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五年前的鴉片戰(zhàn)爭迫使中國開放，開啟漫長的現(xiàn)代化歷程，從洋務運動、到走向共和、到“五.四”運動，再到1978年鄧小平新的“改革開放”，其間經(jīng)歷多次非理性革命的中斷，但最終沒能阻止資本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到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化主角之一。“西風東漸”165年，結果到底如何？雖然在絕大多數(shù)人看來這已不是問題，資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質(zhì)化已顯然帶給中國翻天覆地的正面變化，但我們還是想通過具體數(shù)據(jù)或事例，對這種變化進行量化，以便更清楚理解過去一個半世紀對中國的影響。

　　上次本欄中，我們聚焦在施正榮的“無錫尚德”公司上，雖然像這種規(guī)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國有上千上萬，已越來越普遍，可是，當我們把無錫尚德今年的收入跟當年乾隆朝廷的財政收入作比較時，發(fā)現(xiàn)兩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到，165年“改革開放”，已使我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達到歷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雖然無錫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榮個人創(chuàng)辦，但2007年的預計收入達12億美元，跟1766年朝廷的財政收入相當。也就是說，如果把今天中國的這些公司都加起來，它們的年收入相當于當年盛世朝廷的千千萬萬倍。

　　在把無錫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做比較時，上次我用的是“銀本位”價值標準，也就是，像經(jīng)濟學教科書慣用的那樣，用一種實物作為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評估基準。實物跟紙幣不同，紙幣可能因發(fā)行者不講信用，濫發(fā)鈔票，使此時的錢跟彼時的錢無法相比。但以實物作價值基準，除了成色摻假、實物使用價值改變之外，一兩足銀就是一兩足銀，不會因時間而變。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歷朝慣以銀子為通貨，人們對金銀的保值功能最信得過。

　　所以，按照今天的銀子價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萬兩財政收入相當于今天的11.4億美元，低于無錫尚德07年的12億美元收入�；�于“銀本位”價值標準，今年施正榮控制的開支比當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上文登出后，不少朋友質(zhì)疑：怎么可以用銀價將當年乾隆的銀兩收入換算成今天的價值？這樣換算后的錢跟今天施正榮公司的收入可比嗎？因為工業(yè)化已使銀子本身的價值今不如昔，因為今天的生活費用與240年前不同 …… 等等。

　　種標準比較施正榮與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銀價算，而是用別的價值基準，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萬兩財政收入跟2007年無錫尚德的12億美元，到底誰的價值更高呢？我們先以中國人不能沒有的大米為價值本位，看看誰的收入更“值”。為做到這一點，我們先要按1766年的米價，把4937萬兩銀子換成當時等值的大米斤數(shù)，然后根據(jù)今天的米價，也將12億美元換成等值的大米斤數(shù)，看哪個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倫敦經(jīng)濟學院的馬德斌教授和他的五位同仁（Robert Allen, Jean-Pascal Bassino， Maison Franco-Japonaise, Christine Moll-Murat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篇題為《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的大型研究項目，比較自1738年后中國、日本與西歐的物價、工資和生活水平變動情況，其中關于中國的部分，他們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匯輯的《物料價值則例》，這是乾隆時期最大、最系統(tǒng)的全國物料價格和收入數(shù)據(jù)庫。對于《物料價值則例》中缺少的物價數(shù)據(jù)，像雞蛋、棉布價，這些作者選用了荷蘭東印度公司于1745至1754年間對北京、廣州的市場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這些資料至今還存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歷史檔案館中。下面，我們就以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代至1769年間北京的收入和物價數(shù)據(jù)為準，對乾隆朝廷的財政收入作換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價格是14.18兩銀子。那么，4937萬兩銀子的財政收入相當于34.8億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價在一斤1.4元左右，無錫尚德的12億美元等于68.1億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兩倍！誰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價值本位算，會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兩銀子可以買1000斤肉，4937萬兩銀子相當于18.3億斤肉。今天北京的豬肉價為5元左右，12億美元相等于19.2億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準，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無錫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面粉需要磨碎，機械化的結果使今天的面粉價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為基準，無錫尚德的收入會顯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麥面粉要13.74兩銀子，4937萬兩銀子相當于35.9億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一斤1元1毛，12億美元相等于87.3億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兩倍還多。

　　洋務運動開始引進的工業(yè)化對棉布、紡織品的價格影響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兩銀子，4937萬兩銀子相當于4.1億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一米在5元左右，無錫尚德的12億美元相等于19.2億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五倍！

　　按什么實物算乾隆的收入比施正榮的高呢？對乾隆最有利的價值本位是雞蛋。小時候在湖南農(nóng)村，來貴客了，母親會以煮雞蛋招待，這算是高檔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買多少只雞蛋，是個很真切的價值基準。乾隆中期的北京，9.4兩銀子可買1萬個雞蛋，4937萬兩銀子相當于525.2億個雞蛋，這么多雞蛋，一定會讓我母親聽了暈倒！而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雞蛋大約是4毛一個，12億美元等于240億個雞蛋，也很多，但不到乾隆朝廷收入的一半！

　　在18世紀中葉，北京的豆角大約是1000斤要10.5兩銀子，4937萬兩就相當于46.9億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一斤算，12億美元可以買38.4億斤。所以，以豆角作價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也顯得更多。

　　我們當然可以用其它食物或日用品作價值基準，來判斷乾隆和施正榮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結論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銀子這種相對中性的價值基準，無錫尚德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的。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這樣的生存必需品換算，由于今天政府對這些價格嚴格管制，使糧食類價格相對低于乾隆時期（至少根據(jù)銀價折算后如此，代價是犧牲了農(nóng)民的利益），這就使無錫尚德的收入遠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業(yè)革命影響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價值本位，今天這些東西遠比乾隆時期便宜，無錫尚德的收入就更加顯得高了。第四，相反，雞蛋、豆角類的東西受工業(yè)化的影響較小，政府對其價格管制也少，這些東西的市場價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時期，越珍貴，如果以這些物品作價值本位，無錫尚德的收入就沒有乾隆朝廷的銀兩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籃子消費品作價值本位

　　不過，以食物、日常用品作價值基準，也有問題，畢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給女兒講“4937萬兩銀子相當于525.2億個雞蛋”后，她說“誰發(fā)瘋要這么多雞蛋？”，反而讓她從此對雞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種作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種消費需要的組合作價值基準，以收入相當于一籃子生活必需品組合的倍數(shù)，來判斷該收入量的生活價值。

　　按照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調(diào)查，18世紀中葉，北京人一年的吃、住、行大約需要7.9兩銀子。也就是說，4937萬兩銀子相當于626萬人一年的生活費。

　　根據(jù)北京市統(tǒng)計局的資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費支出是13244元，按照這種消費水平，無錫尚德的12億美元可以供123萬北京人生活一年。所以，根據(jù)一籃子消費品的標準，無錫尚德的收入價值遠低于乾隆朝廷的。不過，這13244元消費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開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這種價值本位的問題也很大，乾隆時期的一籃子消費品中，75%的錢都花在食物上，這是為了生存、為填飽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費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況，今天許多消費品是240年前沒有的，比如手機、自行車、汽車、火車、飛機、電腦、電燈等等。當年，在全中國，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適，但，再怎么舒適，在夏天他沒有空調(diào)，在冬天沒有今天這樣的中央暖氣。他有8個、16個人給他抬轎子，但那會很顛簸，遠比不上今天轎車那么平穩(wěn)。

　　外來的空調(diào)和交通技術也讓我們的食物結構跟季節(jié)沒關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蘋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廣東才能吃到荔枝。讓我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一件事是，1986年至90年在耶魯讀書期間，有一位廣州來的同學，他每次拿起蘋果就流淚，因為在8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他母親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間她只想吃蘋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這個孝敬兒子，大夏天，跑遍廣州城都無法找到蘋果。這件事給他留下一輩子的遺憾。—— 可是，在中國全面融入資本全球化的浪潮之后，不要說在廣州，連在全國各地的小鎮(zhèn)上，不管是夏天還是冬天，都能買到蘋果！未來的孝子不用為找不到蘋果而痛苦了，資本全球化的意義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擴充了生活、消費的種類與空間。

　　所以，用一籃子消費品來評判同一時代不同地區(qū)間的收入水平，其意義很大，但依此評估不同時代間的收入，問題就嚴重，因為今天的一籃子消費品跟昔日的一籃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籃子消費品的不同，這本身就是進步，當然也證明“改革開放”165年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好處。如果我們以這種因進步而動態(tài)變化的東西作為價值基準，那么再大的變化也被內(nèi)生成為無變化了。

　　“改革開放”給每個人帶來好處

　　將施正榮與乾隆比較，可能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資本全球化只讓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沒有給普通老百姓帶來什么。

　　實際的情況并非這樣。為看到“改革開放”對一般人的影響，我們繼續(xù)采用前面講到的實物價值基準，比較不同時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據(jù)《物料價值則例》記錄，1769年時，北京建房工人（無特殊技能）的日工資為77個銅錢，即0.077兩銀子，按當時物價，這相當于一天能賺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魚，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雞蛋！這些數(shù)字反映240年前普通北京工人一天的生產(chǎn)能力，或說收入水平。

　　據(jù)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廣州等地普通人一天收入的實物購買力，從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達到頂峰，之后開始衰退。到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時期達到最低，大約是乾隆中期實物購買力的一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1860年代中國才真正開放，洋務運動或說第一次“改革開放”才真正開始，從工業(yè)技術到金融技術、到現(xiàn)代學術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進，資本全球化卷入中國。從那以后，普通中國人一天勞動所得的實物購買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國時期慢慢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1950年代，中國選擇與世界隔絕，逆潮流而行，將全球資本的力量拒之門外，在內(nèi)割資本主義尾巴，沒收私人財產(chǎn)，全面實行國有，抑制財富創(chuàng)造力和物質(zhì)生產(chǎn)能力。結果，特別是文革期間，普通中國人的一天勞動所得重回新低。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的收入包括非現(xiàn)金福利和工資兩部分，由于那些隱形收入不好估算，這里我們可看看那時的現(xiàn)金收入。普通工人單位一天的邊際收入大約為1元，也就是說，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當時米價4毛一斤、肉7毛一斤、雞蛋1毛一只計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一天的工資相當于2.5斤米（是乾隆中期的0.46倍），1.4斤肉（乾隆中期的一半），或者10只雞蛋（乾隆中期的八分之一）。那時，普通中國人的收入可能達到乾隆之后的新低。

　　1978年，鄧小平重開“改革開放”，資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國的財富潛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們還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邊際收入算，打一天工的邊際收入大約45元。根據(jù)前面講到的物價，這45元相當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魚（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雞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計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對乾隆時期增長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雞蛋價值基準算，兩個世紀里收入增長40%。總體而言，新的“改革開放”28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力，不僅相對文革時期翻了許多倍（依雞蛋價值基準，翻了10倍！），而且相對于乾隆盛世時期也平均翻了數(shù)倍！

　　文革時期，買一臺自行車、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四個月的工資。到今天，同樣這些制造品的價格可能沒變，但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8輛功能更多、設計更美的自行車，真實收入和生產(chǎn)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實收入也提高了5倍。

　　農(nóng)村的情況如何？關于1949年前農(nóng)村的收入和物價，我們這里暫且不談。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時期相比。由于農(nóng)民的自留地以及其它非貨幣收入歷來占很重要的份量，這些收入一般難以估算精確。所以，像前面一樣，我們用“多勞動一天的邊際收入”來判斷農(nóng)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過去多勞動一天跟今天多勞動一天，收入差別為何？這讓我們不必估算農(nóng)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時期，村里農(nóng)民多下地勞動一天能賺1毛5，等于一天勞動能買3只雞蛋，勞動4天才夠買1斤肉，3天能買1斤魚。那時農(nóng)民的真實收入能力遠低于太平天國時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能力。

　　到今天，村里農(nóng)民多做工一天，能賺20元，相當于一天能賺50只雞蛋（比文革時期高16倍），4斤肉（比文革高15倍），5.7斤魚（比文革高16倍）。以食物作價值基準，我們看到，既使是在社會底層的農(nóng)民，“改革開放”使他們的實際收入能力增加許多倍。

　　為什么老家的農(nóng)民也能得益于“開放”呢？這跟整個價值鏈有關。出口行業(yè)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們需要更多工人，這為各地農(nóng)民提供就業(yè)機會，另一方面，這也使出口企業(yè)的員工收入增加，對餐飲業(yè)、對服裝業(yè)、對蔬菜魚肉等各類吃、住、行產(chǎn)品和服務的需求也會增加，這些行業(yè)反過來又會對在村里、村外的農(nóng)民產(chǎn)生直接或間接的收入機會。按照這些價值鏈追下去，我們會發(fā)現(xiàn)，即使沒有離開家去外地打工的農(nóng)民，也會間接從“開放”得益。另外，這些年也“改革”了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以及產(chǎn)權、土地權模式，這些市場化舉措就更直接對農(nóng)民產(chǎn)生積極影響。

　　當然，如果按教育成本、醫(yī)療成本作收入價值基準，由于這些費用近年增加許多倍，農(nóng)民的實際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不過，這是正常現(xiàn)象，因為在整個社會的收入增加后，勞動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則就不叫人們的收入在增長了），而提供醫(yī)療和教育服務的勞動力又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的收入增長速度應該高于從事簡單體力勞動者。換言之，由于醫(yī)療和教育行業(yè)屬于高級勞動力密集的服務行業(yè)，在社會平均收入增長的時候，這些服務業(yè)的成本增長速度必然高于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的收入增長速度。隨著經(jīng)濟進一步增長，今后的趨勢只會繼續(xù)如此，以人工為主體越多的服務，其真實價格會越來越高，而制造品會越來越便宜。

　　我們應該承認，農(nóng)村教育和醫(yī)療在文革時雖然便宜，可學校條件差，不教知識，學生還整天下農(nóng)場勞動，學校給學生發(fā)工資才對（亦即，學費為負數(shù)）。赤腳醫(yī)生聽起來浪漫，但醫(yī)療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農(nóng)民自己去開架藥鋪買藥自治，幾乎無區(qū)別。從這個意義上講，現(xiàn)在農(nóng)民不僅可以在當?shù)鼐歪t(yī)，也可通過高速公路和鐵路到城市就醫(yī)，費用是增長很多，但另一方面，就醫(yī)的選擇空間也多了，這說明福利提高了。—— 我不是說現(xiàn)在的醫(yī)療服務結構、教育設施結構已經(jīng)合理，或說對農(nóng)民公平了，遠非如此。過去50年里，在教育和醫(yī)療投入方面，從來就是歧視農(nóng)村，甚至以農(nóng)村養(yǎng)城市。所以，每次讓農(nóng)村獲得資源的機會和收入機會往本該有的國民待遇靠攏一點，農(nóng)民的福利就能增長很多。

　　到今天，雖然農(nóng)民真實收入在過去28年增長許多，受益于“改革開放”，但農(nóng)民的生活顯然還非�？�。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一下，設想自洋務運動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沒有受到義和團運動、孫文領導的革命以及之后各種名目的革命的中斷，而是一直像過去28年那樣讓資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導中國，那么農(nóng)民的生活條件今天會如何？那些政治運動和革命多次中斷了農(nóng)民改善生活的進程，是戶籍制度、就業(yè)身份歧視、教育身份歧視、制度化的城鄉(xiāng)歧視與地區(qū)歧視、土地公有等體制制約了農(nóng)民的發(fā)展機會，進一步“改革開放”才是解放農(nóng)民的途徑。

　　認識資本全球化、制度同質(zhì)化的好處

　　我以前通過系統(tǒng)的實證數(shù)據(jù)說明過，在過去過于理想化的理論框架下，人們天真地認為，只要實現(xiàn)公有制，不僅人人可以日子過得很好，而且通過科學的或者說“有計劃、有步驟”的政府資源配置，可以讓人人收入平等�！�— 但實際的經(jīng)歷是，在那種體制下，不僅從北京到農(nóng)村，人們的真實收入出現(xiàn)了歷史性的下跌，而且資源和收入機會是靠權力配置，靠關系配置，不是按什么“公平原則”、“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原則配置資源。所以，解放生產(chǎn)力、促進收入機會平等的藥方不是走回老路，而是進一步的私有化、市場化以及憲政民主改革。

　　從表面看，好像過去28年的“改革開放”、市場化發(fā)展只是讓少數(shù)人受益。但實際上，在中國創(chuàng)造出像施正榮這樣的億萬富翁的同時，他們的財富創(chuàng)造過程也是給更多大眾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收入機會的過程，通過價值鏈、產(chǎn)業(yè)鏈上的一環(huán)一環(huán)，將財富和收入傳送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就是為什么過去28年里社會底層的真實收入也增長多倍。

　　雖然因為可以花錢的項目和內(nèi)容比乾隆時期、比民國時期、比文革時期都多了，讓我們總感覺錢不夠，總還有更多生活內(nèi)容需要錢，但，有這么多新選擇、新生活內(nèi)容，這本身也證明了資本全球化的奇跡，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這就是進步。人生除了溫飽之外，還在于有更多、更新、更廣闊的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的生活體驗。恰恰是由于這些前所未有的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的人生體驗，不只是施正榮，而且還有我們中間的許許多多人，比乾隆皇帝過得更有意思。

　　作者是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jīng)濟學教授，長江商學院訪問教授。作者感謝袁為鵬、李利明、曾人雄、文貫中、韋森、周程給本文提供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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