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8日，法國著名哲學家和思想家、對20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解構主義大師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因患有胰腺癌在巴黎的一家醫(yī)院與世長辭。消息傳來，整個歐洲和北美思想界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反響，人們無不為這位對20世紀的人類思想和文化發(fā)生深遠影響的理論大師的逝世而感到悲痛。法國總統(tǒng)希拉克發(fā)表聲明高度評價了德里達畢生對法國思想文化和人類文明作出的貢獻：“正是有了他，法國才給了整個世界一位最偉大的哲學家和對當代知識生活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焙翢o疑問，德里達的英名將和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的名字永載史冊。我們在中國的語境下紀念這位世紀偉人尤其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他的理論思想不僅對中國當代的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有著重要影響，而且對中國當代的翻譯理論和翻譯研究也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他生前十分關注中國的文化和語言，熱情支持中國的人文科學以及翻譯研究，可以說，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大批仍活躍在中國當代學術界的翻譯研究者正是在德里達的解構思想的啟迪下成長起來并逐步走向世界的。

　　無庸諱言，在當今后結構主義及其衰落后的各種理論思潮中，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仍當推雅克·德里達。這位思想巨人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爾及利亞阿爾及爾，是一位典型的“流散”（diaspora）知識分子。作為一位出生在非洲－阿拉伯地區(qū)的猶太人后裔，德里達的學術道路實際上堪稱當代眾多理論家從邊緣走向中心并最終占據(jù)中心地位的一個典范。德里達的學術生涯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他早年畢業(yè)于巴黎高等師范學校。1960－1964年在巴黎第四大學（索邦）教授哲學，自1965年起任高等師范學校哲學教授。他曾經(jīng)創(chuàng)立了巴黎國際哲學院并首任院長，逝世前長期擔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德里達在20世紀后半葉西方理論批評界的崇高聲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國的學術活動以及美國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對他的解構理論的翻譯介紹和普及，因此他在美國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在法國的影響。他曾于60年代執(zhí)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并于1975－1985年任耶魯大學客座教授，被認為是美國的解構批評“耶魯學派”的主將和領袖人物。解構理論在北美失勢后他隨即被聘為加州大學厄灣分校批評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并曾兼任康乃爾大學、杜克大學、紐約大學等多所著名學府的客座教授，每年繼續(xù)頻繁地往返歐美兩大陸，不斷地傳播自己的解構理論和學術思想。德里達的去世肯定已經(jīng)并必將使得當代文化理論界和翻譯理論界產(chǎn)生某種“人去樓空”之感。

　　在懷念大師離開我們的日子里，我不禁回想起我本人和德里達的幾次交往。嚴格說來，我和德里達的交往并不算多，甚至都未能完整地聽完他的一門課，但和他那短短的三次接觸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確實，有的人你即使天天和他在一起，一旦分離仍很快會把他忘得干干凈凈；
而另一些人，你僅和他見上一兩次面卻會有著某種一生都難以忘卻的記憶。毫無疑問，我和德里達的交往屬于后者。早在80年代中后期，我就對德里達這個名字有所耳聞，之后應《文學評論》編輯孟悅之約請，在花了大半年時間的仔細閱讀和研究之后，寫出了長篇論文《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發(fā)表于該雜志1987年第6期。盡管我當時對德里達及其理論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斯皮瓦克、卡勒和米勒等人的闡釋性著述，但德里達的名字已經(jīng)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心中。

　　90年代初期，我曾兩次與德里達擦肩而過：一次是我于1990－1991年在荷蘭烏德勒支大學做博士后研究時，應友人的邀請前往巴黎第四大學訪問，當時一位比較文學教授告訴我，德里達定于本周四下午在該校授課。我懷著仰慕的心情如期前往，但卻得到意外的通知，德里達因出國講學未能如期返回，原來計劃中的課也就取消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按原計劃匆匆結束了我的法國之行。另一次是我于1993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訪問研究半年時，暑期應德里達的老朋友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新文學史》主編拉爾夫·柯恩教授的邀請前往該校出席一次學術會議。我在電話中特意問了柯恩教授德里達來不來，他比較肯定地回答，如果沒有特殊情況他應該會來的。但后來使我再次感到失望的是，德里達依然因故未能出席那次會議，但在會議期間德里達及其解構理論卻仍是人們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在其后的年月里，我雖能有幸與他謀面，但仍然沒有中斷閱讀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發(fā)表在英文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刊物上的文章。我本人也在自己的翻譯研究論文中引證過他發(fā)表在《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的那篇有著廣泛影響的英文論文“什么是確當?shù)姆�譯？”（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以及勞倫斯·維努蒂——他的解構理論在翻譯研究領域內的主要發(fā)言人——的導言。在那篇具有沖擊力的文章中，德里達從解構理論的思維模式出發(fā)，對“什么是好的翻譯”作了詳細的界定，對翻譯的標準問題以及終極意義等頗有爭議的問題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當然，如果按照翻譯家嚴格的傳統(tǒng)定義，德里達本人并不能算作一位翻譯家，因為他自己很少從事傳統(tǒng)意義上的“翻譯”。實際上，他在那篇文章中所指的“翻譯”（translation）早已超越了“逐字逐句”(word for word)的翻譯之狹隘境地，而是將其提升到了一種在文化的層面上對文字表層背后所隱含的意義的“迻譯”或“闡釋”(the “sense for sense” transl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n the cultural level)。他也和另一些后現(xiàn)代理論家一樣，不相信某種絕對準確的翻譯的合法性和本真性，在他看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對于另一些事物的。因此“確當?shù)摹?relevant) 翻譯決不意味著“翻譯理論中的新鮮東西，盡管它必須受制于各種規(guī)定，在最近幾百年里尤其如此”(Venuti 2001: 170)。顯然，他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忘記解構的重要概念：真理的相對性和無終結性。也許有人認為解構是一種虛無主義的世界觀，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盡管在德里達看來，絕對“確當?shù)摹狈�譯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是如果譯者盡了最大努力的話，相對“確當?shù)摹狈�譯還是可以做到的。當然，無數(shù)譯者的相對“確當”合在一起就形成絕對的“確當”。在這一點上，他的觀點已經(jīng)很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了。毫無疑問，在他的理論探索中，我們已經(jīng)看到了指涉（確當?shù)模┓�譯的焦點正在轉移：從純粹語言學意義上的轉換過渡到能動的文化闡釋和再現(xiàn)之境地。因而在這個意義上說來，德里達更可算作一位理論上和文化上的闡釋者－翻譯者，而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翻譯者。他喜歡詞語（word），并且十分擅長于玩弄文字游戲，但是這個“詞語”應當是大寫的Word（道），而非其字面意義。它同時產(chǎn)生其語言學層面和文化層面上的意義：“至于詞語（在此并非我的主題）――語法或詞匯都不能使我產(chǎn)生興趣――我相信我可以說，如果我喜愛詞語的話，那也只是其道地的單一體系這一點，也就是說，在得以產(chǎn)生翻譯的激情的地方，就好像一束火焰或一個充滿情欲的舌頭伸過來舔它一樣：開始時盡可能地靠近，然而卻在最后的那一刻拒絕去威脅或還原，拒絕去消費或完成它，從而使得另一個身體依然完好無缺，但卻仍促使他者出現(xiàn)――在這種拒絕或退卻的邊緣――”(Derrida 175)。這種生動卻有點抽象的比喻惟妙惟肖地再現(xiàn)了德里達本人對詞語的情有獨鐘，在一個更高的思想的層面上對翻譯的理論和實踐有著指導性作用。

　　從解構的不確定性和意義的不可終極性這一既定的思維定勢出發(fā)，德里達還在文章中對翻譯的標準問題作了描述。按照一種理想的翻譯標準，我們應當承認，“沒有一種翻譯策略能夠一成不變地緊緊依附于文本效果、主題、文化話語、意識形態(tài)或慣例。這種關連對于文化和政治情境而言是偶然性的，在這種情境下便產(chǎn)生出了翻譯者。逐字逐句的翻譯策略實際上已經(jīng)在翻譯史上被人們反其意而用之了”(Venuti 2001:172)。因此，在德里達看來，“簡而言之，一種確當?shù)姆�譯就是‘好的’翻譯，也即一種人們所期待的那種翻譯，總之，一種履行了其職責、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或義務的譯文，同時也在接受者的語言中為原文銘刻上了比較準確的對應詞，所使用的語言是最正確的，最貼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處的，最適宜的，最直截了當?shù)�，最無歧義的，最地道的，等等”(Derrida: 177)。應該說明的是，德里達并不反對標準，他所規(guī)定的上述標準顯然是一種很高的甚至是一種理想化的標準，因為按照解構理論的原則，真理是不可窮盡的，你盡可以說你已經(jīng)接近了真理，但你卻無法聲稱你已經(jīng)掌握了絕對的真理。毫無疑問，這種真理的相對性原則也為譯文的不斷修改更新性鋪平了道路，為文學名著的不斷重譯也提供了理論的依據(jù)。正是在他的思想啟發(fā)下，我在國際英文刊物上發(fā)表了兩篇論文，試圖從他的理論出發(fā)，通過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的形成過程再回過頭來和他進行對話，從而最終實現(xiàn)賽義德所謂之的“理論旅行”的雙向路徑之效果。

　　2000年4月，我應加州大學厄灣分校批評理論研究所所長佳布里埃爾·施瓦布的邀請前往該校訪問講學，當時正值德里達在該校進行為期一學期的講學。那種宏大的場面至今令我難以忘懷：一大批年輕的學者不遠千里開車從東海岸趕到加州來聽他的課。這難道不是知識分子的人格魅力和知識本身的魅力嗎？我終于在希利斯·米勒教授的引薦下和這位哲學大師匆匆見了面，之后我還應他邀請到他的班上聽了他講的一節(jié)課。令我吃驚的是，這位素來以其理論的艱深和語言的晦澀為特征的解構大師竟然用淺顯的英語把解構的一些基本原理恰到好處地用于文學文本的閱讀。這不禁使我對他有了新的認識。就在那次短短的會見的第二年9月初，德里達終于實現(xiàn)了訪問中國的愿望，并在北京大學作了題為“寬恕”的演講。其間我們抽空約定在北京王府飯店再次見面，并一起喝了咖啡，其間我們輕松愉快地回顧了上次見面后學術界發(fā)生的一些事件。當他聽說我10月要去耶魯大學講學時，他告訴我他那時正好在紐約大學講學，我們也許還會在那里再次見面。然而，就在德里達離開北京繼續(xù)在中國其他大學訪問講學時，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發(fā)生了。之后我不顧周圍同事們的竭力勸阻依然于9月底趕往美國，出席了盛況空前的耶魯大學校慶300周年慶典。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就在我回來途徑紐約時，竟又欣喜地見到了德里達這位老朋友。我照舊聽了他的演講，當時正值9.11事件后不久，似乎每一個紐約人都面帶嚴肅壓抑的神色，彼此不多言語，彷佛剛剛遭受一場浩劫一般。于是我們匆匆互致了問候，我向他發(fā)出了來清華大學出席國際會議并作主題演講的邀請。同時還邀請他擔任我主持的大型文學理論叢刊《文學理論前沿》的國際顧問，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請，并要我把會議籌備的詳細情況及時向米勒通報。看得出來，他們是至交，有著頻繁的接觸�？墒�，那次見面竟成了我們最后的訣別。我每每回想起這段往事，就感到十分的悲痛。

　　作為一位主要從事文學理論批評教學和研究的中國學者，我對德里達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美國的解構批評家的闡釋和他本人著述的英譯本。雖然我也收藏了幾部他的法文原著，但讀起來總沒有英文那么流暢。我始終認為，德里達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解構主義哲學密切相連，這種哲學又稱“后哲學”，對傳統(tǒng)的理性哲學有著強有力的挑戰(zhàn)和消解作用。由于德里達的后哲學的穿透力，它實際上消解了哲學與文學的界線，也即加速了“哲學的終結”和“文學的解放”，為一種新興的人文學(human science) 的誕生奠定了基礎。盡管德里達多次辯解說解構并不是一種理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反理論的策略，但其結果卻充當了曾在美國一度風行的解構批評的重要理論基礎。甚至可以這么說，德里達就是解構理論乃至整個后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思潮的鼻祖和領銜人物。盡管德里達從來不濫用后現(xiàn)代主義或后殖民主義這些批評術語，但利奧塔、鮑德里亞、哈桑、賽義德、斯皮瓦克、巴巴這些公認的后現(xiàn)代主義或后殖民主義大師卻無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響。甚至連哈貝馬斯、詹姆遜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未能幸免他的影響。當然，后期的德里達也對馬克思主義發(fā)生了興趣，并受到后者的啟迪和影響。他認為馬克思的幽靈決不是單數(shù)，而是眾多個幽靈，它們已經(jīng)深深地滲透到了當代人的生活和著述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包括他自己在內，任何一個當代人都難以擺脫這種“幽靈”的影響。

　　毫無疑問，我們從文學理論和翻譯研究的角度來考察德里達的貢獻，就必須從構成文學文本的重要因素語言入手。德里達的理論對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首先體現(xiàn)在，他始終關注語言問題，并曾一度迷戀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批評。他的解構嘗試正是由此而開始的。他反對結構主義的那種訴諸單一結構的片面語言觀，認為語詞有著諸多的層面和多重意義，因而對由語言詞匯組成的文學文本的解釋就應當是多重的。顯然，這一觀點對認為言語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同時也反撥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義的掌握者的觀點。因而在以德里達為首的解構主義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下，書面語言擺脫了語言結構的束縛，為意義的多重解釋鋪平了道路。

　　作為一位極其多產(chǎn)的創(chuàng)造性理論批評家，德里達一反經(jīng)院哲學的傳統(tǒng)，而是將他的著述定位在哲學和文學之間，或者說是一種文學化了的哲學著作，這與尼采的傳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他一生著述甚豐，幾乎所有的著作一經(jīng)問世，就迅速進入了英語世界，并在北美的批評理論界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他自1967年以來出版的著述：《論文字學》 (De la grammatologie, 1967）、《寫作與差異》(L’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1967)、《言語與現(xiàn)象》(La voix et le phenomene, 1967）、《播撒》(La Dissemination, 1972)、《哲學的邊緣》（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1972）、《喪鐘》（Glas, 1974）、《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 1980）、《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 1982）、《哲學的法則》（Du Droit a la philosophie, 1990）和《馬克思的幽靈》（Spectres de Marx, 1993）《他者的單語主義》（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1998) 等。這些著作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解構理論。但由于德里達的哲學思想早已超越了傳統(tǒng)的哲學范疇，溶入了人類學、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的成分，形成了一種范圍更廣的批評理論，因而他在經(jīng)院哲學界的地位始終受到質疑。一般認為，他的著述十分艱深難讀，即使是閱讀斯皮瓦克的英譯本或卡勒的闡釋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這里我應當指出的是，和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相比，德里達是十分幸運的，他在英語學術界的影響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國批評家：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這三位美國學者中，斯皮瓦克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將德里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論文字學》準確地譯成英文，并在長達80多頁的譯者前言中系統(tǒng)地闡釋了德里達的艱深解構思想，為其在美國批評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礎；
卡勒的《論解構：結構主義之后的理論與批評》一書則是全面闡釋德里達的早期理論的最為清晰的一部著作；
米勒的貢獻則主要體現(xiàn)在及時地把德里達在各個時期的學術思想和理論建樹具體化在文學批評和閱讀上。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上述三位美國學者的“文化翻譯”和批評闡釋，德里達的高深理論和艱澀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學者們的書架上賦閑。那種認為美國的解構批評家未能準確地理解德里達的批評思想、或者甚至對德里達的理論肆意歪曲和發(fā)揮的人實在是不明白，這種“誤讀式”的或“創(chuàng)造性”的闡釋建構正是在德里達本人的參與下進行的，而且德里達在英語世界的影響正是他本人所期待的�？梢赃@么說，德里達思想的傳播得助于翻譯，而作為回報，他也以其獨特的理論建樹為當代翻譯研究作出了貢獻。

　　我至今仍記得，就在我們那次紐約見面中，我曾這樣問德里達，“為什么一個月前你在北京的演講用的是法文，而我聽過你的這兩次課用的都是英文呢？”他先是笑而不答，然后反問我，“你如果在紐約演講用中文會有多少聽眾呢？”我回答道，“我如果不會講英語，他們根本就不會請我來演講的�！边@時他嚴肅地答道，“同樣，我在中國的訪問演講是法國政府資助的，我作為一個法國學者，我必須講法文，因為我不會講中文。而在這里，美國大學邀請的是我一個人，并未邀請我的翻譯。我如果用法文演講的話，聽眾恐怕就只剩下少數(shù)法文專業(yè)的師生了。”由此可見，德里達十分重視他的思想在英語學術界的傳播，當然他也很重視他的思想在中文學術界的傳播和接受。

　　誠然，作為一種批評理論思潮，解構主義早在80年代后期就受到新歷史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挑戰(zhàn)而退居了次要地位，但德里達本人的解構嘗試卻一直沒有中斷。我們完全可以看出新歷史主義批評教義中的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成分的并重，同時也可從后殖民批評理論家斯皮瓦克的著述中見到德里達解構思想的明顯蹤跡。面對全球化時代理論的不斷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評的崛起，德里達越來越遠離以文本為中心的結構主義以及其后的后結構主義思維模式，而是以積極的姿態(tài)介入當代文化批評的理論論爭中。他直到去世前一直都活躍在歐美兩大陸的思想界和高校課堂，不斷地宣傳他那以解構思維為定勢的文化批評理論。顯然，他對文學文本的細讀和對翻譯理論的獨到洞見仍對當代文學的文化批評以及文化翻譯的理論與實踐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德里達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解構的幽靈卻仍在飄蕩，不它不時地沖擊著傳統(tǒng)的翻譯研究，促使我們對包括解構理論在內的既定理論模式持一種質疑和批判的態(tài)度最終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建構。我想這就是德里達留給我們翻譯研究界的重要遺產(chǎn)。

　　參考文獻：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Spiva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_____________.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Winter

　　2001), 174-200.

　　Kamuf, Peggy. ed.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Spivak, Gayati Chakrovorty. “Translator’s Preface,” to Of Grammatology by Jacques Derrid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Venuti, Lawrence. “Introduction” to Derrida’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69-173.

　　Wang, Ning.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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