種“愛國主義”是不真實的。

　　在極端的情況下，例如軍事領袖是一個獨裁者，這個獨裁者會把一個疆域中的人民綁在自己的戰(zhàn)車上，把人民當做了“人質(zhì)”，這會迫使人們跟隨這個獨裁者做事，還不得不“愛”這個獨裁者。表面上看，這個時候愛共同體和“愛”獨裁者就一致起來了，但“愛國主義”會是少數(shù)瘋狂者的屠刀，而對多數(shù)百姓則意味著災難。

　　在抵抗異族入侵的戰(zhàn)爭中，不僅會發(fā)生軍事集團之間的戰(zhàn)爭，百姓也總是被裹挾在戰(zhàn)爭中。入侵者對自己共同體以外的民眾很難有認同感，加上他們的恐懼與不安，更會對被侵略疆域中的人民懷有敵意。這個時候，被侵略的共同體的利益就與軍事集團的利益暫時一致起來了，民眾愛自己的共同體也就要愛軍事共同體的領袖。顯然，三國時代甚至不屬于這種情況。

　　明白了上面講的這些道理，我們就不該簡單地把“愛國主義”和高水準的道德情操聯(lián)系起來。道德這個東西其實是一整套調(diào)節(jié)人們關系的非正式的行為規(guī)范，其中包括了對一定規(guī)模的共同體的認同以及對它的利益的維護。我說的“一定規(guī)模的共同體”主要指的是家庭、家族和小型的社區(qū)。例如，隨地吐痰是對社區(qū)利益的損害，被人看做不道德的行為。在古代社會，小共同體之間的聯(lián)系極其松散，道德作用也就止于小共同體中。商業(yè)民族創(chuàng)造出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大共同體有了現(xiàn)實的意義，此時愛這個大共同體(國家)也可以被看做高水準道德情操的要求。在這種情形下，國家的領袖和民眾應該是一種合作關系，而不是臣屬關系，愛國家領袖與愛同胞應該是等價的。

　　概括地說，愛國主義只有在現(xiàn)代民主國家產(chǎn)生以后才具有普遍的真實意義；
國家和民眾利益存在廣泛聯(lián)系的情況下，愛國主義才能體現(xiàn)良好的道德情操。更深入地說，國際社會的民主政治越是成熟，國家間的敵意便越會減弱，愛國主義就越更多地表現(xiàn)為世界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國際政治發(fā)展存在高度差異的情況下，一個國家越民主，其國民的愛國主義就越成熟、越具有巨大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日本國民似乎有過強烈的“愛國主義”，但頃刻間他們便馴服地拜倒在了美國人的腳下，就說明集權(quán)獨裁下的“愛國主義”極其脆弱，也極其虛假。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把忠于軍事領袖看作愛國主義，更不要看作高水準的道德情操。

　　看鳳凰臺的這個節(jié)目，讓我加深了一個已有的認識：人是需要偶像的，或者說多數(shù)人是需要偶像的；
進行理性思考的人只是少數(shù)。我們不要寄希望于后者能改變前者，大家要能相安無事最好。可是把相關話題搬到了有影響的公眾媒體上以后，媒體人士就該引導人們辨明是非。看來胡一虎先生也該反省一下自己的“中立”立場。至于要不要將《出師表》從中學教材中剔除出去，我看也不必有決絕的選擇。一個辦法是在中學教材中同時采用《出師表》和《止戰(zhàn)疏》兩種文獻，給學生們更多的思考參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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