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教化兩者很難區(qū)分，常常是寓化于教，這在中西方都一樣。但在方法上，中西方文化還是表現(xiàn)出很大的區(qū)別。

　　在封建社會時期，統(tǒng)治者為了取得執(zhí)政的合法性，便宣揚“天授皇權”的理論。在西方，為了證明這種合法性，當時的宗教首領——教皇或主教還為每位君王登位時加冕。因此，當時西歐許多國家施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權體制，宗教負責對人民進行教化：信仰上帝和服從皇權。

　　但從18世紀開始西方社會通過艱難的思想啟蒙運動和不斷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人權思想日漸擴大和深入人心。按照西方主流文化傳統(tǒng)，人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但人類社會卻不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逃出伊甸園對上帝的背叛就是人類注定的命運，逃離的人類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世俗生活和世俗社會，也產(chǎn)生了與神權對立的世俗治權。人類的世俗世界總是在不斷地自我創(chuàng)新，也不斷變得越來越具有價值，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從上帝的教庭中的逃離，延續(xù)了許多世紀“政教合一”的政體分崩離析。因此，道德的養(yǎng)成僅僅是個人的事，學校并不刻意教育，反倒是社會更多地承擔起這個責任。

　　反觀幾千年的中國社會，雖然也講的是“天授皇權”，但并無宗教緊密配合，因此，鞏固皇權，教化人民的責任便要由教育來承擔，五倫綱常的封建說教充斥著整個古代典籍中，偶有民本思想的閃光，但終未能演變成主流思潮。

不需要科學文化知識，只需聽話的奴才，扼殺思想，抹殺人性。

　　長期的封建統(tǒng)治，造成了中國近代百年的貧窮落后，喪權辱國，仁人志士一次次奮起，卻遭到殘酷的鎮(zhèn)壓。戊戌變法失敗后，譚嗣同慷慨就義，“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
有之，請自嗣同始！”這些話語至今聽了仍叫人血脈賁張，但當年菜市口法場四周卻圍滿了麻木的看客。事實說明，沒有先進的社會制度，何來先進的文化，又何談正確的教化。

　　今天，皇權雖早已不復存在，但教育同時教化的責任卻繼承了下來，并在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中發(fā)展成單獨的一門課程。并把內(nèi)涵是以民眾為主要對象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感化的教化，片面地理解為就是宣揚現(xiàn)時政治人物的言行舉止和事跡。教材的頻繁變動和過快地更換，不但浪費社會資源，同時也使受教育者迷惑迷茫，最后導致信仰迷失。

　　那么，教育到底要不要承擔教化的責任呢？當然要承擔，就是西方教育中也深蘊著教化的理念。但它決不是說教，更不是某種精神壓迫，它應該是中華民族文化和思想穿越了幾千年時光留存下來的精華，它是溫暖愉悅的，叫人心悅誠服的，能為全體人民接受并被感化的。因此，它不是生硬的、機械的、孤立的，也不是和政治緊密相連的；
它是自由的、活潑的、生動而有趣的，它融化在我們的美術、音樂、體育課里，閃爍在我們的文學、歷史、哲學課里，它映射著先人的大智大慧，它凝聚著先烈為國為民的不朽精神。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和雷鋒叔叔的笑容一樣燦爛美好，這樣的美德已經(jīng)超越了階級、黨派、種族、地域等等一切人為的劃分，升華成全民族的靈魂。

　　教化從來都是潛移默化的，正如春雨潤物，細語無聲�！短禊Z湖》的優(yōu)美典雅，《梁�！返耐褶D凄美，撥動多少人心底善良的心弦，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獵人筆記》中俄羅斯草原的寂寥靜謐，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凄清，《背影》中的憂傷，甚至魯迅小說中最打動人的既不是《阿Q正傳》，也不是《祥林嫂》，而是那篇充滿淡淡傷感和痛楚的《傷逝》……野塘無人舟自橫，多少人的心靈得到凈化和升華。

　　 因此，要逐步實現(xiàn)教育管理權力的分散化和民主化，這樣課程設置、教材內(nèi)容、教學方法、考核方法才能多樣化。各種類型和各種層次的學校才能根據(jù)自身的特點和要求，設置不同的課程、教材和教學方法，去發(fā)揮發(fā)展各自的優(yōu)勢和特點，通過比較和競爭，全面發(fā)展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回首看一下當年的北大清華和西南聯(lián)大等眾多優(yōu)秀學校培育了中國近代歷史上多少光輝璀燦的大師和學人，今天我們是否應該深刻反思，如何在繼承和發(fā)揚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更加優(yōu)秀的教育體系呢。思想從來都不是靠灌輸?shù)�，只有偉大的靈魂才能產(chǎn)生偉大的思想，毛澤東思想誕生了新中國，鄧小平理論帶來了中國的繁榮富強。思想有多遠，行動才能有多遠。

　　先進思想的啟蒙靠得是對心靈的教化，而教化只能貫穿在整個教育的全部過程中，完成在社會生活和實踐里，并不能終結于某一門課程的灌輸。教育和教化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中西方的做法卻大相徑庭，仔細研究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否能對我們有所啟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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